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趕到M飯店的時候，大廳裡已經擠滿上千的各國賓客，顧不得其他，趕快排進長長的行列，等候向該國駐聯合國的大使表示節日的祝賀。行列緩緩地移動著，我們喘了一口氣，開始向左右看看，誰知道，也許會碰到什麼熟人呢。
長桌後面，盛裝華服的人群裡，一個俏麗的人影一閃，墨綠的旗袍，烏黑的頭髮不鬈不燙，柔柔地垂在肩上，由不得人不多看幾眼。
那不是你的朋友沈小姐嗎？他先生邁可也在。我先生比我更快。
不錯，那正是沈婉君，數月不見，她又是那麼光彩照人了。
在北京的時候，任何外國人相聚的場合，不管別人西裝筆挺，長裙拖地，她總是一襲將及腳面的旗袍，上乘的質料，精緻的手工，典雅得體，清麗脫俗，引來多少讚嘆。中國人嘛，還是旗袍合適。她總是腼腆地一笑。
從旗袍扯開去，知道她娘家人都在台北。邁可和我先生又都是康州人，自然談得多些。
他們是一家美國公司派駐北京的全權代表，辦公、住家都在麗都飯店。我們住在外交公寓裡，周末悶得發慌跑到麗都去打保齡球，於是常常和他們夫婦相聚，兩家越走越近，成了很不錯的朋友。
看來，她回台北是對的，幾個月的工夫就恢復過來了。真不敢相信，她離開北京的時候會瘦成了那個樣子。先生在我耳邊悄悄說。
公事辦完，我們繞過忙著品嚐各種美味的人們，向熟人點頭、寒暄，好不容易走到了婉君和邁可的左邊。
Teresa！婉君高興地輕輕叫了一聲，把手裡的高腳杯朝邁可手裡一放就擠了過來。我們雙手相握，站在晶瑩的枝型吊燈下，我久久看著她。不錯，這正是那個溫文爾雅、美麗大方的沈婉君。耳邊兩粒鑽石在她的秀髮裡閃爍，給她增加了一點華貴。雙眼明澈，坦坦然注視著我的仍是那個氣定神閑的沈婉君，像我八三年在大使官邸見到她的時候一樣。
什麼時候到紐約？
剛到，行前匆匆，一切來不及。心想到了就有機會和你們聯絡，誰知昨天下飛機，什麼都還亂著呢，今天就見到你。
看她那瀟瀟灑灑的樣子，哪裡還亂著呢。
恢復得不錯。我衷心讚美。
誰知一句話竟使她的臉色灰暗下來，她垂下眼睛，接過侍者送來的一杯香檳，兩手把玩著，讓那一點淡黃的液體在杯中輕輕晃動。
其實，也不過強顏歡笑而已。她口氣沉重。我深深懊悔，不該提的。
你有沒有看到白先勇的<骨灰>？她抬起頭。
看了，寫得真好。
我把祖母的事情告訴爸爸以後，心裡輕鬆了一點，看了白先勇的文章，真想寫幾行字。白先生寫的故事發生在八○年，我祖母的事卻是在八六年，他們所說的文革浩劫已經過去十年了，情形卻是這個樣子，難道還不值得寫一寫嗎？
你寫了沒有？
沒有，提起筆，我就心慌手抖得一個字也寫不下去，胸裡悶得難過，哭又哭不出來。她一臉淒清。
忽然她拉住我，事情的前前後後你都在場，你都看到、聽到的，你寫吧，把它告訴世人。
白先生的筆太大，我的筆太小、太禿，怕不能讓你滿意。
不要作文章，只把事情寫出來就好。她有一點急切。
在麗都咖啡室裡，婉君津津樂道的一個題目就是關於她那神奇的祖母：如何抽了六十年的煙，喝了幾十擔的白酒，卻沒有心臟和血壓的毛病。如何年過八旬眼不花，耳不聾，走路不用拐杖。如何關心世界大事，每天小報不離手（《參考消息》，人稱小報，原因是該報只有四版，而且比尋常報紙小一半）。
我第一次見這位老人是八四年五月一日的下午。幸虧是他們的節日，我和先生都在家。電話是從首都醫院打來，我把先生留在家裡坐鎮，自己匆匆開車直奔醫院外賓門診部。
外賓門診部陰暗的走廊裡一片混亂。人群當中，邁可一雙大手把一個中年醫生提了起來，一雙大眼睛冒著火，嘴裡還在不停地問著：你要怎麼辦？！你要怎麼辦？！那個醫生兩手在空中亂舞，聲嘶力竭地掙扎著：你聽我說，你聽我說嘛。旁邊擠著幾個急診部的工作人員，都是一付不知如何是好的樣子。我擠進去，拉住這位暴怒的經濟學家：邁可，先放開他。
你來得正好，他們不給婉君的祖母看病。他放了手。
不是不給她看，那醫生腳一沾地就慌不贏地分辯：她是中國人，不能在外賓門診看。
她是我們的親屬，我們不把她送到這兒來，送到哪裡去呢？邁可更急了，額上的青筋一跳一跳的。
她是你們的親屬沒錯，可她還是中國人。你們又不在這兒住一輩子，等你們走了，她還得在國內門診看病，這裡的病歷又調不出去，這不是耽誤事兒嗎？
這是真的，除了高幹以外，中外人士在首都醫院看病、取藥、住院各有各的去處，絕對混淆不得。
那麼，依你說怎麼辦呢？我問那醫生。
我用輪椅推老太太到國內急診室去，我親自送去。他急急地說。
途中不會有問題嗎？我和邁可幾乎異口同聲。
我查過了，病人情形還好，不會有事的，而且，也不用上、下樓梯，很平的。醫生在忙著解釋，旁邊已經有人推來了一張輪椅。
