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萊士和達爾文在島嶼的研究工作上能搭起交流的橋樑，機緣扮演著吃重的角色。後面你會發現，事實上，機緣是這整個演化和滅絕過程中，相當重要的一個因子。因此，你不妨看看機緣對這兩人科學生涯的貢獻。
當達爾文搭上小獵犬號離開英國前，他的腦海裏並沒有放進生物地理學和加拉巴哥群島。他初踏入這個領域抵達群島時，只是一個想法怪異、玩世不恭的年輕人偶然的際會而已。他之所以會簽下航海歷險的合約，是想打發自己的無聊和遲疑不決，順便拖延看似不可免的牧師命，也藉以逃避父母嚴厲的眼光。這跟後世一些二十歲的美國小伙子，做搬運工以便由冰島來到歐洲的模式如出一轍。
小獵犬號花了四年調查南美洲沿岸後，調頭向西、環繞世界一週，而加拉巴哥群島是傳統上必定拜訪的港埠。直到那個時候，達爾文仍自許為地質學家兼博物學家。因此，對他而言，到加拉巴哥這個火山構成的群島，主要還是為了繼續研究火山地質。
華萊士這位年輕人就比較專注在博物學（即現今之生物學）上。他旅遊的動機不是要逃避什麼令人室息的期望，或者找回失落的自我，而是要探索更大、更有趣的事物種源起的答案。雖然他一開始就很清楚自己的動機，但獲致科學殊榮的路卻相當迂迴坎坷。當他一八四八年展開首次的世界探險時，並不是到馬來群島，而是前往對他意義深長的亞馬遜流域。
任何喜好挑戰災困、耐力、高度冒險的人都瞭解，華萊士的亞馬遜冒險傳奇要算是科學史上的極致。剛開始身處如此環境時，華萊士不過弱冠之年。由於家中經濟困難，年方十四的華萊士就必須輟學。年輕的他留在倫敦一小段時間，跟著一位當木匠學徒的哥哥。接著六年，他弱冠之前，以見習生身份在另一位哥哥手下幫忙，而後才正式成為一名測量員。
測量這一行讓他得以接近自然景觀（特別是他衷愛的威爾斯），還可以學一點數學和地質學，這對當時的他而言真是如魚得水、別無所求了。然而因測量業不景氣，哥哥只好暫時把他解雇。隨後有段短暫的時間，他在萊斯特（Leicester）當教員，教起閱讀、寫作、算術和一點測量、繪圖。在萊斯特，他的生活有了改變。
年輕好學的華萊士
在市立圖書館中，他讀了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德國自然科學家）所寫的《南美遊記》（Personal Narrative of Travels in South America），讓他興起不願在大不列顛終此一生的念頭；他唸了史學家普雷斯科特（Prescott，1726︱1795）所著的《墨西哥和秘魯征服史》（History of the Conquests of Mexico and Peru），和蘇格蘭的歷史家羅伯森（Robertson，1721︱1793）的《美洲史》（History of America）；他還鑽研了馬爾薩斯（Malthus，1766︱1834，英國經濟學家）的人口論由此得來的觀念像是命中注定般，數年後在他腦海中引爆，正如華萊士給達爾文的衝擊一樣。
此外，華萊士在萊斯特的圖書館裏還結交了一位新朋友，年齡與他相仿，名叫亨利．貝茲（Henry Walter Bates）。貝茲有蒐集甲蟲的嗜好，華萊士對此也甚感興趣。
在那個時代，對自然有興趣的男人或男孩，蒐集甲蟲是相當平常普遍的事。甲蟲非常漂亮、多樣性高，又容易保存，一些有野心或好競爭的博物學家，甚至把蒐集視為彼此較量的標準，就連達爾文也已經蒐集甲蟲多時。
但對於華萊士來說，在人生發展的這個階段上，蒐集甲蟲不過是一項棒透了的新鮮事。那個叫貝茲的新朋友，手頭上有一本沉重的參考書，書中說在萊斯特近郊的甲蟲種類達數百種之多，而整個大不列顛島，更可高達三千種，這實在令華萊士無法想像。後來華萊士在自傳中，穿越了六十年的時光隧道回顧道：我從他那兒學會在哪些地方可以找到甲蟲，哪些甲蟲是全年都可以蒐集到的。於是，我立刻下決心要開始蒐集。華萊士從當教員所賺的辛苦錢中，拿了幾先令買了一部屬於自己的《英國鞘翅目昆蟲指南》（Manual of British Coleoptera）。
他和貝茲的交情日篤。這對瘋狂的年輕鞘翅目昆蟲學家，幾乎爬遍了萊斯特市的每一吋草地。華萊士回憶這件事讓我在週三和週六下午到鄉間漫步時，多了項有趣的新玩意。事實上這件事對華萊士而言，並非只停留在一時激情的嗜好上經由書本，一些觀念悄悄溜進華萊士的腦海中，激起陣陣洶湧浪濤。
影響他最深的一本怪書
