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高8413公尺，1996年0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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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想說聖母峰有幾座山脊是我見過最陡的，有幾處懸崖是我見過最駭人的，所謂雪坡易爬的說法純屬神話
吾愛，總體來說這是一件驚心動魄的事，我說不出自己是多麼著迷，眼前所見是何種風光，以及，這一切又是美到什麼程度！
馬洛利<致妻函>
George Leigh Mallory，in a letter to his wife
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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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坳的上方已是死亡地帶，生存幾乎是在跟時鐘賽跑。五月十日從四號營出發時，每位客戶攜帶兩支三公斤的氧氣筒，到南峰再從雪巴人儲藏的隱密地點拿另一筒。照每分鐘兩公升的保守流量，每一筒可用五到六小時。到了四點或五點，每個人的氧氣都會用完。我們在南坳上方還可以活動，視每個人適應高度的程度和生理構造而定，但身體狀況既差，也沒辦法撐很久。我們會更容易罹患高山肺氣腫、高山腦水腫、失溫、判斷力減弱、凍瘡等。死亡的風險將急速升高。
霍爾爬過四次聖母峰，比別人更了解急上急下的必要。他看出某些客戶的基本登山技巧十分堪憂，打算靠固定繩保護我們和費雪的隊伍加速通過最危險的地帶。今年還沒有遠征隊登頂，表示這個地帶有許多地方還未架繩，他非常擔憂。
瑞典獨攀者克羅普五月三日曾爬到離峰頂垂直高度只有一〇七公尺的地方，但他根本沒費心架繩。蒙特內哥羅隊爬得更高，他們架了一點固定繩，但由於經驗不足，把繩子浪費不太需要架繩的緩坡，因此到了南坳以上四百二十多公尺的地方，繩子就用光了。我們攻頂的那天早上，東南稜的嶙峋陡坡不見別的繩子，只有往年遠征隊留下的幾條零星舊繩從冰層裡時隱時露。
霍爾和費雪事先預料到這種可能，離開基地營之前曾開過兩隊的嚮導會議，說好每隊派兩個雪巴（包括登山雪巴頭多吉和江布）在大隊人馬出發前九十分鐘離開四號營，如此一來，雪巴就有時間先在最無遮蔽的高海拔路段架好繩子。貝德曼回顧道，霍爾講得很清楚，這件事非常重要。他不惜一切代價避免大家塞成一團浪費時間。
但不知道為何，五月九日夜裡並沒有雪巴人比我們先離開南坳。狂風直到七點半才停，也許是風勢逼得他們無法照原先的計畫出發。遠征之後，江布堅稱霍爾和費雪接到錯誤的訊息，以為蒙特內哥羅人已經一路把繩子架到南峰高處，所以在最後一分鐘撤消了雪巴人比客戶先動身架繩的計畫。
若說江布所言實屬，貝德曼、葛倫和波克里夫這三位劫後餘生的嚮導卻都沒聽說計畫有變。如果架固定繩的計畫已特意撤消，那麼江布和多吉離開四號營為各自的隊伍開路時，就沒有理由帶著九十公尺長的繩索了。
無論如何，標高八三五二公尺以上的地方沒有事先架好繩索。凌晨五點三十分，我和多吉率先抵達露臺崖頂，比霍爾隊上其他的人早了一個多鐘頭。那時我們可以輕而易舉先去架好繩子，但霍爾明白禁止我先行，而江布還在下面很遠的地方拖著珊蒂，沒有人能陪多吉上去。
多吉生性安靜陰鬱，我們一起坐看太陽升起時，他顯得特別鬱悶。我試著引他說話，結果徒勞無功。我猜他心情不好也許跟前兩星期牙齒化膿劇痛有關，或者他正在深思四天前看到的不祥幻影：在基地營的最後一天傍晚，他和幾個雪巴人痛飲稻米和小米釀的濃甜酒，慶祝即將來臨的攻頂。第二天早晨他嚴重宿醉，非常焦躁不安。爬到昆布冰瀑之前，他跟一個朋友說他夜裡見到幽靈。多吉是虔誠的信徒，絕不會輕忽這種異兆。
不過他也可能只是氣江布太過招搖。一九九五年霍爾遠征聖母峰，同時雇用江布和多吉，兩人合作不太愉快。
