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師帶我走進他小小的家用辦公室。這使得祭文像是個太嚴肅又太尷尬的話題，彷彿醫生才剛見到病人，病人就得把衣服脫光。跟人交談可不能一開始就說：那，等你死了，我該說你是個怎麼樣的人？
我試著聊些閒話。談天氣。談社區的舊貌。我們在辦公室裡走動，到處參觀。書架上塞滿書和文件檔案，書桌上堆滿信件和筆記。到處是敞開的紙箱，都是些他正在重溫的、或整理的、或隨便做點什麼的東西。
感覺就像我已經遺忘了大部分的人生。他說。
看完這一切，可能要再花掉一生。
哦。他笑起來：說得好，說得好！
把大法師逗笑，這感覺很奇怪；我有點得意，又覺得對他失敬。近看他已經不是我小時候認識的那個彪形大漢。以前我混在座椅上的人群裡望向講壇上的他，他總是顯得那麼魁梧。
眼前，他站在平地上，好像小了很多，而且很脆弱。衰老使得他身高萎縮了幾吋。寬闊的臉頰凹陷下去，雖然他的笑容仍然顯出自信，眼睛仍然會瞇成睿智而若有所思的凝視，但他用唯恐跌倒的人慣用的那種步伐行走，生死大限已經追上了他。我真想問他：還有多久？
不過，我只問起他的檔案。
哦，檔案裡頭有很多故事，是講道時可用的點子。他說：我剪報，也剪雜誌。他咧嘴一笑：我收集洋基隊的報導。
我看到一個標示了老年的檔案夾。還有一個極大的檔案夾，標示著上帝。
你有上帝的檔案？我問。
是啊。麻煩你，請把那個檔案拿下來，放在近一點的地方。
我踮起腳尖，伸手去拿，小心不把其他檔案弄亂。我把它放在書架較低處。
靠近你，我的上帝。他唱道。
我們終於坐定。我翻開筆記本。從事新聞工作多年養成的習慣，深深影響我的訪談方式。他點了頭，眨一下眼，彷彿明白這會兒已進入更正式的階段。他坐在一張有轉輪的矮背椅上，方便他滑行到書桌或櫃子前面。我坐的是厚重的綠色皮革扶手椅。椅子太軟了，我幾次像小孩一樣陷進椅子裡。
你坐得舒服嗎？他問。
舒服。我撒了謊。
要吃點什麼嗎？
不用，謝謝。
飲料呢？
這樣就很好。
那就好。
搞定了。
我沒有在筆記本上寫下第一個問題。第一個問題該問什麼才恰當？人生的總結，應該怎麼開始？我再瞟一眼那個上帝的檔案夾不知什麼緣故，它很吸引我（夾子裡有什麼東西？），然後，我脫口提出一個對於穿法袍的人而言根本想都不必想就能回答的問題。
你相信上帝嗎？
是的，我相信。
我把答案寫在本子上。
你可曾跟上帝交談過？
固定這麼做。
你都說些什麼呢？
最近嗎？他嘆口氣，然後半唱半說答道：最近我都說：上帝，我知道我快要見到你了，到時我們可以好好兒聊天。但，目前呢，上帝啊，如果你要帶我走，拜託快點動手。如果你要把我留在這兒，他張開雙手，望向天花板那就多給我一點力氣，完成我該做的事。
他放下手，聳一聳肩膀。這是我第一次聽他談到自己的死。我忽然發現，這與我答應的任何一場演講邀約都不一樣；我向這位老人提出的每一個問題，累積起來，就成為我沒有勇氣提出的那個問題的答案。
等你死了，我該說你是個怎樣的人？
啊，他嘆口氣，又抬起頭來。
怎麼？上帝回答了嗎？
他露出微笑。
我還在等他開口。他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