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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第十一章 親歷真槍真彈的武鬥

青春無痕 陳益南 11000 2023-02-05
  文革運動,號稱文化大革命,之中卻演變而發生了那麼多武鬥,很讓今天的人們覺得那真是不可思議!我經常回想,那時,我們這些人是不是真發瘋了?然而,事情的確不是現在人們所想像的那樣簡單明白。當時,影響我們的,不僅僅是文革中產生的派性,其實也包括了過去長期受到過的某些教育與思想的熏陶。      湖南省兩派之間的鬥爭,即工聯、湘江風雷派與高司派的鬥爭,到一九六七年七月,已經是你死我活的白熱化階段了,而武鬥,此時則幾乎成為了兩派之爭的主要形式。武鬥不斷,且愈演愈烈,逐步升級,從棍棒梭標發展到真槍真砲,甚至坦克也被弄上了武鬥戰場。   使用武力,是人數加武器的較量。以大學生為主體的高司及其少數工人保守派盟友,自然不是以人數眾多的幾十萬工人為主體的造反組織即工聯與湘江風雷的對手。自從武鬥成為此時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內容後,高司派便逐漸失去了長沙市市區的陣地,而只能退守到湘江以西的大學文化區域,固守以待北京正進行的湖南省兩派代表談判較量的結果。

  北京談判的第一個協議,是關於制止湖南省武鬥的兩派互相約束的內容。這個冠冕堂皇的協議,很快獲得通過,湖南省兩派代表都欣然在上面簽了字,並被印成了成千上萬份傳單,散發全湖南省。但是,這個制止武鬥的協議,其作用卻幾乎等於零,沒有一個人認真對待它,更不用說按協議執行了。   高司派希望藉助這協議,能解除工聯、湘江風雷派的武力優勢,而自己儘量發揮有省軍區支持、而大學生又很會造輿論的天然優勢,去影響中央對湖南省文革問題的處理。但,同時她卻也沒有放棄已獲得的各種武器,相反,她繼續加強擴充自己一派的武裝力量,組織各種抗暴指揮部,修築碉堡,趕走湘江西岸的造反派,以使整個西岸成為她的天下。   工聯、湘江風雷派則只是為了不願被人扣上挑起武鬥罪名而簽署了那協議,但對自己已取勝站穩了的陣地,卻決不願放棄。造反派頭頭們相信,自己沒有任何官方背景,要想獲得中央的支持,除了造反這一方針外,擁有強大實力的既成事實,則是唯一可靠的決定性因素。此時,已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初期那樣,少數的造反派僅憑造反口號就可能得到中央的承認和支持了。因那時是號召造反的階段。而到一九六七年七、八月份,鬥爭的兩派不論其實質是造反還是保守,各派的旗號卻均已全冠上了造反徽記。現在,中央仍是支持造反派,但只是支持能擁有實力能左右或穩定該地區局勢的那些造反派了。因此,長沙市的造反派沒有誰將那制止武鬥協議當一回事,他們不相信高司派會放下武器,更沒有想過自己應解除武裝。

  長沙市湘江西岸有兩座大工廠,武鬥一起,首當其衝,弄得廠裡的工人們無法上班。最後,高司派在清掃西岸造反派時,佔據了它們。   造反派頭頭們不能容忍長沙市有造反派力量的大工廠,卻被高司派佔據,因而,制定了收復那兩座工廠的計劃。   青年近衛軍則是執行長沙市造反派聯席會議所制訂的計劃的先鋒隊。   七月二十六日,晚,天氣炎熱,暑氣逼人。   青年近衛軍總部集中了上百名年輕人,分別扛著嶄新的五六式半自動步槍、衝鋒槍,腰纏金燦燦的子彈帶,在海司令的一名副手易麻哥的帶領下,乘車到江邊,再改換渡江輪船(當時湘江上還沒有架橋),向西岸的那座已為高司派佔據的紡織廠進軍。   現在,湘江之上已有起了幾座跨江大橋,城市兩岸已被幾座大橋連接為一個整體,往日人們過江需乘的輪渡航船也退出了城市,過江一事,已簡單到如同從這條街走到另一條街。然而,文革中,過江可還是很不方便的,而要乘船去武裝進攻西岸,那更是很危險的事,因為,船到江中,船上的人便處於暴露在西岸武器火力的射程圈了。

