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南京路永安公司的屋頂花園，名叫天韻樓，是個夏日的好去處。晚風徐徐，燈光淡淡，或談情說愛，或洽談生意，那裡自由自在。只是收費頗高。要麼洋人，要麼高等華人，才會在這高高的花園裡飲茶聊天。
住在永安公司樓上大東旅社的馬林，自知可能有密探在暗中監視他，因此與人約會，幾乎不請入房間，而是在華燈初上時，約會於樓頂的花園。
有時，需要在白天約會，他總是選擇人流如湧、熱鬧非凡的大世界或新世界，與人見面。
馬林通過弗蘭姆堡，跟尼柯爾斯基建立了聯繫。然後，又與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代理書記李達以及李漢俊這二李秘密見面。
二李都能講英語，李漢俊還會講德語，能跟馬林長談。唯尼科爾斯基因語言不通，在一旁默默無語。
馬林聽了二李的彙報，建議召開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以便正式成立全國性的組織。如李達後來所回憶的：
六月初旬，馬林（荷蘭人）和尼可洛夫（俄人）由第三國際派到上海來，和我們接談了以後，他們建議我們應當及早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宣告黨的成立。於是由我發信給各地黨小組，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開會，大會決定於七月一日開幕。
馬林拿出了帶來的經費，每一位代表發給路費一百元，回去時再給五十元。
會議決定在上海召開因為上海當時已成為中國共產黨的聯絡中心。
代表名額按地區分配，每個地區派兩名代表，並不考慮這一地區黨員人數的多寡，即上海、北京、長沙、武漢、濟南、廣州、日本，共七個地區。至於法國，由於路途遙遠，信件往返及代表趕來，已經來不及，所以未發邀請信。
邀請信由二李分頭去寫。
在不少中國共產黨黨史著作中，寫及馬林、尼柯爾斯基與二李商談召開中國共產黨一大時，張太雷在場（包括有關張太雷的傳記中也是這樣寫的）。查其根據，乃出自張國燾回憶錄中的一段文字：
他（引者注：指張太雷）的英語說得相當流利，故李漢俊派他做馬林的助手。馬林與李漢俊、李達會面時，都由他在場任翻譯。這位生長在上海附近的漂亮青年，有善於交際的海派作風。
筆者以為，張國燾的回憶可能有誤：張太雷當馬林的翻譯，是在一九二一年八月，即張太雷出席共產國際三大之後，從蘇俄回到上海。張國燾錯把八月分的印象寫入六月分的事。
據檔案記載：張太雷於一九二一年五月四日在伊爾庫茨克出席朝鮮共產黨代表大會。五月七日還在大會發了言。接著，六月二十二日至七月十二日在莫斯科出席了共產國際三大。
馬林和尼柯爾斯基是在六月三日抵滬的。張太雷在伊爾庫茨克出席了朝鮮共產黨代表大會之後，倘若馬上動身回滬，是可能與馬林、尼柯爾斯基會面的。但是，會面之後，又參加關於召開中國共產黨一大的討論，起碼在六月十日才可離滬。按照當時的交通條件，他無論如何不可能在六月二十二日趕到莫斯科因為從上海到赤塔大約要十天，從赤塔到伊爾庫茨克要四天，從伊爾庫茨克到莫斯科約半個月，總共約需一個月！也就是說，他即便六月三日一到上海，馬上與馬林、尼柯爾斯基見了一面，翌日就動身去莫斯科，也來不及！何況，六月二十二日是大會開幕式，他總得提早幾天到達，那就更不可能在六月上旬回到上海。
張國燾的回憶錄是在一九七一年寫的，時隔半個世紀，把八月的事記成六月的事是很可能的。
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負責人舒米亞茨基的悼念張太雷的文章是在一九二八年發表的。他與張太雷在伊爾庫茨克共事。他的文章沒有提及張太雷在五、六月間曾回國一次，而是說：一九二一年六月，張太雷同志與楊厚德（引者注：即楊明齋）一起出席了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
另外，查閱出席中國共產黨一大的其他代表的種種回憶文章，也未見到寫張太雷五、六月間在上海。
信、匯款，由二李分別寄出之後，各地的小組商議派出代表。
北京
羅章龍如此回憶一九二一年暑期將臨的時候，我們接到上海方面的通知（時獨秀亦從南方來信，不在上海）要我們派人去參加會議，我們對會議的性質並不如事後所認識的那樣，是全黨的成立大會。時北方小組成員在西城闢才胡同一個補習學校兼課，就在那裡召開了一次小組會議，會上推選赴上海的人員，守常先生那時正忙於主持北大教師索薪工作（原索薪會主席為馬敘倫，馬因病改由守常代理，這次索薪罷教亙十個月之久）。在場的同志因有工作不能分身，我亦往返於長辛店、南口之間，忙於工人運動，張國燾已在上海，乃推選張國燾、劉仁靜二人出席，會上未作更多的準備工作，劉仁靜赴南京參加少年中國學會，會後才到上海的。《回憶李大釗》，四○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七月版。這一資料是羅章龍之孫羅星元讀了《紅色的起點》之後，於一九九一年十月抄寄筆者的。
羅章龍之孫羅星元則曾這樣記述羅章龍的回憶一九二一年中共一大前夕，我爺爺接到上海中央的通知要去上海參加一大會。可是他那時在北方領導工人運動，工作非常忙，竟然脫不開身。他拿著中央召開一大會的通知找到劉仁靜說讓劉仁靜代替他去，因為劉仁靜當時的主要工作是任英語翻譯。這就是爺爺為什麼沒有出席一大會的原因。劉仁靜生前曾將以上情況告訴了中國革命博物館，但我不知道劉仁靜是口述還是寫成了書面的回憶。
