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年，我專程到江蘇調查大饑荒的歷史。從六十年代的歷史資料中可以看出，江蘇大饑荒的情況比《江渭清回憶錄》中說的要嚴重得多。
一九五八年開始，江蘇各地像全國其他地方一樣，刮起了共產風，浮誇風、強迫命令風。這一股股歪風給廣大農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一九五八年，揚州地區全地區共建立了一百二十三個農村人民公社，比較多的是五千戶到二萬戶的大社。在並社過程中大刮共產風。糧棉到處拋，農具、耕牛無人要，田頭、倉庫亂糟糟，吃飯不要錢，勞動不記分，多做少做都一樣。自留地收歸集體，見樹就砍，把社員家庭的豬、羊、雞、鴨、房子、傢俱、都歸集體所有。有的幹部公開宣傳：一切歸公，連自己的骨頭也是公家的。同時實行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把軍營生活引入農村，強迫命令成風。興化縣西鮑鄉三大隊唐朱社（原高級社），一百零八戶，四百五十二人，一九五八年九月將三百六十三間民房全部拆光，拆下的材料用來修水利、蓋食堂、造窯廠和建大隊部。這邊開會，那邊拆房，社員在一邊啼哭。房子拆後，一部分社員在搭建的十九間草棚子裡居住，有的住在小船上，有的住在豬屋裡，有的住在草堆肚裡。靖江縣孤山人民公社寧介大隊有十九個自然村，一千一百一十三戶、四千九百五十六人，被強迫搬家的有三百七十戶，騰出的房子用於食堂、幼兒園、商店、農具廠等。並且要求當天晚上全部搬光，一毛不留，行動慢的社員挨了打。泰州縣大泗鎮把街道拓寬到汽車可以對開為標準（當時沒有汽車），兩邊還要留人行道，強行拆掉了一批民房。
鹽城地區東台縣唐洋公社盧南大隊自一九五八年以來，刮了五次共產風。第一場風是一九五八年十月大搞水利工程。當時縣裡提出傾家蕩產搞水利的口號。公社黨委下令去水利工地之前要車子化、軌道化，以便在水利工地上實現車子和軌道運土方。為了做車子、做軌道，組織一百多人砍樹，一共砍了十天，長了幾十年的大樹也被砍了。沒有車道板，從社員家裡搜出八百多張長凳，鋸掉凳腿。一九五八年，八十％的人上了水利工地。吃在工地，睡在工地。為了搭工棚，就拆社員有房子。四隊杭武珍頭天出嫁，第二天娘家的房子就被拆掉了，第三天帶著新郎回門，家沒有了，就在廢墟上大哭起來，招來了幹部一頓臭罵。第二場風是一九五八年大辦公共食堂，拆社員的房子，拿社員的炊具；第三次共產風是一九五九年秋季農具改造運動，連小樹都砍光了；第四次是一九六○年春擴建大隊養豬場，又一次拆房子蓋豬圈。拉走社員養的豬。豬前頭被趕走，女社員在後面哭。第五次共產風是一九六○年六月辦托兒所，需要什麼都是又從社員家裡拿。五次共產風弄得社員家徒四壁。曲唐公社胡莊大隊共產風也是共刮了五次，但內容不同。第一陣風是大辦鋼鐵；第二陣風是深翻土地，大搞絞繩犁；第三陣風是四集體和十個不要錢（四集體：集體吃飯，集體住宿，集體勞動等。十個不要錢是吃飯、吃菜、洗澡、看戲、看病、上學等）；第四陣風是傾家蕩產搞水利；第五陣風是大辦萬頭養豬場。刮共產風時對勞動力一平二調，命令一下，說走就走。一個社員正在理髮，頭才剃一半就被幹部拉走。吳金才等九個社員正在用船到曲唐拉糞，半路上幹部讓他們丟下船拉走，船再也沒有找到。
一九六○年十一月十六日，淮陰市五里公社八大隊省委工作組提交的一份報告中介紹了共產風、命令風、浮誇風、幹部特殊化風的詳細資料。現摘引部分如下：
