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財富日益增加，以及認為由於貴金屬量自隨財富增加而增加，貴金屬價值因此自隨貴金屬數量增加而減少這個俗見，可能使許多人相信，歐洲市場上金銀價值迄今還在跌落。而許多土地原生產物還在逐漸騰貴這個事實，也許使這班人越發確信這種見解。
我已在前面說過，一國隨財富增加而增加的貴金屬量，絕沒有減低其價值的傾向。一切種類的奢侈品和珍奇品，當然都蝟集富國，由於同一原因，金銀也自然蝟集富國。這不是因為這些物品，在富國比在貧國低廉，卻是因為它們在富國比在貧國昂貴，即在富國可得更好的價格。優越的價格，吸引了這些物品，這優越性一旦消減，這些物品就不會向這方面蝟集。
除了穀物及其他全靠人類勤勞而生產的各種植物，一切種類的原生產物，如家畜、家禽，如各種獵獲物，如地中有用的化石和礦物等，都隨社會財富增長和技術改進而自然趨於昂貴，這也是我已經努力說明過的。所只，縱使這些商品能換得比以前多的白銀，我們仍不能因此便說，銀價實際上已較前低落，換言之，銀只能購買比以前少的勞動量。能由此引出的結論只是，這些商品的價格實際上已經提高，換言之，能購得比以前多的勞動量。隨著財富的增長和技術的改進，這些商品，不但名義價格上升了，其真實價格也上升了。名義價格的上升，並非銀價下落的結果，而是該商品自身具實價值上升的結果。
社會進步對三種原生產物的不同影響
原生產物，可只分作三類。第一類產物幾乎全然不能由人類勞力使之增加；第二類產物能適應需要而增加；第三類產物雖能由人類勤勞而增加，但人類勤勞的實效是有限的或靠不住的。第一類產物的真實價格可隨財富的增長和技術的改進而無限制地上升。第二類產物的真實價格，有時雖可大大上升，但決不能長久超越一定限度。第三類產物的真實價格，在自然傾向上，雖依改良程度的增進而增高，不過在同一改良程度下，其價格有時甚至反而下落，有時保持原狀，有時或多或少地上升，要看偶然事變使人類勤勞的努力，在增加此等產物時所收實效如何而定。
第一類
隨社會進步而價格提高的第一類產物，是幾乎完全不能由人類勤勞增加的。它們的產額既不能超過自然生產的一定份量，它們的性質又非常容易腐敗，所以，想把各季節生產的這類產物，全部蓄積起來，勢不可能。大部分稀少特異的鳥類魚類，各種野禽野獸，各種候鳥，都屬於此類。隨著財富的增進以及隨財富的增進而發生的奢侈的增進，對此等產物的需求多半會增加，但其供給卻不能由人力使其大量增加。所以，這等商品的價格，就可隨購買者競爭的不斷擴大而無限制地上升。例如山鷸，即使成為時尚品，價格上升到二十幾尼一隻，人類也不能由勤勞而使市上的山鷸增加到大大超過現有的只數。古羅馬人最隆盛時代，為何對珍貴魚類鳥類支付極高價格，正可用這理由來說明。這種高價，確非當時銀價低落的結果，而是不能隨人意增加的這些稀有珍品本身價值上升的結果。在羅馬共和國沒落前後若干年內，銀的真實價值比今日大部分的歐洲都高。羅馬共和國對西西里所繳納什一稅的小麥，每一莫迪斯或一配克付價三塞斯特斯，約合英幣六便士。但這價格大概要比平均的市價低，西西里農民有義務按這價格交售他們的小麥，他們認為是一種課稅。所以，羅馬人若需從西西里輸入什一稅以外的穀物，他們就須依照契約，對於超過量每一配克付給四塞斯特斯，約合英幣八便士。這價格，想即當時認為適當而合理的價格，也就是當時視為平均或普通的契約價格，換算起來，每夸特約值二十一先令。英國小麥，就品質而言，較西西里小麥為劣，而就歐洲市場上售價而言，通常較西西里小麥為低。但在最近荒歉年度以前，其普通契約價格，卻為每夸特二十八先令。因此，把往古時代的銀價，與現在的銀價相比，一定為三對四之反比例，即當時報三盎斯，與現在銀四盎斯比較，能購得同量的勞動或商品。歷史學家普林尼記載，塞伊阿斯以六千塞斯特斯（合英幣五十鎊）購一隻白夜鶯，獻給女王阿格利皮納；阿西尼阿斯．塞納以八千塞斯特斯（合今日英幣六十六鎊十三先令四便士）購紅魚一尾。當我們讀到這種記載時，這些奇貴的價格，雖夠使我們驚絕，但這些價格以我們看來，似還比實價少三分之一。這兩件東西的真實價格，換言之，它們所能交換的勞動及食品量，比其名義價格在今日給我們表示的數量，約多三分之一。這就是說，塞伊阿斯為一隻白夜鶯而付出的勞動和食品的支配權，等於現今六十六鎊十三先令四便士才能購得的勞動和食品的支配權；阿西尼阿斯．塞納為一尾紅魚而付出的勞動及食品的支配權，等於現今八十八鎊十七先令九又三分之一便士才得購得的勞動和食品的支配權。引起這種過分價格的原因，與其說是銀量充斥，以致銀價低廉，倒不如說是羅馬人的剩餘勞動剩餘食品過於豐盈，以致珍奇品爭購者多。當時羅馬人所持有的銀量，比同一勞動量及食品量的支配權在今日所能獲得的銀量要小得多。
第二類
價格隨社會進步而騰貴的第二類原生產物，其數量能應人類需要而增加。它們包括那些有用的動植物，當土地未開闢時，自然生產物很多，以致無價值可言，到了耕作進步，就不得不讓位給那些更為有利的別種產物。在社會日益進步的長期過程中，此類產物的數量日益減少，而同時，其需要卻繼續增加。於是，其真實價值，換言之，它所能購入或支配的真實勞動量，逐漸增加，終而增加得這麼多，以致與他種由人力在土壤最肥沃、耕作最完善的土地上產出的任何物品比較，也不相上下。但是，一旦達到這高度，就不能再增高了。如果竟超過這限度，那馬上就會有更多土地和勞動，用到這方面來生產此等物品。
例如，牲畜價格的騰貴程度，如果使人們覺得，開墾土地以生產牲畜牧草，和開墾土地以生產人類食物，有同等利益，那就不能再進一步上漲了，如果更上漲，馬上就會有更多的穀田轉化為牧場。耕地擴大的結果，一方面，野生牧草的數量減少了，以致不依勞動培畜而自然生長的家畜的肉減少；另一方面，持有交換家畜肉的穀物或穀物代價的人數又增加了，以致家畜肉的需求增加。於是，家畜肉價格，繼之。牲畜價格必逐漸騰貴，終使人覺得，以土壤最肥沃、耕作最完善的土地，生產牲畜的牧草，和生產人類的食物，有同等利益。但一定要到社會進步的後期，耕作事業才捨如此擴大，使牲畜價格抬高到這種程度。要是國家還向前進步，牲畜價格不高到此等程度，一定會繼續騰貴。在今日歐洲，恐怕還有一部分地方牲畜價格，未增到這個極限。即合併以前的蘇格蘭某地方，亦屬如此。蘇格蘭的地方，宜於畜牧的多，宜於其他用途的少。所以，那裡的牲畜，如只行銷於內地市場，則牲畜價格，恐怕不會達到這樣的高，以致把土地生產牧草成為有利。前面說過，英格蘭的牲畜價格，在倫敦附近，雖似於前世紀初期達到了這極限，但較僻遠地方，大概很久以後才達到這限度。也許至今還有少數地方，尚未達到這限度。但是，在第二類原生產物中，價格首先隨社會進步而升至極限的，恐怕要算牲畜。