  我與申自來及小李、小劉等當然是參加者,自換上了新式的五六式步槍後,都有一種去嘗一嘗打仗滋味的欲望。   在船上,小李問我:這去打仗,你怕不怕?   我毫不猶豫地說:這有什麼好怕的,這麼多人手裡還拿著槍,怕什麼!   小李搖了搖頭說:我問的是,你怕不怕死?   死?我沒想過。   不怕。我說。   真的不怕?小李臉一變,瞪眼看著我大聲問。   我望著他,笑了,但不答話。   這麼多人,偏偏會輪上讓我去死?沒有那麼巧!就算該死,死就死,反正會要人去死,這樣死,也是死得其所,是光榮。不過,總不相信,死神會尋我,我覺得,死,是好遙遠的事。   腦海裡浮起從大字報看到的林副主席的一段話:今天下定決心,槍一響,老子就死在戰場上,完蛋就完蛋

  好英勇!好悲壯!   完蛋就完蛋!   就是死,也不過如此!怕什麼!   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我突然豪氣十足地對小李說。   真的?小李逼問。   當然。我點點頭。   媽的,我有點怕。小李坦誠地說。   在一旁擦槍的申自來,抬起頭朝小李說:怕什麼囉?   我想,今晚如果我們被打死了,就太划不來了,我二十歲還冇得,人家一輩子可以活六七十歲,我卻二十歲還不到就被打死,那還不可怕!小李衝著申自來幾乎嚷起來。   怕死,你就不要去嘛!申自來臉上露出了輕視的樣子說。   你不怕死?小李領略了申自來話中的味兒,便質問道。   我怕過×,打參加青近那天起,老子就打算玩命。

  死了,你怎麼辦?   死了就死了哩,人生一世,草木一秋,這有什麼了不起!   我問你,你死了,你家裡人,你的爹娘,會怎麼辦?你知道嗎?他們也會急得死去的!   家裡?哼,我有什麼家!青近就是我的家。申自來說完,不再理小李,而只管使勁用一團棉紗擦他的衝鋒槍。   我們後來才聽說,申自來的父母不知何故,反正沒有撫養他,而他是住在了他一個姑媽家裡,大概,姑媽也沒有給他多少溫暖。   我若真的給打死了,我的娘老子肯定會急瘋。小李低著頭又咕嚨。   我驀然想起了父親。   如果我真的被打死,那父親會怎麼樣呢?   我不敢想。   我不能想這問題,這問題會令我發瘋!   小李,你老是念著這個死字,弄不好,今晚你真的就會死!我看,你今晚莫去算了。坐在一旁悶聲不響的小劉,平心靜氣地對小李說。

  我並不是怕死小李解釋。   那你怕什麼?申自來插嘴問。   我是怕我死了的後果。小李挺認真的回答。   人死了,還怕什麼?人一死,×朝天,什麼事你都不用操心了,還管什麼。申自來斬釘截鐵地說。   小李寬容地笑了笑,不再言語。   輪船在江上悄悄地前進,天上沒有月亮,江面墨黑墨黑,江東岸閃爍著黃色的燈光,星星點點,而大江西岸卻像被一塊巨大的黑絨布罩住了,沒有一點兒光亮。   小劉挨到我的身邊,點著一支香煙,並遞給我一支,我不會抽,謝絕了。   喂,我問你,如果我們有人被打死了,算不算因公死亡?小劉猛吸了幾口煙,突然問。   當然是因公呵,咯又不是自己的私事去死,死了,就是革命烈士。申自來向小劉要了支煙,一邊搶著說。