那年登頂日霍爾的隊伍遲至下午一點半才抵達南峰，發現峰頂山脊的最後一段路全覆上鬆軟的白雪。霍爾派一個名叫柯特的紐西蘭嚮導跟江布先去看看往上爬的可行性有多高，沒派多吉去，而多吉是那次登山的雪巴頭，他把這件事當成奇恥大辱。沒多久，江布已爬到希拉瑞之階底部，霍爾決定中止攻頂，示意柯特和江布掉頭。江布不理會霍爾的命令，解開他跟柯特之間的繩索，一個人繼續爬到峰頂。霍爾氣江布不服從，多吉也跟雇主一樣不滿。
今年兩人雖不同隊，攻頂日多吉又奉命跟江布合作，而江布行事仍然瘋瘋癲癲。多吉已超越職責苦幹六個禮拜，現在他已經厭倦了做份外工作，繃著臉陪我坐在雪地上等江布，繩子放著沒人綁。
結果我穿越露臺再走九十分鐘，便在標高八五三四公尺處遇到第一個瓶頸，在這裡，雜牌軍剛好碰上一系列需要繩索才能安全通過的巨大岩階。客戶惴惴不安地擠在岩石底部將近一個鐘頭，貝德曼才接下任務，代替缺席的江布吃力地把繩索放下來。
霍爾的客戶康子太過焦躁，經驗又不足，差一點釀成慘禍。她受雇於東京的聯邦快遞，是能幹的女性上班族，完全不符合一般人心目中溫馴、順服的日本中年女性形象。她曾笑著告訴我，家裡煮飯洗衣的工作都由丈夫包辦。她遠征聖母峰一事，日本舉國皆知。先前遠征時她動作緩慢遲疑，但今天有攻頂做目標，她活力空前。在四號營跟她共用帳篷的塔斯克說：從我們抵達南坳開始，康子便完全把焦點放在峰頂，簡直像著了魔。離開南坳後她始終非常拚命，直往隊伍前方擠。
此刻貝德曼正顫巍巍緊貼著客戶上方三十公尺的岩石，康子過度急切，沒等他將他那一端的繩子固定好，就將她的鳩瑪爾式上升器掛在擺盪的繩索上。她正要用上升器往上攀時（這樣會把貝德曼拖下來），葛倫在千鈞一髮之際及時插手，輕聲責備她太沒耐心。
每上來一位登山者，繩子上的塞車情況就加重一分，於是隊伍愈拉愈長。到了早晨稍晚些，三位陪霍爾殿後的客戶赫奇森、塔斯克和卡西斯契克頗為進度落後而擔憂。他們前方是臺灣隊，動作特別遲緩。赫奇森說：他們的爬法很特別，貼得很近，幾乎像切片的土司麵包，一個貼一個，別人幾乎不可能超過去。我們花了不少時間等他們沿著繩索往上挪。
攻頂前在基地營，霍爾曾考慮兩個可能的折返時間：下午一點或兩點。但他一直沒宣布我們該遵守哪一個。有鑑於他多次提到我們該訂最後時限，且無論如何都要嚴格遵守，因此他不宣布指定的時間實在很奇怪。我們只模模糊糊地知道霍爾會等攻頂日評估過天氣和其他因素才做最後決定，到時候也會親自負責在恰當時刻敦促每個人折回。
五月十日上午十點左右，霍爾仍未宣布我們的折回時間。赫奇森生性保守，就設定了在一點折回。十一點左右，霍爾告訴赫奇森和塔斯克還要走三個鐘頭才能到達峰頂，接著他全速趕路，想超越臺灣隊。赫奇森說：我們在一點鐘折回前登頂的機會似乎愈來愈渺茫。接著他們討論片刻。卡西斯克一開始不願意認輸，但塔斯克和赫奇森善於遊說。十一點半，他們三人背對峰頂往下走，霍爾派雪巴人卡密和克希里陪他們下山。
選擇下山對這三位客戶而言萬分艱難，對幾小時前已折回的費許貝克來說也是如此。登山總是容易吸引那些不屈不撓的男男女女。到了遠征的後期，我們常遭受不同程度的苦難和危險，如果是穩重的人，早就打道回府了。要走到這一步，必須有異常執拗的性格。
不幸的是，這種天生就會把個人痛苦丟在腦後、不斷往峰頂推進的人，往往也會漠視眼前重大危險的徵兆，這就構成了所有聖母峰登山者最終要面對的兩難：為了成功，你必須有強大動力；但動力太強，卻很可能送命。再者，到了七九二五公尺以上的海拔，恰當的熱和魯莽的登頂熱只有一線之隔。因此聖母峰的斜坡佈滿屍體。
塔斯克、赫奇森、卡西斯克和費許貝克各花了七萬美元，忍受了好幾個禮拜的煎熬才獲得這次攻頂的機會。大家都是野心勃勃的人，不習慣失敗，更不習慣中途棄權。但面對困難的決定，他們是那天少數做對了抉擇的人。
過了三人折回的岩階再往上走，便沒有固定繩了。從這個地方開始，路線沿著一座優美的風積雪刃嶺往上陡斜，一直通到南峰我在十一點抵達該處，碰到第二道瓶頸，比前道更嚴重。再往上一些便是希拉瑞之階的垂直切口，似乎在擲石可及的範圍內，再過去便是峰頂了。我又是敬畏又是疲乏，簡直說不出話來，只照了幾張相，然後跟哈里斯、貝德曼和波克里夫坐下來等雪巴人沿著峰頂山脊架固定繩，那兒的雪簷極為壯觀。