在牲畜價格尚未達到這高度以前，就是適於深耕細作的土地，也必有大部分不能完全耕作。在土地廣大的國家，常有大部分農地，位於僻遠地方，其肥料不易仰給干都市，因此，耕作優良的土地其數量一定和農地自能生產的肥料量成比例；而農地自產肥料量，又一定和農地所維持的牲畜數成比例。土地施加肥料，不外二途：其一，放畜於田，因而得糞；其二，飼畜於廄，出糞肥田。但牲畜價格如不夠支付耕地的地租和利潤，農民就不願在土地上放牧牲畜，更不願設廄飼養牲畜。因為，設廄飼養牲畜所需牧草，勢須仰給於肥沃而已經墾治的土地，如從荒蕪未曾墾治的土地刈取那裡所生的零落的牧草，所需勞動和費用，一定非常的大。這樣，如果牲畜放牧於已經墾治的土地，其價格已不夠償付該地產草的費用，那末發廄飼養，牧草的刈取搬運，要增加相當的勞動和費用，其價格必定更不夠償付產草的費用。在這種情形下，想設廄飼養耕作所必需的牲畜，尚無所謂，若要多養，決無利潤可言。但如果只飼養耕作所必需的牲畜，則所得肥料，決不夠供給可耕土地的全部，使其不斷保持良好狀態。肥料既不夠供給全部農地，農民自然會揀最有利最便當，即最豐饒而位於農家庭院附近的土地，進行施肥，結果，全部農地中，常保持良好耕作狀態的，就單是一部分土地，而其餘大部分土地，則惟有任其荒蕪，至多不過任其生產若干瘠弱小草，似苟延少許奄奄待斃的牲畜的殘生。所養的牲畜，與土地完全加入耕作所需的數額比較，雖嫌太少，但與土地實際產出的牧草比較，卻又往往嫌其過多。這荒蕪地的一部分，在這樣繼續放牧六七年後，可能加以墾治，也許可產出一兩季粗劣的燕麥或其他粗劣的穀類。過此以往，則地力消耗淨盡，又須回復以前的休耕放牧狀態。於是，又進而墾治其他部分，這些新墾地，也產出一兩季粗劣穀物，以後也地力耗竭，回復休耕原狀。蘇格蘭在未與英格蘭合併以前，其低地一帶的土地，大都在這方式下經營。當時能夠不斷靠肥料而維持良好狀態的土地，常常僅佔全農地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有時，甚且不到五分之一、六分之一。其餘土地，則全無肥料可施；不過其中還有若干部分，系依上述方式，挨次墾治，挨次休耕。所以，在蘇格蘭，本可耕作的應好土地，亦因依照此種方式經營，以致其生產額比其生產力所能生產的低得多。此種經營方式，當然是不利的。但蘇格蘭在合併以前，似因牲畜過於低廉，不得不採取此種不利的經營方式。至於牲畜大大騰貴之後，該國大部分地方，何以依然沿用舊法，那是因為在若干地方。人民愚昧拘泥古習，而在大多數地方，又由於事理之自然，不容即時或急速採用優良方法。其中障礙，可大別為二：第一，租地人貧困，還沒有足夠時間來取得足夠的牲畜，使他們能更完全地耕作其土地。他們資力有限，牲畜騰貴，飼養更多牲畜雖對他們有利，但也使他們難於多購。第二，縱使租地人具有此等資力，而牧草地的辟治，亦非一蹴可幾。總之，牲畜增加和土地改良這兩者，勢須同時進行，不能分先後。牲畜沒有增加，土地便無法改進；土地要不是大大改進，牲畜又不會顯著增加，因為不大大改進土地，就不能維持大大增加的牲畜。像這種革故圖新過程中的自然障礙，非有長時期的勤勉節約，那是無法剷除的。現今，舊方式雖在逐漸衰落，但要國內各地全盤廢除，恐怕還要經過半世紀或一世紀的時間。蘇格蘭從與英格蘭合併所得到的一切商業利益，也許只牲畜價格騰貴為最大利益。牲畜的騰貴，不但提高了高地一帶地產的價值，同時，又成為低地一帶改進的主要原因。
一切新殖民地，都有大墾荒蕪的地。此等荒蕪地，除飼養牲畜外，不能作其他用途。所以，牲畜不久就極度繁殖。凡繁多的物品，價格必然非常便宜。美洲殖民地的牲畜，最初都是歐洲人由故鄉運來，但在極短期間內，這些牲畜就增殖了那麼多，以致價值變得那麼低，使得馬投林野，所有者亦聽其自然，不復追尋。在這情形下，闢地飼養牲畜，必無利可圖。要闢地飼養牲畜而有利，要到這些殖民地建立之後，經過漫長的歲月才能辦到。那裡，肥料既形缺乏，投在耕作事業上的資財，與用於耕作的土地又不相稱，所以，其農業經營的方式，與今日仍通行於蘇格蘭大部分地方的如出一轍。當瑞典旅行家卡爾姆敘述他於一七四九年在北美某些英國殖民地所聞見的農業狀況時，他說，那裡很難找出英格蘭民族的特性，因為英格蘭民族在農業的各個方面都是有名的熟練的。他又說，當地人民，很少給自己穀田施放肥料。當一片土地因連續收穫而地力耗盡以後，他們就開墾其他新的土地。到這片土地的地力又耗盡後，他們再開闢第三片的土地。他們的牲畜，一任其彷徨林野或未辟之荒地間。春生牧草，因嚙取過早之故，往往不到開花結實，即毀滅淨盡。所以，牲畜常陷於半飢餓狀態中。春生牧草，是北美地方的天然牧草。歐洲人開始定居於該地時，此種牧草異常繁盛，高達三四英呎。卡爾姆明確指出，在他寫遊記時不能養活一頭母牛的一塊土地，往時肯定可以養活四頭母牛，而且，以前每頭母牛，能夠產出現在每頭四倍的牛乳。他以為，該地的牲畜，所以一代一代漸趨退化的原因不外乎牧草缺乏。此等牲畜，恐與三四十年前，在蘇格蘭各地所見的矮小牲畜無大差別。今日蘇格蘭低地矮小牲畜的大改良，與其說由於畜種的選擇（雖然有些地方，也使用這種方法），無寧說由於飼料的豐饒。
因此，雖然牲畜的價格，要到墾殖改良的後期，才能增高到使闢地飼養牲畜成為有利，但在這第二類原生產物中，最先達到這有利價格的，恐怕仍當首推牲畜，因為牲畜價格如未達到這程度，則墾殖改良的程度，要接近今日歐洲許多地方已達到的狀況，似乎亦不可能。
第二類原生產物中，最初達到這價格的為牛，最後達到這價格的當為鹿肉。不列顛的鹿肉價格，表面上雖似過高，但這高價還不夠償還鹿園費用這一事實，凡有飼鹿經驗的都知道得很清楚。設非如此，就會像古代羅馬人飼養社鴟那種小鳥一樣，不久成為普通農家飼養的動物了。瓦羅和科技麥拿告訴我們，飼養社鴟是最有利的事業。蒿鳥飛到法國時很瘦，據說在法國有些地方，把它養肥是非常有利的事業。總之，鹿肉如果繼續為流行食品，而不列顛的財富與奢侈，又像過去某時期一樣增進上去，那末鹿肉價格，或將比今日還要貴。
在改良進步的過程中，由必需品牛的價格漲到極點，到奢侈品鹿肉的價格漲到極點，其間介有很長的歲月。在這長久歲月中，許多其他種類的原生產物，各依其不同情形，或遲或速地逐漸達到其最高價格。
