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高681公尺，A.D.1852年
﹡
冬日，在與群山遠遠相隔之處，我在哈利伯頓（Richard Halliburton）的《奇蹟之書》（Book of Marvels）看到模糊的聖母峰的照片。那是一張很糟的複製品，嶙峋的山峰白茫茫聳立，背景的天空黑得怪誕，刮痕累累。聖母峰遠遠屹立在前方幾座峰頭的背後，看起來甚至不是最高，但這也無妨。聖母峰是最高的，傳言都這麼說。夢想是畫面的鑰匙，使一名少年得以進入，站在迎風的山脊上，攀上如今已不再高不可及的巔峰
這是隨成長而解放的無羈夢想之一。我深信我的聖母峰大夢不只屬於我自己。遙不可及、從未體驗過的地球最高點就在那兒，等著許多少年和成年男子去追求。
荷恩賓《聖母峰：西稜》
Thomas F. Hornbein，Everest：The West Ridge
□□□
事件的實際細節因為添加了傳奇而模糊不清。那年是一八五二年，背景是印度德拉敦市印度大三角測量的北丘站辦公室。傳言很多，最合理的版本是一名職員衝進印度總測量官華夫爵士的臥房，驚呼測量局加爾各答分署的孟加拉籍計算員席克達已發現世界上最高的山。在那之前的三年，測量員用八公尺的經緯儀首度測量這座山峰聳起的角度，命名為第十五號峰。山峰位於鎖國的尼泊爾王國，從喜馬拉雅山脊巍巍突起。
在席克達編纂測量資料並加以計算之前，誰也沒想到第十五號峰有什麼出奇之處。這座山峰的六個三角測量點都在北印度境內，離山峰最近都有一百六十公里。在測量員眼中，十五號峰除了一小塊峰頂之外，整座峰頭都被前方的一些懸岩峭壁遮住，其中幾座還給人山勢更高的錯覺。不過照席克達細心的三角計算法（將地球的曲度、大氣折射、鉛錘測量的偏差都考慮在內），十五號峰高出海平面八八四〇公尺1，是地球的最高點。
注1：現代測量使用雷射光和完美的多普勒衛星傳輸，已將此數字往上修正八公尺，改為目前公認的八八四八公尺。作者注
一八六五年，也就是席克達的計算結果確認後九年，華夫將十五號峰命名為艾佛勒斯峰，以推崇他的前任總測量官艾佛勒斯爵士（Sir George Everest）。其實住在山北的西藏人早就為山峰取了更動聽的名字，珠穆朗瑪峰，也就是大地之母的意思。住在山南的尼泊爾人則稱之為薩伽瑪塔峰，亦即天空女神。可是華夫老實不客氣地忽略當地的叫法（也不顧官方鼓勵保留當地叫法和古名的政策），此後西方人一直稱之為艾佛勒斯峰。
聖母峰一旦被斷定為地球最高峰，人們決定攀爬就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一九〇九年美國探險家皮瑞（Robert Peary）宣布到達北極，一九一一年艾孟森（Rolad Amundsen）率領挪威隊伍抵達南極，此後所謂的第三極地聖母峰就變成陸地探險領域中最令人垂涎的目標。一位影響力極大的登山家和早年的喜馬拉雅登山史作者戴倫佛斯（Gunter O. Dyhrenfurth）宣稱，登上頂峰是全球人類努力的目標，無論付出多大代價都不該退縮。
結果，代價可不輕。從一八五二年席克達發現聖母峰高度後，總共送掉二十四條人十五支遠征隊嘗試攀登，而且過了一百零一年，才有人終於登上聖母峰頂。
