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了！來了！
從北方，從南方，從東邊的日本，從西邊的武漢，中國共產黨代表們朝上海進發（有人認為這年三月間開過一次代表會議，但未得到確證）。
這是中國共產黨各地組織有史以來的頭一回大聚會，成為中國現代史上紅色的起點。
頭一個來到上海的，是坐著火車前來的張國燾，他因須參加大會的籌備工作，所以最先到達。據他自云是五月中旬抵滬。實際上，這是不可能的，因為馬林和尼柯爾斯基是在六月三日才來滬，經過開會籌畫、寄信以及北京小組討論，所以他來滬的時間估計在六月下旬。
張國燾在路過濟南時，曾在那裡逗留了一天。王盡美、鄧恩銘約了濟南八個黨員和他會面，一起在大明湖划船、聚談。
張國燾已經來過上海幾趟，很熟悉，所以一到上海，便直奔環龍路漁陽里二號，拜訪了李達。
在張國燾的記憶螢幕上，李達是一個學者氣味很重、秉性直率的人，有一股湖南人的傲勁，與人談話一言不合，往往會睜大雙目注視對方，似乎怒不可遏的樣子。他的簡短言詞，有時堅硬得像鋼鐵一樣。
接著，張國燾來到本書小引中所著重描述過的那幢著名的房子望志路一○六號。這時李漢俊已從三益里遷入這裡。
張國燾如此形容李漢俊：他也是一位學者型的人物，可說是我們中的理論家，對於馬克思經濟學說的研究特別有興趣。他不輕易附和人家，愛坦率表示自己的不同見解，但態度雍容，喜怒不形於色。他熱誠地歡迎我的先期到達，認為很多事在通信中說不清楚，現在可以當面商討。
張國燾從二李那裡，迅速地察覺二李與馬林之間的關係不那麼融洽。
張國燾這麼回憶李達的話：
馬林曾向他聲稱是共產國際的正式代表，並毫不客氣地向他要工作報告。他拒絕了馬林的要求，理由是組織還在萌芽時期，沒有什麼可報告的。馬林又問他要工作計畫和預算，表示共產國際將予經濟的支援。他覺得馬林這些話過於唐突，因此直率地表示中國共產黨還沒有正式成立，是否加入共產國際也還沒有決定；即使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後而加入了共產國際，它將來與共產國際所派的代表間的關係究竟如何，也還待研究；現在根本說不上工作報告、計畫和預算等等。他向馬林表示，共產國際如果支持我們，我們願意接受；但須由我們按工作實際情形去自由支配。
張國燾從李漢俊那裡，也聽到類似的意見。
二李性格耿直，怎麼想便怎麼說，怎麼說便怎麼做，於是與馬林之間產生明顯的分歧，有幾次差一點吵了起來。
張國燾從二李那裡知道了馬林和他們會談的內容。於是，他來到南京路上那大東旅社，在屋頂花園跟馬林會面。
他記憶中的馬林的性格是非常鮮明的，與維經斯基的和顏悅色、為人隨和恰成反比例：
馬林給我的印象是不平凡的。他這個體格強健的荷蘭人，一眼望去有點像個普魯士軍人。說起話來往往表現出他那議員型的雄辯家的天才，有時聲色俱厲，目光逼人。他堅持自己主張的那股倔強勁兒，有時好像要與他的反對者決鬥。
難怪，如此倔強的馬林，會與直來直去的二李弄僵了關係。
張國燾雖然比二李小七歲，但是顯得圓滑乖巧，他既與馬林很談得來，又與二李很親密。這樣，他往來於馬林與二李之間，成為雙方的協調人。中國共產黨一大的籌備工作，原是由二李負責。這麼一來，張國燾插了進來，反客為主，把籌備工作的領導權抓在手裡。此後，中國共產黨一大由張國燾主持，內中的緣由便在這裡。