  會算烈士嗎?小劉還是問我,畢竟在他心目中,我是公司裡造反派的頭頭,也是他的頭兒。   我想,應該是算烈士。我們參加文化大革命,是響應黨中央毛主席的號召,是為了保衛國家不變顏色,不出修正主義。只要是為革命而死,應該都算烈士。我談我的看法。   如果算烈士,那死了倒還有點想頭,起碼,家裡爹娘老妹可以享受烈士家屬待遇,別人不能輕視家裡的人了。小劉臉上透出心滿意足的淺淺笑意,他叼著煙說。小劉是一個理髮店剛剛出師的理髮員,比我要大二歲,但,大概因我的文化當時比他要高一點(他只讀過四年初小),又是公司造反派的頭頭,所以,他反而將我當成了大哥一樣尊敬。   我不希望當烈士,不要求沾那個光。小李則打著哈哈說。

  我忽地想起一個問題,欲開口說,但又沒說,然而申自來卻說了:不過,他媽的,如果毛主席路線冒(沒有)搞贏,那我們死了,就不是什麼烈士了,只怕是連死狗都不如囉。   這一說,大家剎那便沉寂下來。   這後果,好可怕!   比死都可怕!   這後果的情景,也不敢去想。   我終於從那個可怕的沉寂中復蘇,說:這不大可能吧?毛主席這麼偉大的領袖人物,沒有穩握勝券的底氣,會輕易發動這場文化大革命?   那是的,我們造反派這麼大力量,又有毛主席黨中央,文化大革命的勝利肯定屬於我們。小劉也連連點頭,有些激昂地說。   申自來將槍擦好,一把挎在胸前,淺淺地笑著對我們說:唯願你們講的是對的。

  肯定是勝利!小劉似乎不滿意申自來對前途的信心,便鏗鏘有力大聲說。   那好,小劉,你死了,我親自動手給你砌一座烈士紀念碑。要曉得,我在單位,砌牆可是頭幾名的能手。申自來打趣。   那我們訂個合同,我死了,由你砌烈士碑,你死了呢?我也給你砌一塊紀念碑。小劉開玩笑也不願服輸。   真的?申自來依然樂呵呵問。   君子一言,駟馬難追!小劉斬釘截鐵。   我也願意參與他們的玩笑,便在一旁說:好,你們兩位的事,我作證人。誰違約,我負責罰他。   我們都樂了,彷彿這是去出趟差,而不是去玩命。   不幸,這是一個悲慘的玩笑。   大江西岸的紡織廠附近,是一座船舶修理廠。我們在船廠碼頭靠岸,原以為到船廠附近便有可能交上火,所以在船上,我們就作好了開槍的準備。但,一直到我們進入船廠,都平安無事,到處靜悄悄的,既無光亮,也沒有聲音,只有已返回廠裡的一些船廠造反派工人在迎接我們。

  船廠的造反派告訴我們說,高司一派的武裝人員只在白天出現在船廠,晚上就不來了,但,鄰近的紡織廠裡卻可能住著高司和紅色怒火武裝人員。因為紡織廠的造反派基本都是女工,遠不是紅色怒火們的敵手,而且大多數工人又都為躲避武鬥而撤離工廠回家去了,所以,高司、紅色怒火便在紡織廠長駐了武裝人員,也許還有他們的一個指揮部。   休息了一會兒,我們一百多青年近衛軍武裝人員被分成幾隊,分別由船廠的造反派帶路,從不同的方向朝紡織廠悄悄摸去。   申自來是我們這一行十幾個人的隊長。我們的任務是突進紡織廠內,迅速佔據廠中心的那個瞭望火警的塔樓,以控制最佳制高點,用火力俯瞰全廠。   一路上,大家都不說話,一個緊跟一個,靜悄悄地緩慢前進。按照事先的命令,我們都已將子彈壓艙上膛,並打開了槍上的保險,提著槍,作了隨時可以開槍射擊的準備。   天雖然漆黑,畢竟天上有星星,走著走著,我們的眼睛慢慢也模模糊糊能看到前面的人或什麼東西了,這樣,走路的速度也加快了。   接近紡織廠的大門時,我們頓時緊張起來。便緊握著槍,撐著腰,儘量使自己符合電影中那些戰鬥場面裡戰士們進攻突襲時的姿式,慢慢地輕輕地前進。   我悄悄地輕輕地打開槍上的刺刀,雙手握槍,跟在申自來後面。   