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太會堂的停車場擠滿了車，找不到空位的車沿著大街排了半哩路。今天是贖罪日，猶太教一年當中最神聖的節日。據說上帝會在這一天決定，來年的生死簿（Book of Life）上誰可以存活。
莊嚴一如往常，但這一天永遠是大法師大放異采的時刻，似乎他最精采的講道總是保留到這天早晨。會眾離開時，無不熱烈討論著大法師闡釋的生命、死亡、愛與寬恕。
但今天不成。他已經八十九歲，不再講道。他不上講壇，只安安靜靜與其他做禮拜的人坐在一起。我在另外一區，坐在我父母身旁，正如同我這輩子每一次這種場合那樣。
只有這一天，我看起來很像是儀式的一員。
下午的儀式進行中，我走上前去找大法師。我走過幾位老同學面前，他們的面孔有點眼熟，只是頭髮稀疏了，或增加了過去沒有的眼鏡或雙下巴。他們微笑，低聲說哈囉，在我認出他們之前就記起我。我很想知道，他們心裡是否認為我自以為走得更遠而自命不凡。如果他們這樣想也情有可原；我想我的表現確實會讓人這樣以為。
大法師坐在與走道隔了好幾個座位的地方，正跟著一段有節奏的祈禱打拍子。他照例穿一件乳白色的袍子。他很不願意在公共場合使用的助行器，靠著附近的牆擺放。莎拉坐在他身邊，她看見了我之後，拍拍她丈夫。他一邊拍手一邊回過頭來。
啊。他道：大老遠從底特律趕來的人。
他的家人攙扶他站起來。
來，我們聊聊。
他慢慢擠出來，找到助行器。坐在走道兩旁的人紛紛靠攏，做出預備動作，以防他需要幫助。在他們臉上可以看到既尊敬又關懷的神情。
他抓住把手，往外走。
每走幾步，就要打一次招呼。二十分鐘後，我們終於在他一度使用過的大辦公室對面的小辦公室裡坐定。我不曾有機會在一年中最神聖的節日當天，私下與大法師見面。感覺很特別，我在他辦公室裡，而其他人都在外面。
你的妻子來了嗎？他問。
她跟我家人在一起，我說。
很好。
他對我妻子一向很親切。他也從來不因她的信仰對我不滿。真是很體貼。
你覺得怎麼樣？我問。
哎，今天他們逼我吃東西。
誰？
醫生。
那你就吃嘛。
不行啊。他一手握拳。今天我們要斷食。這是我的傳統。我要做我一直在做的事。
他放下拳頭，那隻手不自主抖個不停。
你瞧？他小聲道：這就是人類的困境。我們咒罵這件事。
你是說老化？
人會變老，這事實我們可以接受。但成為一個老人卻很困難。
大法師最令人難忘的一場講道，對我而言，是他在他親戚裡年紀最大的一位姑媽過世後所發表的。那時他的父母都已去世，祖父母入土也很多年了。他站在他姑媽的墳墓旁邊，起了一個非常簡單卻令人害怕的念頭：
（接下來就輪到我了。）
當你按照長幼有序的方式來到了死亡隊伍的前頭，當你不能再躲在還沒輪到我的遁詞背後，你該怎麼辦？
看著大法師萎頓地坐在他的辦公桌，此情此景惹我感傷，不禁想到他在他家族的名單上當排頭已經很久了。
你為什麼不講道了？我問。
有件事我無法承受。他嘆口氣說：萬一我講錯一個字，萬一我在關鍵時刻表現失常
你不需要因此覺得不好意思。
不是我，他糾正我：是其他人。他們看到我語無倫次就會想到我快死了。我不願意以這種方式驚嚇他們。
我早該知道，他是在為我們著想。
小時候，我真的相信有一本生死簿，在天上的圖書館裡，它滿布灰塵。每逢一年一度的贖罪日，上帝就會拿起羽毛筆，翻開那本書打勾、打勾、打叉、打勾這個會活，那個會死。我總擔心自己祈禱不夠努力，必須把眼睛閉得更緊，才能發揮意志力，好讓上帝的筆從這一頭勾到另一頭。
一般人對死亡最害怕的是什麼？我問大法師。
害怕？他思索了一會兒。這麼說吧，最重要的是，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我們要到哪裡去？它會跟我們想像的一樣嗎？
這是個大問題。
是啊，而且還有別的問題。
還有什麼？
他湊過來。
被人遺忘。他小聲說道。
距我家不遠有座墓園，那兒的墓碑有的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我從來沒看過任何人到那兒獻花。大多數人只進去逛一圈，看看碑上刻的文字，說：哇。看它有多老。
