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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第四章 帕克丁

聖母峰之死 強.克拉庫爾 8925 2023-02-05
  △標高2800公尺,1996年03月31日   ﹡   在那些不想拖延時間的人眼中,我們每天健行到下午未免結束得太早了,但歇息前我們大抵已受不了炎熱和腳痛,再三問路過的每一位雪巴人,離營地還有多遠?我們很快就發現,他們的回答千篇一律:大人,再走三公里就到了   傍晚一片安詳,煙霧高掛在寧靜的空中,暮色顯得很柔和。明天要紮營的山脊上燈光一明一滅,雲朵模糊了後天那條山隘的輪廓。興奮一再引誘我的思緒奔向西稜   太陽下山後,寂寞也會降臨,但現在疑慮已大多排遣。此時我暗自覺得整個人生彷彿都被拋到身後。一旦到了山上,我知道(或相信)這種心情必會消失,轉而全心注意手邊的任務。但有時候我懷疑自己大老遠來這兒,會不會發覺我真心搜尋的,其實正是我拋下沒帶來的東西。

  荷恩賓《聖母峰:西稜》   Thomas F. Homlsin,Everest:The West Ridge   □□□   從魯克拉開始,通往聖母峰的路徑向北穿過朦朧的杜德科西峽谷(Dudh Kosi)。杜德科西河冷冰冰佈滿巨石,夾著冰河融水洶湧翻騰。我們健行的第一天晚上在帕克丁過夜,小村子只有五、六間房子,擠在岸邊斜坡一塊突出的平地上。天黑時空氣凜冽如冬風,早晨我走上小徑,杜鵑葉上結了一層亮閃閃的霜。不過,聖母峰地區位在北緯二十八度,離熱帶不遠,等太陽高掛,陽光射入峽谷深處時,溫度便急劇升高。中午時分,我們過了一座高架在河流上空、搖搖晃晃的橋(這一天已是第四度過橋),汗珠沿著下巴滴落,我把衣服一件件脫下,只穿短褲和T恤。

  過了橋,泥土小路偏離杜德科西河岸,蜿蜒爬上峽谷陡壁,一路穿過芳香的松樹叢。唐瑟古峰和康格魯山溝槽累累的巍巍冰峰劃破天際,垂直拔升達三千二百公尺。這是景致壯闊的鄉間,地形比世界上任何風景都還要雄偉,但這兒不是荒野,幾百年前就已經不是了。   每一小片可耕地都被闢為梯田,種植大麥、苦蕎麥或馬鈴薯。山麓到處繫著一串串風馬旗,連最高的山隘都立有古老的舍利塔1和雕刻精美的瑪尼牆2。我由河邊往上走,一路上小徑都塞滿健行者、犛牛3車、紅袍喇嘛,以及彎腰駝背扛著重重薪柴、煤油和汽水的赤足雪巴人。   注1:舍利塔通常以石頭做成,放置聖物,又名浮屠、窣堵波(stupa)。作者注   注2:瑪尼石是刻上梵文符號的小扁石,代表藏傳佛教的咒語唵嘛呢叭咪吽,堆在小徑中間,構成矮矮長長的瑪尼牆。根據佛教禮儀,旅人永遠靠左經過瑪尼牆。作者注

