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時四年有餘，這部書稿總算完成了。劃上最後一個句號，面對橘黃色的燈光，在長噓了一口氣之後，掩目沉思，心中仍不平靜，覺得還有幾句話要說。
記得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半年之後的某個下午，一位友人打電話給我，說是受浙江人民出版社的委託，想請我撰寫一部關於工程實施情況的書。聽畢，我的第一個感覺是，可能對方找錯了人。儘管我當時對夏商周斷代工程的情況瞭解不多，但透過媒體的傳播已略知一二。印象中這是一個被列為國家重點科技計畫的大專案，是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相結合的大操作，其整個專案的龐大、學科構成的複雜、參與學者之多等等一切，豈能與一項單純的考古發掘事件所相提並論？這個題材應由文史兼備的大家來操作，才會遊刃有餘，不致掛一漏萬，就我這樣的一位寫手是很難駕馭的。鑑於可以預見的難度，自感學識淺薄，不堪重任，就對這次邀請婉轉地推諉過去了。
過了一段時間，浙江人民出版社的同志專程來北京找我，再度談起夏商周斷代工程之事，希望我能鼓起勇氣上陣，完成工程的寫作。同時，他們還以出版工作者的眼光和角度，談到了撰寫這部作品的價值和意義。在對方的一番鼓動下，我不好再作推辭，便壯著膽子說不妨一試，行則行矣，不行則由對方另請高明。當然，我們心裡清楚，此時所達成的這個默契，只能算是一廂情願，能否將這個想法付諸現實，還要取決於工程方面的態度。
於是，第二天上午、我和浙江來的同志一起拜訪了夏商周斷代工程項目辦公室主任朱學文先生。當說明來意後，提出希望能從進入情況著手，旁聽一些工程召開的研討會議，並請允許對相關專家、學者做簡單的訪問。從交談的情況看，朱先生的態度不主張媒體過多地介入此事，尤其反對目下時興的一窩蜂地大肆炒作。他的主要理由是，工程才剛起步，無論是組織者還是專家、學者，都感到責任重大，壓力很大，且有一大堆急於解決的難題要研究，因而不希望工程的參與者為了媒體採訪分心而耽誤工作。面對朱先生的態度，我們作了解釋，說了一堆理由，現在能回憶起來的好像主要在強調我們的介入與炒作不同，國家做了這一件大事情，無論是對現在還是對未來，總該有個較為詳細的記錄。儘管工程本身也會留下紀錄，但畢竟取捨的角度不同。工程的紀錄更多是在學術方面，一般民眾很難看懂，現在政府正在提倡科學普及，如果能用文學的形式，較通俗地將工程的事蹟表現出來，應該是件有意義的事情，特別是對一般民眾和青少年來說，意義可能會更大一些。或許朱先生覺得我們的說法有些道理，就同意了如上的請求。
不過，在朱先生同意之後，還有幾條口頭協議：
一、無論旁聽什麼形式的會議，會後不在媒體發表任何新聞稿件。
二、工程結束前，不發表人物專訪和其他形式的專訪稿。
三、不要因採訪而耽誤了專家正常的工作，採訪時間和地點由專家選定。
四、在此期間，根據我的興趣來決定旁聽會議和採訪工作是否繼續下去，如果覺得工程內容枯燥無味或對這個題材難以把握，隨時可以退出。
對於以上四條協議，我當場做了承諾，這件事情就算敲定了。此後，我便有幸以唯一一位非研究人員的身分，旁聽了工程內部幾乎全部的學術研討會，並開始對參與工程的部分專家、學者進行採訪和問學。隨著時間的推移，對工程的情況有所瞭解，對有些原來極端陌生的學科也看出了一點門道，如此循序漸進，後來竟能動筆寫作了。再後來，就有了大家看到的這本書。
關於這本書的優劣，以及是否達到了我們當初所期待的效果，要由廣大讀者來評斷，無需我在這裡饒舌。但有一點讓我頗感自豪的是，在初涉這一題材時，毋庸諱言，按朱學文先生的估計，我可能由於工程學科的複雜和枯澀難懂而漸漸失去興趣，最終放棄了採訪和寫作，但我還是堅持了下來。我想這個意外，除了我對夏商周斷代工程漸漸增長的興趣外，更是一種責任感和咬定青山不放鬆的信念雙向支撐的緣故。如果沒有這一點，要完成這項工作是不可能的。
夏商周斷代工程作為一個群體行為，所取得的成果，當然不能單純地歸結到某個人的名下，而是集體智慧的結晶，是幾百名甚至更多的有名的和無名的、前臺的和後臺的組織者、具體研究者以及普通工作者通力合作的結果。至於我在書中提到的人和事，只是工程的一部分、一些方面而已。由於題材、篇幅和體例等等原因的限制，尚有不少成就卓越，並對工程有所貢獻的專家、學者和其他工作人員，未能在這部作品中予以表現，說來這是一件憾事，我願藉此機會，謹向所有工程的參與者致敬。
需要說明的是，我只是工程實施過程中的一名觀察者，只是力圖用紀實的方式，將工程的經過、取得的成果盡可能真實地記錄下來，書中所表述的一件件成果，都是研究者心血的凝結，而不是我的發明創造，如同懿王元年天再旦是劉次沅、周曉陸等專家不辭辛勞地觀測與推算，而不是我觀測與推算的結果一樣，這一點，大家是不難理解的。
最後要說的是，在本書的採訪與寫作過程中，得到了諸多人士的熱情支持與指正，在此，我謹一併表示誠摯的謝意。
岳南
二○○一年五月於北京定慧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