我在大法師辦公室裡想起那座墓園，因為聽大法師引述了一首美麗而令人心碎的詩。作者是英國詩人哈代（Thomas Hardy），詩中講述一個老人在墓碑間徘徊，與埋在泥土裡的死者對話；新近入土的靈魂，為那些已從記憶中消失的老靈魂哀嘆：
∮
他們早被世人遺忘，
等於不曾存在，
不僅失去斷斷續續的呼吸，
而是二度死亡。
二度死亡。養老院裡那些無人探望的人，凍死街頭的流浪漢。誰會為他們的死哀悼？誰會記得他們在這世界上活過？
有一次，我們去俄羅斯旅行。大法師回憶道：發現一座傳統派的老會堂。裡面有個老人，獨自站著，念誦悼亡禱告詞。我們出於禮貌，問他為誰禱告。他抬起頭，答道：我在為自己禱告。
二度死亡。試想，死去以後沒有人會記得你。我不知道是否就為這個原因，我們美國人才那麼努力想留下痕跡。一定要出名。現在名氣變得多麼重要。我們唱歌，為了成名；張揚自己最見不得人的祕密，為了成名；減肥、吃蟲子、甚至殺人，都為了成名。我們的年輕人把內心最私密的想法張貼在公開的網站上，把攝影機搬到臥室裡。這就像在尖叫：注意我！記得我！但狼藉的名聲不會持久。名字很快變得模糊，經過一段時間就被遺忘了。
那麼，我問大法師，怎麼避免二度死亡呢？
短期而言，他說：答案很簡單。家人。藉由我的家人，我希望能存活好幾代。只要他們記得我，我就仍然活著。他們為我禱告，我就仍然活著。我們一起創造了那些記憶，那些歡笑與眼淚。
但，那樣還是有局限。
怎麼說？
以下這句話，他用唱的。
如果我表現良好，下一代，說不定兩代人會記得我。但早晚有一天他們會說：那個叫什麼名字的？
我先是反駁，但隨即閉上嘴。我發現我不知道我曾祖父的名字。我沒見過他長什麼模樣。即使在關係密切的家庭裡，親情的網過了幾代就會鬆散？
正因為如此，大法師道：信心才那麼重要。那是一條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抓住、爬上山再爬下來的繩子。我這個人，或許隔了若干年就沒有人記得，但我的信仰和我的教誨我那些關於上帝和傳故的話語卻可以繼續。它來自於我的父母，以及更早之前的他們的父母。如果它能傳給我的孫子，再傳給他們的孫子，那麼我們就都，你知道
連成一氣？
對啦。
我們該回去參加儀式了，我說。
是啊。好的。來幫個忙。
我意識到這兒只有我在，而他沒有人幫忙就無法從椅子上站起來。這與他在講壇上聲若洪鐘，談笑風生，而我坐在人群中對他的表現佩服得五體投地的歲月，距離有多遠呢？我試著不去想這件事。我走到他身後，笨手笨腳，數著一二三，然後托著他手肘，把他抬起來。
哎唷唷，他喘口氣：老囉，老囉，老囉。
我打賭你還是可以講出棒得不得了的道。
他抓住助行器的把手，頓了一下。
你這麼認為？他問，聲音很輕。
當然，我說，毫無疑問。
◇◇◇
大法師家的地下室裡，有他、莎拉和其他家人的老影片膠卷。
這是他們在一九五〇年代初期，逗弄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夏隆。
這是幾年後，跟他們的雙胞胎女兒歐拉與麗娜在一起。
這是一九六〇年，他們推著嬰兒車，車上坐著最小的女兒季拉。
影片的畫質很粗糙，但大法師臉上快樂的表情把孩子擁在懷中，親吻他們清晰可辨。他好像天生注定是個好父親。他從來不打孩子，很少大聲說話。他把回憶拆成一個一個充滿愛的小片段：午後從聖堂漫步回家，晚上陪女兒一起做功課；漫長的安息日晚餐時家人一起聊天；夏日，把棒球從頭上往後拋給他兒子。
有次他開車載夏隆和幾個年輕人離開費城，準備過橋。駛近收費站的時候，他問這群男孩，有沒有帶護照。
護照？他們問。
你們沒帶護照還想進入紐澤西州？他喊道：趕快啊！躲到毯子底下！不要呼吸！不要發出一點聲音！
後來他拿這件事嘲笑他們。但就在汽車後座，就在邵張毯子底下，一個新的家族故事已經成形，足夠為父親與兒子帶來幾十年的歡笑。傳統就是這麼建立的，一段記憶一段記憶建立起來。
他的兒女都已長大。他兒子是一位頗有聲望的拉比，大女兒在圖書館做館長，最小的女兒是一位老師。他們都已生兒育女。
我們拍了這張照片，全家福。大法師說：每次我覺得死亡的幽靈籠罩，就看一看這張照片，全家人對著攝影機微笑。然後我就對自己說：奧爾，幹得不錯。
你的不朽就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