五里人民公社在第八大隊舉辦的萬頭豬場，三年來無償調用第八大隊集體和社員個人的現金、物資、糧食、勞動力、耕牛、豬子、農具等折價達二萬四千三百元，相當於全大隊去年分配給社員收入總額的八十％，相當於今年預計分配給社員收入總額的九十％，向其他大隊調用的東西也很多。蓋豬舍就拆社員的房子，砍社員的樹，調社員的磚頭，砍社員的蘆葦；沒有豬就把大隊和社員的豬調來；需要勞動力，就叫生產隊派工；沒有土地就讓生產隊劃撥。共拆去社員房子三十七間，砍樹五萬一千五百五十八斤，大前莊一個生產隊就砍了一千多棵樹。第六生產隊社員周國柱是一個窮母孤兒戶，被砍掉樹木四十八棵。社員房子被拆、樹被砍，雖然心中不滿,還得放著鞭炮、喊著口號，把木料、磚頭送到豬場。從去年十一月底到今年三月底，八大隊經常有五十％七十％的勞動力被抽去建設豬場。第三生產隊和第五生產隊由於沒有勞動力收穫，六七萬斤山芋爛在田裡。這個大隊去冬今春既沒有冬耕，也沒有積肥，六、七月間，遍地皆草。
這個萬頭豬場裡的生豬大量死亡，僅今年一月份就死了一百五十多頭。現在只剩下生豬一百七十頭，還難以養活。
這篇報告中提供的在生產中強迫命令和瞎指揮的事例也是很典型的：
命令風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生產上有關播種面積、作物佈局、播種規格、技術措施、種子選擇等，統統由上級命令決定，生產小隊和社員無權過問，不得因地制宜；二是幹部任意打罵社員群眾。
今年春天，市委召開了一次有公社書記、大隊書記出席的春播現場會議，強調大面積連片種植，規定玉米行距六、七、八寸，株距四、五、六寸。市委書記劉如高在大會上大喊大叫地說：你們就這麼幹，如果出了問題殺我劉某的頭，如果你們不執行就殺你們的頭！五里公社第二生產隊因沒有執行上述規定，公社就召開辯論會把大隊書記鬥爭了一番。第八大隊按照上級指示，確定一、三、四小隊是山芋區，六小隊是飼料區，第一生產隊共有土地四百七十畝，硬要他們種二百五十畝山芋，結果玉米和山芋大減產，每畝山芋只收九十斤，連種子也不夠。第三生產隊有二十多畝高梁已經長到一尺多高了，為了完成上級下達的連片種植棉花的面積，硬要他們拔掉高梁，改種棉花，造成了很大損失。相反，這個小隊有一片八十多畝地適合種棉花，上級卻硬要他們種甜菜，結果沒有出苗。第五生產隊有三十多畝適合種高梁的地，為了連片，硬要他們種玉米，結果每畝只收玉米三十斤。
由於瞎指揮，產量大減。社員憤怒地說：只要我們能當半個家，生產也不至於弄成這個樣子！
在丹陽縣大泊公社，幹部個人的決定不符合實際情況的也得照辦，達不到幹部的要求就訓人是修正主義、右傾思想、不服從黨的領導。被公社領導人訓過的小隊幹部不計其數。小隊幹部只能被動地聽指揮，不能因地置宜地安排生產。社員說：大隊幹部多頭多腦，小隊幹部沒頭沒腦，普通社員昏頭昏腦。在麥收時，公社第二書記提出兩天突擊，一天掃尾的要求，麥子還沒割完、已割的還沒脫粒，又決定七十％的勞動力只准插秧，不准割麥。生產隊提出不同意見，公社第二書記說麥子爛了公社黨委負責，還一天五個電話會議、四次電話檢查，強迫下面按他的意見辦事。結果很多青麥被割掉了，七千多畝小麥霉爛。
常熟縣莫城公社是共產風比較嚴重的一個公社。據中共蘇州地委調查，這個公社平調的物資按最低價格計算，總值達五十七．五萬元，平均每戶損失八十二．五元。被平調的有耕牛、農船、農具、房屋、家禽、豬、糧食、傢俱、柴草、現金等。被平調的財產用於大鋼鐵、大興水利、發展集體經濟、蓋禮堂、蓋辦公樓、修幹部宿舍等，也有一部分被幹部混水摸魚據為已有。一平二調是在強迫命令下進行的。群眾稍有不滿就扣政治帽子姓共還是姓資？、對黨是什麼態度？、促退派、老右傾等。公社要東西時一條線（電話）、一個印（通知）、一聲命令，要馬上送到指定地點。如果生產隊幹部稍有抵制，還有四個法寶：辯論鬥爭，靠邊休息、撤職查辦、勞動改造（公社自辦的勞改隊）。公社要蓋禮堂，一天開三次廣播會，說：北京蓋人大會堂全國支援，公社蓋大禮堂全社支援，要下面按時送磚送瓦送木料。為了完成任務，闖將大隊五小隊三個自然村一晝夜拆得片瓦不留。有的社員還在床上睡覺，拆屋隊就上房揭瓦。農民說：共產風是龍捲風，是破產風，刮一陣，窮一次。