  注3:其實喜馬拉雅地區所見的犛牛(yaks)大抵是犛牛和家牛混種的扁牛(naks)。西方人分不出來,一概稱之為犛牛。作者注   從河流往上走九十分鐘,我登上一座寬橋,經過幾座以岩石為壁的犛牛畜欄,突然就置身南崎巴札的城區,雪巴人的社交及商業樞紐。南崎巴札海拔三四四四公尺,位在形狀像衛星電視碟形天線的巨型斜盆地,往上蔓延到陡峭的山麓半山腰。一百多座建築物搶眼地依偎在岩坡上,彼此以錯綜複雜的狹路和山徑相通。我在城鎮下緣找到昆布小屋,撥開權充前門的掛毯,發現隊友正圍著角落的一張桌子喝檸檬茶。   我走近後,霍爾把我介紹給遠征軍的第三位嚮導葛倫。葛倫是三十三歲的澳洲人,一頭紅髮,精瘦的體態有如馬拉松長跑健將。他是布里斯班的水管工人,只偶爾兼任嚮導。一九八七年他從標高八五八六公尺的干城章嘉峰下山,被迫露天過了一夜,結果雙足凍傷,只得動手術把腳趾頭全部切除。不過那次挫折並未遏止他的喜馬拉雅生涯,他繼續爬K2、洛子峰、卓奧友峰和阿瑪達布蘭峰,一九九三年更無氧爬上聖母峰。葛倫非常冷靜、謹慎,是令人愉快的伙伴,但很少說話,有人攀談他才回應,而且答得言簡意賅,聲音小得幾乎聽不見。

  晚餐的談話由赫奇森、塔斯克及威瑟斯等三位醫生客戶主導,尤其是威瑟斯。遠征期間大抵重複這個模式。幸虧塔斯克和威瑟斯都狡黠風趣,讓大家笑得前仰後翻。不過威瑟斯習慣唱獨腳戲,以林包4式的苛刻嚴詞抨擊民主黨,那天晚上我一度犯了大錯,反駁他的評論,說提高最低工資似乎是英明且必要的政策。威瑟斯知識豐富,能言善辯,將我笨拙的主張駁得體無完膚,而我沒有能力反擊,只能雙手抱胸,閉嘴生悶氣。   注4:林包(Rush Limbaugh Ⅲ,1951︱94)是美國作家、記者和電臺節目主持人,也是保守派的政治權威,著有《理當如此》、《看,我早就說嘛》等作品。譯注   他繼續用濕濕軟軟的德州東部腔細數社會福利制度的許多愚蠢錯誤,我站起來離開餐桌,免得進一步自取其辱。後來我重回餐廳,走向女老闆要一杯啤酒。她是嬌小、優雅的雪巴婦女,正接受一群美國健行者點餐。一名面頰紅潤的男子比手劃腳做出吃東西的動作,用響亮的洋涇濱英語宣布,我們餓。要吃馬︱鈴︱薯。犛牛︱堡。可口可樂。妳有?

  你要不要看看菜單?雪巴女子用清晰輕快帶加拿大腔的英語回話。其實我們的東西很多。如果你有興趣,我想還有一些新烤的蘋果派可以當甜點。   美國健行者意會不過來這位褐膚的高山女子正用一口漂亮的純正英語跟他對答,繼續口吐滑稽的洋涇濱英語:菜︱單。好,好。是的,是的,我們喜歡看菜︱單。   雪巴人在大多數外國人心目中有如謎團,外國人總愛隔著浪漫的紗幕來看他們。不熟悉喜馬拉雅地區人口學的人常以為尼泊爾人都是雪巴人,其實整個尼泊爾面積跟北卡羅萊納州一樣大,有五十多個種族,而在兩千萬居民中,雪巴族不超過兩萬人。雪巴人是山民,篤信佛教,祖先在四、五百年前由西藏南遷而來。尼泊爾東部的喜馬拉雅山區各地都有雪巴村莊,零零落落的,錫金和印度大吉嶺也可以找到相當大的雪巴聚落,不過雪巴家園的核心是昆布,在這裡有多條河谷流向聖母峰南坡,小小的區域崎嶇得驚人,完全沒有道路、汽車或任何一種帶輪子的交通工具。

