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是一個比較穩當的人，也是一個熟悉黨文化的老練政治家。在毛澤東面前，他察言觀色、審時度世，估計不會帶來危險的情況下，有時還能擋住毛澤東某些不合理的要求。如，在反右鬥爭中，毛澤東曾希望在江蘇省委常委中抓出右派，事後還派彭真到江蘇傳達對江渭清打招呼，說江右。江渭清還是擋住了，在省、地、縣幾級主要領導中一個右派也沒有抓。全省抓了一萬三千三百四十九名右派，約佔全國右派分子總數的二．四％。江渭清在他晚年的回憶錄中，對他右，對在毛澤東面前敢講真話的事，寫得繪聲繪色，對三面紅旗危害江蘇的事，也寫了一些，但在某種程度上有些淡化。從現存的檔案中反映，江蘇省在大躍進和隨之而來的大饑荒年代，問題還是相當嚴重的。不過，與其他省相比，江蘇在大躍進中並無自己的發明創造。對中共中央的指示，江蘇省雖照辦不誤，但不走極端。江蘇沒有興辦如甘肅引洮工程那樣耗資巨大、勞民傷財且毫無效益的超級水利工程，也沒有像河南、山東、安徽、廣東、甘肅、青海等省那樣，揪出省級主要領導幹部作為批判右傾機會主義的靶子。江蘇省放的各種衛星比較少、也比較小，因此在三年特大經濟困難期間，江蘇省的非正常死亡的比率也比有些省份少。
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在北京召開全面發動大躍進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江渭清在這次會上代表江蘇省委作了發言，發言的題目是《政治掛帥，以生產為中心，帶動各項工作一道前進》，他著重介紹了江蘇的躍進形勢，說全省廣大幹部、群眾已樹立起要跳、敢跳、能跳的躍進思想，以苦幹、實幹、創造性地幹的精神，掀起了大躍進的熱潮。並列舉了當時的一些豪言壯語，諸如政治掛了帥，生產飛上天；幹部能下海，我們能擒龍；還有一些新編的順口溜：志氣比天高，幹勁沖雲霄；掏乾大海水，切斷荒山腰；就用這股勁，實現四十條等，藉以說明江蘇人民勢如破竹、敢作敢為的精神。五月八日，中共江蘇省委發出通知，要求立即在全省範圍內大張旗鼓地開展一個學習和宣傳黨的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的運動。五月二十三日，中共八大二次會議閉幕，江渭清立即返回南京，馬上部署籌備召開江蘇省委三屆八次擴大會議。這次會議實現了三大突破：一是大破了農業生產不能高速度發展的迷信，肯定了農業可以一翻再翻；二是大破了辦工業的神秘觀念，地方工業可以自力更生大發展；三是大破了對科學技術和科學家、技術人員的迷信，地方也可以大辦科學研究和高等教育事業。會議結束後，一場大規模的宣傳鼓動大躍進的運動迅速在江淮大地掀起。
南京市有二十萬人參加宣傳大躍進的活動。所有宣傳員、報告員全部出動，各種宣傳輿論工具積極配合，文藝、歌舞、曲藝、黑板報、牆報、標語、有線廣播、宣傳車、展覽會紛紛上陣。在強有力的政治鼓動下，工農商學兵和街道居委會全都行動起來，基層細胞進入了高度亢奮狀態。江蘇各個城鎮的職工、學生和居民紛紛上街，敲鑼打鼓。四月二十七日，南京市玄武區舉行火炬歌唱大遊行，數萬與會者齊聲高唱《東風壓倒西風》等三首指定必唱的歌曲，載歌載舞，表示熱烈擁護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當時人們確信大躍進可以帶來幸福，他們的這種態度是真誠的。
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提出了吃飯不要錢和放開肚皮吃飯的口號。江渭清覺得，這樣的口號明顯過頭了，儘管在大躍進，還沒有這個物質基礎嘛！所以，當中央分管農村工作的譚震林副總理來南京視察工作時，江渭清向他說：譚政委，光放開肚皮吃飯，不搞生產也不行，還要加一句：鼓足幹勁生產。譚震林採納了江渭清的意見。後來的放開肚皮吃飯，鼓足幹勁生產，就是他視察江蘇大躍進以後提出來的。