達爾文的《日誌》（Journal）當然是其中一本。另外一本是史威森（William Swainson）所著的《論動物之地理學與分類》（A Theories on the Geography and Classification of Animals），書中描述了物種分佈的模式，並闡述一些當時已提出，用來解釋那些模式的定理。然而史威森也像萊爾一樣，以虔信的不可知論做為逃避。他寫道：地球上不同地區居住著不同種類的動物之基本原因，和控制其分佈的法則，必隱身在人們的研究能力之後。對於這樣論調，華萊士並不怎麼贊同。
對他影響最深的反而可能是一本聲名狼藉的書：《自然史上的創造遺跡》（Vestiges of the Natural History of Creation）。這本書一八四四年印行時，根本沒有人知道作者是哪根蔥，後來一般認為是羅伯．騫伯（Robert Chambers）所寫。《遺跡》是一本雜文集，出版後得到的反應也來自於社會各階層。書中提出生物演化上的一般概念，並呈現一些煽動性的資料和主張來支持其論點，但沒有提出能合理解釋演化如何運作的定律。
由於書中輕信妄語的情形相當普遍，更降低了這本書的格調。舉一個例子，騫伯記述一個實驗，其結果為昆蟲可自然發生於通電的矽酸鉀溶液；他發現一種昆蟲的幼蟲僅見於酒和啤酒中，便認為這個物種是在人類發明醱酵之後才出現的；他斷言慣於說謊的父母，會把習性遺傳給孩子，造成兒女天生就謊話連篇，尤其在貧苦階層最為明顯；書中甚至還舉出中國文字是由寫意文字所組成，因此中國語言是一種原始的溝通形式，騫伯更強調如果中國人進步些，在發r這個音時不該如此困難。
對不加思索的讀者而言，那是一本頗為成功的書。《遺跡》把演化的問題模糊化、刺激化，就像維多莉亞時代的人看不明飛行物一般，成為茶餘飯後閒聊的話題；但對另一極端，也就是硬腦袋的神造說學者而言，《遺跡》只不過是煽情文體的垃圾，看完就拋諸腦後了。
對達爾文來說，這本書狠狠地把演化這項題目，打入不能輕信的可怕深淵，讓他日後的工作更加艱難。對他來說，這本書實在比沒有用的垃圾還糟一百倍。
然而，這本書卻是華萊士這位年輕人的強力催化劑。那時他的思想發展還不若達爾文成熟，騫伯這本草率輕狂的書反而幫他把注意力集中一個焦點：假如物種源起就像《遺跡》主張的，是一個接一個、自然轉變完成的，那麼究竟是什麼機制讓這一切發生？
此時華萊士已離開萊斯特市的教職，重操測量員的舊業。他寫了封信給貝茲：
對《遺跡》這本書，我寧可持較正面的評價。我不認為這是一本草率的論述，反倒以為是個巧妙的假說，受若干撼人的事實及類比所支持，只是仍有待更多的資料、研究，以提供智慧的靈光來洞悉整個問題。《遺跡》開啟了自然觀察者會想參與的課題，並提供了蒐集資料的誘因，和蒐集到資料後可應用的方向。
他在說給自己聽。對他而言，《遺跡》的確是個誘因。
眼光遠大的華萊士和貝茲憑著年輕和幹勁，開始籌劃大膽的冒險之旅。他們打算遠赴熱帶當個生物蒐集者。他們為自己也為商業市場蒐集標本，並藉此籌措旅費。他們把鳥皮和裝架好的昆蟲運回給在英國的貿易商，再轉賣給博物館和一些富有的私人珍藏家。在那個時代，這些人只要看見別人展示拉斐爾前派的畫作，也會不甘寂寞地拿出收購得來的自然標本（指珍禽異獸）炫耀一番。
把多餘的標本賣給這些無聊的紳士名流，再用銷售所得，支持兩人為解開萬秘之謎而做的野外研究經費。他們會不會揭開物種源起之謎？恐怕只有天知道。但無論如何，他們會去試試。
可是他們究竟該去那裏？到馬來群島嗎？不，那個地方要幾年後才會吸引華萊士的注意。到加拉巴哥群島嗎？不行，對沒人贊助的業餘愛好者，那個地方太遠了，況且已經有人做過那兒的研究了。最後的決定，終於因另一本書而確定下來。
一八四七年年底，華萊士讀到一本剛出版、由愛德華所寫的《亞馬遜之旅》（A Voyage up The Amazon）。貝茲也看了那本書，兩人都深深著迷。於是他們趕快把該安排的事情連繫妥當，包括與一位和權貴關係良好的倫敦經銷商史迪芬（Samuel Stevens）簽定合約，授權他在英國代售蒐集來的標本。不到四個月，他們就由利物浦（Liverpool）出港，目標是遙遠的亞馬遜河口：帕臘（Para，或譯帕拉，此為舊稱，目前已改名為Belem ）。
一八四八年五月二十六日，他們終於抵達巴西。此後，華萊士在那陌生的異國一待就是四年。貝茲停留更久。兩人都沒預見時間之漫漫，或前途之崎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