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相信，如果不教書我還能過得下去。原因是，這樣就算我一點東西都想不出來時，我還能跟自己說：至少我還活著，至少我還在做一些事情，有些貢獻。這是一種心理作用。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我待在普林斯頓的期間，親眼看到高等研究院內那些卓越心靈的下場。他們都具備了聰明絕頂的頭腦，因此特別被選中，來到坐落在森林旁邊的漂亮房子裡，整天悠哉游哉地閒坐不用教書，沒有任何約束或負擔。但等過了一段日子，他們想不出什麼新東西來，每個人心裡一定開始感到內疚或沮喪，更加擔心提不出新想法。可是一切還是如舊，仍然沒有靈感。
會發生這種情況，完全是因為那裡缺乏真正的活動和挑戰：他們沒有跟做實驗的學者接觸，也不必思索如何回答學生提出的問題，什麼都沒有！
在任何思考過程中，當一切進行順利、靈感源源不絕時，教書確實是一種妨礙，十分討厭。但有更多的時候是腦袋空空的，如果既想不出什麼、又沒做什麼，那真會教人瘋狂！你甚至不能說：我在教書呀！
而且，在課堂上時，你可以思考一些已經很清楚的基本東西。這些知識是很有趣、令人愉快的，重溫一遍又何妨？另一方面，有沒有更好的介紹方式？有什麼相關的新問題？你能不能賦予這些舊知識新生命？基本的東西思考起來並不難；而如果你沒想出什麼新東西來，沒關係，以前想過的已足以應付講課之用了。但如果你真的有什麼新想法，能從新角度看事物，你會覺得很愉快。
學生問的問題，有時也能提供新的研究方向。他們經常提出一些我曾經思考過、但暫時放棄、卻都是些意義很深遠的問題，重新想想這些問題，看看能否有所突破，也很有意思。學生未必理解我想回答的方向，或者是我想思考的層次；但他們問我這個問題，卻往往提醒了我相關的問題。單單靠自己，是不容易獲得這種啟示的。
因此對我來說，教書以及學生，使我的生命繼續發光發亮，我也永遠不會接受任何人替我安排一切快快樂樂的不必教書。永遠不會！
但有一次我接到這樣的邀請。
二次大戰期間，當我還在羅沙拉摩斯時，貝特替我爭取到康奈爾大學的工作，年薪三千七百美元。當時另外還有機構提出更高薪資，但因為我喜歡貝特，於是我決定到康奈爾，而不考慮錢的問題。貝特非常關心我，當他發現別人提出更高薪水，他就主動跟康奈爾談，把我的年薪提高到四千美元。我那時還未開始上班呢！
康奈爾通知我，我要教的是數學物理；同時告訴我，應該在十一月六日到校確實日期記不清楚了，日期定在年底好像有點奇怪，我從羅沙拉摩斯坐火車到綺色佳（Ithaca），途中有一大部分時間都在寫曼哈頓計劃的報告。我還記得火車到了紐約水牛城之後，我才開始計劃講課內容。
你必須明白在羅沙拉摩斯的壓力：每個人都盡快地工作，很努力、很拚命地工作，而每件事總是在最後一分鐘才完成。因此，在開講之前的一兩天，我才在火車上開始準備課程，已經是習慣成自然的事了。
對我來說，教授數學物理是最理想不過了。在戰爭期間，把數學應用到物理上，正是我的工作重心。我很清楚哪些方法真的很有用。哪些沒用。在那樣拚命工作、花了四年在應用數學技巧上之後，我真的是經驗豐富了。我列出了各個數學項目以及處理方式。到今天，我還保留著當時在火車上做的筆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