在共產風中，有的提出人民公社應當有計劃有步驟地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剩餘、實行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和共產主義的各取所需相結合的原則進行分配，將社員自留地和私有林木、耕畜、大中型農具等統統收歸公社所有。全省組成了一百三十二個民兵師，農民實行了軍事化。在生活集體化的口號下，全省各地大辦公共食堂，農村絕大多數人都到食堂吃飯。有的地方在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的口號下，盲目蠻幹到了離奇的程度，如農田深耕從幾尺到一兩尺，試驗田以白糖作肥料奪高產；密植越密越好發展到幾畝水稻移並在一起，以並苗移栽製造假衛星等等。
江蘇省的大躍進也是從興修水利開始的。江蘇省委要求實現三年全省水利化，在嚴寒刺骨的風雪中，數百萬群眾在全省各水利工地奮戰。民工往往每天勞動長達十二十五個小時，甚至更多。一九五八年三月，分淮入沂，淮水北調工程開工，這是當時江蘇歷史上最大的水利工程。在准軍事化的管理下，一年共挖掉三十四億土石方，如果包括農田水利部分，江蘇全年共完成四十三億土石方，相當於一九五七年的十三倍。
在一九五八年三月的成都會議上，毛澤東聽各省省委第一書記的匯報，毛澤東一邊聽江渭清匯報，一邊插話。當江渭清講到江蘇今冬明春水利建設準備搞三億方時，毛插話說：吳芝圃講搞三百億萬，我看得死三萬人；曾希聖講稿二百億方，我看得死二萬人；渭清講三億方，可以一個人不死。他們那是虛誇。看來毛澤東的頭腦還是比較清醒的。但江蘇不是搞三億方，而是搞了四十三億方。所以還是死了人。
一九五八年八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舉行擴大會議，發表了會議公報：號召全黨和全國人民用最大的努力，為在一九五八年生產一千零七十萬噸鋼，即比一九五七年產量五百三十五萬噸增加一倍而奮鬥。
江渭清在參加北戴河會議期間，於八月二十日專門就大煉鋼鐵問題同省委通了電話，提出了三點意見，要求各地、市委立即認真研究，堅決貫徹執行：一是要把今年全省十五萬噸鋼的任務，按十八萬至二十萬噸的要求來保證完成，只准超過，一斤也不能減少。二是今年只剩下四個月了，各級領導決不能向困難低頭，煉鋼所需要的煤、焦炭，要及時加以解決。三是各地、市委第一書記，有鋼鐵生產任務的縣委第一書記，都要親自抓鋼鐵生產，農業由其他書記或常委去抓。這就是所謂鋼鐵元帥升帳。大煉鋼鐵運動以軍事化或半軍事化的管理方式推動的。
北戴河會議一結束，江渭清就趕回南京，進一步部署鋼鐵工作。當時，鋼鐵生產進展緩慢，連續幾個月都沒有完成預定任務。江渭清十分著急，他在九月二日召開的市委書記電話會議上強調，九月份一定要超額完成計劃，保證全月完成五．五萬到六萬噸生鐵和二萬噸鋼的生產任務。
當時形勢逼人。全國已有六個省日產生鐵一千噸以上，其中湖南達到三千噸，河南達到一．八萬噸，而江蘇才九百一十噸多一點。中央決定九月二十三日召開全國大煉鋼鐵電話會議。江渭清急得沒有辦法，搶先召開地、市委書記電話會議，要求全省力爭在九月二十二日突破口產生鐵三千噸，二十九日放出個大衛星。什麼叫大衛星呢？當時，日產生鐵突破五千噸是小衛星，八千噸是中衛星，如果在國慶節那一天宣佈江蘇日產生鐵突破一萬噸，這就是大衛星。
對於大煉鋼鐵中大放衛星，任務一天比一天加碼，指標像天文數字一樣翻了又翻，江渭清和省委的其他領導人在思想深處是不贊成的，但又不好公開反對。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日，毛主席在張治中、羅瑞卿、曾希聖陪同下來南京視察大躍進形勢，江渭清到中山陵毛下榻的地方匯報工作。毛主席在聽取匯報以後，指示他們要一手抓工業，一手抓農業，提醒他們不要因為大辦工業，放鬆了農業。同時，他又提出要江蘇搞I萬噸鐵，問江渭清能不能完成？江渭清說搞不到這麼多。事實上，群眾性大煉鋼鐵效率低，質量差，人力、物力的浪費從一開始就十分明顯。所以江渭清又說，像這樣全民煉鋼鐵，說句不好聽的話，叫勞民傷財。毛主席聽江渭清這麼回答，就說：不談了，明天再談。