這個時候，我才看到坐在角落裡，面無人色的婉君和斜躺在她懷中的老人。
這就是那位六十年前就隨著丈夫東渡日本求學，滿腹經綸的老人嗎？她似乎早已把太白遺風丟到了九霄雲外，和北京街頭巷尾每天見到的老太太沒有什麼不同。上身一件黑布棉襖，下身一條黑布夾褲，藏青的線襪邊緣露出許多皮屑，想是許久沒人幫她好好洗過了；腳上還穿著一雙嶄新的布鞋，大概是為了出門，特地穿上的。她非常瘦，手上、臉上布滿了老人斑，嘴微張著，呼吸很艱難的樣子。只有頭髮，顯出她的不一樣：八十七歲的老人了，幾乎沒有白髮，只是那頭髮極其乾枯而已。
周圍靜了下來，老人睜開眼，居然還笑了笑，笑的時候眼睛是濕濕的。
小君，醫生不給看。我回家啊。
給看，我們換個地方。婉君沒有忍住淚水，終於還是讓它們滾落下來，滴在老人的頭髮裡。
邁可臉上恨恨的，看著醫生將老人挪進輪椅，緩緩地推了開去。我們三個跟在後面順著走廊一道門一道門地朝前走著。越走，兩邊的陳設越簡陋，病人也越多，拐了兩個彎，終於看見急診室三個怵目驚心的大字。
見有輪椅來，門邊的人群閃開了道，我們走進了一間大屋子，四面牆壁灰糊糊的，頭頂上密布著各種管道。三張油漆剝落的小書桌占住了三面牆，每張桌子後面坐著一個穿白大褂、掛聽診器的醫生。桌子旁邊有一椅子，上面坐的是病人。站在他們後面的就是他們的家屬了。靠裡牆有一張唯一的小牀，是作診視用的。我們進去的時候，一位中年婦女正坐在椅子上大口喘氣，她的衣襟敞開著，露出兩隻碩大的乳房。醫生用聽診器一邊聽著，一邊問著什麼。看見我們進來，那婦人完全無動於衷，只是漠然地看著。邁可馬上把頭轉開，好像迎面被人擊了一掌，一臉不自在。他做夢也沒想到，在這裡，是男女無別，一視同仁的。
外賓門診處的醫生把老人一直推到正對我們的小桌子前，完全無視那位敞胸露懷的婦女，逕自對那正要站起來的醫生說：病人心力衰竭，僑眷。他的手揮了個半圓，把我們三個畫在其中。
所以，在外國人和中國人之間還有一個等級，那是僑眷。
醫生馬上走過來，先把手伸給邁可，我，然後是婉君，最後俯向老人：
怎麼了？哪兒不舒服？他大聲問，在他的想法裡，這麼大歲數的人大概是什麼也聽不清楚了。
今天早晨開始，先是心慌，以後就是跳得很慢，很慢她喘息著。
吃什麼藥了？
一顆救心。
日本的還是西德的？
日本的。老人皺起眉，像是吃了一隻蒼蠅。我記起，老人一直是抵制日貨的。
先作個心電圖吧。醫生把檢驗單交給我。
邁可問我：這是什麼？
先繳費，再去心電圖室。我回答他。他和婉君楞在那兒。婉君一臉淒苦：我不識簡體字，什麼地方也找不到，你幫我辦吧，回頭我們再算。
你們照顧老人，我就回來。我趕快跑，這兒不是外賓門診，要排長隊的。
匆匆打聽到收費處的窗口，排在隊尾，耐心地聽著小窗口外邊人的輕聲哀告，聽著裡面的人惡聲惡氣。
輪到我了，遞進了單子。
裡面說：兩塊五。
我送進一張十元的外匯券。然後問：心電圖室在什麼地方？
裡面的人站了起來，從窗口上面探出頭，竟是位和顏悅色的老先生，他一臉的笑，遞過幾張票子：找您人民幣了啊！然後兩手比劃著：從這個坡兒上去，走到頭兒，門上掛著牌子呢。作心電圖的人不多，護士常在值班室，你叫她們一聲兒就行。
回到急診室，看到的是邁可撐開風衣的背影，他站在那兒，成了一個屏風，老人、婉君和醫生都差不多被他的風衣遮住了。
醫生檢查完，我們推老人去作心電圖，再回來，聽醫生診斷：機器老了，會停擺，及時吃藥，沒有大問題。他說。於是再去排隊繳費，排隊取藥，兩個鐘頭以後，我看到的是一幅極美的畫面：老人微笑著坐在輪椅裡，邁可在後面推著她，婉君在旁邊扶著。他們向門外走去，迎面而來的是多少羨慕的眼光，嘖嘖的讚嘆！那個畫面在我腦際停留了很久。
八四年，基本上比較平穩地過去了，婉君和邁可幾次去香港度假，為老人買了各種救心。這一對菸酒不沾的夫婦去向英國醫生請教，對於無法戒菸戒酒的八旬老人來說，哪種白酒、哪類香菸比較合適。於是婉君餐室酒櫃裡出現了名貴的洋菸洋酒。都是為老人買的。邁可告訴我。他只喝可樂。
一天，訂購的小冰箱到了，他們忙著把它放上汽車：老人千叮嚀萬囑咐要買個小的，說是鄰居會要把東西放在她冰箱裡，不勝其煩。冰箱小，放不進，少費許多說詞。婉君告訴我。
八五年，也有幾起急診室事件發生，事後聽婉君講起來，都是有驚無險。不過，事情多了，故事自然也多起來。有一回，婉君講給我聽，老人不舒服，叫小阿姨打電話把他們找了去，他們去了，看著老人把存款單和鑰匙交給了鄰居。等他們從醫院回來，那鄰人送回了老太太的東西。安頓好了，他們離去了。晚上，那鄰人去找老太太惜錢，所借的數目竟是老太太存款的總數。婉君去看老人，老人氣哼哼地講給婉君聽，婉君笑彎了腰。
