文革開始時，作為一個剛剛進入社會的學徒工，現實給我上的第一課，就是以革命接班人的身份，目睹了幾名無辜的普通群眾與小幹部，成了文革運動的受害人。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在中共上海市委的機關報《文匯報》上，刊出了一篇大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作者叫姚文元。
普通的中國老百姓，幾乎沒有人知道姚文元是誰，是幹什麼的，也沒有幾個人去搭理這篇洋洋數萬言的文字，即算是稍稍關心一點時事的人，也不過認為又是文化人吃了飯沒事幹，互相打筆墨官司。
當時，誰也沒想到，接踵而來長達十年多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從這拉開序幕的。
接下來，又開始在報上批判一本叫《燕山夜話》的書，據說那本書是在用黑話放肆攻擊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這一來，便使許多人著了慌，趕忙翻箱倒櫃，將自己保存有的《燕山夜話》一書尋出來，偷偷於半夜三更付之一炬。還有些膽小而又老實的人，則將自己擁有的這本書規規矩矩地上繳給單位的領導，以示與黑話劃清界限，且向黨表示忠誠。當然，也有些人懷著強烈的好奇感，偷偷找來那本書，細細品讀，看那本書中的黑話、反黨言論究竟是些什麼內容。但，誰也沒弄明白，類似一個雞蛋的家當、女人的頭髮等等的文章，怎麼能與反黨反社會主義掛上鈎的。然而，黨報上大塊大塊的分析批判文章，又不能不使這些好奇的人，只能怨自己水平低，覺悟鈍。
很快，又掀起了批判三家村即批判鄧拓、吳晗、廖沫沙這三個人的熱潮。
這一下，連最普通的中國人也會有驚訝了：乖乖，北京市的共產黨書記、副市長都是反黨分子，這還得了！
更讓老百姓目瞪口呆的是，緊接而來的竟是中共北京市委在一九六六年六月整個兒垮了台，國人皆知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彭真市長也是個反黨分子、黑幫人物了。
這一切，對於底層的人們來講，確實是極度出人意外的大事。
從這個時候起，不僅僅是知識分子們，就連普通的工人、農民，甚至街道居委會老太太們都感覺到，這文化革命看來不僅僅是文化人的事了。
然而，這個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儘管異常出人意外，但富有政治鬥爭經驗的全國各地各單位的共產黨組織，還是很自然又熟練地將這場運動納入了原已有過的模式例如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鬥爭，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傾運動的軌道，使其在黨組織掌握控制下有條不紊地進行。當時，除了最高領袖及很少一些人之外，全國上上下下，包括中央的部長，各省的省委書記，大概都以為，這場什麼文化大革命，無非是一場新的、更猛烈的反右派運動吧。
一九六五年秋，我於湖南省長沙市第一中學初中畢業後，當一所中專學校發來了錄取通知書之前，在市綜合商業公司工作的父親為我到市商業局汽車隊謀到了一個職業：做一個汽車修理工。然而，當我決定棄學後，不知何故，我的工作又改成為去一家大型國營攝影社做攝影師學徒工。我當時不喜歡攝影師那種文質彬彬的職業，而嚮往到大型國營工廠去當一名身著藍色工裝的產業工人，做一個真正的工人階級。但木已成舟，無法改變，我只好進了國營勝利攝影社，以它作為從學校踏入社會的第一站。