在登山家和地形行家眼中，聖母峰並不算特別美的山峰，比例太粗短，下半部太寬大，外型太粗糙。可是聖母峰雖缺乏建築結構上的美感，睥睨群倫的龐大體積卻足以彌補一切。
聖母峰身為藏尼邊境的界山，比身下的山谷巍巍高出三千六百六十多公尺，是由亮晶晶的冰雪和暗色層狀岩石構成的三面金字塔。頭八支聖母峰遠征軍全是英國隊伍，都由北面的西藏那一側試圖攀登。與其說是因為聖母峰的防守如銅牆鐵壁，只有北側有明顯的弱點可攻，倒不如說是由於西藏政府於一九二一年向外國人打開了長年封閉的邊境，而尼泊爾卻始終嚴守門戶。
第一批聖母峰登山家不得不從大吉嶺健行六百五十公里，越過青藏高原來到山腳下。他們對於極端海拔的致命影響所知有限，裝備以現代標準看來更是少得可憐。但一九二四年第三支英國遠征隊的成員諾頓（Edward Felix Norton）抵達標高八五七三公尺處，比峰頂只低一百七十五公尺，後來因疲乏和雪盲而未能登頂。這是驚人的成就，可能有二十九年都無人超越。
我說可能，是因為諾頓攻頂四天後有個說法流傳開來。當年六月八日破曉時分，英國遠征軍的另外兩名成員馬洛利和厄凡（Andred Irvine）離開最高的營地，往峰頂進發。
馬洛利的名字和聖母峰密不可分，他是推動前三支遠征隊攻頂的力量。在巡迴全美的幻燈片演說之旅上，當一家煩人的報紙質問他為什麼想爬聖母峰時，他說出了那句舉世聞名的譏諷妙話，因為聖母峰在那兒。一九二四年馬洛利三十八歲，是已婚的公學老師，有三個小孩。他出身英格蘭上層社會，是具有強烈浪漫感性的美學家和理想主義者。他的優雅風度、社交魅力和驚人的俊美外貌讓他成為斯特拉奇和倫敦布隆斯伯里文化圈2的寵兒。在聖母峰上被困在帳篷裡時，馬洛利和他的幾個同伴會輪流朗誦《哈姆雷特》和《李爾王》。
注2：布隆斯伯里文化圈（Bloomsbury Crowd）是二十世紀初英格蘭一群精英知識分子、作家及藝術家組成的團體，成員包括作家吳爾芙及福斯特、傳記作家斯特拉奇、經濟學家凱恩斯等。這群人大多住在倫敦布隆斯伯里街，故有此名。編注
一九二四年六月八日，馬洛利和厄凡奮力緩緩往聖母峰頂前進，迷霧湧上尖塔上半截，在山上較低處的伙伴因此沒能看見兩位攻頂者的前進狀況。午後十二點零五分，雲霧散開片刻，隊友歐德爾（Noel Odell）看見馬洛利和厄凡在山峰高處，短短一瞥但相當清楚，比預定時間晚了將近五個鐘頭，但顯然正從容而敏捷地向峰頂前進。
不過那天晚上兩位攻頂者沒有回帳篷，從此再沒人見到馬洛利和厄凡的蹤跡。他們兩位或其中一位是否到達頂峰後才被高山吞沒、成為傳奇，至今仍不斷引發激辯。證據綜合對照的結果顯示沒有。無論如何，由於缺乏確實的證據，兩人並沒有被列為最早登頂成功的人。
一九四九年，在封閉幾世紀之後，尼泊爾對外開放邊境，一年後中國的共產新政權卻向外國人關起西藏的門戶，於是想爬聖母峰的人把注意力轉向山峰南面。一九五三年春天，一支鬥志昂揚的英國龐大隊伍以作戰等級的強大資源從尼泊爾進攻聖母峰，成為史上第三支聖母峰遠征軍。他們奮戰兩個半月後，五月二十八日在東南稜標高八五〇四公尺處淺淺挖出一處高海拔營地。次日一大早，四肢修長的紐西蘭人希拉瑞（Edmund Hillary）和技藝高超的雪巴諾蓋（Tenzing Norgay）吸著筒裝氧氣，出發攻頂。