劉仁靜如此回憶一九二一年暑假，我們幾個北大學生，在西城租了一所房子，辦補習學校，為報考大學的青年學生補課。張國燾教數學、物理，鄧中夏教國文，我教英文。正在這時，我們接到上海的來信（可能是李達寫的），說最近要在上海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要我們推選出兩個人去參加。我們幾個人張國燾、我、羅章龍、李梅羹、鄧中夏就開會研究，會議是誰主持的我已記不清楚。李大釗、陳德榮沒有參加這次會議。會前是否徵求李大釗先生的意見我不知道，李先生很和氣，就是徵求他的意見他也不會反對。在會上，有的人叫鄧中夏去上海開會，鄧中夏說他不能去，羅章龍也說不能去，於是就決定由我和張國燾兩個人去出席一大。
李大釗沒有出席中國共產黨一大，是人們所關注的。劉仁靜如此回答：
李大釗先生當時沒有參加一大，我不知道是什麼原因。我估計一方面是他工作忙，走不脫；另一方面，當時我們北京小組開會研究誰去上海出席一大時，也沒有推選到他。
張國燾則說：北京支部應派兩個代表出席大會。各地同志都盼望李大釗先生能親自出席；但他因為正值北大學年終結期間，校務紛繁，不能抽身前往。結果便由我和劉仁靜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會。
長沙
毛澤東跟斯諾談話時，提及一句：在上海這次有歷史意義的會議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一個湖南人（引者注：指何叔衡）。
在謝覺哉的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的日記中，有這麼一行字：午後六時，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潤之，赴全國○○○○○之招。
據謝覺哉說，○○○○○即共產主義者。生怕暴露秘密，畫圈代意。
何叔衡早逝，沒有留下回憶文章。
武漢
董必武在一九三七年接受尼姆威爾斯的採訪時說：我參加了一九二一年七月在上海召開的第一次代表會議。湖北省派陳潭秋和我。
陳潭秋在一九三六年說：武漢共產主義小組代表是董必武同志和我。
濟南
王盡美、鄧恩銘早逝，沒有留下回憶文章。
廣州
包惠僧說：此時，陳獨秀及我都在廣州，接到臨時中央的信，要陳獨秀回上海，要廣州區派兩個代表出席會議。陳獨秀因為職務離不開即召集我們開會，決定推選我同陳公博代表廣州區。
有一天，陳獨秀召集我們在譚植棠家開會，說接到上海李漢俊的來信，信上說第三國際和赤色職工國際派了兩個代表到上海，要召開中國共產黨的發起會，要陳獨秀回上海，請廣州支部派兩個人出席會議，還寄來二百元路費。陳獨秀說第一他不能去，至少現在不能去，因為他兼大學預科校長，正在爭取一筆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辦了。第二可以派陳公博和包惠僧兩個人去出席會議，陳公博是辦報的，又是宣傳員養成所所長，知道的事情多，報紙編輯工作可由譚植棠代理。包惠僧是湖北黨組織的人，開完全會後就可以回去。其他幾個人都忙，離不開。陳獨秀年長，我們又都是他的學生，他說了以後大家就沒有什麼好講的了，同意了他的意見。
陳公博回憶說：上海利用著暑假，要舉行第一次代表大會，廣東遂舉了我出席
日本
施存統說：日本小組還只有兩個人，即我和周佛海。我們二人互相擔任黨代會的代表，最後由周出席（因為周已多年未回國）。
周佛海說：
接著上海同志的信，知道七月間要開個代表大會。湊巧是暑假期中，我便回到上海。
包惠僧的回憶，似乎與施存統稍有不同：
這一次代表的分配是以地區為標準，不是以黨員的數量為標準，東京只有周佛海、施存統，原來邀請的也是兩個代表，因為施存統沒有回國，所以只有周佛海一個人出席。
上海
出席的代表是二李。自陳獨秀去廣州，上海小組的書記原是由李漢俊代理，後改由李達代理。
李達在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三日寫給上海革命歷史紀念館負責同志的信中，講述了這一過程：
（一九二○年）十一月間，書記陳獨秀應孫中山（引者注：應為陳炯明）之邀，前往廣東做教育廳長。書記的職務交由李漢俊代理。不久，威丁斯基（引者注：即維經斯基）也回到莫斯科去了（引者注：應為伊爾庫茨克）。後來李漢俊因與陳獨秀往來通信，談到黨的組織，中央集權或地方分權問題，兩人意見發生衝突，陳主張中央集權、李主張地方分權，憤而辭去代理書記的職務，交由李達代理書記。
除了二李，照理，陳望道應是上海的代表。陳望道不僅負責《新青年》編輯工作，而且上海小組的重要事情總是由二李、陳望道和楊明齋商量決定。此時，楊明齋去了伊爾庫茨克。雖然規定每個地區選兩名代表，而會議是在上海召開，上海即使出席三名代表也不妨。
據李達回憶：
李漢俊寫信給陳獨秀，要他囑咐新青年書社墊點經費出來，他覆信沒有答應，因此李漢俊和陳獨秀鬧起意見來。
陳獨秀還以為這一主意是陳望道出的，於是遷怒於陳望道。如《中國共產黨黨史人物傳》第二十五卷《陳望道》一文中所披露：
陳望道生前曾多次對人談起，他曾被推選為上海地區出席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的代表，因會前他已與陳獨秀發生爭執，故未去參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