其實，勝利攝影社是我所在的城市乃至全省都很有名氣的高級名牌照像館，它地處市中心廣場，僅店本部就有八十多名員工，加上它的附屬店及一個工場，總共有一百多人。持有商業部頒發證書的高級攝影師有好幾位，其中有三位攝影師甚至有過曾專為來長沙視察路過的毛澤東主席拍攝照片的光榮經歷。勝利攝影社的店堂、設備器材在當時全省也都屬一流。至今，三十多年過去了，它依然是我們這座城市的驕傲和一道風景（當然，它現在變得更為高雅、更為漂亮了），可惜，我當時是全然感受不到這些光彩，而是在不少人的羨慕眼神中，反倒勉勉強強成了它的一名小員工。
然而，我的文革之路，其起點便是在這座令人難忘的名牌老店之中。
那年，我十六歲。
一九六六年六月的一天，市委派駐我們勝利攝影社的社教工作隊李隊長，召集包括我在內的十多名政治上的積極分子，加上攝影社的黨支部成員和團支部成員，舉行了一個秘密會議。
所謂社教，即當時全國各地各單位先後在進行的一場旨在讓人們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清理人事與經濟賬目的運動，它的全稱叫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而文革前夕的一九六四年，當時的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就曾在河北省撫寧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主持過一次很有名的社教工作，被中央命名為桃園經驗，而向全國各地推廣。
從這一天起，我便喪失了一名觀眾的身份，而被捲入到這場長達十年之久的運動中，並為之耗費了自己的全部青春。
當時，我不到十七歲，是屬於解放牌即與新中國同齡的一代青年人。照講，一名學徒工，既非黨員亦不是團員，那是遠遠不夠格進入積極分子圈子的。但由於我的父親是一個在解放前就參加了中共地下黨組織的老黨員，這樣光榮資歷的家庭背景，在管轄攝影社的市綜合商業公司系統內，尚是屈指可數的幾個人之一。在那時，家庭出身，即父母的政治狀況如何，對於子女可以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因而，當我參加工作一來到勝利攝影社，社黨支部便將我確定為革命接班人之一，黨支部康書記曾單獨召見我，嚴肅又不失親切地向我宣佈：你是革命的後代，我們無產階級的江山，將來就靠你們這些接班人來守了，在勝利，有些人表面看來老實肯幹，但我們心裡明白，無論那些人怎麼積極，勝利的班，我不會讓他們接！如果真讓他們接了班，那豈不是會讓他們那些當資本家、地主甚至國民黨反動派軍官的老子高興得跳起來？！因此，無論他們表現得多麼積極，始終只能作為我們團結引導的對象，而不能讓他們接班，至少在沒有經過重大考驗之前，不能將他們列為革命接班人的行列。但像你這樣的青年，則是天生的革命接班人，勝利的革命事業，將來就靠你們來繼承，發展咯康書記的話，使我非常激動、興奮，也感到非常自豪。社教工作隊進駐勝利攝影社後，接管了全部政治權力，黨支部亦要受工作隊指導，因為它是市委派來的。工作隊的任務是到攝影社來開展社會主義教育，恰正逢文化革命運動在全面鋪開，因而工作隊又兼了領導文化革命運動的任務。自然，我依然被他們列入到根正苗紅、政治上可靠的積極分子名單中，雖然我還只是一個不到十七歲的小學徒工。
秘密會議是在攝影社三樓的社教工作隊辦公室召開的。
參加會議的人，個個表情嚴肅，沒有人敢喧嘩，都規規矩矩地坐在各自找到的位置上，聆聽李隊長的講話。
李隊長是一個土生土長的長沙市人，聽他的話自然不費力。他精精瘦瘦，但聲音卻異常宏亮，如果你不看他的嘴唇，怎麼也想像不出，那銅號般的聲音是出自那單薄的身軀。他坐在他的辦公桌後面，說話時不時瞟幾眼攤在辦公桌上的一個筆記本，並且不時地用手勢增強他語言的力量。