早上九點，兩人來到南峰，眺望通往主峰那道令人目眩的狹窄山脊。又過了一個鐘頭，兩人來到山脊上的岩階底部，希拉瑞形容為山脊上看來最可畏的難題高約十二公尺岩階岩石本身很光滑，幾乎找不到把手點，如果是在英國湖區，也許會成為攀岩專家週日下午的有趣挑戰，但在這兒，就成了我們微薄力量無法克服的障礙了。
諾蓋從下面緊張兮兮地放繩，希拉瑞把身子擠進岩石拱壁和拱壁邊緣一面垂直雪柱之間的裂縫，一寸寸往日後被稱為希拉瑞之階的路段挪動。根據他後來的記事，那次攀爬十分吃力，但希拉瑞堅持下去，勉強完成了。
最後我終於把自己拖出裂鏠，爬上寬闊的岩棚，登上岩頂。我躺著喘息幾分鐘，第一次真正覺得現在什麼力量都阻止不了我們登頂的強烈決心。我穩穩站上岩棚，示意諾蓋爬上來。我用力拉繩子，諾蓋蠕動著爬上裂鏠，終於像一條劇烈掙扎後剛從海面被拉起的巨魚般癱倒在岩頂，筋疲力盡。
☆☆
兩位登山家抵制倦意，繼續攀爬上方起伏的山脊。希拉瑞心中暗想：
不知我們有沒有足夠的餘力熬過去。我繞過另一處圓丘背部，發現前面的山脊一直往下降，我們可以遠眺西藏。我擡頭往上看，上方有一座圓形的雪椎。冰斧再砍幾下，小心再爬幾階，諾蓋和我就登頂了。
☆☆
就這樣，一九五三年五月二十九日正午前不久，希拉瑞和諾蓋成了第一批登上聖母峰的人。
三天後，也就是伊麗莎白女王登基前夕，登頂的消息傳到她耳中，然後倫敦《泰晤士報》在六月二日清晨的早版發布了這則消息。電訊是由一位年輕的特派員摩里斯（James Morris）用無線電碼從聖母峰拍發的（以防有競爭者搶先），他在二十年後成為頗具聲望的作家，並變性成女人，把名字改為珍（Jan）。那次登山壯舉過後四十年，摩里斯寫了一篇<冠禮聖母峰：為女王加冕的首次登頂獨家新聞>，內容如下：
□□□
現在很難想像當年大英帝國是以怎樣幾近神祕的喜悅來迎接雙喜臨門的巧合（女王加冕和聖母峰登頂）。英國終於掙脫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困苦陰霾，同時卻也得面對大英帝國的殞落及勢力在世界上難免衰退的現實。他們抱著一線希望，相信年輕女王上臺標示著新的開始，正如報紙總喜歡以新伊麗莎白時代稱之。一九五三年六月二日加冕日將象徵著希望和歡欣，英國所有愛國人士可從中找到極致的一刻去表現忠誠，因為，說來真是奇蹟中的奇蹟，那一天遠地竟傳來消息（事實上是從舊帝國的邊疆傳來的），說一支英國登山隊已抵達地球探勘和冒險領域僅剩的一個無上目標，世界的頂點
這一刻在英國激起各種濃烈的情感，驕傲、愛國，緬懷往昔的戰爭和冒險時代，希望將來能重現輝煌某種年紀的人至今仍記得當年那個不可思議的時刻，他們在倫敦細雨濛濛的六月早晨等待加冕行列經過時，聽見世界頂峰可以說已經落入英國手中的那一刻。
☆☆
諾蓋也成為印度、尼泊爾和西藏全境的英雄，三個地方都聲稱他是自己的子民。希拉瑞被女王冊封為爵士，目睹自己的姿容出現在郵票、漫畫、書本、電影、雜誌封面上一夕之間，這位臉型瘦削且稜角分明的奧克蘭養蜂人成了世界上數一數二的名人。