第二天，毛主席把省委書記處的幾位領導人都找去，說：我要江蘇搞一百萬噸鐵，渭清講搞不到。順元，你什麼意見？劉順元愣了一下，回答說：渭清同志是班長，班長怎麼說，我贊成。毛主席就問：惠浴宇，你什麼意見？惠浴宇回答：我同意順元同志的意見。毛主席又說：江渭清不但說搞不到一百萬噸鐵，還說：這是勞民傷財，你們也同意嗎？見大家都不開口，毛澤東就問江渭清：渭清，你還有什麼意見？江渭清說：主席，我們千方百計去搞，能搞一百萬噸更好，實在搞不到，就請您派人來檢查我的工作。毛主席說：好，就這麼辦。
江渭清覺得，向毛主席、黨中央講真話，講確實存在的困難，這是應有的責任，但大煉鋼鐵是當時全黨的大局。他這個第一書記不抓不行。為了爭取建國九週年到來之際，放出日產萬噸生鐵的大衛星，全省各級黨組織和政府機關都動員起來了，成千上萬的幹部帶領群眾日夜奮戰，砍樹挖煤，找礦煉鐵，連鐵門鐵欄杆都拆下來煉鐵了，美其名曰找米下鍋。在所謂小土群齊上陣的口號下，堆起了數不清的小土高爐、小土焦爐，到處濃煙滾滾，火光沖天。《新華日報》有個報導：九月三十日三萬座土洋高爐烈火漫天，四百萬鋼鐵大軍激戰爐前。據統計，當時全省一度動員了將近七百萬人煉鋼鐵，不僅有整勞力，而且有半勞力和未成年的孩子。國慶前夕，終於放出了日產生鐵一萬零七十三噸、燒結鐵四千多噸的高產衛星，成為全國九個萬噸省之一。
如此不惜代價地大煉鋼鐵，浪費了大量的人力、財力和物力。事後江渭清算了一筆帳，一九五八年大煉鋼鐵中，全省高爐利用係數平均只有．五左右，煉一噸鐵需耗煤五六噸至七八噸，煉出的鐵許多不合格，鋼大部分是土鋼，根本不能用。所建上萬座小高爐，只有個別的保留下來。直接經濟損失更是驚人。全省土法煉鋼煉鐵共計虧損一萬四千一百零九．六萬元，省裡補助九千萬元，其餘部分均由各地從地方財政中抽錢填補。
為了實現生活集體化，全省一度辦起三十萬個食堂，在食堂吃飯的佔農村總人口的九十七％。當時，中共江蘇省委已經發現，這樣大呼隆吃食堂，管理困難，浪費甚大，弊端甚多。還在一九五九年春夏，省委就同意一些地區提出的經過群眾討論、本著自願的原則，可以把口糧分發到戶，實行社員回家自炊自吃的辦法。但是，廬山會議以後，刮起新的共產風，把這些做法當成右傾，加以批判。一些停辦的食堂，被迫重新開伙。一九六○年春統計，全省共有農村公共食堂十六．八萬個，參加農戶四十八萬戶，佔農戶總數的五十五％。
在貫徹廬山會議精神的過程中，各地都找彭德懷在本地的代表人物。柯慶施在廬山會議結束時，曾向江渭清提出要批評劉順元，暗示劉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劉順元是一位老資格的革命家，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勝利以後，他被派往被蘇軍佔領的旅大任副書記、第二書記。當時的蘇軍橫行霸道，軍紀極差，強姦婦女，搶劫財物，蘇軍領導人則是大國沙文主義。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劉順元多次抵制了蘇軍的惡劣行為。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七日，旅大蘇軍總司令宣佈將劉順元驅逐出境，並被帶上了反蘇的帽子。一九四八年八月，劉順元任濟南市委書記兼濟南警備區政委。斯大林得知劉順元還擔任要職，十分不滿。一九四九年七月，劉少奇訪蘇時，斯大林對他說：你們中國有個劉順元，在旅大時對我們蘇聯很不友好，據說現在還得到你們的信任，我希望在今後的合作中不要再出現劉順元這樣的人。劉少奇回國後令劉順元寫了檢討，並降三級使用。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以後，劉少奇找到了劉順元，並於一九五四年九月，任命他為中共江蘇省委常務書記。