李隊長說，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展幾個月了，批判三家村黑幫分子的口誅筆伐鬥爭也搞了一段時日。現在，根據市委的佈置，運動已到了上掛下聯打活靶子的階段了，什麼叫上掛下聯呢？就是要根據三家村那些黑幫分子的反動思想、方法、手段等等，聯繫本地區本單位具體情況，挖出本地區單位存在的三家村，黑幫分子的小爪牙。
李隊長端起杯子喝了一口茶，繼續說：
今天找大家來開會，就是要你們每一個同志開動腦筋想一想，或者說尋找尋找吧，在我們勝利攝影社一百多號人中，有沒有像鄧拓、吳晗、廖沫沙那樣的黑幫爪牙呢？
李隊長說到這裡頓住了，並且詭秘地笑了笑，他瞟眼看了看桌上攤開的筆記本，又抬頭掃眼看了看與會的人，大概這個問題太突然，又太具體，而且也不知道李隊長是不是要求大家回答，所以到會的人沒有一個敢吭聲。
辦公室裡頓時寂靜無聲。
打破這寂靜的只能是李隊長。他又端起茶杯，並沒有立即喝，而是繼續掃眼望著大家，慢條斯理地說：你們說，在勝利，會不會有三家村的應聲蟲、小爪牙？
恐怕也會有。團支部書記怯生生地輕輕說。
不錯！李隊長忽地放下了還未喝的茶杯，以讚許的眼光笑著對年輕的女團支部書記說。緊接著，他收斂了瘦臉上所有的笑容，而換上了嚴肅的面孔，鏗鏘有力地對我們說：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會分成左、中、右，一萬年以後都會是這樣。大家想想，勝利攝影社並不是處在荒無人煙的沙漠裡，那麼，階級鬥爭難道不會反映到這裡來嗎？！三家村那些反黨反社會主義黑幫，他們既可以鑽到了我們偉大祖國首都的領導機構裡，鑽到了文化界各個單位、系統裡，那麼，他們難道不會通過各種手段和途徑，在各條戰線都尋找、培養他們的代理人和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分子嗎？！同時，一些日思夜想復辟資本主義，希望國民黨、帝國主義捲土重來的人，難保不會去主動地與反黨黑幫掛鉤參加反革命的同盟！階級鬥爭嚴峻的形勢向我們表明，每個地區、每個單位都或多或少地會有一些右派分子！不會有例外！
李隊長瞟了瞟筆記本，抬頭接著說：大量情況表明，在我們勝利，也存在著左、中、右，存在著左派、中派和右派！誰是左派呢？就是今天參加會議的同志們！
聽到這裡，我不由挺直了自己的腰。我相信，此時此刻，在座的每一個人都會頓生無比的驕傲之情。
中間群眾嘛，是勝利的大多數職工。只要我們的黨支部領導正確，我們的左派同志能作出表率，大部分職工群眾都是能聽黨的話，忠心耿耿跟黨走，而與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幫作鬥爭的。前一段，口誅筆伐寫大字報、小字報批判三家村時的熱潮，便已證明了這一點。
李隊長頓了一下，一字一句般地繼續說：那麼，有沒有右派呢？剛才有同志說恐怕會有他忽地又站起來，斬釘截鐵地接著說：是的，在我們勝利，確實有那麼幾個右派！
我的神經不由一震。啊，真在自己的周圍會有右派！是誰呢？我從來只在電影、書報上看到過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的模樣，而現在，在我的單位也會出現活生生的右派分子了。
李隊長望了望坐辦公桌旁邊的攝影社黨支部書記康國珊，用平靜了的而又依然嚴肅的聲音說：下面請康國珊同志給大家擺一擺情況，然後，再給大家佈置工作。
第二天，勝利攝影社的職工一早上班，就感到了氣氛的沉重。在職工食堂內，出現了近百張大字報，有的貼在牆上，有的掛在臨時拉著的繩子上，連食堂那扇破爛的門上，也給糊了一張，正好將爛門的醜像遮住。