我卻覺得沒有什麼好笑。老人一個人住，婉君他們就是她至親的親人，她怎麼不把重要東西交給他們而去交給什麼鄰居呢？一家有一家的事，想想，還是忍住了沒說。何必讓事情複雜化呢？
久而久之，邁可對此地老百姓的生活有相當了解了。他知道每人每月半斤油，他知道煤氣罐多麼金貴，得用多少錢，開多少路子才弄得到。當然，他也知道小保母每月工資多少，她們如何省吃儉用助她們在農村的父母家人。
他告訴我，婉君祖母家的安徽小阿姨最近花了二百多元為她哥哥買了一輛永久自行車。那是她半年的薪水呢。他嘖嘖稱奇。
永久車不好買。我說。
我們給她換了外匯券，在友誼商店買的。邁可說。
只要她好好照顧老人，我們什麼忙都願意幫的。婉君很坦然。
這樣的日子一直持續到一九八六年的春節。
休假的最後一天，已經是晚上十點鐘了，我和先生坐在客廳裡看報紙，電話鈴響了，是邁可怯生生的聲音。
他一再道歉，說實在不該吵我們，可是事情又是他們辦不成的。於是只好打電話求援。電話來自首都醫院急診觀察室。
我到了首都醫院後門，開進去，在急診室門外停下車。馬上有人迎出來：使館的車不能停這兒。
為什麼？
外賓門診在前門兒。
可病人是中國人。我有了上次的經驗，這次不多囉囌，鎖好車門就長驅直入了。留下那個盡責的守門人楞在那兒。
急診室擠滿了人，護士值班台周圍更是圍得水洩不通。我還沒反應過來，正在試著從裹著棉被的擔架旁邊繞過去，護士竟然已經發現了我，馬上揚聲說：沈婉君在辦公室。舉起手往右邊一指。
她周圍的人們都回過頭來看我，眼睛裡流露出的複雜的表情讓我的血直往臉上湧。事實上，我的帶使字的車子，我的高鼻樑、白皮膚給了我優於他們的特權。他們只能和護士磨牙，沒有辦法走進那個可畏的辦公室，去為他們垂死的親人爭一張觀察室的病牀。
我心裡充滿了憤恨，我已經開始痛恨那個坐在辦公室裡的人。當我走進去，把門從我身後關上，我看見了一間真正是協和醫院派頭的辦公室，橡木的大門把急診室的聲浪完全地隔在了門外，淺綠色的枱燈照亮了四圍典雅的護牆板、一塵不染的寫字枱。終於我看清了坐在寫字枱後面的那張三角臉以及那臉上的冷漠，那個時候我只有一個願望，就是一拳打扁那張臉。
當然，我及時地抑住了自己，我看到了婉君眼裡的紅絲，看到了邁可憤怒的臉，而且我發現室內還有一個五十歲上下的女幹部，那個三角臉正在跟她說話：
她不夠級別，我沒有辦法把她送高幹病房。那人雙手一攤。
送外賓病房好了，我們付錢，外匯券也好，美金也好，隨你們。邁可從牙縫裡說。
她不是外賓，我作不了主。那人居然還笑了笑。
她是僑眷。我開口了。
那人沉吟了一下，轉頭又問那女幹部：病人是？
留用人員。那女人說。
什麼是留用人員？婉君小聲問。
國民政府留下來的普通工作人員。我大聲解釋。那兩個人都吃了一驚，呆呆地盯著我。
幾秒鐘時間，三角臉恢復了正常，又笑了笑：我說過，級別不夠，我們沒有辦法。
你們寧可病房空著，不願意用它來賺外匯嗎？
政協正在開會，有需要的時候，我們一定得有足夠的高幹病房。
那你要把病人在半夜裡趕出去嗎？我冷冷地問。
當然，她可以在觀察室待到明天早晨，如果醫生認為她已經脫離危險期，而普通病房又還是沒有地方的話，那她就必須回家了。三角臉又把雙手一攤。
她家裡只有一個十七歲的小保母，如果再發生危急情況，怎麼辦呢？婉君著急了。
我沒有辦法。那人雙肩也聳起來了。
我冷著臉，一字一句，清清楚楚地大聲說：沒關係，婉君，我們走。明天，我們來看看，看他們怎麼樣向我們顯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我要親眼看看他們怎麼把一位年過八旬的心臟病患者，一位國民政府的留用人員，一位台灣大學教授的母親扔到大街上去。
空氣凝住了，屋裡靜得無聲無息。三角臉的肩和手都停止了動作，那女幹部更是大張著嘴，說不出一句話來。
我們走！我一手挽著婉君，一手拉著邁可向外走去。
我看見了邁可眼角的笑意和婉君眼裡的淚光。
出了門，我問邁可：觀察室在哪兒？我們去看一眼老人。
邁可在前面帶路，我們穿過了擁擠著病人的走廊，走進了一間大屋子。
我呆住了，這是真正的難民營。一張張的硬板牀邊多數吊著點滴瓶子，有輸液的，有輪血的，牀上躺著男男女女各式各樣的病人。牀邊或蹲或站的圍著他們的親人。病人身上穿的，牀上鋪的蓋的一應從家中帶來，什麼顏色，什麼氣味都有。牀邊、走道上堆滿了鍋、碗、熱水瓶、水果罐頭，甚至煤油爐子。我們向一個角落走去，在一個不停呻吟的年輕男人的牀位旁邊，緊貼著牆的一張板牀上，躺著婉君的祖母。她頭頂上方吊著個大瓶子，正在點滴葡萄糖，針管插在老人的腳背上。
牀邊上坐著個紮著兩根小辮子的小姑娘，手裡捧著一本《大眾電影》在看。看到我們走近，就站起身來。
老人牀上墊著厚厚的被子，身上蓋著毛毯，兩眼緊閉，臉色灰暗。