在船上,我們的軍事教練,一個姓王的復員軍人,也是青年近衛軍總部的頭頭之一,他告誡說,在夜晚行軍時,槍上的刺刀不應打開,以免刺刀上反射的白光暴露目標,要到準備戰鬥時,才能打開刺刀。   我回頭看了一眼,發現凡持步槍的人,槍上的刺刀都已打開。   大家都是第一次進入這用槍對槍的打仗氣氛,雖然個個緊張萬分,但居然卻又沒有人忘記使用武器的步驟。真怪。   進入紡織廠,仍然是一片寂靜。我們沿廠內水泥路,貼著路邊房屋的牆壁,一步一步前進,眼睛則警惕萬分瞪著前方。   看到那立柱般的塔樓時,申自來回頭輕輕說:到了,停下。   申自來與我商量說:不曉得那塔樓上有沒有高司的人?   我說:我們先一個個悄悄摸到樓下去再說,怎麼樣?   申自來點點頭:我先去,你們再來。   我說:你是隊長,讓我先去。   申自來說:什麼隊長不隊長,讓老子去打衝鋒,你們跟著來就是。   突然,我發現塔樓頂上,有一個人影似的東西,動了一下,又隱沒了。忙拖住申自來,告訴他這情況。   我們剎的一下,手中的槍口,全對準了塔樓。我想,不需要也不習慣等候誰的命令,只要那塔樓上的人影再出來動一下,我們手中的槍,便會一齊朝那上面開火。   好一會,那人影沒有出現。這時,卻來了個傳令的青年近衛軍戰士,他說,易麻哥讓我們不要攻佔那座塔樓了,因為,早在我們之前,工聯的武裝力量抗暴直屬兵團已有一支隊伍,佔據了那塔樓。   好險!我鬆了一口氣,放下了本已端起瞄準的步槍。   申自來對那個傳令員說:咯個情況易麻哥怎麼早不曉得?   傳令的小夥子忙說:工聯的人才同他碰頭,等一會,工聯的人就會來。   我也有些不滿,說:這些頭頭,應該事先就統一好嘛!剛才,你來晚一步,我們就要向塔樓開火了。這一來,高司人的冒(沒)打著,先會要打自己人的!   傳令員無奈地笑了笑:你這話,莫對我講,講了也冒(沒)得用。   申自來氣沖沖地說:我回去是要同海司令講,咯個易麻哥來指揮打仗,只怕還不是料!   這一說,我們對易麻哥都頗有微詞了,互相悄悄咕嚨。   其實,群眾組織搞武鬥,動動拳頭踢踢腳,倒不用學什麼練什麼;然而,真要真槍真砲幹起仗來,則基本上沒有哪個頭頭真會有指揮作戰的本事,往往都是憑自己的想當然辦事。易麻哥也是建築公司的青年泥匠,砌磚牆抹泥灰他是高手,若論打仗,他卻也只從電影上領教過。但是,當時,卻就是由這樣一批指揮官,在帶領我們這些同樣是外行的士兵去作戰!   一隊頭戴綠色鋼盔身穿藍色工作服而全副武裝的工聯的人來了。他們的頭頭同申自來和我親切地握手,並連連說:歡迎!歡迎青近的戰友與我們並肩戰鬥!   看著他們整齊的服裝、頭盔,再望望我們十幾個人三不六齊各式穿著的樣子,我好眼熱工聯抗暴護廠直屬兵團的人。我決定這次回去後,一定要向海司令提意見,要求我們青年近衛軍這些人也應統一服飾,有自己隊伍的特徵。   工聯的人告訴我們,他們是比我們早二個小時到這兒來的,原準備打一場大仗,結果,進了紡織廠,卻像進入一座空城,沒有一點動靜,看來只有大家分頭先據守一點地方,待明天再說。   工聯的人又說,他們的人也不多,所以紡織廠後大門現在是個空白,而那後大門面向的是一條通向山坡的小路,不知會不會有高司方面的武裝從那兒突然進來,因此,希望我們能去人守住那兒。   這問題用不著向誰匯報請示,我們十幾個人便來到紡織廠後大門。   既然工聯的人說這兒沒有一點情況,因而我們便大搖大擺,在大門口晃來晃去。工廠門邊有個寬敞的傳達室,我們商量著輪流讓兩個人在門口警戒放哨,其餘的人就在傳達室內的桌上或地下睡覺。正商量著,突然,叭一串清脆的槍聲,打破了靜靜的底夜。