這樣，在一切農場中，穀倉廄捨的廢物，都能養活若干家禽。此等家禽的飼養，既是廢物利用，無須農業家特別開支，所以，家禽通常都只極廉價格出售。農業家由此獲得的，幾乎全為純利，而價格也不會再低，使他們不願飼養。在耕作粗放、人口稀少的國家，像這樣無需費用飼養的家禽，常常足夠供應全部的需要，因此，這種家禽，就常與家畜肉及其他一切肉食同樣廉價。不過由這方法飼養的家禽總數，勢必化農場飼養的家畜肉總數少得多。凡效用相同而數量較少的產物，常比效用相同而數量較多的產物，更為富裕奢華時代的人民所愛好。因之，耕作改進，財富和奢侈性增加的結果，家禽價格，就逐漸超過家畜肉價格，最終升到那麼高，使闢地飼養家禽，成為有利事業。家禽價格一旦達此高度，即不能繼續上升，否則用於其他用途的土地，亦必改用來飼養家禽。法國若干地方，家禽飼養一向被視為農村經濟中最重要的產業，其有利程度，足使農民願為飼養家禽而廣種玉米和蕎麥。中等農家，有時竟在宅內養雞四百餘隻。英格蘭對於飼養家禽，似乎不像法國那樣重視。可是，家禽在英格蘭的售價，一定比法國高，因為英格蘭每年有多量家禽仰給於法國。在墾殖改進的過程中，一切肉食達到最高價格的時候，必定是在闢地生產此等動物食料成為通常做法的前夕。在這種做法尚未普遍以前，此等動物的價格，必因其稀缺而騰貴，而在這種做法普遍化之後，通常必有新栽培方法發現，使農家能在同面積土地上生產比以前多得多的這種飼料。產量既多，農家不但必須降低售價，而且亦能夠降低售價，因為要是不能，多產必不能長久繼續。今日倫敦市上家畜肉的普通價格，也許因引種首蓿、蕪菁、胡蘿蔔、捲心菜等物而比前世紀初期低廉。
豬為貪食的動物，不但食糞，且食其他一切有用動物所嫌忌的髒物。因此，豬的飼養，與家禽同，其初不過為了廢物利用。這樣，只要利用廢物飼養的豬的數量，能夠充分滿足需要，此種家畜肉的市價，必比他種家畜肉低廉得多。但是，需要如超過此數量所能滿足的程度，換言之，飼養豬如果同飼養其他家畜一樣，有特為其生產飼料的必要，那末豬的價格，必然因此騰貴。在一國的自然狀態及農業狀態下，養豬比飼養共他家畜，所需費用如較多，則豬肉價將比其他各種獸肉昂貴，如較少，則豬肉價將比其他各種獸肉低廉。據布豐說，法國的豬肉價幾乎與牛肉價相同。在不列顛許多地方，現今豬肉卻比牛肉稍貴。
關於不列顛豬及家禽價格的昂貴，往往有人說，那是因為佃農和小農的人數減少了。此等人數的減少，是歐洲各地技術改良及耕作進步以前所要發生的事件，同時，又是使此等物品價格，比在沒有此事件發生時，更早更快騰貴的原因。一個最貧窮的家庭，往往不用何等費用即能養活一頭貓或一隻犬。一個最貧窮的農家，也同樣能以極少的費用養活幾隻家禽或一頭母豬數頭小豬。他們把食桌上些許殘物、乳漿、乳渣，作為此等動物食料的一部分，而其餘的食料，則任其在附近田野間自行尋求，而不會明顯地損害他人。像這樣無所費而生產的動物的數量，勢必因小農人數減少而大大減少，同時，其價格勢必比小農人數尚未減少時更快地提高。但是，這種動物的價格，在改良的過程中，遲早總會達到可能有的最高限度，換言之，遲早總會達到這樣高的價格，以致能對耕作提供此等動物食料的土地所使用的勞動和費用，支付象對耕作大部分其他耕地使用的勞動和費用所支付的一樣的報酬。
製牛乳的業務，最初也是為了廢物利用，與養豬及家禽同。農場上耕牛所產的牛乳，平常都超過小牛哺育及農家消費的必要量，而在某一季節所產尤多。可是，在一切土地的原生產物中，以牛乳為最易腐敗。牛乳在產量最高的熱季，很少能保存二十四小時。於是，農家把一部分製為牛酪，保存一周；一部分製為鹽牛酪，保存一年；一大部分製為乾牛酪，保存至數年之久。這種種牛酪，農家通常以一部分留作家用，其餘則全數運往市場，只尋求最好的售價。市價即使低賤，也不致賤到使農家不願以這剩餘部分供應市場。要是市價過低，農家對於製酪作業，多半會搞得不精不潔，乃至不為這種作業另備房屋，而因陋就簡地在煙熏、污穢、不潔的廚房中進行。實際上，蘇格蘭在三四十年前，一切農家製酪的作業，類皆如此，即在今日，還有許多農家，繼續此種狀態。導致家畜肉價格逐漸昂貴的原因，即對家畜肉需求的增加，以及隨著農業改虔利用廢物飼養的家畜數量的減少，同樣會使製酪業的產品的價格，騰貴起來。製酪業產品的價格，當然與家畜肉價格和飼養家畜的費用相關聯。價格增高，就能夠對更多勞動給酬，也能夠促進農家對於製酪的注意和清潔。製酪就成了更值得農家注意的副業，其產品的質量就日益改良。最後，其價格升到那麼高，雖以最好的耕地為製酪而飼養家畜亦可獲利。可是，價格一達此高度，即不能進一步上升，否則馬上便有更多土地移作此種用途。英格蘭大部分地方的牛酪價格，似已達到此最高限度，所以，有許多良好土地，為著製酪而飼養家畜。蘇格蘭除大都市附近若干地方外，其餘各地，都似乎未達到此最高限度，所以，普通農家很少為了製酪而以良好土地飼養家畜。在最近數年間，牛酪的價格，確在漸趨昂貴，但如為此目的而使用良好土地，卻仍不上算。蘇格蘭的牛酪品質，一般都不及英格蘭。的確，這品質上的低劣，恰抵其價格上的低賤。可是，品質低劣並不是價格低賤的原因，卻是價格低賤的結果。蘇格蘭牛酪的品質，即使遠較今日為優，但在蘇格蘭現狀下，我想，上市的大部分牛酪，仍不能以遠較今日為高的價格出售。品質優良的牛乳，生產上必然有較多土地和勞動方面的費用。像令日這種價格，恐不夠補償此種費用。英格蘭許多地方的牛酪價格，無疑較為昂貴，但製酪業和生產穀物與飼養家畜這兩種主要農作業比較，仍不能視為一種比較有利的土地利用途徑。所以製酪業在蘇格蘭就更不那麼有利了。
不論任何國家，必須依人力生產的一切土地生產物價格，要是不足以償還土地的改虔費用及耕作費用，該國的土地，決不會完全用來耕作，完全得到改良。要使全國土地完全用於耕種和得到改良，各種生產物的價格，第一，要足夠支付良好穀田的地租，因為其他大部分耕地的地租，都視穀田地稅為轉移；第二，要能對農家所付的勞動和費用，給與同良好穀田通常所提供的一樣好的報酬。換言之，農家必須由這價格，取回其資本，並獲得資本的普通利潤。各種生產物價格的上漲，顯然必須先於生產這各種生產物的土地的改良。得利是一切改良的目的，改良的必然結果如為損失，即不得謂為改良。但如由改良而生產的物品價格，不足補償改良的費用，那末，改良的結果，就必然是損失。因此，全國土地的改良與耕作，如確為一切公共利益中的最大利益，則這一類原生產物價格的上漲，就不能視為公共災禍，而應視為最大的公共利益的必須的先驅和伴隨物。
上述一切原生產物的名義價格或貨幣價格的上漲，並非銀價下落的結果，而是這些產物自身真實價格上漲的結果。這些生產物不但值更大的銀量，而且值比以前多的勞動量和食品量。它們上市既需費去更多的勞動量和食品量，因此上市之後，它們代表更多的勞動量和食品量，或者說，在價值上等於更多的勞動量和食品量。
第三類
第三類即最後一類原生產物的價格，隨著改良程度的增進而自然地上漲。人類勤勞對增加此等產物所收的實效，或為有限，或為不確定。因此，這類原生產物的真實價格，雖有隨改良的進步而上升的自然趨勢，但有時甚或會下落，有時在各不同時代，會繼續同一狀態，有時又會在同一時期裡或多或少地上升，視所發生的不同的偶發事件使人類勤勞的努力在該產物的增產上所取得的成就的大小而不同。