護士來給換到腳上了，手上都是瘀血。小姑娘悄聲告訴婉君。
我們看到了那雙手，手背上已經貼了膠布，但是膠布周圍卻全是青紫，腫得老高。老太太太瘦，吊了一下午點滴就成這樣兒了。小姑娘說。然後她又問：老柳走了嗎？我想到了那個在辦公室和三角臉說話的女幹部。
不知道。我們離開的時候她還在那兒。
要不是有你們，街道上還不會來人呢。小姑娘自言自語。
你今天夜裡就坐在這兒嗎？我們在這兒坐幾個鐘頭，你去休息休息好不好？婉君向那小姑娘建議。
沒事兒，老太太吃了藥，睡得挺好，我在這兒就成了，你們明天再來吧。要不，也不方便。小姑娘挺有主意。
我們已經注意到了其他病人家屬不自然的臉色，再三謝了那位忠心耿耿的小阿姨。走了出來。
婉君衰弱得一言不發，分手時只是捏了一下我的手背：不說謝了，沒你，我們真完了。
我推他們進樓門：快去休息，明天還不知怎麼樣呢？！
人真是適應得快。第二天清早，我就直奔急診辦公室，我覺得，必有什麼答覆在那兒等著我們。
門開處，一位值班女醫生滿臉喜色告訴我：快付兩千塊押金，沈家老太太就可以住進加護病房了。
就是ICU啊！她高興得滿臉放光。我實在不懂，這有什麼值得慶賀的。
沈老太太畢竟是婉君的祖母，大主意還得她拿。我走進觀察室，老人還在吊點滴，只是針頭又插在另外一隻腳上。婉君風衣沒脫，坐在牀邊上，小阿姨站在地當中，正在相當熟練地把掛點滴的架子挪近一些。
我把情形告訴了婉君。我去打電話叫邁可送錢來。她站起來就走。
我塞了五分錢硬幣在她手裡，她茫然地看著我。
打完了，交給旁邊值班的人。我提醒她，推她出門。
要兩千塊啊，真是獅子大開口了。老人居然說了話。
兩千塊是押金，用剩下的，他們會還。我安慰她。
還也是人民幣，有什麼稀奇。她的眼睛居然還睜開了一條縫兒。
我會還她，我不能用她的錢。老人掙扎著，她長大，沒用過我一個銅板。她開始大口喘氣了。
看她喘得嘴角牽動著，我慌不贏地站起來，急得扶住她：您別動，別說話。她真瘦，肩上的骨頭扎手。
不要緊，我死不了，別著急。老人閉上眼，竟在低聲安慰我了。
我坐下來，輕輕握住老人的手，那是一隻又青又紫、滿是瘀血的手，一隻皮包骨的手，一隻右手。中指明顯地向外邊彎著，好像一根指頭在尖梢上忽然轉了方向。那是一隻寫過多少字的手。
小阿姨輕輕推推我，又指了指門口，我回頭看去，邁可和婉君站在門口。
老人累乏了，昏睡著，我輕輕把她的手放下，向門口走去。錢帶來了？
婉君點頭：我們一起去吧。
住院收費處真是個輝煌的大辦公室。裡面一張張寫字枱整整齊齊。婉君把填好的表格和一疊嶄新的外匯券一起遞了進去。裡面一片嘖嘖聲。
喲，五十元一張的。
別土，見過沒有？！
喝，還是人家行，錢一交齊，人送加護，大鬆心吧。
要是昨兒那幾個也有這份錢，還死不了呢。
別瞎說。
老外，聽不懂啊！
還有老中呢。
一陣亂。
一張小紙片，蓋了大紅章，遞回婉君手裡，我們離開了那個窗口。
一個護士迎面奔來。你們是沈老太太的家屬吧？入院單給我，我們送她去加護病房，你們去那兒等就行了。從這邊上二樓，一直走就是。
ICU設備不是洛克菲勒基金會送給這座醫院的嗎？他們怎麼可以要那麼多錢呢？婉君若有所思地問我。
我答不出，只好搖頭。
一上二樓，在ICU的大紅牌子下面，我們三個都呆住了。在我們面前，在走道上，橫著一張有輪子的護理牀，牀上淺藍的被單上外科兩字依稀可以辨認，被單上滿是血迹，黑紫的，一塊連一塊，牀單下面有人，牀頭上一邊吊著一個輸血的瓶子，另一邊圍著一群人，他們正在一張報紙上數錢。
十元的、一元的，甚至有毛票和硬幣。這十幾個人專心一意地數著錢，竟沒有一個人顧得上看護那奄奄一息的病人。
人群中爆出一聲嘆息：還差二十四塊！
一聲號哭出自一位老婦人：我苦命的兒啊！老人滿臉是淚。
邁可搶上一步，把一張五十元放在老婦人手裡。
老人淚眼模糊，一手抓住錢，一手抓住邁可：救命的人哪。
老人把手攤開，問旁邊人：加上這，夠了嗎？
可夠了。一個中年人回答，他看著我們，問了句：外國人的錢，咱們敢用嗎？
救人要緊，不送加護，我大哥死定了。一個年輕人把錢接過去，抹了把頭上的汗，站起身來：說謝，太輕了，他在邁可面前說不出話來。
先去繳錢，送病人進加護要緊。我趕快說。
年輕人抹著淚，夾起那報紙包衝下樓梯。
人們這個時候才團團將那護理牀圍住。
讓車撞了，作手術，手術枱上就快不行了，讓送加護，要四千塊押金一位中年婦女向婉君訴說著。
四千，這不是要命了嗎？家裡人、親戚、同事的都來了這加護病房不見錢不收人，那怕人死在樓道裡也不管。一個年輕女孩恨恨的。
婉君的祖母躺在一張潔淨的護理牀上，被兩個護士扶著，從走廊另一端，徐徐地推過來，小阿姨提著大包小包跟在後面。加護病房門開了，小牀推了進去，門又無聲地關了，把我們這一堆人留在了門外。
