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特律市中心的聰伯爾大道上有一座教堂，它面對一塊空地。這座龐然大物是一幢以紅磚與石灰岩建成的哥德式結構，看起來好像是被風從另一個世紀吹過來的。非常尖的高塔，拱形的大門，彩繪玻璃長窗中有一幅畫描繪使徒保羅在問：我當怎樣行才可以得救？
建築本身可以回溯到一八八一年，當年這一帶全是獨棟豪宅，住著富裕的長老會教徒。他們蓋了一座可以容納一千兩百人的教堂，會眾人數在美國中西部首屈一指。現在豪宅都不見了，長老會信徒也離開了。在這處貧窮而荒涼的小聚落裡，教堂彷彿已被遺忘。它的牆壁朽壞，屋頂搖搖欲墜，許多年來彩繪玻璃陸續失竊，有幾扇窗用木板釘了起來。
同一條街，再走半哩路，就是著名的老虎棒球場。我開車去老虎球場總會經過這座教堂，但我從來沒進去過。我沒見過任何人走進這座教堂。
就我所知，這地方已經廢棄了。
我即將有進一步的發現。
大法師說出敵人，屁個敵人這種話使我大吃一驚之後，幾個月來，我不得不重新檢討自己的若干偏見。事實是，即使我致力於公益慈善事務，我心裡仍然把我這一邊和別人那一邊劃清界限不論是從文化、族群或宗教的角度來說。我從小就學到一件事（很多人和我一樣）：慈善始於自己的家，首要之務在於幫助和自己同類的人。
但誰才是我的同類？我住的地方距我生長的地方很遠。我娶了一個不同信仰的女人。我是個白人，卻住在非裔人口占多數的城市。我在財務上很幸運，但我所處的底特律卻面臨破產。即將襲擊全美國的經濟蕭條，在我們居住的街上已露出端倪。工作機會以驚人的速度不斷減少。民宅被銀行收回。建築物荒廢。做為主要經濟來源的汽車工業正在瓦解，失業與無家可歸的人數激增，數字高得令人心驚肉跳。
有天晚上，我來到市中心一家基督教辦的收容所，打算在那兒待一個晚上，並寫下我的遭遇和體會。我排隊等著領取毛毯和肥皂。他們給了我一張床。我聽見一位牧師在講耶穌的道理我很驚訝地發現，許多疲倦而用手托著下巴的人，仍然願意聽人家說他們如何能得救。
正當排隊領取食物的時候，有個人轉身問我，我是不是他猜想的那個人。
是的，我說。
他緩緩點點頭。
那麼？你出了什麼問題呢？
那天晚上的經驗促使我成立了一個幫助遊民的慈善捐款。我們募款後，把錢分配給各區的收容所。我們以沒有經常性開銷和行政費用自豪，如果分配款的去向看不見、摸不著，我們就不再撥款。這意味著我們必須做很多趟面對面的訪視。
於是，一個潮濕的九月下午，我把車開到聰伯爾那座朽壞的老教堂前面。人家告訴我，教堂的牧師在此經營一家小型收容所。我來看看它是否需要協助。
一個交通號誌在風中搖晃。我下了車，用遙控器鎖上車門。教堂牆下擺著鋁製摺疊椅，就是一般人帶去海邊的那種便宜貨；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坐在那兒，兩人都是非裔。他們瞪著我看。男人少了左腿。
我來找牧師，我說。
女人站起身。她推開一扇鉸鍊不甚牢靠的小紅門，進去了。我等著。獨腿男人的枴杖靠在椅子旁邊，對我微微一笑。他戴眼鏡，前排的牙齒幾乎掉光了。
今天挺熱的。他道。
是啊，我說。
我看了好幾次手錶。我輪流把身體的重心挪移到另一隻腳。總算，陰影裡有了動靜。
然後。
然後一個體型龐大的男人走了出來。
一個塊頭大得不得了的人。
後來我得知他五十歲了卻還有張娃娃臉，留著剪得很短而稀疏的鬍子。他個子很高，夠資格當籃球選手，只可惜體重超過四百磅。他的身體好像可以分解成好幾層，厚實的胸膛下面接著一片大肚皮，掛在褲腰帶外面像個枕頭。他的手臂把寬鬆的白色Ｔ恤袖子撐了開來。他額頭冒汗，氣喘噓噓，好像剛爬過樓梯。
我心想：如果這位老兄是牧師，我就是月球人。
哈囉。他喘著氣，伸出手：我是亨利。
◇◇◇
大法師一九八一年的一段講道
下面這個故事是一位軍中牧師告訴我的：
一個軍人被派駐很遠的地方。他的小女兒，在機場，坐在一家人簡陋的行李中間。
這女孩很想睡覺。她靠在箱子和行李袋上。
一位女士走過來，停下腳步，摸摸孩子的頭。
可憐的孩子。她說：妳沒有家。
孩子驚訝地抬起頭。
我們有家呀。她說：我們只是沒有可以把家裝進去的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