某些原生產物的生產，視他種產物的生產為轉移。因之，一國所能提供的前一類產物量，必然受它所能提供的後一類產物量的支配。例如，一國的羊毛或皮革的量，必受該國所維持的牛羊頭數的支配；它所能維持的牛羊頭數，又必然受該國改良狀況及農業性質的支配。
也許有人說，在改進的過程中，使牛羊肉價格逐漸提高的原因，也同樣會使毛革的價格，按幾乎相同的比例而提高。如果在進行改良的初期，毛革市場和家畜內市場，同樣局限於狹窄範圍，則上面所說，也許會成為事實。可是，這兩者的市場範圍，通常是極不相同的。
家畜肉的銷路，幾乎到處都局限於本國境內。英屬美洲的某地和愛爾蘭，雖經營著大規模的醃內業，但據我所知，今日商業世界中，經營此業的，換言之，以本國大部分家畜肉輸往他國的，只有這兩個地方。
反之，毛革市場，即在開始進行改良之時，亦很少限於本國境內。羊毛不經何等調製，生皮略加調製，就可很容易地送往遙遠國家。因為此等產物是多種製造品的原料，所以，即使其出產國的產業對它沒有需求，其他國家的產業也可能對它有需求。
在耕作粗放因而人口稀少的國家，毛皮價格在一頭牲畜的全部價格中所佔的部分，總比在耕作較好人口較密而家畜肉有較大需求的國家大得多。據休謨觀察，薩克遜時代的羊毛價格，約值一頭羊的價格的五分之二。他只為此種比例，比現在羊毛價格在全羊價格中所佔的比例大得多。據我所得的很確實的報導，西班牙某些地方，往往單因採取羊脂、羊毛而殺羊，其屍肉則聽其在地上腐爛，或讓肉食鳥獸吃掉。此種事實，如果連在西班牙有時也會發生，那在智利，在阿根廷首都，在西屬美洲的其他許多地方，就幾乎是習見的現象了。這些地方，往往單為利用獸皮獸脂而不斷撲殺有角動物。當海地島時常遭受海盜侵擾，而法國人的種植園（現幾乎已延伸到該島的全部西部海岸）的安定、改良和人口情況，向未改善到足使該島西班牙人的家畜具有若干價值的時候，那裡也經常專為獸皮獸脂而撲殺牲畜。西班牙現今不但繼續佔有該島的東部海岸，而且佔有該島的全部內地與山嶺地區。
隨著改良及人口的增殖，一頭牲畜全部軀體的價格，必定會上漲。不過，此種上漲對獸肉價格的影響，比對獸毛獸皮價格的影響大得多。獸內市場，在社會原始狀態下，總局限於其產出國境內，所以必定隨社會進步、人口增殖而比例地擴大。但獸毛獸皮這兩者，縱使為野蠻國產物，亦往往行銷於全商業世界，其市場很少能因一國社會進步人口增殖而比例地擴大。全世界商業的狀態，既不會因一國的改良而受到顯著的影響，所以這種商品的市場，在社會改進、人口增加之後，可能仍與以前完全相同或幾乎相同。不過，按事物的自然趨勢，社會如果改進，其市場一定會有多少擴展。設使一國以此等商品為原料的製造業，日益繁盛，則此等商品的市場，即使不隨著大大擴大，也必會轉移到比以前更接近於產地的地方，結果，此等原料的價格，至少會按所節省運費的程度而提高。在此場合，獸毛獸皮價格，縱不能與獸肉價格，依同一比例提高，亦自然會上升若干，決不至於下落。
不過，英格蘭的毛織物製造業，雖很繁盛，但羊毛價格，自愛德華三世以來，卻大大跌落。據許多可靠的記錄，在愛德華三世朝代（十四世紀中葉或一三三九年左右），英格蘭羊毛︱托德（即二十八磅）的普通合理價格，不下於當時貨幣十先令。當時貨幣十先令，含有陶衡銀六盎斯，以每盎斯合二十便士計算，約當今幣三十先令。現在英國最優良羊毛的良好價格，卻不過每托德二十一先令。這樣，愛德華三世時代羊毛的貨幣價格，對於現在羊毛貨幣價格的比例，為十對七。至其真實價格，則前者之優越尤大。按每夸特麥價六先令八便士計算，昔時十先令可購小麥十二蒲式耳。按每夸特麥價二十八先令計算，現在二十一先令只能購得小麥六蒲式耳。因此，往時羊毛真實價格，對於現在羊毛真實價格的比例，當為十二對六，即二對一。這就是說，當時羊毛一托德所購得的食品量，二倍於現在羊毛一托德所可購得的食品量。設使這兩時代的勞動真實報酬相等，則昔時羊毛一托德所可購得的勞動量，亦二倍於今日。
羊毛真實價格及名義價格的跌落，決不是自然的結果，而是暴力和人為的結果。第一，是絕對禁止英格蘭羊毛輸出的結果；第二，是准許西班牙羊毛免稅輸入的結果；第三，是只許愛爾蘭羊毛輸往英格蘭，而不得行銷他國的結果。由於有這些規定，英格蘭羊毛市場，就限於國內，而不能隨社會進步，有什麼擴張了。在英格蘭市場上，其他若干國的羊毛得與本國內地羊毛競爭，愛爾蘭羊毛則被迫與英格蘭羊毛競爭。加之，由於愛爾蘭毛織物製造業，遭受不公平不正當的阻礙，愛爾蘭人在自己境內只能利用一小部分自產羊毛，因此，不得不把其大部分輸往英格蘭，即容許他們出售羊毛的唯一市場。
關於古時的生皮價格，我不能找到何等可靠的記錄。羊毛通常被制定為輸納國王的物品，當輸納時，所評價格至少必為當時普通價格。至於生皮則情況似不如此。不過，弗裡伍德曾根據一四二五年牛津伯塞斯特修道院副院長與該院某牧師之間的帳單告訴我們，公牛皮五張，價十二先令；母牛皮五張，價七先令三便士；二齡羊皮三十六張，價九先令；小牛皮十六張，價二先令。在一四二五年時，十二先令所含的銀，約等於今日英幣二十四先令。這樣，按這帳單，公牛皮每張價格，折合銀量，就等於今幣四又五分之四先令。它的名義價格，遠較現今為低，但當時十二先令，按每夸特六先令八便士計算，可購小麥十八又五分之四蒲式耳。而同量小麥，在現今按每蒲式耳三先令六便士計算，卻要值三十一先令四便士。因此，當時公牛皮一張，所能購得的小麥量，現在需要十先令三便士才能購得。即其真實價值，等於今幣十先令三便上。當時家畜一入冬令，即不免陷於半飢餓狀態，我們不能設想其軀體是肥大的，重量四石即常衡十六磅一張的公牛皮，在今日視為中等牛皮，在往時恐要視為上等牛皮。據我所見，每石半克朗，實為今日（一七七三年二月）牛皮的普通價格，按這價格，這重四石的牛皮一張，不過值今幣十先令。因此，就公牛皮的名義價格而言，今日較當時為高，但就真實價格而言，即就所能購買或支配的食品真實量而言，今日實較古時為低。如上述帳單所示，母牛皮價格對公牛皮價格，大抵常保有普通比例。羊皮價格大大超過這普通比例。羊皮也許和羊毛一起賣掉。反之，小牛皮價格大大低於這比例。在家畜價格非常低廉的國家中，不是為著延續畜種而飼養的小牛，一般都在幼時撲殺。二三十年前的蘇格蘭，就是這樣。小牛價格通常不夠償還它所消費的牛乳價格。所以，撲殺小牛可節省牛乳。小牛的皮的價格因此很低。