希拉瑞和諾蓋攻頂之後一個月我才出現在母親肚子裡，沒能分享到全世界共同感受的集體光榮和喜悅有位年長的朋友說那件事對內心的衝擊可以比美人類第一次登陸月球。不過十年後，繼起的攻頂行動卻有助於我建立人生軌道。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二日，美國密蘇里州的三十二歲醫生荷恩賓和俄勒岡州的三十六歲神學教授恩索爾德（Willi Unsoeld）從沒人攀過的可怖西稜登上聖母峰，當時聖母峰已經四度被人攻下，有十一人登頂，但是西稜的困難程度高過前人所走的兩條路線：南坳加東南稜，以及北坳加東北稜。荷恩賓和恩索爾德的登頂在當時及日後都被推崇為登山年鑑中的偉大事蹟，實至名歸。
在攻頂日稍晚，這兩位美國人爬上一處陡峭易碎的岩層，也就是惡名昭彰的黃帶（Yellow Band）。爬上這面峭壁需要超絕的體能和登山技術，從來沒有人在這麼極端的海拔挑戰這麼難攀登的地形。攀上黃帶頂端之後，荷恩賓和恩索爾德懷疑自己無法全身而退。他們斷定，要生還下山，最有希望的是翻過峰頂，改走路線明確的東南稜。鑑於當時天色已不早，兩人對地形不熟，筒裝氧氣又迅速耗竭，這真是極為大膽的計畫。
荷恩賓和恩索爾德在下午六點十五分日落時刻到達峰頂，被迫在標高八千五百三十公尺以上的地方露天過夜，當時這是有史以來海拔最高的營地。那夜氣溫嚴寒，幸好沒風。雖然恩索爾德的腳趾凍傷，後來不得不切除，但兩人都活著下山講出自己的經歷。
當時我九歲，住在俄勒岡州的科瓦里斯，恩索爾德的家鄉。他是家父的密友，我偶爾跟恩索爾德家的孩子比我大一歲的瑞根和小一歲的戴維一起玩耍。恩索爾德出發前往尼泊爾的幾個月前，我跟父親、恩索爾德和瑞根一起登上我生平第一座大山的峰頂，即瀑布山脈，一座海拔二千七百多公尺，毫不壯觀的火山，如今那邊已有空中纜椅通到山頂。一九六三年的聖母峰史詩毫不意外地在我前青春期的想像中不停迴盪，久久不去。我的朋友以太空人葛倫、棒球投手柯法斯和美式足球明星尤尼塔斯為偶像，我心目中的英雄卻是荷恩賓和恩索爾德。
我暗自夢想有一天自己也能登上聖母峰，十餘年間這股雄心始終騰騰燃燒。到了二十出頭的年紀，登山已變成我的生活重心，其他事我幾乎都不放在心上。登上峰頂是真實的、永恆不變的、具體明確的。登山憑的是孤注一擲的決心，這讓這項活動具有我生命其他部分所缺乏的嚴肅性。推翻日復一日平淡無奇的生存模式所帶來的新鮮視野，叫我興奮莫名。
攀登同時也提供了歸屬感。成為攀登者，等於加入了一個獨立的、極端理想化的社會，這個社會不怎麼受世界注意，也驚人地不受世界腐化。登山文化具有激烈競爭和強烈陽剛氣息等特性，但大體上，組成分子念茲在茲的，就只有贏得彼此的敬佩。登上任何高山的頂峰都遠不如攻頂的方式重要，以最少的裝備、最大膽的風格對付最嚴苛的路線，才能得到威望。而最受人景仰的，莫過於自由獨攀者了，他們是不靠繩索或工具且一人獨攀的夢想家。
那些年我為攀登而活，每年靠五、六千美金度日，做木工，也捕鮭魚，只要一存夠旅費，可以前往加拿大布加波（Bugaboo）、提頓（Teton）或阿拉斯加山脈，就不幹了。不過我二十五、六歲時一度捨棄少年時代爬聖母峰的幻想。當時的登山行家無不把聖母峰貶為礦渣堆，是技術挑戰或美學吸引力不足、不值得嚴肅登山家一顧的山峰，而我非常想當嚴肅的登山家。我開始不把世界第一高峰放在眼裡。
登山界之所以會有這套自以為是的觀點，是因為一九八〇年代初期聖母峰最好走的路線（經由南坳和東南稜上山）已經被登上不下百回。我和同好把東南稜稱作犛牛路線。一九八五年，登山經驗有限的五十五歲德州闊佬貝斯被非凡的青年登山家布里薛斯（David Breashears）帶上聖母峰，媒體鋪天蓋地報導這個事件，毫無批判，更加深了我們對聖母峰的蔑視。