由於大量拆民房，使不少地方居住很困難。揚州地區一九五八年有房三百五十萬間，到一九六○年七月只有三百萬間。其中，因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五九年水利民工要自帶工棚，拆掉房屋十二萬多間，搞居民點和工具改革拆掉房屋五萬三千間，辦養豬場拆了五萬多間，機關單位佔用民房二十四萬多間，辦社隊工業佔了一萬五千多間，大隊辦公室佔了五萬多間。食堂佔用十三萬多間，糧庫佔用三萬五千間，民辦學校佔用二萬五千多間。江都縣高徐公社一九五八年建大禮堂九座，都是拆民房蓋的。民房拆得多蓋得少，大批農民無房住。興化縣有一萬四千一百一十戶沒房住。高郵縣二溝公社合興大隊蘆家小隊二十一戶六十五口人只有三間大房，四間小房。有的農民只好露天過夜。
建湖縣天美公社鄭南大隊在一九五六年成立農業生產合作社時曾經是一個富社。
一九五八年十月，建湖縣委書記陳豫華在南京開會時打來一個電話，要各地一定把糧食產量報上一千斤。當時早、中稻已登場，產量已成定局，許多人感到為難。支部書記孫喜來在鄭南小隊開了一次現場會，叫胡達成把五、六畝田的稻子堆在一個場上，說是一畝田產的，並且驗收，結果產量達到了一千三百四十斤，以此為樣板，讓各地向鄭南大隊看齊，這樣，建湖就成了千斤縣。一九五八年陶明任工區書記時，匯報糧食產量只准多報，不准少報。結果有的報畝產一千斤，有的報二千斤，有的報一萬斤，兩萬斤。最後，小隊長沈文柏報了十五萬斤。陶明表揚沈文柏，說：還是沈文柏氣魄最大。一九五九年大隊糧食核實產量為六十萬斤，但公社黨委書記朱士凱一定要按七十三萬斤算，結果全大隊三十多天沒糧食吃，造成社員不正常死亡五十多人。這個公社一九五六年糧食產量是一百二十七萬斤，一九五九年降到六十萬斤，一九六○年預計五十三萬斤。糧食減產，社員收入下降。社員編了順口溜：入社好幾年，得了塊半錢，打斤油，稱斤鹽，餘下買包煙，回家和老婆吵了大半天。
常熟縣莫城公社一九五九年全社水稻平均單產實際是六百零五斤，而公社偏要各大隊按八百斤的產量制定分配方案。結果徵購多了，社員口糧少了。沒有糧食，就在小隊和社員中反瞞產私分，硬分配任務：強迫不同生產隊的社員承認每人偷吃了二百斤，三百斤，四百斤，甚至五百斤。群眾思想不通，幹部帶頭承認。公社副書記陳根興、副主任張甫生分別承認了自己偷吃了四百斤和八百斤。社員說：浮誇風讓人人都戴上了賊的帽子。
常熟縣的浮誇是在核實產量的名義下進行的。一九五九年十月十四日，常熟縣委在《關於開展核實豐產運動的情況報告》中說：全縣出現了千斤以上的公社四個、大隊五十三個、小隊六百八十七個。是怎樣核實的呢？請看白茆公社。在這一年收割中稻的時候，常熟縣委書記和白茆公社書記在白茆召開了核高產、立標兵現場會，用加壓力的手段，弄虛作假，確定十一大隊七小隊是中稻千斤小隊，然後讓各隊以此為標桿報產量，產量越報越高。縣裡又開全縣大隊、小隊會計會議，讓會計們核實產量，會計會上報的產量更高。縣委認為會計覺悟提高了，讓阿各公社書記到車站去歡迎會計勝利歸來。產量報上去了，為了找到糧食，就大反瞞產私分。這樣做的結果是，死亡率上升，出生率下降，人口減少。六合縣瓜埠公社保江大隊一九五九年本來只產糧食九十六萬斤，大隊黨支書馬其銀卻上報產量為一百零七萬斤。上級就按一百零七萬斤下達徵購任務。徵購任務完不成，就到社員家挨戶搜查，把自留地的糧食、口糧全都搜走了。社員只好吃野菜充飢，造成了浮腫、死亡、外流和棄嬰。農民說：幹部浮誇，我們浮腫、幹部說大話，我們送小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