生皮價格，現在比幾年前遠為低廉。此中原因大約不外海豹皮的關稅撤廢了，一七六九年又許愛爾蘭及其他殖民地的生皮得於一定年限內無稅輸入。不過，就現在全世紀平均來看，生皮的真實價格大概比古時略高。此種商品的性質，和羊毛比較，就更不宜於輸送遠方。共保存所易蒙受的損害，亦較羊毛為大。若以鹽醃漬，則以品質不如新鮮生皮，其售價將更低。這種情形，必定會使生皮的價格在自己國內精製的國家高，不在自己國內精製而向外國輸出的國家低。在野蠻國家低，在進步的工業國高。在現代高，在古代低。加之，英國製革業，並不能像毛織業那樣，使人相信這種製造業的繁榮，為國家安全所繫，因而像後者那樣受到國人的愛護。固然，生皮的輸出被禁止了，且被宣告是一種有害行為，但由海外輸入的生皮，卻已課稅。由愛爾蘭及各殖民地輸入的生皮關稅，雖經一度廢除（僅五年），可是，愛爾蘭剩餘的生皮，即不在愛爾蘭自己境內精製的生皮，也不一定要在不列顛境內銷售。至於各殖民地普通家畜生皮，不過數年以前，才列入只許在母國販賣、不得向他處販賣的商品項目中。愛爾蘭在這一方面，也不曾象羊毛那樣，為了要維持不列顛製造業而受到壓迫。
在進步和有文化的國家裡，不論何種規定，如果立意在於減低獸毛價格或獸皮價格，就必有提高獸肉價格的傾向。農民在良好土地上飼養的牲畜，其價格必須足夠付給地主以他有理由希望能得自良好土地的地租以及付給農民以他有理由希望能得自此種土地的普通利潤，否則他們就將不再飼養。因此兩者不取償干牲畜的皮毛，即取償於牲畜的肉。所取於皮毛的愈少，則所取於肉的必愈多，所取於肉的愈少，則所取於皮毛的必愈多。地主只要獲取地租，農業家只要獲取利潤，至於毛、皮、肉的價格，各在一頭牲畜的全部價格中所佔比例如何，那是他們不暇計及的。由此看來，在改良及耕作發達國家，地主和農業家決不會因此等規定而受到大的影響，不過由於肉價的上漲，他們在消費者立場上受些不利罷了。但是，在社會不改進、田野未開闢的國家，情形則完全兩樣。此等國家，大部分土地都用來畜牧，畜牧而外，無其他用途。而牲畜價格的主要部分，又全由毛、皮構成，肉不過占極少的部分。在此種場合，他們以地主和農業家的資格說，就將大受上述規定的影響。但他們以消費者資格說，則所受影響極為有限。因為在此種場合，毛、皮價格的跌落，並不會招致肉價的提高。因為，該國大部分土地，除飼養牲畜外，即無其他用途，所以，即使毛、皮跌落，也只好繼續飼養同數牲畜。家畜肉將仍以同一數量提供市場，家畜肉的需求不會較前加大，因此，家畜肉的價格也不會較前加大。肉價保持原狀，毛價比較跌落，於是，牲畜的全部價格就下落，接著，以牲畜為主要產物的一切土地（即該國大部分土地）的地租和利潤亦因而下落。因此，永久禁止羊毛輸出的規定（這種規定，通常說是愛德華三世制定的，實則不然），在當時的情形下，實為最有害的規定。其實行不但使國家大部分土地的真實價值降低，且使最重要的小牲畜的價格跌落，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推遲土地的此後的改進。
蘇格蘭自與英格蘭合併後，其羊毛價格顯著下落。因為蘇格蘭羊毛自合併時起即與歐洲大市場絕緣，而局限於不列顛小市場中。如果不是家畜肉價格的上升充分補償了羊毛價格的下落，那末，蘇格蘭南部各郡主要用於養羊業的大部分土地的價格。必深受這次合併的影響。
人類對於增加羊毛產量生皮產量的努力的功效，就其要依靠本國牲畜的產量說，必定是有一定限制的，就其要依靠外國牲畜的產量說，又必定是無把握的。就後一層說，與其說要依靠外國出產的羊毛和生皮的數量，倒不如說要依靠外國不自行加工的羊毛和生皮的數量。同時，外國對於此等原生產物的輸出，是否認為應加以限制，亦對上述努力的實效有影響。凡此均非本國操業者所得自主，所以，人類勤勞在這方面所得的實效，不但受有限制，並且是不確定的。
人類勤勞增加羊毛、生皮所收的效果如此，人類勤勞增加另一種極重要原生產物即魚的上市量所收的效果也如此。這方面的努力，勢必受當地地理位置的限制。距離海洋遠嗎，內地江河湖沼多嗎，此等海洋江河湖沼產出量豐富嗎，這些都很有關係。當人口增多，該國土地和勞動年產物增多的時候，魚的購買者必增多。而且，這些購買者，擁有更大量各種其他貨物，或換句話說，擁有更大量各種其他貨物的代價來作購買。但是，為供應此擴大了的市場，所投下的勞動量，如不增多到超過市場擴大的比例，那就不能滿足這擴大了的需要。例如，每年原來只需要一千噸魚的市場，如擴大到需要一萬噸魚，那末，為供給此市場而增加的勞動量，非超過十倍，就不能滿足這需要。因為在此場合，魚類大都要取自較遠地方，使用的漁船，一定要較大，用以捕魚的工具，一定價格較高。因此，這種商品的真實價洛，自然會隨改良增進而上升，我相信，各國的魚價，都或多或少地上升了。
捕魚一日能得多少，雖難於確定，然若就一年或數年說，則在一定地方情況下，我們認為，人類捕魚努力的一般功效，是相當確定的，而實際情況，也是如此。可是，由於這功效取決於一國財富及勤勞狀態的少，取決於地理位置的多，所以，兩個國家縱使改良進步的程度非常不同，在漁業上人類勤勞的功效，卻可能相同；縱使改良進步的程度相同，這功效卻可能大不相同。捕魚的功效與改良狀態的關係，很不確定。這種不確定，也是我在這裡所要討論的。
人類要增加由地中採出的各種礦物金屬量，特別是比較昂貴的金石量，其勤勞功效，雖似乎沒有限制，但完全不確定。
一國所有貴金屬量的多寡，並不受該國地理情況如礦山肥瘠的限制。沒有礦山的國家，往往擁有大量貴金屬。無論什麼國家，其所擁有的貴金屬的多寡，取決於以下兩種情況。第一，取決於該國的購買力，取決於其產業狀態，取決於其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因為這些因素決定它所能用以開採本國礦山的金銀或購買他國礦山的金銀這一類非必要品的勞動與食品的量是多還是少。第二，取決於在一定期間內以金銀供給世界商場的礦山的肥瘠程度。因為金銀輸途容易，運費低廉，而且體積小價值大，所只，即離礦山很遠的國家，其金銀量，也要多少受這種礦山肥瘠的影響。中國、印度的金銀量，曾多少受美洲各礦山豐饒的影響。
就一國金銀量須取決於上述兩情況的前一情況（購買力）來說，金銀的真實價格，與其他一切奢侈品、非必要品的真實價格一樣，多半隨該國財富及改良的增進而上升，隨該國的貧困與不振而下降。因為，持有多量剩餘勞動與食品的國家，和只持有少量剩餘勞動與食品的國家比較，在購買一定數量金銀時，一定能支付較大數量的勞動與食品。
就一國金銀量取決於上述兩情況的後一情況（以金銀供給世界商場的各礦山的肥瘠情況）來說，金銀的真實價格，換言之，它們所能購買所能交換的勞動量和食品量，必按照那礦山豐饒貧瘠情況的比例而或多或少地升降。