  又高又冷的峭壁山谷很難農耕,傳統的雪巴經濟以藏印貿易和放牧犛牛為主。一九二一年英國人首次遠征聖母峰,決定雇雪巴人當助手,雪巴文化因此轉變。   尼泊爾王國的邊境在一九四九年以前不對外開放,首支聖母峰探勘隊和之後的八次遠征只得從北面經西藏入山,不經過昆布附近。不過那九次遠征是從大吉嶺前往西藏,很多雪巴人已移居大吉嶺,在當地的移民間素有勤奮、友善、聰明的美名。再者,大多數雪巴人世代居住在海拔約兩千七百公尺到四千兩百公尺之間的村莊,生理上很能適應高海拔的艱苦環境。蘇格蘭醫生凱拉斯常跟著雪巴人登山、旅行,在他的推薦下,一九二一年的聖母峰遠征隊雇用了一大群雪巴人當挑夫和營地助手,在那之後,所有遠征隊都一直遵行這個慣例,例外少之又少。

  不論好壞,過去二十年來昆布的經濟和文化愈來愈離不開季節性的健行和登山人潮每年有一萬五千人探訪這個地區。具備專業登山技巧、在山峰高處工作(尤其是登過聖母峰頂)的雪巴人,在社會中頗受尊崇。可惜雪巴人變成登山明星後死亡率也很高:一九二二年英國人第二次遠征,有七位雪巴人死於雪崩,此後命喪聖母峰的雪巴人更是多得不成比例:共有五十三人,占聖母峰死亡人數的三分之一以上。   一支典型的聖母峰遠征隊有十二到十八個工作機會,儘管危險,雪巴人仍趨之若鶩。最搶手的是六名登山雪巴的職位,必須具登山技巧,冒險兩個月可以賺一千四百到兩千五百美金,而在赤貧的尼泊爾,每人年平均收入不過一百六十美元,上述收入自然頗具吸引力。

  為了應付日漸繁忙的西方登山和健行人潮,昆布地區冒出很多小木屋和茶館,但新建築在南崎巴札街市尤其明顯。通往南崎巴札的山路上,我碰到許許多多由低地森林往上走的挑夫,身上扛著五十公斤以上的新切木樑,這差事極端勞苦,一天收入大約三美元左右。   昆布的老訪客看到觀光熱潮來襲,昔日西方登山家心目中的塵世樂土和人間香格里拉不再,覺得好傷心。為了迎合漸增的柴火需求,整個山谷的樹木都被砍光。流連在卡龍姆5棋室的青少年可能穿牛仔褲和芝加哥公牛隊的T恤,反而不太可能穿傳統的古袍。傍晚時分,一家人通常圍著放影機觀賞阿諾史瓦辛格最新的電影。   注5:卡龍姆(carrom)是印度及尼泊爾的一種桌上棋戲,規則及方法很像撞球,比賽雙方輪流以手上的圓棋彈撞桌面中間的棋子,入洞最多者勝。編注

  昆布文化的變革當然不全是好的,但我沒聽過多少雪巴人為此哀嘆。多虧有健行者、登山者帶來的強勢貨幣,以及他們支持的國際救難組織所頒發的補助金,當地才設立了學校和醫療診所,降低了嬰兒死亡率,蓋了橋,還給南崎巴札和其他村莊帶來水力發電。西方人惋惜昆布地區昔日的美好時光不再,當地生活不再像以前那麼單純、詩意,這種心態未免有些自以為是。大多數住在這片崎嶇山區的人,似乎都不想自外於現代世界或人類進步的亂流。雪巴人可不希望被保存在人類學博物館當標本。      健腳的人若適應了高度,每天早動身晚休息,從魯克拉臨時機場走到聖母峰基地營只要花兩三天。不過,我們大多剛從海平面高度抵達此地,霍爾謹慎地要我們用懶散的步伐前進,讓身體有時間適應愈來愈稀薄的空氣。我們一天很少步行超過三、四小時。有幾天霍爾在行程表上安排了額外的高度適應,我們根本沒走到任何地方。