大字報的內容是揭發批判三個人：攝影社黨支部委員甘可旺，一個工作積極、不怕苦不怕累且待人和氣的漢子，可惜他家庭出身是地主，因而成了這次運動的對象。大字報說他是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是地主階級在黨內的代理人，證據呢？囉囉嗦嗦有一堆，反正只要將地主階級孝子代理人這帽子先一戴，那他說什麼做什麼，就真像哪味兒。例如，他平時在工作上批評過一些出身好的青年職工，則可以被說成是屢屢打擊革命後代；明明是鼓勵出身不好的青年積極追求上進，就被說成是妄圖拉攏他們，組織他的階級隊伍。他自參加革命工作後，幾乎沒回過鄉下的老家。一九六二年，他母親死了，做兒子的自然要回去弔唁，這次喪事之行，就被說成：配合蔣介石反攻大陸的叫囂，特地回家查看他們地主家的田地、房屋，以圖記下變天帳。他在攝影社負責技術業務方面，社裡有個技術很高明的職員，是個資方人員（攝影社是一九五八年公私合營的企業，因而有十來個原來的資本家在此工作。），他曾向甘可旺提過一次建議，說要重視攝影社店櫥窗的作用，要選放一些各有特色漂亮的人物照片，以作業務宣傳，甘聽後採納了。對此，大字報就說他對資產階級的話百依百聽，將一些散發著腐朽氣味的妖艷女人照片，佔據了我們社會主義的櫥窗，結論自然是：他不是資產階級的代言人又是什麼呢？
第二個大字報針對的人，是一個資方人員，五十來歲，叫袁坤同。所謂資方人員，即原來的資本家（現在叫私營企業家），在五十年代實行了企業公私合營後，他們便以資本家方面的代表留在合營後的企業中，當時被稱為資方人員。袁坤同這個人技術高明，業務上有一套，做起事來非常認真，肚子裡也喝了不少墨水，業餘時尤喜愛讀誦唐詩宋詞，自己也少不了塗塗抹抹。他最大的毛病是三杯酒下肚，就非要找人論詩，不管人家愛不愛聽。對這樣的人，只要先給他戴上一頂沒有改造好的資產階級分子帽子，再斷章取義地弄他一大筐材料都不難辦。大字報寫他的最多，他隨便吟的一句詩，就可以從中挑出一大堆問題，寫滿十大張大字報。如：有一個同事恭維他技術高明，他回敬一句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同時連連擺手說老了老了，我不行了，對此，大字報就說他是含沙射影惡毒攻擊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是老了、不行了、是已近黃昏、其語言與三家村如出一轍！有次，一個青年對電影一江春水向東流這片名不懂意義，向他討教時，他便洋洋自得吟起了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的詩來。對這點，大字報怒責：袁坤同一有機會就向青年人宣洩的哀愁，是什麼呢？就是他借此發洩對黨和社會主義的不滿，表示他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生活只有憂愁，以極力醜化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而懷戀他那已消失了的腐朽的資產階級生活，就是他妄圖復辟資本主義狼子野心的大暴露！
第三個挨批判的是一個青年人，僅二十一歲，叫瞿凱旋，為什麼叫凱旋呢？因為他是一九四五年九月日本鬼子投降後那陣出生的，正逢中國人民舉國歡慶抗戰勝利，所以父母給他起了這麼個有紀念意義的名字。而這勝利攝影社也正好是他的父親與人合股在抗戰勝利之際開辦的。一個資本家的兒子，用的是資本家父親起的有目的的名字，又在這家曾經有股份屬於其父親的攝影社工作，這樣，瞿凱旋便天然地成為了大字報或社教工作隊批判的目標了。瞿凱旋挨批的內容中，他那凱旋一名，就佔了相當份量，因為當時這個城市從日寇手中光復後，是國民黨軍隊來接管的。所以，大字報很自然就批判說：請大家想一想，瞿凱旋他紀念的究竟是誰的勝利？瞿凱旋不是紀念我們共和國的勝利，不然為什麼他的名字不是瞿建國呢？他紀念、懷念的是國民黨的所謂凱旋！瞿凱旋平日沉默寡言的習性，也是大字報的一個突破口：他對我們的黨是仇恨的，這從他在前段批三家村時幾乎一言未發中可以窺見一斑！