不一會兒，老人的一卷衣服送了出來。一位醫生和顏悅色地對我們說：病人的危險期還沒有過去，由我們負責治療、照顧。每天中午一點至兩點之間你們來個人了解一下病情就行了，不需要家屬照顧。
他停了一下，對婉君說：不過，要有辦後事的準備。
我們身邊那血迹斑斑的車和人在他眼裡沒有產生任何反應，他向我們交代了這些話就進去了。白色的大門在他身後無聲地合攏來。
婉君跌坐在長椅上，我們也呆呆陪她坐著。
小阿姨抱著老人的衣物，怯生生地問我們：我走了吧，回去把衣服被子都洗洗、晒晒？
你走吧，這幾天累壞了，好好歇歇，衣服過些天再洗不遲。婉君溫柔地囑咐她。
你回公司吧。婉君又轉身對邁可說。
一會兒，我送她回家。我挽住婉君。邁可點頭，在婉君額頭輕輕吻了一下，轉身離去了。
我們兩個臨下樓梯，迎面見到那年輕人：大姐，我怎麼把錢還您哪？他問。
別提錢。婉君疲倦地笑了笑。快去送入院單吧。她揮揮手，逕自下樓去了。
出大門了，我依然看到那些人在樓梯口目送我們離去。他們還在那兒呢。我說。但願他們的親人有救。婉君回答。
我們在和平賓館的中餐廳坐了下來。
婉君抬起頭，靜靜地看著我，她有話要說，我真希望她省點力氣，她固執地看著我，那雙大眼睛分明是要我不要打斷她，我也坐得舒服一點，準備承受什麼，只期望那不是太大的衝擊。
我父親有個親妹子。父親隨政府撤退到台灣不久，她卻從美國去了大陸。從此三十年沒有來往。四八年我祖父病重，祖母走不開，祖父過世，她又走不成了。一來二去，母女二人在大陸過了三十年。
現在，她人呢？
八○年去了美國嫁了個七、八十歲的殘廢人，給人家作填房，無非是想在美國待下去而已。她語氣平靜，在講一個旁人的故事。這都是老太太的原話，我不過轉述而已。她頓了頓，加上這句。
今年春節，她現任丈夫前妻的妹子、妹夫跑到我祖母家去拜年，看見了那個小冰箱，直問是在哪兒買的。祖母說是孫女、孫女婿送的。他們竟說，你只有一個女兒，哪兒來的孫女兒？
我不知說什麼好，只好呆呆地看著婉君，看她蒼白著臉說那冰冷的故事。
原來，那女人和人家結婚的時候只說家有老母卻不承認世上還有哥哥，所以，那兩個國家計委的幹部這才知道他們不但有美國的親戚，而且有遠親在台灣。
現在，有台灣的親戚，不是只有好嗎？
我祖母也這麼說。她氣得要命還沒忘了問他們一句：我兒子在台灣三十年了，有什麼見不得人嗎？現在不是搞統戰了嗎？
他們居然說：在台灣也得看是不是統戰對象啊！反正是我們倒楣，社會關係越來越複雜，又得請示，又得匯報的。他們氣哼哼的走了，祖母一頭倒在床上，拚命吞硝酸甘油才算沒有背過氣去。
原來，婉君的疲倦是這麼來的。
的確，世上確有那些軟骨症患者，花費畢生力量去爭一個奴隸或準抆隸的地位而不可得。但她，畢竟是婉君的親姑姑，我不要說什麼。
老人的病，如果沉重了，要通知她回來嗎？
那倒不必我費心，老太太搥著牀沿對她女婿家的人說：這個孽障，想把我氣死，叫她回來給我送終！想必，她是知道的了。
老太太沒說要兒子回來見一面？
沒有，我代表了吧！婉君眼裡閃過的竟是一絲冷冷的光，她似乎看清楚了什麼。
老人對身後事有什麼安排嗎？
沒對我說，倒是家父告訴過我，老人年輕時一直希望和祖父合葬。
婉君看我一眼，眼裡滿是淒涼：我和邁可去上海查過，祖父所在的墓地早已變成工廠區，屍骨無存，還談什麼合葬？！
令尊知道了？
我寫信告訴他了。
那他怎麼說呢？
聽其自然。婉君笑了，這半天，我第一次見她笑得那麼安寧。
家父一生淡泊，對這種事更是深知不可強求的。況且，有許多事我們也真作不得主。婉君的話，不幸而言中。
每天中午，我們在ICU病房門口碰面？醫生越來越樂觀，竟說如果沒有什麼大刺激，再拖個一、兩年的可能性也在。危險期快過去了，要我們設法找個普通病房。
這一次，是我使出了渾身解數，動用了一堆關係，終於在急診室找到了一張住多久都可以的病牀，但需要人陪。婉君決定等老人挪過去就去請兩三位小阿姨，一天四班制，一人一天工作六小時。
唯有花錢，才能請得動人照顧病人。她對我說。
一切安排妥當，老人挪進急診室的當天，我在醫院走廊裡看見一個蓬頭垢面的女人站在那兒和婉君說話，我走了過去。
老太太的活期存款在護士長手裡。那女人看了我一眼，仍急急地對婉君說。
對了，是我存在她那兒的。
那她的定期呢？
不知道。
你怎麼會不知道呢？
我只知道，我有花錢送老人住院的義務，並沒有研究老人財產的興趣。婉君是厚道人，從不用這麼冷漠的調子和人說話。我心想，那大概是個街道上的什麼人，沒說什麼，接了婉君就走了。