  我們在南崎巴札度過一天適應高度的日子,然後在四月三日繼續往基地營進發。走出村子二十分鐘後,我繞過一處彎道,來到一個驚心動魄的俯瞰點。下方六百公尺處,杜德科西河在四周的溪岩上削出一道深深的皺褶,像一條彎彎的銀帶在暗影間閃閃發光。上方三千公尺處,背面被照得亮晶晶的阿瑪達布蘭峰大尖椎像幽靈般盤桓在山谷頂端。再往上二千公尺聖母峰冰山幾乎隱沒在努子峰後方,卻把阿瑪達布蘭峰襯得像侏儒般矮小。一縷水氣一如往常像凍結的雲煙由峰頂橫流出來,洩漏了噴氣流有多麼猛烈。   我凝視峰頂三十分鐘左右,想理解站在暴風吹襲的山巔是何等滋味。我雖然爬過數百座山,但聖母峰跟我以前爬的山截然不同,我的想像力不足以揣摹個中情景。頂峰看來好冷、好高、遙不可及。我覺得遠征月球似乎還容易些。我轉頭繼續走上山徑,情緒在緊張的期待和排山倒海的恐懼之間不停擺盪。   那天下午我抵達昆布地區最大最重要的天坡崎佛寺6。在我們遠征隊擔任基地營廚師的雪巴人瓊巴安排大家會見丹增仁波切,一臉愁苦、思慮重重的瓊巴解釋說,仁波切是尼泊爾的喇嘛領袖,是非常神聖的人。昨天他剛完成一段長時間的閉關,三個月來他一句話都沒說。我們將是他的第一批訪客。再吉祥不過了。韓森、卡西斯克和我各交給瓊巴一百盧比(約值二美元)去買哈達白絲巾,準備獻給仁波切,然後脫掉鞋子,由瓊巴帶我們來到主寺廟後方一間透風的小臥室。   注6:雪巴語和近親藏語不同,沒有文字,西方人只能用音譯。結果是雪巴字或名稱很少能統一,例如天坡崎(Tengboche)也有人拼成Tengpoche或Thyangboche,其他雪巴字的拼法大抵也有類似的分歧。作者注   織錦坐枕上盤腿坐著一位男子,他體型矮胖,頭頂發光,身穿酒紅色長袍,一副老態和倦容。瓊巴恭敬鞠躬,用雪巴語跟他說了一兩句話,示意我們上前。接著仁波切祝福我們每一人,把我們買的哈達圍在我們頸部,然後微笑祝福我們,請我們喝茶。瓊巴用肅穆的口吻吩咐我,這條哈達你該戴上艾佛勒斯峰頂7。神明會高興,讓你免受傷害。   注7:雖然聖母峰在藏語中稱作珠穆朗瑪峰,在尼泊爾語中叫做薩迦瑪塔峰,但大多數雪巴人的日常談話似乎(學西方人)都稱為艾佛勒斯峰,即使跟雪巴同胞交談也是如此。作者注   在活佛面前我手足無措,深怕無意間冒犯或失言。我啜飲甜茶,坐立不安,此時上師在毗鄰的斗室裡搜尋,拿出了一本裝飾富麗的大書遞給我。我在褲子上抹抹髒手,緊張兮兮把書打開。是一本照相簿。原來仁波切最近才首次造訪美國,相薄裡收藏了此行的快照:上師遊華盛頓,站在林肯紀念堂和航空太空博物館前面。上師遊加州,站在聖塔摩尼卡碼頭。他咧著嘴笑,興奮地指出整本相簿他最喜歡的兩張照片,一張跟李察吉爾合照,另一張是跟史蒂芬席格。      健行的前六天我們過得飄飄然愜意。山徑經過一片片柏樹和矮樺樹林、喬松和杜鵑林、震耳欲聾的瀑布、迷人的巨石園、潺潺的小溪。北歐神話英雄殿般的天際線佈滿我從小在書上看到的山峰。我們的大部分裝備都由犛牛和挑夫運送,我自己的背包只裝一件夾克、幾條糖果和一具照相機。