我們連忙提著槍,迅速地跑出傳達室,四處觀察。   槍聲是從廠門外很遠的地方傳來的,在門口,我們沿廠外那條石子路望去,可以看到二、三個火星點,隨著火星點出現,跟著就是叭叭的槍聲。   有幾發子彈顯然是朝紡織廠大門射來,我們聽到了大門水泥牆上撲撲的子彈撞擊聲,頭頂上,似乎也有子彈的呼嘯。   大家頓時慌了,端著槍,站立著,就朝廠外那出現火星點的地方,一陣猛射。   首次這樣開槍,那聲音好響好響,但很開心,覺得這比放砲竹好玩多了。   突然,大家又感到了這樣不對勁,站在大門口打槍,這可不是在汽槍攤那兒,花兩分錢玩射擊小紅球的遊戲而可以安心樂意、無憂無慮的開槍。這兒,隨時也會有對方射來的子彈打中自己的。   申自來連忙招呼我們,從廠大門旁邊一座房子裡堆著的棉紗包裡,搬來十幾個一米見方的棉紗包,堆到廠大門口,壘成一道白色的掩體,然後,我們躲在這棉紗包後面,不時從紗包之間的接縫口,再叭叭叭地朝外開槍。   這時,到處都響起了槍聲,既不知是什麼地方打的,打往什麼地方,也不知是誰在開槍。反正,一時槍聲就像炒豆子一樣,響過不停,似乎是除夕夜的砲竹聲。   我們也不曉得廠門外對方開槍的是什麼人,準確地說,我們根本沒看見人,只看見一濺一濺的火星,只聽見頭頂上嗚的子彈飛流聲和棉紗包前面悶悶的撲撲聲。反正,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們三、五個人一批,輪流朝外放一陣槍,至於有沒有什麼結果,全然不去想。   開始,聽那頭頂上子彈的呼嘯聲,我還有些害怕,心想,這可是真打仗了!到棉紗包後去射擊,也不敢瞄什麼,把槍管朝棉紗包外一擱,就扣板機,叭一陣打過之後,心臟才不瘋急的跳了。打過一輪後,見沒發生什麼事情,第二輪開槍時,則從容多了,敢於慢慢地用眼睛尋找遠處的那時有時無的火星點,再靜靜地瞄著瞄著,再不慌不忙地扣動槍上的板機了。   這樣,糊裡糊塗折騰了一個多小時,對面的火星點不見了,四周的槍聲也稀了下來。我們已瞌睡全無,仍警惕地監視著廠外的前方,只希望遠處的火星點再出現,我們的射擊才有目標,開槍方有味道。   一夜未睡,熬到天空微明。   肚子餓了,但沒有人送飯來。總部的頭頭大概根本沒想到這一點,畢竟,我們不是軍隊,沒有專門做飯送飯的炊事班。   申自來說,你們回船廠去,那兒的食堂總會有東西吃。   他讓我領著一多半人去船廠吃飯,他則帶三個人繼續守在這廠門口。   我說,要去就都去,怎麼能留下你們四個人呢?   申自來憨厚地笑笑,說:搞了一晚,都冇看見一個鬼影子,難道天亮了,鬼還多了?   他仍要我們去,他說:快去快回,好換我們也去吃飯。   四周靜悄悄的,只有微微清涼晨風拂面,遠處還隱隱約約傳來鳥叫聲,彷彿這裡不是一座紡織廠,而是寂靜的山林。   我想,申自來說得也是,高司派的人肯定曉得造反派已來了,昨晚那激烈的槍戰,雖不知結果,但密密的槍聲,也可能將他們鎮住,現在快大白天了,豈敢向我們進攻?   我們十來個人撤離那堆棉紗包,去解決肚子問題去了。   在船廠食堂,美美地喝了二碗綠豆稀飯,幾個饅頭。食堂裡的人,都是該廠工聯組織的,見我們是武裝人員,又佩著青年近衛軍的紅袖章,便熱情地說:你們是來支持我們的,請多吃點,一律免費。   吃飯不要錢,又管盡飽,這使我們很高興。   吃免費餐,還是有點不好意思放開肚皮,所以我們開始都只要了一、二個饅頭。船廠裡負責接待我們的造反派便說:多吃點啊!不要你們的錢,全部由我們廠裡報銷!你們是來支援我們的,豈能還讓你們餓肚子!   這一說,我們立馬很為此高興,連忙加餐猛吃起來。   