之後，老人病牀周圍，出現了不少身著幹部服的男男女女，他們一臉的嚴肅、認真。幾次去接婉君，只見她孤零零地坐在一邊，更有一次，邁可和她都站在旁邊，老人和那一群男女說說笑笑，好像很有精神的樣子，也好像身邊並沒有婉君夫婦這麼兩個人。我走進去，那些男女投來的眼光不說是不懷好意，起碼也是怪怪的。
邁可見到我，如遇大赦。笑道：我們走吧。
我們正轉身走出去。人群中走過來一個女人，她正是那天在樓道裡被婉君搶白的那個老女人。
你，是誰呀？她枯黃的臉上擠出一點笑，開口露出一嘴黃牙，溝壑般的皺紋爬了一臉一脖子。身上的衣服又灰、又破、又舊，現在的北京市幾乎見不到這種文革式的樸素身著了。
我是沈婉君和李邁可的朋友。我回答。
你是在使館作事的吧？她一臉什麼都知道的得意。我是老太太的女兒。幾天以前剛從美國回來。她又擠出一點笑容：我丈夫有個朋友，要到美國去，領事不發簽證，你看能不能幫個忙？
她是海外來人？我真不敢信相自己的眼睛，她和清晨在北京街頭掃馬路的老女人毫無區別。我沒看婉君，也沒和邁可打招呼，直接地回答她：我不在領事處作事，不能也不願過問這種事。
她還想說什麼，但我的冷淡讓她頓住了，我招呼了婉君和邁可，向外面走去，餘光掃到的，是一張慍怒的、扯歪了的醜臉。
我的心沉下去了，沈教授是一位多麼有風度的讀書人。在婉君的全家福裡，老人眼裡閃著的是多麼慈祥、智慧的光，而這個醜女人竟是他的胞妹？！
痛快！你替我出了一口惡氣！
邁可如釋重負。而且，我們大概也不必來了。
這個時候已經是四月底了。
除了小阿姨來辭行之外，一切都在平靜中。
我要回老家了。小阿姨這樣說：這麼重的活兒，她們都推給我一個人。那個小老太太天天惦記走。她走了，這一攤子丟給我，我怎麼負得起責任？
老人怎麼樣？
越來越不行了，看著都叫人怕。
小阿姨拿了婉君給她的一點小禮物，千恩萬謝地走了。
我真想好好謝謝她，作了多少我們想作又作不成的事。
婉君溫柔地笑著，目送小阿姨的身影消失在麗都飯店外面的車流裡。
妳不準備再去看看？我問。
她沉思著，從咖啡杯上抬起頭來：我和那女人正面交鋒了一次。她告訴我。
我一直覺得她不承認和我父親的兄妹關係是屈從於什麼壓力。結果，根本沒有什麼壓力。她說，自從忠誠老實運動以來，她就告訴組織上，從沈鈞去台灣的那一天起，她就認為他死了。
她居然是非常之得意。
我輕輕把咖啡斟滿，問她：還要一點糖嗎？希望她拋開這個話題。
婉君雙手捧住杯子，眼睛睜得大大的，完全無視我的努力。
她居然還在笑，居然說什麼我不認識沈鈞這個人，當然也就沒有你這個侄女啦！婉君的手抖著，杯裡的咖啡直濺出來。
我實在忍不住了，衝口而出：你不配！我們沈家沒有你這種無恥的女人。我長這麼大，沒說過這種粗話。
婉君痛苦的臉，讓我不忍看。
我替爸爸覺得屈，他是那麼顧念她們母女，結果是這樣。
如果，那就是結果，我覺得一切還不算太糟。糟的是更讓人作嘔的事還在後面。
六月三十日上午，婉君出現在我家的客廳裡。
她的黑色衫裙把我定在了當地。她的不施脂粉的臉更讓人心痛。
她完全亂了方寸，我從她首尾不能銜接的敘述裡終於弄清了事情的前前後後。
老人是昨天上午去世的，她閉眼的時候，身邊只有一位老保母，她是在小阿姨離去之後臨時找來幫忙的。老人的女兒半月前就拋下她經上海、香港返回美國了。走前，把老人用不著了的東西都散給了鄰居。老人閉眼之後，老保母去找了組織上的人。有那麼四個負責人開了個碰頭會，作了如下決定：一、通過街道辦事處，開死亡證明，馬上送火葬場火化。二、遣走老保母，封了老人的門。當時有一位鄰居聽說了這件事向他們建議電話通知婉君。四人小組回答她：組織上會通知他們。這位鄰居不好說什麼了，眼見人送了火葬場，老人的門上掛了鎖，仍不見婉君的影子。今天上午，還不見動靜，這才耐不住了，給婉君掛了電話。
也就是說，她們完全避開了婉君，讓老人死在孤寂之中。
我在室內轉了一個身，強迫自己冷靜下來。這個時候，婉君失神的眼睛那麼無告地看著我，我一定得打起精神幫她一點忙。
她給那些組織上的人打了幾通電話，他們的話基本上還是這些，唯一的不同是他們打了電話，不過婉君家裡沒有人接。
我整天在家。她雙手捧住頭。
想避你，總有說詞的。我問她：你現在想作什麼？
我要找到骨灰。她一臉的堅定：他們說在八寶山。
我的憤怒在這一刻像一股被悶住許久的火，終於直噴了出來：老太太生前連高幹病房都沒資格進，過世之後怎麼會進入八寶山？！他們連骨灰都不想讓你見。
婉君愕然地看著我，兩隻小手緊握成拳，兩眼閃著光：我一定要找到骨灰。
這不難。北京市老百姓的骨灰都在東郊火葬場。我們現在就去。
路倒是一條直路。出建國門往東，一片高樓之後，迅速進入鄉間。路面漸漸崎嶇不平，周圍相當荒涼了。車子轉上平房路，不遠就看到了那座長長的灰色圍牆。我把車子一直開進去，停在了火葬場辦公室的門口。