劉順元對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都是積極並充滿熱情的。後來，他感到從合作化到總路線、大躍進、公社化，工作中的問題越來越多，風氣越來越壞，很有意見，曾經公開批評過三六九幹部、風馬牛幹部。三六九幹部是指不幹實事，只會在嘴上賣弄三面紅旗、六億人民、九個指頭，以勢壓人的幹部；風馬牛幹部是指見風使舵、吹牛拍馬的幹部。這些話傳到了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施那裡，所以柯想批判劉順元。江渭清沒有按照柯慶施的意見辦，他向柯解釋，說要看通篇文章、報告講的是什麼，不能憑一句兩句話就說有什麼問題。如果省委常委裡有人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要批先批我，我是班長嘛！我不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他怎麼會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呢？就這樣應付過去了。當年秋天，毛主席乘坐專列路過南京，在列車上召見江渭清和省委其他負責人，並詢問了反右傾情況。江渭清向毛匯報說：我們有右傾思想，但沒有分子。譬如對一九五八年放農業高產衛星、鋼鐵衛星，我和其他常委同志都說過那是吹牛，但不是否定總路線、大躍進，而是反對浮誇虛假。這樣，從江蘇省委到由省委管理的各地、市、縣委的主要領導人，都沒有劃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但不歸省委管理的基層黨員幹部，被劃作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還是有的。全省戴上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帽子的黨員、幹部等二百五十四人，佔參加運動的黨員總數．二％，比當時中央所作的全國大約佔二％的估計少得多。
但是，大勢所趨，全省從上到下還是層層搞了反右傾運動，進入大躍進第三年，即一九五九年底到一九六○年春夏，在煞五風時開始制止的左的錯誤做法、浮誇不實的口號，又重新出現。一些地方提出在三五年內實現人民公社由基本隊有制過渡到基本社有制；已在實踐中證明行不通的農村公共食堂又被視作有助於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新生事物而大加提倡；還有的提出要建立城市人民公社。與此同時，工業方面一度下調過高的指標，被批為右傾；農業指標則由下調變為上調，一些地方重新提出要像一九五八年那樣，爭上游，創奇蹟，競賽評比打擂台，現場會議插紅旗，不顧實際，盲目蠻幹。
如此反右傾，鼓幹勁的實際結果是，一九六○年農業全面減產。全省原計劃一九六○年糧食總產三百八十億至四百億斤，實際只完成一百九十一．九十六億斤，比上年減少六．五十八億斤，還低於一九五二年一百九十九．五億斤的水平；棉花六百萬擔，實際只完成二百四十八．五萬擔，比上年減少九十三．一萬擔，低於一九五三年二百九十四萬擔的水平；鋼鐵、原煤等，均遠未達到計劃指標。
由於高估產、高徵購，從一九五九年秋冬開始，各地農村就出現了建國以來從未有過的浮腫病、大量人口外流和非正常死亡現象。一九六○年春夏，情況更加嚴重。這年二月，省委向周恩來總理報告，全省城市浮腫病患者共有十二．六萬人。另據鎮江、揚州、徐州、淮陰四專區和南京市不完全統計，農村外流人口達十四．八萬餘人。到六月份，省衛生廳統計，全省共有八十九．二萬餘人次患上了浮腫病和消瘦病。一些地區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以寶應縣為例。從一九五九年冬到一九六○年四月，該縣先後死亡三萬五千三百九十一人，佔農村人口總數的六．二％。在這些死亡人口中，除一部分屬於正常死亡，大多數是因為缺糧而餓死的。多年沒有出現的棄嬰現象也出現了，而且為數不少。寶應城內拾到的棄嬰就有九百二十七名，其中死嬰一百五十三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