在此之前，聖母峰大致上是精英登山家的領域。《登山》（Climbing）雜誌編輯甘迺迪說過，應邀參加聖母峰遠征是一種榮耀，你唯有在矮一點的山峰當過長年學徒，才能享有此一禮遇，實際抵達峰頂更能把登山者推向登山明星界的最高天。貝斯登頂改變了這一切。獵得聖母峰之後，他成為第一位完登世界七頂峰的人，這項功績使他舉世聞名，而其他週末登山客也蜂湧而來，追隨他的足跡，僱用嚮導，粗魯地把聖母峰拉進後現代紀元。
去年四月，威瑟斯健行到聖母峰基地營途中，曾用濃濃的東德州腔解釋道，對我這種白日夢冒險王而言，貝斯是很好的激勵。四十九歲的威瑟斯是達拉斯城的病理學家，也是一九九六年霍爾遠征隊的八名客戶之一。貝斯證明一般人也有可能踏入聖母峰的領域。如果你體能尚佳，有一些可支配的收入，我想最大的障礙可能只是暫時離開工作崗位，拋下家人兩個月而已。
紀錄顯示，許多登山客要放下日常勞務偷閒並不難，一筆現金開銷也不成問題。過去五年來，世界七頂峰的流量以驚人的速率成長，尤其是聖母峰。為了迎合需求，推銷嚮導帶隊攀登七頂峰（特別是聖母峰）的商業組織也相對增加。一九九六年春天，聖母峰側翼有三十支遠征隊，其中至少十支是營利性質的商業隊。
尼泊爾政府看出人群湧向聖母峰會帶來嚴重問題，破壞當地的安全、美景和環境。尼泊爾各部會為應付這個問題，想出了一個解決辦法，既可以限制群眾人數，又可為拮据的國庫增加強勢貨幣收入，那就是提高登山許可費。一九九一年，觀光部一張聖母峰攀登許可證索費二千三百美元，整支遠征隊一張，隊員人數不限。一九九二年，費用增加到九人隊伍收一萬美元，每增加一人就加收一千二百美元。
儘管收費提高，登山客仍繼續湧向聖母峰。一九九三年，也就是首登成功四十週年，十五支遠征隊共兩百九十四名登山客試著由尼泊爾這一側攀登聖母峰，創下紀錄。那年秋天觀光部再度調漲許可費，五人以下的登山隊收費五萬美金天價，每多一名再加一萬美元，至多七人。政府同時也下令尼泊爾的聖母峰各山翼每季只准四支遠征隊攀登。
有一件事是尼泊爾政府各部門始料所未及的：中國開放不限人數的隊伍由西藏那一側攀登，每隊只收費一萬五千美元，且不限制每季遠征隊的隊數。於是聖母峰登山潮由尼泊爾轉到西藏，數以百千計的雪巴人因而失業，隨之而來的反彈迫使尼泊爾在一九九六年猝然取消每季四隊的限制。政府部門一方面鬆綁，一方面又提高費用這次提高到七人以下的登山隊收費七萬美金，每多一名再加一萬美元。九五年春天三十支聖母峰遠征隊有十七支從尼泊爾這側攀登，可見許可證的高成本似乎並不構成重大阻礙。
在一九九六年印度洋季風吹起、登山季的大災難發生之前，商業遠征隊的激增就已是過去十年的敏感問題。傳統人士不滿世界第一高峰被賣給富有的暴發戶如果不靠嚮導護駕，他們之中有些人恐怕連西雅圖雷尼爾峰那樣不算高的山峰都無法登上。登山的純粹主義者鄙夷聖母峰已遭到貶損和褻瀆。
這類批評家還指出，由於聖母峰的商業化，一度神聖的山峰如今被拖入美國法律的泥沼。有些登山客付出高昂的酬金請人護駕上聖母峰，登頂不成便控告嚮導。極富聲望的嚮導艾森斯（peter Athans）曾到聖母峰十一次、登頂四次，他哀嘆道，你偶爾會碰到自以為買了攻頂保證票的客戶。有些人不明白，聖母峰遠征隊不能像瑞士火車那樣經營。