但當他那資本家的父親一來時，他與老資本家卻又多麼有話談，又多麼熱忱啊！可見他的心裡裝的是什麼！過去有一次在別人問他：勝利攝影社的原來股份是不是他父親佔了大部分？瞿凱旋點點頭：當然，不然招牌名稱勝利不會由我父親拍板，僅此而已。但大字報的推理能力卻使瞿凱旋全身冰涼：他叫瞿凱旋，攝影社則叫勝利，現在已是社會主義的天下，解放已十七年了，但他的心裡卻無時無刻不在記著那本變天帳：勝利，是他瞿凱旋的。這是何等的反動！何等的囂張！對這樣的復辟妄圖，我們能夠容忍，能夠答應嗎？！
大字報大都是昨天參加會議的政治積極分子們寫的，內容由康書記介紹，行動由李隊長部署。連夜寫好、貼好。在貼的過程中，一些職工見了，為了以示劃清界限，保護自己，也馬上跟著寫了起來，他們寫的都是大字報已有的內容，無非是多罵幾句，多加幾頂帽子而已，但這樣，火藥味倒顯得很濃很濃了。
我也寫了幾張，不過都只寫袁坤同一個人的。為什麼呢？甘可旺的愛人英姐，是我們攝影社的政治宣傳員，她平日對我很關照，像姐姐對小弟弟一樣問寒問暖，有時下晚班還幫我做倒痰盂、掃地、洗地等屬於徒工們的事，因而，我不忍心傷害英姐，不敢寫甘可旺的。而對瞿凱旋呢？他平日就待人很客氣，在我面前更從未擺過師傅牌子或師兄架子，反而視我為小弟一樣，經常帶我去看電影什麼的，在工作時，我倆還經常鬥嘴開玩笑，互相挖苦嘻笑哈哈連天。雖說他是資本家的兒子，可我看他卻根本不像一個右派分子，這麼開朗，這麼年輕！右派分子應該是老謀深算呀！所以，我也避開了寫瞿凱旋的，我想，我幫不了他，但也勿去踩他。那麼，對袁坤同呢？我就不同了，一則，我來攝影社不久，袁坤同卻因負責外照組，經常出差在外，我幾乎不認識他；二則，我想，他是個老資本家，不批他批誰？又是資產階級，又是老傢伙，很符合右派分子特徵，康書記對他分析句句在理，我就集中轟他吧。批判他吟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詩句的大字報，我就足足寫了三大張，把康書記的分析，李隊長的總結全化成了墨字，塗上了大字報。就是這些濃淡不勻的墨，這些薄薄的紙，頓時將勝利的空氣凝固了。整整一天，攝影社的職工，不論是工人還是資方人員，個個都顯出一副表情嚴肅的樣子，見面不談話，即使有業務上的事也決不多講，連走路也輕悄悄的，惟恐會踩著地雷似的。
甘可旺上班後（昨天的秘密會議自然沒有他的份），他倒仔仔細細地將所有的大字報看了一遍或幾遍，什麼話也不說，臉上當然沒有一絲笑容，但卻也並未愁眉苦臉，只顯出淡漠的神情。
瞿凱旋卻如霜打了一般，臉色青灰，雙眼剎時有些呆滯了，他草草看了幾張大字報後，便一頭埋進了他工作的暗房，呆呆地坐著，或機械地沖印著照片。
我看著他的模樣，很是同情，但我不敢做什麼，我也不知應該做什麼。
袁坤同是下午被人喚來的，他戴著一副老花眼鏡，也仔仔細細地將大字報看了個夠，沒有講話，但保養得很好的臉卻依然泛著微微紅光，嘴角還有淺淺的幾絲好似嘲意模樣。
我想，這老傢伙倒真頑固啊。
不料，下班前，袁坤同就貼了一份長長的大字報，食堂的外牆全被佔用，標題是四個漂亮的魏碑大字：我的檢討。
袁坤同檢討的內容，一是拼命的給自己頭上戴帽子：我是沒有改造好的資產階級分子，我的資本家本性未改，我是三家村的應聲蟲等等，另一方面，卻對他的挨批判的詩句、吟詩動機、背景大作詳細的解釋。使人讀了感到他完全不是大字報批判的那種對象。
我看了之後，頓有迷惘之感。
據說，袁坤同在解放後幾次政治運動中，都幾近險地，但終於脫身，安然無恙。想來，他對這政治運動倒有一套經驗了。
對於政治上的檢討書，我這是第一次看到。沒想到，這種在痛罵自己的大帽子下面為自己解釋的檢討書，竟然是文化革命中風行的檢討模式，誰被迫作檢討，誰就用這一套。當權派如此，保守派如此，造反派也如此。我後來當造反派挨幾次整，被迫寫檢討時，也是這個八股。很奇怪，沒有人宣傳，不需要人教，事到之時，便無師自通會用這手法。想來，這檢討八股，不是哪個聰明人發明，而實是由於解放後那些偏左的政治運動環境所造就。
