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尋歡作樂》最初出版的時候，報紙上沸沸揚揚地出現了不少議論，因為有些人認為裡面的一個人物，愛德華．德里菲爾德，寫的就是托馬斯．哈代。雖然我一再否認，但仍無濟於事。我對那些前來向我打聽的記者指出我小說中主人公的生活和托馬斯．哈代的生活多麼不同，不過這也沒有什麼用。的確，兩個人都是農民家庭出身，兩個人都寫有關英國鄉村生活的小說，兩個人都結過兩次婚，兩個人都是到了老年才成名的。可是相似之處僅限於此。我只見過托馬斯．哈代一次，那是在倫敦的一次晚宴上。當時按照英國的風俗習慣，女子全都離開了飯廳，留下男人們一邊喝著紅葡萄酒、咖啡和白蘭地，一邊談論國家大事。我發現自己正坐在哈代身旁；我們一起談了一會兒。從那以後，我就再也沒有見過他，他的兩位太太我都不認識。我想他的頭一位太太是英國聖公會一個職位不高的聖職人員的女兒，而不像本書中的羅西那樣是一個酒店女招待。我從來沒有到他家拜訪過。其實，除了從他的作品中知道的那一點兒情況外，我對他一無所知。我早忘了那次我們談了些什麼，只記得我離開的時候所得到的印象是他是一個身材矮小、頭髮花白的人，看上去神情疲憊，一副落落寡合的樣子。雖然他在這樣一個場面盛大的宴會上一點都不感到侷促不安，但是他也並不怎麼特別關心，好像他只是在戲院裡看戲的一名觀眾。女主人可以說是一個專事結交社會名流的人，我猜哈代之所以接受了她的邀請，只是因為他不知道如何不失禮節地予以回絕。他身上當然一點也沒有德里菲爾德晚年所獨具的略微有點兒奇特的、粗俗的生活態度。
我想記者們之所以認為我筆下的這個人物是托馬斯．哈代，只是因為我寫本書的時候哈代正好剛去世不久。不然，他們可能同樣輕易地就會想到丁尼生或梅瑞狄斯。我曾經得到機會，看見一些聲名顯赫的老作家如何接受他們的仰慕者所表示的敬意。我在一旁觀察他們的時候，常常暗自尋思，不知在這種時刻他們心中是否會回想起他們默默無聞、動蕩不定的青年時代，不知他們看到那些帶著崇拜的神色兩眼迷離地瞧著他們的女子，或者神情嚴肅地聽著那些熱切的年輕男子告訴他們說他們的作品對自己產生了多麼巨大的影響時，他們是否會暗自好笑，並且饒有興味地琢磨著要是這些仰慕者知道了他們全部的真情實況，究竟會說點兒什麼。我暗自尋思，不知他們對自己受到的那種尊崇景仰的待遇是否有時會變得很不耐煩。我也暗自尋思，不知他們對自己被奉若神明時是否心裡感到美滋滋的。
有時候，他們顯然確實感到美滋滋的。有天晚上在拉帕洛，我和馬克斯．比爾博姆一起吃飯，他提議我們去見見正在那兒盤桓的格哈特．霍普特曼。格哈特．霍普特曼是一個如今也許被人忘卻的德國劇作家，當時卻享有盛名。我們發現他高高地坐在那家旅館客廳裡一把扶手椅上，那是一個一頭白髮的老人，生著一張有點發紅、特別光溜的臉。在人們為了舉辦社交音樂會而租用的一大圈鍍金的小椅子上坐了大約二十個人，大部分是男人，他們正全神貫注地在聽他講話。我們等著他講完，好闖進圈子去和他招呼。等他講完話，傳來了一陣低低的嘖嘖稱賞的聲音。我們走上前去，那個大人物揮手和我們招呼，命人端椅子來請我們坐下。兩個年輕人連忙去拿椅子；那個圈子擴大了，把我們都包括在內。我們互相寒暄了幾句，但是顯而易見，我和馬克斯．比爾博姆的到來使周圍的那群人覺得很不自在。客廳裡一片寂靜。那些神情熱切的年輕人滿懷期望地注視著那個有名的作家。寂靜並沒有給打破。寂靜變得令人侷促不安。最後的一個機靈的小夥子向他提了一個問題。他思考了一會兒，然後在扶手椅上坐定，以一種在我看來似乎沒有必要的長度回答了那個問題。等他講完後，又傳來一陣低低的表示敬意的讚歎聲。我給馬克斯．比爾博姆遞了個眼色，於是我們起身告辭。