院內有人，但不多，神情冷漠。走進去，一張寫字枱後面有人坐著。有幾個來看親人骨灰的，向桌子後面的辦事員遞過一張骨灰存放證，一支香菸。桌子後面的人說一聲：去吧。他們就走了，在門口一閃就不見了，熟門熟路地去了什麼地方。
看我們呆在那裡，那人和顏悅色地問我們：有什麼事嗎？
婉君一付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的態度，於是我開了口：
一位姓徐的老太太，八十九歲，六月二十九日去世的，由她的鄰居送來火葬場。這位是她的孫女，從美國來，暫住此地，想看看她祖母的骨灰。
有存放證嗎？
沒人告訴我們，有這麼個證件。我回答。
我想起來了，不就是昨天上午的事兒嗎，來了幾個幹部，說死者的孫女、孫女婿是美國公司駐京代表，讓我們照顧一下，提前火化。星期六，人還挺多，我們硬是讓別人稍候，先把老太太火化了。有這麼回事兒，我去查一查，你們稍等。
他走了。
我不知婉君的沉默意味著什麼，但我自己已有預感，這事恐怕沒法子善終了。
他回來了，揚著一張紙：一樓、北區、二六三六號！
他看我們一臉茫然，興致勃勃地說：我帶你們去。
出了辦公室側門，向左拐，進入一個很高的大屋子，裡面相當陰暗，排滿了木架，上面一個挨一個地放著骨灰匣。
這是老樓，我們叫二樓，一樓是新的，今年剛蓋的，陽光充足，你們一看準滿意。他熱情地向我們介紹著。
出了二樓，向右一轉，一個極小的院子，地上有紙灰。再向左手轉，果然，這座大房子是嶄新的，灰色的混凝土預拌牆壁，裡面也是密密地排滿了木架，深棕色的油漆還是新的，由地面到頂棚分成十幾層，每層排了幾十個骨灰盒，每個盒子所占空間不到一尺見方。
木架上有號碼，我們走到盡頭，在靠牆的那排木架最底下一層，找到了二六三六號。
你們慢慢看，我先走了。那人客氣了一句，走開了。
那是一個多麼粗陋的骨灰盒。木頭的，只有八寸長、五寸寬的樣子。極粗糙地刻了一點松菊之類的花樣。上面斜插著一小片紙。
婉君彎下腰，雙手捧起那木盒，轉身四處找地方。我幫她在窗台上把骨灰盒放平。
我們細看那張小紙，那是一張卡片，上面有號碼、死者姓名；死因：老、病；送來時間：六月二十九日上午十一時。火化時間：同日下午二時三十分；還有火葬工人的姓名。
字迹像小學生的。
細看那骨灰盒，一天時間上面已落了一層灰塵。再看別人的，多數外面有塑料套子包裹，插有小花圈，上面用小字寫著輓聯。當然也有一些像這個一樣，插著一張卡片，並沒有花圈、輓聯之類，更沒有人來祭掃，上面落了厚厚的塵土。
婉君輕輕拭去盒蓋上的灰，把盒子放回原位。
我們回到了辦公室，那人又熱情地迎上來：一樓還不錯，是吧？
我點點頭。
請問，要把骨灰遷走，需要辦什麼手續？婉君問。
你要遷骨灰？那太好了。我們這兒正愁地方不夠呢。手續一點兒不麻煩。你把骨灰存放證交回，就可以把骨灰帶走。我們有了那個證，不管誰來查問，都有了交代。他很誠懇地告訴我們。
之後的一個星期，我和婉君處在極度的沮喪當中，沈老太太生前住了二十六年之久的這個市屬文化單位宿舍大院兒的各種負責人，其中包括那個決定將老人火化的四人小組的兩人在內另外一個是文革中的打手，婉君不願意看見他；另一個是高高在上的官老爺，他的祕書永遠用他事情太忙，把我們拒之門外把婉君的事推來推去。張三問李四，李四找王五，都說是集體決定，又都說是不太清楚。骨灰存放證在一推再推之下終於找到了，說是在謝某人手裡，不過她最近出差了，不知什麼時候回來。
婉君不肯罷休，繼續追問，其中引出許多話來。有一個女人居然說：你又不是那老太太帶大的，想必也沒有什麼感情，何必呢？更有人說：八十九歲的人去世是喜喪，何苦來哉？婉君再三表示，親人不在，又沒有醫生的診斷，隨便將人火化，於情、於理、於法不容。何況連骨灰存放證都見不得人，其中肯定有問題。於是更引出了這樣一種說法：二十九號是個星期天，人人家裡有事，誰又顧得了那麼多呢？
婉君在一次次地碰壁之後，沉默著，再從頭來。這樣的日子足足過了十天。
第十一天的上午，一位姓凌的中年婦女來到了麗都，她就是六月三十日打電話給婉君的那位鄰居。
婉君提出了她的疑問，是不是老人在家中故去，沒有送醫，所以當局覺得不好意思，不願婉君夫婦過問。
那位女士笑了，告訴我們，現在在家中去世的老人越來越多，街道開一紙證明就可以火化，沒有什麼不好意思的。
那麼，是不是覺得外國人背景太複雜，讓有關單位覺得有點兒緊張呢，也許，那位從國外回來又匆匆離去的老人的女兒說了些什麼，讓有關單位覺得不方便了呢？
我的問題提的相當模糊，但那位中年婦女卻馬上明白了我的意思。