不用負重又沒人催趕,享受著異國健行的單純喜悅,我有點恍惚出神可是幸福感難得持久,我終究想起我要去什麼地方,聖母峰在我心頭投下的陰影又使我馬上回過神來。   我們或快或慢,隨興步行,常常停在路邊茶棚吃點東西,跟過往的行人聊天。我發現自己跟郵局員工韓森和霍爾手下的年輕嚮導哈里斯常走在一起。哈里斯是結實的大塊頭青年,體型像美式橄欖球的四分衛,粗獷出色的外型比得上香菸廣告明星。紐澳的冬天他受雇擔任熱門的直升機滑雪嚮導,夏天在南極幫科學家調查地質,或護送登山客爬紐西蘭的南阿爾卑斯山。   我們上溯山路,哈里斯用思念的口吻談起他的同居女友費歐娜醫生。我們在一塊岩石上休息的時候,他從背包裡拿出一張照片給我看。她身材高挑,金髮碧眼,看來像運動員。哈里斯說兩人正在皇后城外的丘陵共築新居。他對於鋸屋椽、釘鐵釘等單純的快樂顯得十分熱中,也承認霍爾第一次提供這趟聖母峰的工作給他的時候,他舉棋不定,要離開費歐娜和那棟房子真的很為難。我們才剛架好屋頂,是吧?可是爬聖母峰的機會又怎能拒絕?何況還有機會跟霍爾這樣的人一起工作。   哈里斯雖然從未到過聖母峰,但他對喜馬拉雅山可不陌生。一九八五年他爬上標高六六八五公尺相當難爬的卓布子峰(Chobutse),位置就在聖母峰以西四十八公里左右。一九九四年秋天他在海拔四千兩百多公尺、灰沉沉的佩里澤村協助費歐娜管理診所四個月我們四月四日和五日就在那座小村莊過夜。   診所由喜馬拉雅救難協會基金會出資設立,主要是治療高山症,也為當地雪巴人提供免費醫療,並教育健行者爬升太高太急會隱含什麼危險。一九七三年一支日本健行隊的四名成員因高山症死在附近後,診所便設立起來。診所設立前,每五百名健行者經過佩里澤村,就有一兩名死於高山症。我們到訪時,有個活潑的美國律師蘿拉正跟她的醫生丈夫利奇和另一名青年席佛在診所的四個診間工作,她強調這個死亡率並不包括登山意外,數字駭人,但並沒有灌水,而死者只是普通健行者,從來不曾冒險踏出既有的山徑。   拜診所義工所提供的教育研討會和緊急醫護之賜,死亡率已降到三萬多名健行者才死一人。雖然蘿拉之類的西方理想主義者在佩里澤診所工作沒有酬勞可收,甚至必須自付旅費往來尼泊爾,但這個聲望頗高的職位還是吸引了全世界的高素質人力。霍爾的遠征隊醫生卡洛琳在一九九四年秋天便曾跟費歐娜和哈里斯一起在喜馬拉雅救難協會診所工作。   一九九〇年,也就是霍爾首度登上聖母峰那一年,診所由醫術傑出又自信的紐西蘭籍醫生簡負責管理。霍爾登山經過佩里澤村,遇到了她,一見鍾情。我們在村莊的第一夜,霍爾追憶道,我從聖母峰下來,立刻約她出去。第一次約會我建議一起去阿拉斯加爬麥金利山。她答應了。兩人在兩年後結婚。一九九三年簡跟霍爾一起登上聖母峰頂,一九九四年和九五年她到基地營擔任遠征隊的醫生。今年她本來要回山上,只是懷了第一個孩子,有七個月身孕,這件工作才落在卡洛琳醫生手上。   星期四,也就是我們在佩里澤的第一個晚上,晚餐結束後,蘿拉和利奇邀請霍爾、哈里斯和我們的基地營經理海倫到診所喝一杯,聊聊天。