當然，格哈特．霍普特曼給了他的聽眾他們所聽的東西；他對自己受到的這種崇拜顯然一點也不感到拘束。我覺得我們英語國家的作家對於這樣一種姿態不會覺得怎麼舒服。葉慈往往以某種缺乏幽默的態度裝扮成吟遊詩人的樣子，因而使自己受到他的輕狂無禮的同胞的嘲笑。那是一種矯揉造作的表示，虧得他的詩歌美妙，才顯得情有可原。亨利．詹姆斯以他一貫的謙恭有禮的態度接受那些名媛淑女（她們多數已屆中年，總相互爭著想引起他全部的注意）的奉承，但是私底下，他卻隨時準備拿她們開一個謔而不虐的玩笑。
其實，我是以一個帶著妻子兒女在惠特斯特布爾小鎮上定居的無名作家作為愛德華．德里菲爾德的原型的。我的叔叔和監護人當時正是那個鎮的牧師。我想不起那個作家的名姓了。大概他也沒有取得什麼成就，現在一定早已去世了。他是我見到的頭一位作家。雖然我叔叔很不贊成我跟他來往，但是我一有機會總溜去看他。他的談話使我心情激動。後來有一天，他丟下一身債務不管就從鎮上消失了，這使我感到震驚，也使我叔叔感到滿意。關於他，我用不著再多說什麼，因為讀者會在本書中看到他給我留下的印象。
本書出版後不久，有封信由專人遞送到半月街我的寓所。原來是休．沃爾波爾寫來的。他是英國書籍協會委員會委員，晚上臨睡前把我的小說帶到床上閱讀，有意把它作為當月新書推薦給讀者。一邊往下看，一邊竟然認為我筆下的阿爾羅伊．基爾這個人物似乎是對他本人所做的冷酷的寫照。當時有個作家團體總設法抓住一切機會出現在公眾眼前，他們跟評論家保持著親切友好的關係，好使他們的書籍得到好評，而且只要對他們有用，就不惜溜鬚拍馬來取得以他們的文才本不配取得的成功。他們缺少才華，就設法依靠推舉拉攏來加以彌補。休．沃爾波爾就是這個作家團體中最重要的成員。不錯，在我構思我稱作阿爾羅伊．基爾這個人物的時候，我心裡想到的是休．沃爾波爾。哪個作家都不能憑空創造出一個人物。他必須有一個原型作為起點，隨後他的想像力就開始發揮作用。他把這個人物逐步塑造成形，東一處西一處地添上一個他的原型所沒有的特徵。等他完成以後，他展示在讀者眼前的那個完整的人物形象與最初給他啟發的那個人已無多少相似之處。只有這樣，一個小說家才能賦予他所塑造的人物那種既可信又有說服力的真實性和強度。我並不想傷害休．沃爾波爾的感情。他是一個和藹可親的人，有不少真心喜愛他的朋友，儘管他們往往嘲笑他。他很容易叫人喜歡，卻很難受到尊敬。在我構思阿爾羅伊．基爾這個人物的時候，我盡力掩蓋起各種蹤跡線索；我把他描寫成一個經常騎馬帶著獵狗出外打獵的愛好運動的人，網球和高爾夫球打得比大多數人都要出色得多，而且是一個巧妙地避免了婚姻的羈絆的風月高手。以上這幾點中沒有一點可以放在休．沃爾波爾的身上。我在答覆他的來信的時候向他提出了這幾點。我還告訴他說我從我們倆都認識的一個作家身上選取了某一個特徵，又從另一個作家身上選取了另一個特徵，而且最主要的是，我還把自己的不少性格脾氣寫到了阿爾羅伊．基爾的身上。我一直知道自己的缺點；我從來也沒有洋洋自得地看待這些缺點。