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三月，《戶外》（Outside）雜誌派我到尼泊爾參加一場嚮導帶隊的聖母峰登山活動，並加以報導。我加入紐西蘭籍名嚮導霍爾領軍的遠征隊，是他的八名客戶之一。五月十日我成功攻頂，但那次登頂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我們仍在峰頂的時候，一場毫無預兆的暴風雪突然降臨，登上峰頂的五位隊友有四位失去性命，霍爾也在其中。等我下山回到基地營，四支遠征隊總共死了九人。那個月還沒過完，又有三人喪生。
那次遠征結束後，我深受打擊，難以提筆。不過，從尼泊爾回來五週後，我還是交了一份手稿給《戶外》雜誌，文章在九月號刊出。報導一完成，我便想把聖母峰逐出腦海，回歸正常生活，結果發現我辦不到。我一直試著撥開情緒的迷霧，努力理解山頂上發生的一切，執著地反覆重溫同伴死亡的情景。
在當時的情況下，《戶外》那篇文章已經力求精確，但截稿期限不容拖延，而事件的先後順序非常複雜，生還者的記憶又因疲憊、缺氧和驚嚇而嚴重扭曲。調查研究期間，有一回我請三位山友詳述我們四人在高山上親眼目睹的一件事，結果彼此的說辭在時間、誰說了什麼甚至誰在場等關鍵事實上，竟然全不相符。《戶外》那篇文章發表幾天後，我發現我報導的一些細節有錯。大部分是限期出刊的新聞報導難免會有的小瑕疵，但其中一項失誤頗大，給某一位死難者的朋友和家人帶來非常強烈的打擊。
另外，由於篇輻有限，許多資料都被迫省略，這幾乎就跟文章出現失真的謬誤一樣叫人不安。《戶外》編輯布里安和發行人伯克給了我超長的篇輻報導這個故事，共刊出一萬七千字，比典型的雜誌特稿長四、五倍。可是我仍覺得太簡略，不足以公允地重現那樁悲劇。攀登聖母峰徹底震撼了我的人生，能不受版面之限，毫無遺漏地記錄那些事件，對我極為重要。本書便是那股強烈欲望的產物。
人的神智在高海拔地區非常不可靠，這使得研究調查問題叢生。為了避免過度依賴自己的認知，我反覆在多種場合花上極長時間訪問大部分重要人物。我還盡可能用基地營的人所記下的無線電日誌來驗證細節基地營的人思路應該比較清晰。熟悉《戶外》那篇文章的讀者也許會發覺雜誌上報導的某些細節（主要是時間方面）和本書所述略有出入有些資訊在雜誌文章發表後才被挖掘出來，我據此做了一番修改。
我敬重的幾位作家和編輯力勸我不要這麼急著撰寫本書，他們覺得我應該再等上兩三年，隔點距離來看那次遠征，才能有一些重大領悟。他們的忠告很有道理，但最後我並沒有接受，主要是山上發生的事不斷啃噬我的勇氣。我認為撰寫本書或許可將聖母峰逐出我的人生。
當然，我並未如願。更有甚者，我也同意如果有作者像我這樣把寫作當成宣洩，作品往往難以滿足讀者。然而，我仍希望在災難餘波未息時、在當下的喧擾和折磨中做靈魂告白可以得到一些東西。我希望自己的敘事能有一種原始的、殘酷的坦誠。如果時移事易，悲慟消解，那份坦誠便有流失之虞。
有些勸我別匆促寫書的人，當初也曾警告我別去爬聖母峰。不去的好理由千條萬條，但企圖爬聖母峰在本質上便是不理性的舉動，是欲望壓倒判斷力的結果。凡是認真考慮要爬的人，幾乎不可能受理性的論點所左右。
事實上，我知道我不該去，卻還是去了聖母峰。我這麼做，就無異於共同謀害了幾位可敬的人物。這件事，將會烙在我的良心上，久久不去。
強．克拉庫爾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於西雅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