然後,扛著槍,腆著脹得鼓鼓的肚子,慢騰騰樂哈哈地返回紡織廠。   不料,剛一進紡織廠,就聽到了惡耗:申自來給打死了!   我陡然只覺得目瞪口呆。   真的會打死人?!真有這麼巧?!折騰一晚,十幾個人皮都沒傷著一小塊,怎麼一頓飯功夫,就讓申自來給打死了?!   我不相信。   大家也不相信。   但,很快,我們就知道,這一切,都是千真萬確。   申自來的遺體已被抬到了紡織廠一間辦公室內,他安詳地微閉雙眼,臉上仍一副淺淺顯著酒渦的憨厚像,像睡著了一樣,胸上卻血糊糊的,讓人沉重地感覺到,他真的已離開了這個世界。   看著自己熟悉、親密的朋友,陡然一下子就由活蹦蹦的小夥子,變為再也不會說話的屍體。我的胸,頓時像塞著了什麼東西,悶得透不過氣。   面對著這突然離去的朋友,眼淚不由得奪眶而出。雖然,我在腦海裡也閃過男兒有淚不輕彈的名句,但,淚水卻仍熱乎乎地湧出來,流到臉頰上。   在場的人告訴說,在我們吃飯去後不久,申自來從棉紗包後站了起來,四處觀望,察看情形,突然,一陣密集槍聲傳來,申自來來不及蹲下,二顆子彈便穿透了他的前胸。嚇得其他三個人,趕緊臥倒。幸虧,對方只開槍,並沒有人衝過來,過了一陣,他們便背著死去的申自來,悄悄撤了下來。   申自來是被誰打死的?我們都搞不清楚,只知道是對方,但究竟是紅色恐火的人,還是高司的人,至今我也不曉得。總之,那次武鬥,我們都只聽見槍聲,看見開槍時的火光,但活生生的敵人,我卻根本沒見到一個。   申自來是青年近衛軍的第一個犧牲者,也是長沙市自使用真槍真砲的武鬥以來,造反派的第一個在武鬥中的犧牲者。因而,長沙市造反派組織聯合為他舉行了極為隆重的追悼大會。在申自來所在省建築公司的大禮堂裡,擺上了數百個花圈,數百條祭帳,掛滿了催人淚下的輓聯,會後,由數十輛汽車載滿了人,在震耳欲聾的鞭砲聲和不斷對天的鳴槍聲中,為他送葬。   在長沙市南郊一座不荒涼且有些綠茵的小山上,長沙市造反派組織聯合為他建了一座漂亮的仿大理石墳墓,並在墓前建了一個高高的紀念碑。   這座小山,後來陸續安葬了上百名在武鬥中喪生的造反派,我們曾口頭稱這座山為烈士陵園。申自來是第一個躺在這裡的犧牲者。   我不由想起了輪船上,小劉與申自來互相打賭為對方建紀念碑的玩笑,想不到,這戲謔的玩笑竟然成了悲慘的現實。   第二年七月,申自來忌日那天,我與小劉等人,來到了山上申自來墓碑前,獻上了我們採摘的殷紅鮮花和我們的悲傷。   第三年,我們再去看望靜躺在那兒的朋友時,那塊寫著申自來烈士之墓的白色紀念碑,已被砸得粉碎。   這次,我們沒有鮮花可送,只送上了我們更為濃重的悲哀。   再以後,申自來的墓堆全部被人炸開鏟平,棺材亦被挖了出來,然後將他尚未完全爛掉的屍體從棺材裡鉤出來,再赤裸裸地丟進墓坑裡,胡亂掩上土,踏平,讓人怎麼也猜不出,這下面埋著一個年僅二十歲的青年人。   那黑漆的棺材,自然被砸爛、燒掉,寧肯讓其變成灰,也不准成為死者的屋。   那座小山上,後來,大概建過一座大大的倉庫;現在,則已推平山坡,開發成了一個住宅小區,當年那個烈士陵園的所有痕跡全都無影無蹤了。   不論文化大革命性質何如,讓一個已死去的普通的工人、普通的年輕人,來悲慘地承受它的後果,竟然真落到死無葬身之地的境況,這個事實,使我一想起,心裡就感到無比的沉重。   申自來的死,使我們感到了哀傷,但卻並沒有使我們害怕。一方面,我們似乎總覺得,死神畢竟不可能老是再找我們這些不到二十歲的青年人,另一方面,我們又以為,讓我們為保衛毛主席革命路線而犧牲,是一種壯烈,一種光榮。   我的父親卻從申自來的死中,看到了危險。