我發覺波克里夫跟江布一樣，沒用補充氧氣。雖然俄國佬兩度沒戴氧氣罩登頂、江布三次，但我很驚訝費雪竟容許這兩人當攻頂嚮導時不吸補充氧氣，這樣似乎不符合客戶的最佳權益。我也很意外波克里夫沒戴背包。依照慣例，嚮導都會帶一個背包，裡面放些繩子、急救品、冰隙救難裝備、多餘的衣物和緊急時刻救助客戶的必需品。我之前在高山上看到的嚮導無不遵守此一慣例。
原來他離開四號營的時候確實帶了背包和氧氣筒，後來他告訴我，雖然他沒打算用氧氣，但他要帶一筒備用，以防他能源低落。不過他抵達露臺之後，就拋掉了背包，把氧氣筒、面罩和調節器交給貝德曼代拿。由於波克里夫不吸補充氧氣，顯然決定要把身上的負擔減到最小，盡可能在稀薄得可怕的空氣中獲得最大優勢。
一陣時速三十七公里的強風掃過山脊，將一縷雪花遠遠吹過東壁，但頭頂的天空卻燦爛得刺眼。我穿著厚重羽絨衣，在標高八七四八公尺處懶洋洋曬太陽，瞭望世界屋脊，人卻因缺氧而變得恍惚，完全失去時間感。我們都沒留意到多吉和霍爾隊上的另一位雪巴人諾布正坐在我們旁邊共飲一壺茶，似乎不急著再往上走。十一點四十分左右，貝德曼終於問道：嘿，多吉，你究竟去不去架繩？多吉很快就明確回答不去，也許是因為現場沒有費雪隊的雪巴人一起分攤這項工作。
貝德曼看到人潮擠在南峰頂，警覺了起來，朝哈里斯和波克里夫喊，強力建議由他們三個嚮導親自去架繩。我聽見了，連忙自告奮勇要幫忙。貝德曼從背包裡拉出一捲長四十五公尺的繩圈，我從多吉手上抓起另一圈繩子，就跟波克里夫和哈里斯在中午上路，沿著峰項山脊架繩，但那時候已經又虛耗了一個鐘頭。
即使吸了筒裝氧氣，聖母峰頂也不會變成海平面。過了南峰，調節器每分鐘送出將近兩公升的氧氣，我每沉重踏出一步，就得停下來吸三四大口空氣，接著我再踏一步，再停下來深呼吸四次這已是我步伐的極限了。因為我們用的氧氣系統送出壓縮氧氣和四周空氣的稀薄混合體，因此在八八三九公尺處吸氧的感覺就像在七九二五公尺高沒戴氧氣罩呼吸。筒裝氧氣還有難以量化的好處。
我一面沿著峰頂山脊往上爬，一面將氧氣吸入不順暢的肺部，感受到一種陌生又不確定的安詳感。橡皮面罩外的世界生動得驚人，卻好像不太真實，就像慢動作電影在我的護目鏡前放映似的。我覺得恍惚、解脫，跟外在的刺激完全隔絕。我必須一再提醒自己，兩側都是兩千一百多公尺的懸空，一切都有危險，只要踏錯一步就得賠上性命。
從南峰頂往上走半個鐘頭，我來到希拉瑞之階底部，這是全世界登山活動數一數二的著名關卡，十二公尺幾近垂直的岩石和冰面令人望而生畏。但我跟所有認真登山的人一樣，恨不得抓住繩子危險的那一端，擔任先峰爬上希拉瑞之階。不過波克里夫、貝德曼和哈里斯顯然也都有類似的心境，我若以為他們肯讓客戶染指如此令人垂涎的任務，未免是缺氧之下癡人說夢。
波克里夫是資深嚮導，加上我們之中唯有他上過聖母峰，最後由他獲此殊榮。貝德曼負責放繩，他當先鋒，表現精湛。但攀登過程緩慢，當他辛辛苦苦往希拉瑞之階頂端攀爬時，我緊張兮兮盯著手錶看，暗想我的氧氣會不會用光。第一筒於早上七點在露臺用完，共用了七小時左右。我以此為基準，在南峰計算過第二筒會在下午兩點左右用光，我傻乎乎以為一定有充分的時間抵達峰頂再回南峰拿我的第三筒氧氣。但現在已經一點多，我開始驚疑不定。
到了希拉瑞之階的崖頂，我把內心的憂慮告訴貝德曼，問他介不介意我先趕到峰頂，不停下來幫他順著山脊綁最後一捲繩子。他和氣地說：去吧，繩子的事我來打理。
我慢慢踩著最後幾步路走向峰頂，總覺得像是置身水底，生命以四分之一的慢速挪移。接著我發現自己已登上一道窄窄的冰楔，上面點綴著一支廢棄的氧氣筒和一根破爛的鋁製探勘棒，再沒有更高的地方可爬了。一串風馬旗在風中劈啪作響。遠遠的下方，順著我從未見過的高山另一側望下去，乾燥的西藏高原一望無際，暗褐色的大地一直綿延到天邊。
抵達聖母峰頂應該歡喜雀躍，得意洋洋，我畢竟歷盡一切艱險達到了從小便心嚮往之的目標。但上到峰頂其實也只是走完一半的路。不管我多麼志得意滿，一想到眼前危險的漫漫下山路，憂懼排山倒海而來，什麼激動都被沖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