說來可悲，並非每一宗聖母峰官司都是無的放矢。無能或無品的公司不止一次沒照約定提供關鍵的後勤支援，例如氧氣筒。某些遠征隊的嚮導自行攻頂，身邊沒帶任何付費的客戶，不滿的客戶下了結論：他們同行只是去付帳的。一九九五年有支商業遠征隊的領隊還沒出發就帶著客戶的數萬美元潛逃了。
一九九五年三月，我接到《戶外》雜誌一位編輯的電話，建議我參加五天後出發、嚮導帶隊的聖母峰遠征，然後寫一篇文章報導聖母峰迅速加劇的商業化及隨之而來的爭議。雜誌本來沒要我登上聖母峰，我只需要留在西藏那一側的基地營，從山腳的絨布冰河報導這件事。我認真考慮他們的提議，甚至訂了機票，做了必要的防疫措施，卻在最後一刻退出了。
鑑於我多年來對聖母峰的鄙視，外界一定以為我是為了堅守原則而拒絕。其實《戶外》的電話意外地勾起了我長埋心中的強烈渴望。我拒絕這項任務，只是因為我覺得在聖母峰的影子下度過兩個月，卻只留在基地營不往上攀，未免太沒意思。如果要我遠行到地球另一端，離開妻子和家園八個禮拜，我希望有機會攀登高山。
我問《戶外》雜誌編輯布里安能不能考慮把任務延後十二個月，讓我有時間為遠征好好鍛鍊身體。我還問雜誌社願不願意幫我報名聲譽較佳的嚮導所帶的團體，付六萬五千美元的費用，讓我有機會親身登上峰頂。我不敢指望他同意這個計畫。過去十五年來我為《戶外》寫過六十幾篇文章，出任務的旅行預算很少超過兩三千美元。
布里安跟《戶外》發行人討論後在第二天回電。他說雜誌社沒有預算支付六萬五千美元，但是他和其他編輯認為聖母峰的商業化是重要的報導題材。他強調，如果我是認真的，《戶外》會設法促成。
我自稱為登山者達三十三年，進行了幾次困難的計畫。我在阿拉斯加的麋鹿之牙（Moose Tooth）開出一條驚險的新路線，並完成惡魔姆指（Devils Thumb）獨攀，在一座遺世獨立的冰岩上孤身度過三個禮拜。我在加拿大和美國科羅拉多州完成多次極端的冰攀。在狂風像上帝的掃把般橫掃大地的南美洲南尖附近，我爬上了托雷峰（cerro Torre），這座岩峰有高達一千二百公尺的直立和懸垂花崗岩壁，令人心驚膽寒。那裡常有時速一百節的狂風吹襲，佈滿脆脆的霧淞，一度被認為是世界上最難攀爬的山（如今已不是）。
但這些有勇無謀的冒險都發生在幾年前，甚至一、二十年前，是我二十幾歲和三十幾歲的事。現在我已四十一歲，早過了登山的巔峰時期，鬍鬚花白，牙齦不牢，腰圍多出了七公斤贅肉。我娶了我深愛的女人，她也很愛我。我碰巧有了馬馬虎虎的事業，生平第一次活在貧窮線以上。簡言之，我的登山欲已經被一堆加起來可以算是幸福的小滿足磨鈍了。再者我過去也從未進入真正的高海拔地區。說真話，我最高只到過五千兩百多公尺，海拔甚至比聖母峰基地營還低。
我曾熱心研讀登山史，知道從一九二一年英國人首次拜訪聖母峰以來，已經有一百三十多人死於山難，大約每四人攻頂成功，就有一人死亡，很多死者遠比我強壯，在高海拔山峰的經驗遠比我豐富。可是我發現少年時代的夢很難根絕，管他什麼明智的判斷。一九九六年二月底布里安打電話來說，霍爾旗下即將出發的聖母峰遠征隊有個名額等著我。他問我真的要千辛萬苦走這一遭嗎？我甚至等不及停下來吸下一口氣就答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