但很明顯，在一定時期內以金銀供給世界的礦山，究竟是豐饒，或是貧瘠，與一特定國家的產業狀態大抵沒有何等關係，而且與一般世界的產業狀態，似乎也沒有何等必然的關係。固然，在技藝與貿易逐漸向世界更廣的地面擴展，而礦山的探索也隨著向更廣的地面擴大的場合，新礦山發現的機會，必比其探索只限於比較狹窄地區的時候來得大。但在舊礦山漸次掘盡的時候，能否發現新礦山是極無把握的事，絕非人類技巧和勤勞所能保證。不是實際發現，不是採掘成功，不能確定新礦山的價值，甚至不能確定新礦山的存在。一切跡象都不可靠，這是世所公認的。在進行探索新曠山的時候，人類勤勞成功或不成功的可能性，似乎同是無限大的。今後一二世紀中，也許能發現較以前更為豐饒的新礦山，而那時候現在最多產的礦山，將比美洲各礦山發現以前的任何礦山還要顯得貧瘠，這也是可能有的事。無論這兩者中那一個實現，對於世界的真實財富和繁榮，換言之，對於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的真實價值，是無關重要的。這年產物的名義價值，換言之，表明或代表這年產物的金銀量，無疑會有極大的差異，可是，其真實價值，換言之，其所能購買所能支配的真實勞動量，卻完全一樣。在前一場合，一先令可能只代表今日一便士所能代表的同量勞動。在後一場合，一便士可能代表今日一先令所代表的同量勞動。但在前一場合，持有一先令的人，並不見得比今日持有一便士的人富，在後一場合，持有一便士的人，也並不比今日持有一先令的人窮。人類從前一場合所享得的唯一利益，是金銀器皿的低廉與繁多，人類從後一場合蒙受的唯一不利，只是這類不關重要的非必需品的昂貴與稀少。
關於銀價變動的結論
搜集古代商品貨幣價格的作家，大都以穀物及一般物品貨幣價格的低廉，換言之，大都以金銀價值的昂貴，不僅作為此等金屬不足的證據，而且作為當時一般國家貧乏野蠻的證據。這種概念，是和那以一國富裕由於金銀豐饒、一國貧乏由於金銀不足的經濟學體系分不開的。關於此種經濟學體系，我將於第四篇加以充分的說明，在此僅論以下事實，即金銀價值的昂貴，僅可證明以此類金屬供給世界商場的各礦山的貧瘠，決不能證明金銀昂貴國家的貧窮與野蠻。貧國不能像富國購買那麼多的金銀，也不能對於金銀支付那麼高的價格。所以，此等金屬的價值，在貧國決不會比富國更高。中國比歐洲任何國家都富得多，但貴金屬價值在中國，卻比歐洲各國高得多。固然，歐洲的財富，自美洲礦山發現以來，已大有增加，同時金銀價值亦逐漸低落。但這種價值的下落，並非起因於歐洲真實財富的增加，或其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的增加，而是起因於曠古未有的豐饒礦山的偶然發現。歐洲金銀量的增加與製造業及農業的發達，雖然是發生在幾乎同一個時期，但其原因卻非常不相同，兩者相互間簡直沒有何等自然關係。金銀量的增加，事出偶然，與任何深慮、任何政策無關，而且深慮與政策，亦無能為力。製造業及農業的發達，則是起因於封建制度的崩潰與新政府的成立。後者對於產業，給予了它所需求的唯一獎勵，即相當保證了各人得享受各人勞動的果實。封建制度至今依舊殘存的波蘭，其貧乏狀況差不多和美洲發現以前無異。然而在波蘭，也像在歐洲其他各地一樣，穀物的貨幣價格騰貴了，金銀的真實價值下落了。可知在波蘭，貴金屬也像在他國一樣，數量增加了，其增加的數量，就其對該國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的比例來說，也和他國相似。可是，這種貴金屬的增加，似乎並不曾增加該國的年產物，不曾增進其製造業及農業，也不曾改善其居民的境遇。西班牙和葡萄牙二國，在美洲擁有許多礦山，但在歐洲各國中，恐怕它們是僅次於波蘭的兩個最貧國家了。可是，貴金屬的價值，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卻一定比歐洲其他地方低，因為，貴金屬是這兩國運往歐洲各地的，不但要附加運費和保險費，而已由於這兩國金銀的輸出，或被禁止或需繳納重稅，還要付走私費用。所以，就其對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的比例說，貴金屬量在這兩國一定比歐洲其他各國多。然而，它們卻比歐洲其他各國貧。它們雖已廢除了封建制度，但代興的並不是更好的制度。
正如金銀價值的低落，並不能證明一國的富裕繁榮，金銀價值的騰貴，換言之，穀物及一般物品貨幣價格的低落，也不能證明一國的貧困、野蠻。
不過，一國的貧困、野蠻，雖不能取證於穀物的低賤，卻可十之八九取證於家畜、家禽、一切野生鳥獸這類東西的貨幣價格比穀物的貨幣價格來得低這個事實。這類東西貨幣價格的低賤，明顯地證明了以下兩個事實：第一，此等產物的繁多程度，大於穀物，可知畜牧荒地所佔的面積，較穀物耕地大得多；第二，畜牧荒地的地價，較穀物耕地的地價低廉，可知該國大部分土地還未加以耕作和改良。此二者證明，這種國家的資財和人口，對其土地面積所持的比例，與普通文明國不同，從而證明其社會狀態向在幼稚階段。總之，我們由一艘貨物尤其是穀物的貨幣價格的高低所能推斷的，只是那時候以金銀供給世界商場的各礦山的肥瘠，決不能據以推斷該國的貧富。但是，我們從某些種類貨物的貨幣價格與其他貨物的貨幣價格對比的高低，卻可幾乎完全準確地推斷，該國是富裕，或是貧困；其大部分土地，是否改良；其社會狀態，是接近野蠻，還是接近文明。
物品貨幣價格騰貴的原因，如全是由於銀價跌落，則一切貨物所受影響，一定相同。即銀價若較前減少三分之一、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所有一切貨物價格，亦必相應地普遍抬高三分之一、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但是，人們當作問題議論紛壇的各種食品價格的騰貴，其程度卻參差不一。就現世紀平均來看，人們公認，即使那些以銀價騰貴來說明穀價騰貴的人也承認，穀價上升率比其他食品價格上升率小得多。由此可知，後者價格的騰貴，決不能完全歸因於銀價跌落，我們必須考慮其他原因。以上所提出的原因，也許已可充分說明，為什麼這些食品價格漲得比穀物大，而無需求助於銀價跌落的假設。
單就穀物說，在現世紀最初六十四年間，及最近異常不良季節以前，其價格較前世紀最後六十四年間略低。此種事實，不但英國溫莎市場價格表證明其屬實，即蘇格蘭各郡公定穀價調查表，以及法國麥桑斯和杜普雷．得．聖莫爾二氏所精勤搜集的許多市場賬薄，亦證明其屬實。此種實證，原極繁瑣難稽，現在所得，可算是超出人們所期望的那麼完備了。
至於最近十年或十二年的穀物高價，可由季節不良充分說明，不必想到銀價跌落這個事實。
因此，銀價在不斷跌落的見解，實無何等確鑿的根據。既不根據對穀價的觀察，也不根據對其他食品價格的觀察。