他已明白,我們的造反已不僅僅是寫幾張大字報了。大字報帶來的最嚴重後果,也不過是在政治上栽跟頭,而荷槍實彈地去參加武鬥,卻有可能整個兒結束一個人的生命。   父親只有我這個相依為命的兒子,他不能失去我。   那天,我在青年近衛軍總部正與幾個夥伴聊天,父親卻找上來了。他將我叫出總部,然後在路邊對我說:小毛,咯個文化革命搞不得了,搞來搞去拿起槍來打仗了,你快同我回家去,不要搞了。   小毛是我的乳名。   我不肯回去。   父親著急地說:小毛,這槍會打死人的!你還去搞,真的讓槍子給打死了,那怎麼辦?   我安慰父親:爹,你放心,我會小心的。   再小心,也是危險的。父親仍一臉焦急。   這點危險我不怕,搞革命總會有點危險。爹,當年你搞紅軍赤衛隊時,不也扛過槍,打過仗嗎?我突然記起父親的歷史:他於一九三○年在江西老家時曾參加過紅軍赤衛隊,還是紅軍十六師五大隊的一個連長,後因隊伍被打散,他避難才逃來湖南省的。   那時情況不同,那是跟國民黨打。父親不為我的理由所動,反駁我說。   那有什麼不同?毛主席講,現在也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階級鬥爭,劉少奇的修正主義就是反動階級,我們保衛毛主席革命路線,與修正主義作鬥爭,也就同與國民黨反動派作鬥爭一樣。我更振振有詞。   現在都是共產黨父親繼續說。   共產黨裡有走資派,有修正主義,毛主席為什麼號召我們反對修正主義,就是因為共產黨裡出了劉少奇那樣一批壞人。我越講越有勁。   父親終於啞口無言了。他怎麼說得過我呢?我搬出了毛主席號召,搬出了黨中央指示,證明了這文化大革命的正確性、革命性,作為共產黨員的父親,當然無法說動我這當了造反派的兒子。   最後,父親使出父親的權威,硬性命令我回去,否則,我以後就不要再認他這個父親。   這,果然使我蓬勃的革命熱情頓時降了溫,看著日益蒼老的父親,心裡非常犯難。爹,你這是不讓我革命了。我難過得眼淚都湧出來了。   你回去還是可當造反派呀!父親看著我,口吻平和地安慰說。   人家豈不會笑我當了逃兵?      我一走,跟我一起來的小劉、小李他們會罵我的。      也許我的窘境使父親的心,遷就了我;也許是父親回憶起了當年他當紅軍赤衛隊連長時的英勇豪情;也許我搬出的大道理使父親尋找到了某種心理平衡;也許   終於,父親無可奈何地長嘆了一口氣,說:那你就再搞一段吧。   爹,您放心,我會萬分小心的。我頓時轉憂為喜。連忙笑逐顏開地對父親說。   千萬要細心一點,槍子打來了是飛快飛快的囉。父親又說。   我知道。我說。   隔幾天,就回家來一下,讓我看看你,心裡才放得下。父親悲淒淒地輕聲說著。   您放心,爹,有空我就會回家。我不由也有些哽塞。   父親走了,從他離去的背景中,我知道,他在擦抹也許已流出的老淚。   我望著遠去了的父親,淚水不由溢出眼眶,靜靜地流了下來。   母親早逝,我又不在家,現在,父親只能孤零零一個人過日子。而且,也許,他今後真的永遠只能一個人過那淒涼的孤獨日子,如果,我成了明天的申自來的話。   我真想追上去,對父親說:爹,我同你一塊回家!   然而,革命;毛主席號召;逃兵;自尊心這一連串的想法,又止住了我。   我噙著酸澀的熱淚,望著父親越來越遠的背影,只有在心中默默祈求:爹,請你原諒我這個不孝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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