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了一會兒，我明白他們的談話完全把我排拒在外，便起身走開。坐在同一桌的日本大使起來跟著我。他說：費曼教授，我想告訴你一些關於外交的事情。他講了一個很長的故事，提到有個日本年輕人進大學念國際關係，想要對國家有所貢獻。大二的時候，他開始有些微痛苦，懷疑自己究竟在學什麼。畢業後，開始在大使館工作，更懷疑自己對外交有多少瞭解。最後，他終於明白，沒有人懂得關於國際關係的任何事情。想通了這個道理之後，他就有資格成為大使了。所以，費曼教授，下次要舉例說明每個人都在談論大家都不懂的東西時，請把國際關係也列在名單裡頭！
他是個非常有趣的人，我們就談起來。我一直對於不同國家和不同民族如何有不同的發展，十分感興趣。我告訴這位日本大使，我一直對一件很不尋常的事情感興趣：日本如何能這麼快速地發展成這樣現代化的世界強國呢？
日本人能夠做到這地步，跟日本人性格或作風中的哪一面有關？我問。
大使的回答深得我心。他說：我不知道。我只能假設，但我不知道那正不正確。日本人相信他們只有一種出頭的方式，就是讓子女受更多的教育，比自己受的教育更多。對他們而言，脫離農夫的地位，成為知識分子是很重要的事。所以每個家庭裡都勤於督促小孩，要在學校有良好的表現，努力上進，因為這種不斷學習的傾向，外來的新觀念會在教育體系中很快地散播，也許那是日本快速發展的原因之一。
整體而言，我的瑞典之行還算相當愉快。我沒有立即回家，而到瑞士的歐洲粒子物理研究中心（ＣＥＲＮ）去演講。
當我在同行面前出現時，身上還穿著國王晚宴中的那套西裝。過去我從來不曾西裝筆挺地發表演說。我的開場白是：你知道嗎？很滑稽，在瑞典的時候，我們坐在那兒討論得了諾貝爾獎以後會不會有什麼改變。事實上改變已經出現了：我還蠻喜歡這套禮服的。
大家都以噓聲回報。維斯可夫（Victor Weisskopf）跳起來把外套脫下，說：演講的時候不要穿西裝！
我把禮服外套脫掉，鬆鬆領帶，說：在瑞典過了這一段時間以後，我開始喜歡這玩意兒；但現在我回到這個世界、一切又正常了。謝謝你們幫我回復本來面目！他們不要我改變，所以在歐洲粒子物理研究中心，他們很快地就把瑞典對我的影響消除殆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