被陪著瞿凱旋挨大字報點名批判的還有二個青年職員：修飾照片的技工黎軍與青年攝影師秦宇廬。
這二位之所以也被社教工作隊列入另冊，一是因他們平日與瞿凱旋關係密切（同是師兄師弟），二則是他們二位的家庭出身也不屬工作隊認定的根正苗紅之列。所以，在決定整瞿凱旋之時，捎帶將黎、秦二位也圈進去了，順便也湊出一個年輕的小三家村，大概也想造作某一種典型。
黎軍與秦宇廬兩人也都是二十四、五歲上下的未婚青年，攝影技術上都各有一套過硬本領，也是店裡的技術骨幹，同時，業餘又愛好文藝，喜歡唱唱歌排排節目。平日與同事的關係都不錯，對我這個小弟弟也挺關心，常對我說：你不要將我們當什麼師傅看待，只當我們是你的哥哥，你有什麼難處，可以找我們。大概是由於家庭出身原因（其實也不過就是什麼工商業者之類成份），他們很久都被排斥在共青團組織之外，只到社教工作隊進駐之前不久，黎軍才好不容易被接納為共青團員。然而，沒幾個月，他一下子又成了小三家村嫌疑分子，他與秦宇廬倆人平日的閑談，被他人分割成一句句的隻言片語，然後上綱上線，任意解釋而遭批判。那些大字報還對他們充斥了種種警告：如黎軍：再不與瞿凱旋劃清界線，你就將做他的陪葬品！秦宇廬：你何去何從？！之類。
而對這突如其來的厄運，黎、秦兩人當然也緊張萬分，不知所措，剎那間，兩人沒有了平日那種樂呵呵的青春勁，而像石人一樣緊閉住自己的嘴，不再敢同人說什麼，更不敢再唱什麼了。
他們也完全處於了一種沉重的精神高壓之下。
社教工作隊不管甘、瞿、袁三人各取什麼態度，而是照上級的既定方針佈置運動的進行。幾天之內，所有的職工，包括資方人員，都向他們三個人開了火，捎帶著也指向了黎軍、秦宇廬兩人，大字報貼到了一切可以貼的地方，實在貼不下了，就由工作隊隊員抄下內容，將老的換下，貼上新的。
一個星期的鬥爭下來（實際是只有鬥，並無甘、瞿、袁等人的爭），李隊長宣佈：甘可旺、瞿凱旋、袁坤同三人，就是隱藏在勝利攝影社的小三家村！並組織了一個親由他和康國珊書記掛帥的專案組，整理小三家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書面材料，上報了市委社教兼文革工作隊總團，只待市委社教總團批示下來，就將正式開除甘可旺的黨籍，給他們三人都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降下工資級別，監督勞動。李隊長有次還透露：袁坤同這次不但再滑不過去了，說不定還會送他去蹲大牢。
我很為瞿凱旋嘆息，也為甘可旺可惜，為英姐難過。但我卻沒有一絲同情袁坤同，相反幼稚地認為，這個老狐狸，原本就是一個資本家，又這麼多扎扎實實的反黨言論，還一臉狡猾像，該鬥該批。
其實，我那時倒真是可笑，我懂個什麼！
甘可旺、瞿凱旋、袁坤同三個人面臨如此險峻的風浪，他們料想一定是此生完了！尤其是剛涉世不久的瞿凱旋，一定更悲哀、更痛苦。
然而，誰也沒料想到的事卻發生了。
一九六六年七月，毛澤東針對學校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情況和他與劉少奇等領導人的分歧，下令原駐在學校指導文革運動的工作組，一律撤出，還批評工作組的大方向錯了。
這個指責工作組的指示，很快被傳達下來。
省委、市委很機敏，不僅駐大學、中學、小學的文革工作組很快撤出，連派往工商企業的社教工作組也一併迅速撤了，工作隊的戰果全部封存凍結，不撤消也不辦理。
李隊長率工作隊撤出勝利攝影社時宣佈：甘可旺、瞿凱旋、袁坤同三人的問題，一律不再批判，也不作處理，甘可旺則繼續參加黨支部工作，所整材料全部封存，待文化大革命運動後期再作結論。
我衷心為瞿凱旋、甘可旺他們慶幸，當然，也覺得袁坤同走運。