北京的另一名代表劉仁靜，比張國燾晚些天前來上海。他和鄧中夏一起從北京來到南京。七月二日至四日，劉仁靜、鄧中夏在南京出席了少年中國學會年會因為這個學會是在一九一九年七月一日正式成立的，所以選擇七月一日這一天召開年會（劉仁靜未趕上開幕式）。這樣，劉仁靜大約在七月六日到達上海。
據謝覺哉日記所載，毛澤東和何鬍子是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午後六時離開長沙，坐船到武漢，再轉長江輪船，抵達上海的，時間大致上跟劉仁靜差不多。
陳潭秋和留著小鬍子的董必武一起，在武漢登上長江輪船，順著東流水，駛往上海。
王盡美和鄧恩銘自從與張國燾作了一日會談之後，便一起相約動身，登上南去的火車，前往上海。
不久，周佛海也登上海輪，從日本鹿兒島前往上海。
姍姍來遲的是廣州的代表。不論是馬林、尼柯爾斯基，還是上海的二李，都期望陳獨秀前來上海。一封封信催，還發去幾回電報，但陳獨秀仍然不來。
於是，包惠僧從廣州坐了海船，於七月二十日直達上海。
陳公博沒有和包惠僧同行。他最晚一個抵滬（周佛海何時抵滬，現無法查證。考慮到日本路途較遠，也可能他晚於陳公博抵滬）他帶著新婚的妻子李勵莊，於七月十四日啟程，從廣州到香港，登上郵輪，七月二十一日來到上海。
來了，來了，十五位代表終於彙聚於中國第一大城市上海。
關於這十五位代表，在文革中往往以毛澤東等一語代替。後來曾改成毛澤東、董必武等。以後，又改為毛澤東、董必武、陳潭秋、何叔衡、王盡美、鄧恩銘等。如今，常見的提法是以城市為序，即上海李達、李漢俊，北京張國燾、劉仁靜，長沙毛澤東、何叔衡，武漢董必武、陳潭秋，濟南王盡美、鄧恩銘，廣州陳公博、包惠僧，日本周佛海，共產國際馬林、尼柯爾斯基。這樣以城市為序的排名法，是經過中國共產黨黨史專家們再三斟酌而排定的。
另外，中國共產黨一大十五位代表，往往被寫成中國共產黨一大十五位出席者。出席者與代表之間，存在著概念的差異。原因在於包惠僧的代表資格引起爭議包惠僧是武漢小組的成員，而武漢已有董必武、陳潭秋兩位代表；倘若說他是廣州小組代表，而他當時是一九二一年五月由上海派往廣州向陳獨秀彙報工作的，不是廣州小組成員。也有人以為，廣州代表原本是陳獨秀，而陳獨秀來不了，指派包惠僧去，因此他是陳獨秀代表！為了避免爭議，便改成中國共產黨一大十五位出席者，則萬無一失不論怎麼說，包惠僧總是出席了中國共產黨一大，是一位出席者！
不把包惠僧算作中共一大代表，過去所依據的是毛澤東一九六九年在中國共產黨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
第一次代表大會，只有十二個代表。現在在座的還有兩個，一個是董老，再一個就是我。有好幾個代表犧牲了，山東的代表王盡美、鄧恩銘，湖北的代表陳潭秋，湖南的代表何叔衡，上海的代表李漢俊，都犧牲了。叛變的，當漢奸的，反革命的有陳公博、周佛海、張國燾、劉仁靜四個，後頭這兩個還活著。還有一個叫李達，在早兩年去世了。
毛澤東的話，一言九鼎。由於毛澤東說出席中共一大只有十二名代表，沒有把包惠僧列為代表之一，因此中共黨史界便依據毛澤東的話，不把包惠僧算作中共一大代表。
細細追究起來，那出席者之說，最初也源於毛澤東。
毛澤東在一九三六年與美國記者斯諾的談話中，這麼說及中共一大：
在上海這次有歷史意義的第一次會議中，除我之外，只有一個湖南人，其餘的出席會議的人物中有：張國燾、包惠僧和周佛海。一共是十二個人。