話題轉到爬聖母峰(以及帶別人攀爬)的固有危險,利奇清清楚楚記得那次討論的內容,霍爾、哈里斯和利奇一致同意,遲早會有一場躲不掉的、牽涉許多客戶的大災難。但是前一年春天由西藏那邊攀登聖母峰的利奇說,霍爾覺得事情不會出在他身上,他只擔心不得不救別隊的蠢蛋,當躲不掉的大難降臨時,他相信會發生在比較危險的山峰北壁。也就是西藏那一側。      四月六日星期六,由佩里澤村往上走幾小時之後,我們來到昆布冰河下緣。昆布冰河是從聖母峰南翼流下來的冰舌,長十九公里,(我深切冀望)可作為我們攻頂的通路。身在標高四千八百多公尺的地方,連最後一抹綠意也看不見。二十座瑪尼堆沿著冰河終點的冰磧頂部陰沉列開,俯瞰著霧茫茫的山谷,以紀念聖母峰上死難的山友,大多是雪巴人。此去我們的世界將是整片貧瘠的單色岩石和風蝕冰漠。儘管我們謹慎緩慢地走著,我仍漸漸感受到高海拔的影響,頭暈眼花,不斷喘氣。   這邊的山徑有多處埋在和人等高的冬雪下面。午後的陽光把雪曬軟,我們的犛牛蹄踏穿凍結的冰殼,身子往下沉,連腹部都陷入雪裡。趕牛人一面嘀嘀咕咕抽打犛牛,逼牠們前進,一面威脅要掉頭。傍晚我們抵達一個名叫羅布崎的村莊,找了一間狹窄、污穢不堪的小房子棲身避風。   羅布崎真是可怕的地方,只有搖搖欲墜的房子緊貼著昆布冰河邊緣,卻擠滿十二支遠征隊的雪巴人和登山客、德國健行客和一群群瘦弱的犛牛,以上人馬全都要再上溯一天山谷,前往聖母峰基地營。霍爾解釋道,大家之所以塞在這裡,是因為雪下得異常晚,積雪也異常厚重,到昨天為止,犛牛根本無法走到基地營。小村子的五、六間小屋全客滿了。營帳肩並肩擠在少數沒積雪的泥地上。從較低山麓來的幾十名萊族(Rai)和譚曼族(Tamang)露宿在洞穴和鄰近斜坡的巨石底下,他們穿著襤褸薄衣和涼鞋,為各遠征隊擔任挑夫。   村裡的三、四座石頭茅坑都滿出來了,實在令人難以忍受。不管尼泊爾人還是西方客,內急了幾乎都在野外解決。到處都是一堆堆臭氣薰天的人糞,要不踩到簡直不可能。融雪溪流蜿蜒流過小村子中心,成了不加蓋的污水溝。   我們住的木屋大房間設有木板上下鋪,可以睡三十個人左右。我在上層找到一個空鋪位,拚命抖掉髒床墊上的跳蚤和蝨子,把我的睡袋鋪上去。附近牆邊有個燒乾犛牛糞取暖的小鐵爐。太陽下山後溫度降到冰點以下,挑夫都湧進來避寒,圍在爐邊取暖。乾糞即使在最佳情況也不好燃燒,在海拔四千九百多公尺的缺氧空氣中更是雪上加霜,屋內滿是嗆人的濃煙,活像柴油公車的廢氣直接用管子灌進屋內。夜裡我兩度咳嗽不止,只好逃到外面透氣。早上我雙目紅腫充血,鼻腔佈滿黑煤垢,還患上頑強的乾咳,一直到遠征結束才好轉。   霍爾本來只打算讓我們在羅布崎待一天,適應高海拔,然後走最後八、九公里路到基地營我們的雪巴前幾天就已先到那兒為我們準備好營地,並著手在聖母峰較矮的斜坡架設上山路線。然而,四月七日傍晚有個人從基地營上氣不接下氣跑到羅布崎,帶來一則令人不安的消息:霍爾雇用的雪巴青年丹增跌落到四十五公尺下的冰河隙縫中。另外四個雪巴人把他拉了出來,但他受了重傷,大腿骨可能折斷了。霍爾面色灰白,宣布他和葛倫天一亮就趕到基地營去協調營救丹增。