我想，瞿凱旋一定長長地舒了口氣，儘管受了這麼長時間的嚇，但畢竟有驚無險了。
斗轉星移，現在，當年二十一歲的瞿凱旋也過了知天命而到花甲的年齡，他如今已做了多年管轄國有勝利攝影社的市綜合商業公司總經理、黨委書記。不過，他在三十多年前，則是壓根沒想過自己要奪勝利的權，現在的總經理位置，也仍然不是他想奪的，而是由上面發了文件正式任命的，並且他還是以中共黨委書記的身份兼任的那總經理，決非依據他父親的什麼股份才擔當此任的。他與勝利攝影社的命運之奇妙變化，真是應了人生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那句俗語了。
一九六六年五、六月間發生的批三家村，抓小鄧拓、小吳晗、小廖沫沙的上掛下聯的整人運動，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個階段。
在這個階段挨整的人，省、市一級大都是些文化名人學術權威（如我省的歷史學家馬積高、羊春秋，湖南大學副校長魏東明等；前不久，四川省前文聯主席著名作家馬識途先生在他寫的一本書中，就詳細描述了他在這個階段時，如何被中共西南局打成三家村一類黑幫分子的情況）。而在城市的工廠、商業、企業和事業單位中，則大都是些所謂歷史問題，或家庭出身不好的普通幹部與群眾，如上述甘可旺、袁坤同、瞿凱旋這樣一大批人。如果不是因為前面所述毛澤東主席對駐學校文革工作組的不滿，而導致撤消所有以工作組（隊）名義專事政治運動的機構這件大事發生，瞿凱旋他們恐怕早就消失，而不會有今天的瞿總經理了。
從以後發生的事態表明，這次上掛下聯抓小三家村，顯然並不是毛澤東主席的部署，因為他搞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並不在這個方面。而在距此時僅四、五十天後的八月八日中共中央發表的十六條（即《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中，則專門有一條決定：《警惕有人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就鮮明地表示了當時毛澤東對此類問題的態度。之所以發生這次短暫並且沒有結果的整人運動，看來完全是各省、市委及其下屬黨政機構組織，因對毛澤東與黨中央發動的文革運動目的尚不清楚時，自以為是地熟練地沿用了一九五七年反右之類的套路與做法所導致的，所以，隨著文革運動的發展，此事便以不了了之告終。
文革初期這次整人未果的階段性運動，給普通的群眾留下了工作隊也會犯錯誤和被黨組織批判鬥爭的人，也會出現冤枉的強烈概念。而在此以前，是誰也不敢這麼認為的。
順便要說的是，這些在批判所謂小三家村運動中莫名其妙便被批判鬥爭的受害者，隨著以後文革運動的發展，他們絕大部分都參加了驟然興起的造反派，其中，有不少人甚至還是造反派組織的發起人和領導者。
甘可旺、瞿凱旋日後也成為了造反派，並且是很堅定的成員。甘可旺雖然有著共產黨支部委員的身份，但這並沒妨礙他一心一意到造反組織中擔任負責人。
袁坤同，一則他有一個始終無法伸直腰的資本家資方人員的帽子蓋在頭上（這頂資本家的灰色帽子在整個文革期間都始終存在，雖說不算反革命派，但也輪不上做無產階級革命派的份），二則他年紀大，見識多，所以，即便他對社教工作隊與單位黨支部無端組織人批判他而深深不滿，但他始終也沒有去當造反派，雖然，他是同情造反派的。不過，儘管當時我只是隨潮流寫了他幾張大字報，但由於在心裡也同意了將他入另冊，因而日後對此也深感內疚，故後來在我當了革委會頭頭時，每每見到他時，我就主動喊他袁老師（本市照像行業對高級攝影師不叫師傅，而尊稱老師），以暗表我對他的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