我們這些作家全是愛好自我表現的人。不然我們幹嘛答應人家給我們拍照呢？不然我們幹嘛接受人家的採訪呢？我們幹嘛翻閱報紙尋找我們的書的廣告呢？我們真的幹嘛不像簡．奧斯丁那樣把這些書說成是由一位女士所著，或者像瓦爾特．司各特爵士那樣把這些書說成是由《威弗利》的作者所著，而把自己的姓名擺在上面呢？可是，我實際上仍然把休．沃爾波爾聲名狼藉地也具有的某些特徵，他的某些丟人的弱點放在阿爾羅伊．基爾的身上，因此在倫敦文學界幾乎沒有幾個人會看不出他就是我的原型。倘若他的鬼魂不安地在書店裡徘徊，設法使他的著作陳列得井然有序，猛然想想我如何嘲笑他想有朝一日成為英國文學界的泰斗的抱負，那麼在他看到我，就連嘲笑他的我，似乎也快享有那種曇花一現、既可悲又可笑的顯赫聲名的時候，他一定會幸災樂禍地暗自好笑。
可是我寫《尋歡作樂》，並不是專門為了描述愛德華．德里菲爾德和阿爾羅伊．基爾這兩個人物。年輕的時候，我和本書中我稱作羅西的那個年輕女人關係十分密切。她有重大的、令人惱怒的過錯，但是她長得很美，人也誠實。我和她的關係正如這種關係一貫會有的結果那樣後來結束了，但是我對她的回憶年復一年地縈繞在我的腦海中。我知道總有一天我會把她寫進一本小說。一年又一年過去了，經過了好多年，我始終沒有找到我在尋找的機會。我擔心自己永遠沒有這種機會了。我也不知道為什麼，直到我忽然想要描述一個上了年歲的著名小說家（他受到自己太太的悉心照料，死後卻被他太太和其他人用來給他們自己增加榮耀，這想必會使他多少有點兒氣惱）的時候，我才想到可以把羅西寫作他的頭一位太太，這樣一來我就有了那個我渴望很久的機會。我還必須補充說我認為自己所創造的最動人的女主角的原型根本不可能在我的小說中認出她自己的面目，因為等到我寫這本小說的時候，她已去世了。
採訪的記者往往向作者提出幾乎同樣的問題。經過一段時間，你對他們的大部分問題會有現成的答覆。每逢他們問我，我自認為哪部小說是我最出色的作品的時候，我總問他們說他們是指一般認為我最出色的作品，還是指我自己最喜歡的作品。雖然自從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校改校樣以後，我就沒有再看過《人生的枷鎖》，但是我卻願意贊同公眾的意見，認為它是我最出色的作品。那是一個作家一生只能寫一回的那種書。歸根結柢，他只有一生。可是我最喜歡的書卻是《尋歡作樂》。這是一部寫起來饒有興味的書。處理多年前發生的事情和三十年後發生的事情，而不失去想要抓住讀者的注意力所必需的連貫性，這頗費心思。我發現克服這個困難是一項很愉快的工作。我希望讀者從過去跨入現在，再從現在返回過去，一點兒都不感到顛簸震動，因而故事的敘述應當像一條法國那種寧靜的河流那樣平穩地流去。可是這當然只是一個多少有點別出心裁的技巧的問題。在這方面，讀者所關心的只是結果。讀者對作家不得不應付潛在的困難、無所適從的窘境和進退兩難的局面，跟講究飲食的人對把完好美味的維吉尼亞火腿燻製出來放在他面前的那套工序同樣漠不關心。不過這只是順帶一提而已。我喜歡《尋歡作樂》，因為那個臉上掛著明媚可愛的微笑的女人為我再次生活在這本書的字裡行間，她就是羅西．德里菲爾德的原型。
一九五○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