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個月後，李大釗又一次去天津。不過，這一回全然不同，沒有公開露過一次面，行蹤絕密。那是一九二○年二月中旬，年關逼近，家家戶戶門前貼起了迎春接福、萬象更新之類紅色橫幅。離正月初一西曆二月二十日，眼看著只剩幾天了。一輛騾車緩緩駛出北京城朝陽門，先南後東，朝著天津進發。
車上有兩位乘客，一位年約三十，留著八字鬍，戴金絲邊眼鏡，身材魁梧，一身皮袍，正襟危坐，手提包裡裝著好幾冊帳本，一望而知是年前收債的帳房先生。他講得一口北京話，路上一切交涉，都由他出面。另一位坐在車篷之內，像是畏寒，一頂氈帽壓得低低的，一件棉背心油光可鑒，約莫四十歲。此人看上去像個土財主，抑或是那位帳房先生的下手。他總是免開尊口，要麼無精打采地閉目養神，要麼默默地凝視著道路兩旁那落盡葉子的禿樹。那位帳房先生，便是李大釗。那位躲在車裡的，是陳獨秀。他倆喬裝打扮，秘密出京。風聲甚緊，警察在追捕陳獨秀
事情是前些天報上關於陳獨秀的報導引起的：
《陳獨秀在武漢文華學校演講<社會改造的方法與信仰>》；
《陳獨秀在武昌高等師範學校演講<新教育的精神>》；
《湖北官吏對陳氏主張之主義大為驚駭，令其休止演講，速離武漢》；
《陳獨秀深憤湖北當局壓迫言論自由》。
京師警察廳頭目閱報大驚：陳獨秀乃保釋之人，每月都要填寫受豫戒令者月記表，在京的行動尚受約束，怎可事先不報告、擅自離京，更何況到了外地四處演講、宣傳主義，這怎麼行呢？於是，箭桿胡同裡忽見警察在那裡站崗。這兒既非交通要道，又非大官住地，不言而喻，警察在守株待兔，等候著從湖北歸來的陳獨秀，要把他重新逮捕。
其實，陳獨秀早在一月下旬，便已經離開了北京，悄然前往上海。那是廣東軍政府委託汪精衛、章士釗等辦的西南大學，邀請陳獨秀抵滬商量有關事宜。陳獨秀抵滬後，又受胡適之薦，前往武漢。如胡適所言：那時華中地區的幾所大學聘請我去作幾次學術講演，但是我無法分身，因為杜威教授那時也在北京講演，我正是杜威的翻譯，所以我轉薦陳獨秀前往。對方表示歡迎
於是，陳獨秀二月二日離滬，乘大通輪於二月四日抵達漢口。八日晚，陳獨秀乘火車北上，返回北京。
在火車上，陳獨秀和同行的幾位武漢地區的校長談笑風生。那幾位校長欲去北京物色教授到武漢任教。火車迎著朔風，噴灑著黑煙，朝北京進發。
在北京大學校園裡，李大釗手持陳獨秀發來的電報，焦急萬分。因為早有學生報訊，陳寓門口有警察站崗，正張網捕陳。
李大釗把《新青年》編輯高一涵及幾位學生找到家中，商議對策，如此如此北京西站，陳獨秀剛剛走下火車，一位學生便迎了上去：陳先生！那位學生遞上李大釗的親筆信，陳獨秀才知道警察正在家門口恭候。陳獨秀只得隨著那位學生，前往友人、北京大學教授王星拱家。剛一走進去，李大釗和高一涵已在裡面等他了。仲甫，你要趕緊離開北京，避一避風頭。李大釗說道，你如果再落到警察手裡，就很難出來了。那就到上海去吧。陳獨秀說，汪孟鄒在上海，我到他那裡住一陣子。你先歇息一下。李大釗說，我想辦法護送你出京。翌日，一輛騾車來到了王家門口，那位帳房先生已經跨在車把上。陳獨秀向王星拱家的廚師借了那件油光發亮的背心，又借了頂氈帽，躲進那騾車。
騾車雖慢，但走的是小道，能躲過警察的眼睛。的篤，的篤，蹄聲清脆。小小騾車，載著兩大星辰北李南陳，載著《新青年》的兩員主帥。在僻靜的野外，帳房先生轉進車內，跟戴氈帽的那一位壓低了聲音，細細地商討著。
騾車向南到達廊坊，再朝東折向天津，一路上慢吞吞地走了好幾天。北李和南陳從未有過這麼多的時間，可以如此專心致志地交談。是該建立中國共產黨了！建立中國的布爾什維克！就在這輛不斷搖晃著的騾車上，北李、南陳商議著這件嚴肅而重大的事情計畫組織中國共產黨。（高一涵：《李守常先生傳略》，漢口《國民日報》，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
我著手在北京作建黨的準備，你在上海作建黨的準備。李大釗對陳獨秀說的這句話，後來被歷史學家們稱為北李南陳，相約建黨。
輕聲細語，他倆探討著中國共產黨的性質、任務，研究著黨綱應該怎麼寫，包括些什麼內容。如此一路共商，時光飛快流逝，天津城近在眼前了。帳房先生重新坐回了車把，車裡的那位又把氈帽壓得低低的。進入天津城，他倆沒有朝火車站走去因為那些警察很可能會在火車站恭候。仲甫，脫掉你的油膩的背心，擺出你教授的派頭來。我送你上外國輪船！李大釗想出好主意。陳獨秀脫下背心，托李大釗物歸原主。在碼頭，陳獨秀緊緊地握著李大釗的手，說道：後會有期！陳獨秀踏上了掛著洋旗的船，一口英語，儼然一位高等華人。當陳獨秀來到上海，已是陰曆除夕二月十九日。上海街頭響著劈劈啪啪的鞭炮聲，酒吧、飯館裡傳出划拳聲，舞廳、戲院飄出樂曲聲，石庫門房子裡傳出嘩嘩的麻將聲，陳獨秀不由得鬆了一口氣在碼頭送別陳獨秀之後，李大釗的心中也放下一塊大石頭。
李大釗沒有馬上回北京。他不時回頭望望，看看有無尾巴。他朝特別一區走去。特別一區是天津的俄國舊租界。蘇俄十月革命之後，廢除了原先沙皇俄國在中國的租界。不過特別一區仍成為俄國人在天津聚居的所在。
李大釗和天津的少年中國學會會員章志等人秘密來到特別一區一幢小洋樓裡。在那兒，李大釗與俄共（布）友人進行了會談。那位俄共（布）友人是誰呢？後來章志所寫的回憶文章《關於馬列主義在天津傳播情況》中沒有提及姓名，也就不得而知。不過，極有可能是後來成為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遠東人民處處長的伯特曼。一九五七年在伊爾庫茨克出版的米勒著《在革命的烈火中》一書，提及伯特曼曾在一九一九年夏天在天津會見過李大釗，並稱李大釗是了不起的馬克思主義者。當然，伯特曼所說的會見李大釗是一九一九年夏天。
倘若不是伯特曼，那麼究竟是誰，尚不得而知。不知怎麼會走漏了風聲大約是特別一區那裡早已在密探監視範圍之中，李大釗的來訪引起了注意。第二天，天津《益世報》就捅出了消息：黨人開會，圖謀不軌！李大釗見報，馬上通知那天同去會晤的天津友人預防不測。他於當天匆匆趕回了北京。
陳、李天津之行，把組織成立中國共產黨提到了議事日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