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我醒來以後，就發現潘澤拉探員坐在我家廚房的餐桌前，跟老媽正對著，前面還放了杯咖啡。老媽臉上掛著笑，比我記憶中的任何時候都還光彩亮眼。探員還是那個陰森恐怖的鬼樣子，可是肩膀卻放鬆了些，或許那也是一種微笑的表達方式吧，要是他不是潘澤拉探員，而我也不是瓦納瑞的話。
我步履蹣跚走進廚房，枴杖尾端的塑膠墊在我的體重壓迫下跟油布地板發出吱吱嘎嘎的聲音。一直以來我都試著對抗自己身體的不適，從手術以來，經歷大大小小的痛楚。就算現在都還得倚仗不少藥物控制，包括止痛藥跟精神治療的藥劑，距離脫胎換骨還有好長的一段時間。
瓦納瑞，媽說道：探員先生帶來了好消息。
我本想一起坐在餐桌前，但稍微考慮了一下，還是決定自我放逐到遙遠的一端，像在醫院裡無能為力時的那樣，跟潘澤拉探員保持一段距離。
我端詳著他。他仍舊穿著一襲棕色的西裝，但似乎最近才整理過儀容，幾乎像是來我家拜訪前剛沖過澡似的。說實話，我甚至聞到他身上的肥皂香味，跟我們家用的還是同一款。我也聞到剃鬍潤膚液的味道，一時之間讓我的肚子因為噁心而翻攪了起來。淚水好像不聽使喚地在眼眶裡打轉，要是大腿能使得上力，我一定會尖叫著衝出屋外，好擺脫眼前的這號人物。
哈囉。他說道，在座位上轉過身來面對我，手指頭勾著桌上咖啡杯的小耳朵。我過了好一會兒才把他那拖長的尾音在腦海中給抹了掉，阿Q地覺得這樣就能從此把這人屏除在自己的人生以外。
嗨。我回答。
瓦納瑞，老媽接口。潘澤拉探員特地過來告訴我們，妳不再是槍擊案的嫌疑犯了耶。
我沒說話。那個瞬間我甚至不確定自己到底睡醒了沒，或許我根本就還在醫院裡，沉睡中，躺在精神科的病床上。過一會兒我就會醒過來，把自己用輪椅推到群體治療的單位，告訴大家我剛剛做了這個奇怪的夢。然後南（一個精神分裂患者）一定會開始嘮嘮叨叨什麼恐怖分子的事情，黛西則是哭哭啼啼揪著手腕上的繃帶，至於安迪呢，說不定會要我去死一死算了。那個笨蛋治療師只會自己坐在一邊，沒事點個頭，讓大家自生自滅，然後打發大家去吃早餐跟吃藥。
這真是個好消息吧？老媽催促著。
還好啦。我回答。不然我能說什麼？感謝上天？就跟妳說過了嘛？為什麼？這當下不管說什麼都不對勁，所以只冒出了一句還好啦，附加個嗯，謝謝。因為謝謝這個場面話雖然很蠢但好像又少不了似的。
後來又來了幾個證人。探員一面解釋，一面啜飲一口咖啡。關鍵是其中一個女生，她特地要求跟我還有地方檢察官會面。她的證詞非常詳細，也很有說服力，所以妳沒有被起訴。
這搞得我一頭霧水，希望自己最好趕快清醒過來，因為我已經開始有放心的感覺，像灌迷湯那樣。可是自我感覺良好可不是什麼好事啊，這只會讓人在清醒之後更加失落，甚至發現自己還得面對多年的刑求。
史黛西嗎？我用低沉沙啞的聲音反問，心裡大感驚訝，不敢相信她還會想跟我有任何瓜葛，她明明不相信我，我們的友誼也早就蕩然無存。
探員卻搖搖頭。金髮，長得還滿高的，是三年級生，不斷強調說：瓦納瑞沒有殺任何人。
我沒有一個朋友符合這樣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