事情牽涉到外國人，各級單位有點兒緊張是必然的，至於那個小老太太嘛，她一笑：大家在一個院兒裡住了幾十年，風風雨雨的，誰還不知道誰呢？這個是特務，那個替什麼機構作過事，文革期間，她說了不少人。連她媽，就是沈老太太，過去在南京政府的社會部做過事，她親生女兒都說她當過中統。老太太被打得夠嗆，這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兒，誰還信她的話呢？
她又一笑：這次回來，她也到處讓人和姑娘劃清界線，她挺有意思，說話還用咱們，說什麼咱們不是什麼都錯了，比方說抗美援朝，咱們就是對的。誰不知道，那是一筆爛帳。當然，姓左的還有不少，不過多半人覺得，瞎話說多了，也就沒什麼能量了。
看著我們坐著不動，她又一笑：
其實，你們的事兒說穿了，挺簡單，你們再親，畢竟是外人，讓外國人主持一個中國人的葬禮這中間得請示、報告。這麼熱的天，等到批示下來，不都臭了？不涉外，組織上把事兒辦了，誰問下來也沒錯。是不是呢？
婉君還是忍不住：一個退休三十年的老太太，只是一個普通老百姓而已，還有什麼涉外不涉外的？！
話也不能這麼說，老太太身邊總還有些不便給外人看的東西吧？比方說戶口本什麼的。就算什麼都不要緊，《參考消息》總還有幾張。總有許多不便之處。
她那個地方，我出出進進上百次，現在提防不太晚了嗎？
那時候老太太在，萬一有事，唯她是問。現在她人不在了，誰也不願擔責任。屍體火化了，門也封了，誰的責任也都沒有了。那中年婦女還是微笑著。
婉君終於放棄，不再爭辯，沉默著。過了一會兒，她才想起什麼似的，自言自語起來：
老太太自己，恐怕也把我們當作外人看了。
那倒沒有，老太太一直想著姑娘，不願意姑娘有損失，還特地讓街道上去查了姑娘在醫院花的費用，全都算得清清楚楚，讓老保母交給你。
那老保母怎麼自己不跟婉君聯繫？我眼前一亮。
她小兒子在部隊上，她覺得還是不見你們的好，讓我送來了。
那位中年婦女從挎包裡取出一個厚厚的信封兒，倒了出來，十元的、五元的，還有毛票和鋼蹦兒，有零有整。
老太太是什麼時候把錢交給老保母的？婉君問。
小老太太一走，她就把錢數出來交給老保母了。有日子了。
不是老太太過世那天？
不是。老太太去世那天，一大早她就迷迷糊糊，老保母看她神色不對，趕緊出門去找人，先找了領導，又來找我媽，求我媽幫著給穿衣裳。等我媽和老保母回到了地方兒，老太太都硬了。
那就是說，老太太過世的時候，身邊連一個人也沒有！婉君臉色鐵青。
那位女士大概也感到了什麼不妥，閉住嘴不再出聲。
最近的事確實讓婉君長了見識。不一會兒，她的語調又很平靜了：
你母親給老人穿的衣裳？
兩個老太太，平時還說得著話兒。老保母年紀也不小了，節骨眼兒上也辦不成什麼事兒，我媽幫了點兒忙
婉君看一眼桌上的錢：這點錢，替我謝謝老人家吧。
那怎麼好，挺多的錢呢。
一點小意思，不成敬意。婉君站起身來送客了：再說，沒幾天，我們就走了，人民幣沒用了。
姑娘要走了那中年婦女楞在了原地。
早就該走了。婉君伸手拉開了門。
她終於決定了，我們又一次來到火葬場的辦公室。
存放證拿到了？
沒有。婉君沒加解釋。
那人竟也不覺得意外：您還要再看看？
你們這裡除了骨灰盒還有什麼嗎？有，有，有。進來看。
櫃子裡有一小堆塑料套子，有幾個小小的紙花圈，有一小堆紅布套子。
婉君一樣拿了一件。
一共四塊五。那人說。
婉君遞過一張五十元的外匯券。
我可找您人民幣啦！那人笑著。
我們又到了一樓北區，在最裡面，最下層拿起了那個骨灰盒。這次，上面蒙了更多的灰，而且周圍幾乎沒有空格了。
我們又一次把骨灰盒放在窗台上，抹乾淨，打開它。
一塊塊骨灰有寸把長，大大的。婉君把它們放進那個紅布套裡，蓋上蓋子。她抽出了那工人填寫的小卡片，放進盒子裡，再用那紅綠綠的塑料套子套了上去，細心地封好。前面放上了那個小花圈。婉君從記事簿裡取下一張白色的小紙，提筆寫了這樣幾行字：
徐惠珍女士千古
沈婉君
敬輓
李邁可
一九八六年七月十一日
不倫不類的，也只有這樣了。她看看周圍，臉上都是愁苦。
這樣合適。我回答她，幫她把這張小紙插在那隻小小的花圈上。
剛回到麗都，電話就來了，竟是請她去歐美同學會跳舞的。
我要走了，太忙，不去了。
婉君握著聽筒的手竟是那麼細弱。
回美國？邁可會先回紐約，我回台北，那是我的家，當然先回家分公司提前撤銷了，對了，東南亞大得很，哪裡不好作生意呢？
婉君畢竟是婉君，她又能沉著地應對了。看她輕輕掛上聽筒。
聽說我們決定走，他們竟然無言以對。婉君對我說。
窗外一片灰濛濛，夜幕降臨了，我們面對面坐在昏暗中。我只覺得我們走了很長一段路，在這個旅館中歇歇腳。就要回家了，回家的喜悅充滿了心間，擠走了多日的不快，我們靜靜地坐著，享受這片刻的安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