或許有人說：同量銀在今日所能購得的某種食品量，即使照上面的敘述，亦遠較前世紀所能購得的該種食品量為少。他們還說，確定這個變化究竟是由於該貨物價值的上漲，還是由於銀價的下落，即使確定了，也不過是確定一種徒然的、無益的區別，對一個只攜帶一定量白銀去做買賣或只有一定量貨幣收入的人，並無幫助。我當然不敢說，知道這個區別就能以較廉的價格購到貨物。但這種區別決不能因此便說是全無所用。
一國的繁榮狀態，可由此區別，得到一平易的左證。所以這區別的確定，對於大眾當不無助益。某種食品價格的騰貴，若是由於銀價的下落，那是由於這樣一種情況，從它所能推得的，只是美洲礦山的豐饒。儘管有了這種情況，真實財富即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就會日漸衰微，像葡萄牙、波蘭那樣，或者日漸增加，像歐洲其他大部分地方那樣。但這些食品價格的騰貴，若是由於生產該食品的土地的真實價值的增大，即該土地產出力的增長，或由於土地耕作的改善和改臾的擴展，由於土地更適於穀物生產，那我們就可以堅決地斷定，該國是在繁榮進步。土地乃是一切大國的國家財富中最大的、最重要的、最持久的部分。此種區別，對於此最大、最重要、最持久部分的價值有否增加，既能提供決定性的證據，那無疑不能說對公眾毫無助益，至少能給予公眾以若干滿足。
不但如此，在規定某些下級僱員的報酬時，此區別對公眾也有若干助益。若某種食品價格的騰貴，是由於銀價的下落，則此等僱員的金銀報酬（假定以前並未失之過高），便應按此下落的比例予以增加。否則其真實報酬，將依這同一比例減少。但食物價格的騰貴，如果是由於該食物價值隨著生產它們的土地的產出力的改善而增加，那末，要按什麼比例來抬高他們的金錢報酬，或者要否抬高，其判定就成為一個極微妙的問題。我相信，改良及耕作的擴張，既一定會使一切動物性食物與穀物對比的價格或多或少地提高，它也一定會使一切植物性食物和穀物對比的價格式多或少地下落。它必能使動物性食物價格上漲，國為生產此食物的大部分土地，既已改良而適於穀物的生產，就得對地主和農業家提供穀田的地租和利潤。它必能使植物性食物的價格下跌，因為由於增加了土地的產出力，這種食物的產量必更為豐足。而且，農業的改良使許多植物性食物能以更廉的（因為所需土地與勞動化穀物少）價格上市。如馬鈴薯，如玉米即所謂印度玉蜀黍，都屬於此類。此兩者為歐洲農業，或者說歐洲本身，由於通商及航海大發展而得到的二大改良。此外，在農業幼稚狀態下，許多植物性食物，其栽種僅局限於菜園中，所用器具僅為鋤。到了農業改進，這些植物就開始在一般農場栽植，並以耕犁從事栽植。如蕪青、胡蘿蔔、捲心菜等，都屬於此類。因此，在社會改良的進程中，如果某一種食品的真實價格必因而騰貴，那末，另一種食品的真實價格，就必因而跌落。在此場合，要判定前者的漲價，在什麼程度上能由後者的跌價來抵償，那是更微妙的問題。家畜肉價格一旦漲到極點（除豬肉外，一切家畜內在英格蘭大部分地方，似乎已於一世紀前，達到了極點），此後其他各種動物性食物價格，無論如何騰貴，對一般下層階級人民的境遇，是不會有大影響的。英格蘭大部分貧民境遇必不至因家禽、魚類、野禽或鹿肉價格的騰貴而陷於大困苦，團為馬鈴薯的跌價定可給予一定的補救。
當現今食物缺乏時，穀價昂貴，無疑會使一般貧民受苦。但在普通豐年，穀物以普通價格或平均價格出售時，他種原生產物價格的自然上升，不會使貧民感到大痛苦。食鹽、肥皂、皮革、麥芽、麥酒等製造品價格因課稅而發生的人為的上漲，也許會引起他們更大的痛苦。
改良的進展對於製造品真實價格的影響
但是，改良會自然而然地產生逐漸降低一切製造品真實價格的結果。隨著改良，一切製造業的費用，大概都會逐漸減低，沒有例外。機械的改善，技巧的進步，作業上更妥當的分工，無一非改良所致，亦無一不使任何作業所需的勞動量大減。誠然，社會狀態，日益繁榮，勞動的真實價格，必大大增高，但必要勞動量的大減少，一般足以補償勞動價格的增高而有餘。
固然，有些製造品，從改良上所得的一切利益，還不足以抵償其原料真實價格的增高。在許多木器的製作，能以最好機器、最大技巧及最完善分工得到的一切利益，恐怕還抵不過木材真實價格由於土地改良而發生的上漲。
但是，在原料的真實價格沒有增高或增高有限的場合，製造品的真實價格，一定會大大低落。
近兩世紀，物價跌落最顯著的要算那些以賤金屬為原料的製造品了。前世紀中葉需二十餘鎊才能購得的手錶，現在恐怕有二十先令就可購得。刀匠鐵匠所製成的物品，各種鋼鐵玩具，以及以伯明翰出品設菲爾德出品著稱的一切貨物，其價格跌落的程度，雖然沒有象表價那麼大，但也足使歐洲其他各地工人驚倒。他們在許多場合承認，即使以兩倍甚至三倍的價格，還不能製出同樣優良的產品。也許以賤金屬為材料的這種種製造業，比一切其他製造業都更適宜於進行分工，更可進行機械改良。其製造品價格的特別低廉，當無足怪。
在近兩世紀中，毛織業製造品，沒有何等顯著的跌價。反之，最上等毛織物價格，在這二十五年乃至三十年間，和其品質比較，卻上漲了一些。據說，這是因為西班牙羊毛貴了好多。又有人說，完全由英格蘭羊毛製成的約克州毛織物的價格，就其品質說，在現世紀中，已跌落了好些。但是品質的好壞，大有爭辯的餘地。所以這種說法，我都認為未必確實。毛織業上的分工狀況，今日和百年前大致相同。其使用的機械，亦無大變動。但這兩方面可能都有小小改良，使毛織物價格跌落若干。
但是，我們如把此種製造品的現在價格和更遠的十五世紀末葉價格比較。則其跌價就顯得明確得多。那時分工程度，遠不及今日精細，使用的機器，亦遠較今日不完備。
一四八七年即亨利七世第四年曾頒布以下法令：最上等赤呢或最上等花呢一碼，零售不得超過十六先令，違者每碼課罰金四十先令。依此推斷，含銀量約與今幣二十四先令相等的十六先令，當時看做是上等呢一碼的合理價格。當時頒布此法令，意在取締奢侈，可知普通售價必在十六先令以上。每碼一幾尼在今日可看做此等織物的最高價格。這樣說來，即使假定品質相等，最上等呢的貨幣價格，自十五世紀末葉以來，亦顯有跌落，何況今日最上等呢的質量，可能比當時好得多。至於它的真實價格，則跌落更大。六先令八便士，為當時及此後許久小麥每夸特的平均價格，所以十六先令就是小麥二夸特三蒲式耳多的價格。現在小麥一夸特如評價為二十八先令，則當時最上等呢一碼的真實價格，至少必等於現在英幣三鎊六先令六便士。當時購買這種呢一碼的人，必須支付今日三磅六先令六便士所能支配的勞動量與食品量。粗呢的真實價格，雖亦顯有跌落，但其跌落程度，沒有上等呢那麼大。
