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的那個晚上，達爾文並沒有出席林奈學會的研討會。他留在道恩村的家中，對抗家裏爆發的惡疾。當然，也有可能是躲起來不敢見人。
至於華萊士當然也不在場，他壓根兒沒聽過有什麼研討會這檔事。因此，傳統說法所言的華萊士欣然同意聯合發表（這種輕率字眼出於希摩法伯（Gertrude Himmelfarb）所寫的《達爾文和達爾文主義的革命》（Darwin and Darwinian Revolution）一書。除了此部份之外，這本書的內容還算嚴謹），根本是鬼扯！當時沒有人等他同意就這麼做，整件事，華萊士根本就是局外人！
一八五八年七月一日，華萊士正在遙遠的新幾內亞野地忙著蒐集各種鳥類和蝴蝶，對自己在英國所挑起的騷亂渾然不知。
此後，達爾文不再寫長篇鉅著，而以另一種形式另起爐灶。他已經了解拖延的危險性︱因此捨棄了過去想出版完整學說和證據的念頭，改以篇幅較少、內容僅概述要點，而能迅速完成的作品為主，他稱之為摘要，但今天我們毋寧稱之為應急、不磊落之舉。他在十個月內完成草稿並旋即付梓。
這本書在一八五九年十一月出版︱它有個冗長的書名，叫做《在自然選擇操縱下的物種起源，或生存競爭下適者生存物種之延續》（On the Origins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or the Preservation of Favoured Race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歷史上通稱為《物種起源》（The Origins of Species），還把它當成演化生物學的起始點。但歷史不就是如此粗心大意而惡名昭彰嗎？
至於華萊士，在一八五九年的忙碌後，又繼續在馬來群島奔波了兩年。島嶼可以教他的東西還多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