他繼續說,我很遺憾不得不向你們宣布這件事,你們必須跟哈里斯留在羅布崎這邊,等我們把情況控制下來再說。   我們後來才聽說丹增跟另外四個雪巴人在一號營上方探戡登山路線,爬昆布冰河一段比較和緩的地方。五人呈一縱列行走,這招很聰明,但他們沒用繩子,這嚴重違反登山準則。丹增緊跟在另外四人後頭,踩著他們的足跡前進,竟踏穿一道深冰隙上的薄冰層。他甚至來不及喊叫,就像岩石般墜落到昏暗的冰河內部。   該地標高六千兩百公尺,一般認為海拔太高,無法靠直升機安全撤離。空氣不足,無法提供直升機旋翼足夠的空氣浮力,著陸、起飛或盤旋都異常危險,必須靠人力沿著昆布冰瀑把丹增扛到垂直距離九百多公尺下方的基地營,而那是整座山最陡最險的地段之一。要把他活著運下山需要極大的心力。   霍爾一向特別關心手下雪巴的福利。我們這隊人馬離開加德滿都之前,他曾要大家坐下,嚴厲提醒我們要感激和尊重雪巴員工。他告訴我們說,我們雇的雪巴是這一行的翹楚。他們勤奮得超乎想像,酬勞以西方標準看來微不足道。我要大家記住,若沒有他們幫忙,我們根本不可能抵達聖母峰頂。我再說一次,沒有我們的雪巴支持,我們誰也沒機會登頂。   在下半段談話中,霍爾承認過去幾年來他曾批評某些遠征隊領隊不關心雪巴員工。一九九五年有個雪巴青年死於聖母峰,霍爾猜測這件意外之所以發生,是因為那個雪巴未經恰當的訓練就獲准爬到山峰高處。我相信我們這些組成登山隊的人有責任阻止這類事情發生。   前一年有一支嚮導領軍的美國遠征隊雇了一名叫卡密的雪巴人當炊事僮。他年約二十一、二歲,身強力壯、雄心勃勃,拚命遊說別人讓他在高山擔任登山雪巴。大家欣賞他的熱誠和投入,幾週後讓他的願望成真儘管他沒有登山經驗,也沒受過正式訓練,不具備應有的技巧。   聖母峰六千七百公尺到七千六百公尺的標準路線要爬一處名叫洛子山壁的險峻冰坡。為了安全,遠征隊在這個斜坡總會由下至上架好一系列繩索,登山客往上攀爬的時候應該把一條短短的安全繩掛在這條固定繩上,以保護自己。卡密年輕自負,又沒有經驗,不認為真有必要將身子掛在固定繩上。有天下午他扛一包東西上洛子山壁,在硬如岩石的冰上失足,掉到六百多公尺下方的冰壁底下。   我的隊友費許貝克親眼目睹整個過程。一九九五年他第三度嘗試爬聖母峰,是雇用卡密的那家美國公司的客戶。他難受地說,他當時正沿著洛子山壁上半段的繩子往上爬,擡頭看見一個人由上面翻下來,頭下腳上。一面下墜一面尖叫,留下一道血痕。   幾名登山客趕到卡密墜下的冰壁底,但他已傷重不治。他的遺體被運下基地營,朋友照佛教傳統買來飯菜供養遺體三天,接著將他搬到天坡崎附近的村莊火化。屍體被火焰吞噬的那一刻,他的母親痛哭失聲,拿起一塊尖銳的岩石捶自己的腦袋。   四月八日天一亮,霍爾帶著葛倫趕往基地營,想把丹增活著送下聖母峰時,卡密就一直在他腦中揮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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