在這裡，毛澤東明確地把包惠僧列為中共一大的出席者。但是，可能當時毛澤東的回憶有誤，把中共一大的出席者說成十二個。
長期以來，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領袖，他的話富有影響力。中共黨史研究者們依據毛澤東的話，長期以來這麼說：
中共一大的代表是十二人，出席者是十三人。其中是出席者但不是代表的是包惠僧（當然，這裡沒有把馬林和尼柯爾斯基計算在內）。
其實，包惠僧的身份，算是廣州小組代表也可以。因為他是由廣州小組推選、由陳獨秀提名的。也有人主張包惠僧可以算是陳獨秀指派的代表。
不論怎麼說，如今包惠僧的代表身份日益得到確認。十三人代表之說，已經日漸被中共黨史界所接受。
除了這十三人代表得以普遍確認，不久前又發現了兩位未曾正式到會的代表。這兩位代表，一位來自南京，一位來自徐州。在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一年，南京和徐州都已先後建立了中共黨組織，所以在中共一大召開前夕，也都收到了出席大會的通知。南京派出了一名代表，徐州也派出了一名代表。徐州的代表叫陳亞峰，南京的代表一說是郭青傑，一說是劉真如。陳亞峰從徐州來到南京，與南京代表一起來到上海。只是他們受無政府主義影響頗深，不願受黨的紀律的約束，沒有出席大會。
筆者繞開種種關於代表和出席者的爭議，關於代表排名的先後次序的爭議，在這裡排出一張以年齡（出生年月）為序的代表名單，年長者在先，年輕者在後（同年出生者標明月分）：
姓名 出生年分 當時年齡 籍貫
何叔衡 一八七六 四十五 湖南寧鄉
馬林 一八八三 三十八 荷蘭鹿特丹
董必武 一八八六 三十五 湖北黃安
李漢俊 一八九○ 三十一 湖北潛江
李達 一八九○ 三十一 湖南零陵
陳公博 一八九二 二十九 廣東南海
毛澤東 一八九三 二十八 湖南湘潭
包惠僧 一八九四 二十七 湖北黃岡
陳潭秋 一八九六 二十五 湖北黃岡
周佛海 一八九七 二十四 湖南沅陵
張國燾 一八九七 二十四 江西萍鄉
王盡美 一八九八 二十三 山東莒縣
尼柯爾斯基 一八九八 二十三 俄國
鄧恩銘 一九○一 二十 貴州荔波
劉仁靜 一九○二 十九 湖北應城
這是一次年輕的會議！
在代表之中，最為年長的何鬍子不過四十五歲，最為年輕的劉仁靜只有十九歲。三十歲以下的有十位，占三分之二！
十五位代表的平均年齡只有二十八歲，正巧等於毛澤東的年齡！
這是一群熱血青年，為著一個主義共產主義，為著一個學說馬克思學說，彙聚在一起了！
令人驚訝的是，除去兩位國際代表，在十三個中國人當中，湖北籍的占五位，湖南籍的占四位，兩湖相加占九位！
在十三位中國共產黨代表之中，北京大學學生占五位陳公博、張國燾、劉仁靜，加上曾在北大工作的毛澤東，及在北京大學短期學習過的包惠僧，共五位。另外，南陳北李兩位都是北大教授。
在十三位中國共產黨代表之中，曾經留學日本的有四位董必武、李漢俊、李達、周佛海。加上南陳北李，則是六位。
在十三位中國共產黨代表之外，其實還有若干位完全應當進入代表之列而因種種原因未來的：
陳獨秀當然代表；
李大釗當然代表；
楊明齋在蘇俄出席共產國際三大；
張太雷在蘇俄出席共產國際三大；
陳望道與陳獨秀產生分歧而沒有出席；
施存統可以來而沒有回國。
另外，在法國的張申府、周恩來、趙世炎、蔡和森，因路遠聯繫不便而不能回國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