一四六三年即愛德華四世第三年頒布的法令，限定農業雇工、普通工人、市外或郊外居住的一切工匠所僱用的雇工，都不得穿用每碼二先令以上的呢。當時二先令，約含有今幣四先令同量的銀。但是，現在每碼值四先令的約克呢，恐怕比當時最苦雇工穿用的呢好得多。所以，這些人所穿衣物的貨幣價格，就其品質說，現在亦比當時低廉。至其真實價格，那是更比當時低廉了。小麥每蒲式耳十便士，當時看做適中合理的價格。所以，二先令，就是當時小麥約二蒲式耳二配克的合理價格。按每蒲式耳合三先令六便士計，現在二蒲式耳二配克小麥，更值八先令九便士。當時貧困雇工，每購這種呢一碼，所須捨棄的購買力，相當於今日八先令九便士所能購得的食品量。但是，這法令也旨在取締貧民的奢侈與浪費。可知當時貧民通常所穿的衣著，比現在昂貴得多。
這法令，又禁這階級人民，不得穿用每雙價格超過十四便士（約等於今幣二十便士）的長襪。當時十四便士，約為小麥一蒲式耳二配克的價格，以每蒲式耳三先令六便士計，現在一蒲式耳二配克小麥要賣五先令三便士。在我們今日看來，長襪一雙值五先令三便士，對最窮最賤的雇工是貴到極點的價格，然而，當時下級雇工，必須對長襪支付等於這數目的價格。
在愛德華四世時代，歐洲各地大概沒有一地方知道織襪技術。當時所穿長襪，都是由普通布匹製成。而這也許是其昂貴原因之一。英格蘭最先穿襪的，據說是女王伊麗莎白，她的襪，是由西班牙大使奉贈的。
往時精粗毛織業所用機械，都遠不及今日完備。這些機械近數百年來，曾經過三次大改良，此外還有多次小改良，其次數和重要性，現難於確定。三次主要改良如下：第一，以紡條紡錘代替紡輪，其結果，同量勞動，能成就二倍以上的工作。第二，使用若干精妙機械，大大便利和節省絨線毛線的捲繞或經緯線在上機前的安排，這種工作在此等機械未發明前，極其累贅困難。第三，果用漂布機漿洗，代替以往布脫機後入水踐踏使布密緻的方法。在十六世紀初期，英格蘭各地尚不如水車風車。即阿爾俾斯山以北的歐洲各國，亦是如此。唯有義大利一國，比這早一些時候採用此等機械。
此等情況，也許可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往時精粗毛織品，何以較現在昂貴。往時，此等貨物上市，更費去更多勞動，所以上市後，必須交換更大量勞動的價格。
英格蘭往時製造粗毛織品的方法，與今日工業幼稚國所用的相同，它大概是一種家庭製造業，其工作的各部分，差不多每一個家庭的每一個成員，都偶爾擔當過。但他們通常只在沒有其他工作可做時才做這工作，這工作並不是他們大部分生活資料所仰給的來源。勞動者當作副業製成的物品，其價格總比其生活費完全或大部分取資的製品的價格低得多，那是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的。至於精毛織品，那時候英格蘭尚無製造，而是仰給於商務繁盛的弗蘭德。那時候，該地製造這種毛織品的人，大概也像現在一樣，從這工作取給其全部或大部分生活費。此外，當時弗蘭德製品，是一種外貨。對國王須繳納若干賦稅，至少，亦得繳納往時通行的噸稅和磅稅。這些稅大概不很高，當時歐洲國家的政策，不在於設高關稅以限制外國製品輸入，卻寧願獎勵商人，使能廉價輸入豪紳顯貴所希求的本國不能自製的便利品和奢侈品。
此等情況，也許可在某種程度上說明，粗製品的真實價格，與精製品真實價格相比，何以昔時遠低於今日。
本章的結論
我在此將以下述議論，結束這冗長的一章 。即一切社會狀況的改良，都有一種傾向，直接或間接使土地的真實地租上升，使地主的真實財富增大，使地主對他人的勞動或勞動生產物有更大的購買力。
改良及耕作的擴大，可直接抬高土地的真實地租。地主所得那一份生產物，必然隨全部生產物的增加而增加。
土地原生產物中，有一部分的真實價格的騰員，最初是土地改良和耕作擴大的結果，接著，又是促進土地改良和耕作擴大的原因。例如，牲畜價格的騰貴，會直接而且以更大比例，提高土地地租。地上所得部分的真實價值，換言之，他支配他人勞動的能力，會隨土地生產物真實價值的提高而增大，而他在全部生產物中所分的比例亦會隨之增大。這種生產物，在其真實價值增高以後，並不需要使用比以前多的勞動量來取得它。因此，在土地全部生產物中，只須以一較小部分來補償僱用勞動的資本及支付普通的利潤。由是就有較大部分歸地主所有。
勞動生產力的增進，如果能直接使製造品真實價格低落，亦必能間接提高土地的真實地租。地主通常把他消費不了的原生產物或剩餘原生產物的價格，去交換製造品。凡減低製造品真實價格的事物，無不提高原生產物的真實價格。因為，同量的原生產物，這時候可換得更多的製造品。於是，地主便能購買更多的他所需要的便利品、裝飾品和奢侈品。
社會真實財富的增加，社會所屬用的有用勞動量的增加，都有間按提高土地真實地租的傾向。這種勞動量，自然有一定部分流向土地方面。土地上將有更多的人和牲畜從事耕作。土地生產物將隨所投資本的增加而增加，而地稅又隨生產物的增加而增加。
至於和上述相反的情況，例如對耕作及改良的忽視，某種土地原生產物真實價格的低落，由於製造技術退步和產業凋敝而發生的製造品真實價格的騰貴，以及社會真實財富的衰落等等，都傾向於減低土地的真實地租，減少地主的真實財富，使地主對於他人的勞動或勞動生產物，只有較小的購買力。
上面已經說過，一國土地和勞動的全部年產物，或者說，年產物的全部價格，自然分解為土地地租、勞動工資和資本利潤三部分。這三部分，構成三個階級人民的收入，即以地租為生、以工資為生和以利潤為生這三種人的收入。此三階級，構成文明社會的三大主要和基本階級。一切其他階級的收入，歸根結底，都來自這三大階級的收入。
由此可見，這三大階級中，第一階級即地主階級的利益，是和社會一般利益密切相關，不可分離的。凡是促進社會一般利益的，亦必促進地主利益，凡是妨害社會一般利益的，亦必妨害地主利益。地主在關於商業及政治問題的公眾集議上，為本階級的利益打算，決不會貽誤國家，至少，在他們對本階級利益具有相當知識的場合是如此。但實際上，他們往往缺乏這種知識。他們在上述三階級中，算是一個特殊階級。他們不用勞力，不用勞心，更用不著任何計劃與打算，就自然可以取得收入。這一階級所處的安樂穩定地位，使他們自然流於懶惰。懶惰不但使他們無知，並使他們不能用腦筋來預測和瞭解一切國家規章的後果。
第二階級即靠工資過活的階級的利益，也同樣與社會利益密切相關。如前所述，勞動工資最高的時候，就是對勞動的需求不斷增加、所雇勞動量逐年顯著增加的時候。當社會的真實財富處於不增不減的狀態時，勞動者的工資馬上就會低落，只夠他們贍養家庭，維持種類。當社會衰退時，其工資甚至會降低到這一限度以下。勞動者在繁榮社會中不能享得地主階級那樣大的利益，在衰退的社會中卻要蒙受任何階級所經驗不到的痛苦。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