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八十年代第五個秋天，B市的老百姓對建國門外東北角那一塊地方終於不感到太陌生了。十來幢十六、七層的建築居高臨下的地瞧著B市的驕傲建國門立體交叉橋。再過去就是在電視中時常出現的B市一條街，只看見疏疏落落幾個武裝警察和偶爾飛馳而過的汽車，帶著使字記號或是紅色31開頭的一連串號碼。B市一條街正是B市中國人最少的街，也最幽靜。梧桐落葉了，人行道上撒著一片片金葉子，金而且紅。
順著建國門外大街往東，國際俱樂部、友誼商店，外國人公寓、建國飯店、京倫飯店，一幢連一幢，一直延伸到三環路口。初來建外的B市人常常被五顏六色的燈光弄得糊裡糊塗，生怕自己走錯了地方。可不是嗎，又是酒吧，又是中餐、西餐、日本餐廳，又是噴水池，又是制服筆挺的服務生，比起坐落在市中心的B市飯店來，可有味道得多了。
他不是第一次來建外，一年前，他聽說她回到B市而且住在建國飯店的消息就跑去打聽過。櫃台後面的服務員問他：客人的英文姓名？他呆住了。他從未聽說過她的英文姓名。服務員雙肩高聳，兩手一攤，表示無能為力。他不死心，再寫信去，信倒是寄出了十來封，石沉大海一般，竟是毫無反應。
謝天謝地，黎洪在B市飯店的大廳裡碰到了她，知道她和丈夫、孩子已經搬進了外國人公寓，順便要了她的地址和電話號碼，這才有了聯絡的機會。
她的聲音沒怎麼變，他一邊蹬著車，一邊兒回想著半個鐘頭以前的那個電話。
哈囉？
我找我是
我就是啊？黎洪給了你地址吧？你什麼時候能來？
今天行不行？
行。幾點鐘對你方便？
幾點都行，今天我不回L市。
她竟哈哈笑了：十點鐘，我在南門等你。你有我給黎洪畫的地圖吧？我們這兒壁壘森嚴的。
我知道，十點南門見。
回見。
電話輕輕的搭的一聲掛上了，跟從前一樣，跟二十年前一樣，那一聲輕輕的回見。
在高中，她當了三年的學習委員。她的考試成績總在前三名。她對同學們永遠是一視同仁，有話多說兩句，無話少說兩句。可是同學們很少和她親近，大家都知道，她是在美國出生的，她的父親給她留下了棕色的鬈髮和一雙美麗的棕色的眼睛。
六十年代的中國，哪個中學生不是混混沌沌的，指東不敢往西。要不是六二年全市中學生優秀作文評選，他和她不過是三年同窗而已。可是那次評選卻使那雙深棕色的眼睛放出了怎樣的光彩！
她的《箏》和他的《霜葉紅於二月花》並列第一。兩篇文章在課堂上被上了年紀的高先生充滿感情地讀了一遍。音樂家和花匠的奉獻在文章中得到了誠摯的讚美，學生們被旋律和色彩震懾住了，課室裡充滿了溫馨。一道閃電照亮了十六歲的她和十七歲的他。在一剎那間，他們發現了對方，發現了那旋律和色彩織成的美輪美奐的世界裡有一個知音，一個知己。
忽然之間，天地萬物發生了奇妙的變化，所有醜的、惡的、粗暴的都遠去了，環繞著他們的是美的一切。他第一次發現了她的腰身是那樣婀娜，手指是那樣纖細。她第一次發現在球場上他是那樣矯健機智，在言談話語之間又是那樣瀟灑、幽默。是她，第一個把狄更斯和但丁的作品介紹給他。是他第一個把雷諾瓦的絢麗放在她的書桌上。
在書店、課室、圖書館、運動場，他們看不見周圍的一切，心裡充滿了快樂。短短的一個月之後，花前月下，他們朗誦著普希金的詩句。周末的電影院裡，他們隨著心兒在歌唱的旋律歡笑、流淚。一直到六三年的五月，在燦爛的星光下，濃郁的花香裡，他們醉了。第一次，他吻了她，輕輕的，生怕打破一件珍貴的瓷器。她欣喜地仰望著他，快樂地喃喃著：我多麼富有，我有你！
千萬年來，世界的變化天翻地覆，而愛情的誓言卻只有那麼幾句，被億萬對有情人翻來覆去地咀嚼著，震撼著他們的心，他和她也不能免俗。他們和所有的戀人一樣，對對方的一舉手、一投足、一顰一笑敏感之至，而對外界的一切竟都是不知不覺的。
六四年，準備迎接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高潮到來的高中校園怎容得資產階級思想氾濫？！一陣狂風暴雨之後，他像路邊倒下的小草，完全地枯萎了。而她，卻在校園被冷落了一陣之後，以她的出身為理由被放逐到S省鄉間去了。
他們再一次見面是在B市大學的校園裡，血兩腥風的一九六七年。她即將亡命西北的前夜，溜回B市來見他一面。六四年的委頓不見了，但她看到的只是一個在大變動面前手足無措的盲從者，她掉頭而去。從此只在他的夢裡出現過。
自行車拐進了╳街。他發現在這條街上他是唯一的路人。外國人的公寓大門外的武裝警察跨前一步，手裡的警棍橫了過來。
He's my friend.一件米色的大衣一閃，武警手裡的警棍放下來了，臉上出現了一個僵硬的笑容。
是她！還是那雙美麗的棕色眼睛，還是那頭棕色的鬈髮，從前那張嬌嫩的少女的臉上，有了一點淡淡的脂粉。她微笑著，伸出手來。這個微笑是那樣生疏，他從前沒見到過。
他也伸出手來：你好！
十八年沒見了。
他似乎沉入了霧中，只是隨著她在大樓之間穿行。身邊的美婦人真的是她？！裹著絲襪的兩條腿匆匆地邁著步子，兩隻纖巧的奶油色高跟鞋在旁邊晃著。他無法抬起頭來，他不敢再看她的眼睛，她的臉，像六一年秋天一樣。那個時候，新生們到校不久。黎洪問過他：瞧見咱們班的美人兒了嗎？那個洋娃娃！沒仔細看過，不敢看。黎洪哈哈大笑，擺出高幹子弟的架式來：瞧我的！過了兩天，他悄悄問黎洪：怎麼樣？黎洪勉強板起臉：刀槍不入！他笑了，笑得有點驕傲，自己也說不出是為什麼。
聽得鑰匙響，進了門，只覺得一股熱浪迎面撲來。
我們這裡已經有暖氣了，此地居民恐怕得等到十一月中旬。她站定了，把大衣掛在衣鈎上，雪白的絲襯衫和米色裙子裹住她豐滿的身材。
為了不致感冒，你最好脫掉外衣。還是那個親切的聲音。
終於他被安置在一個鬆軟的沙發裡，雙手機械地接過她遞來的茶巾、茶杯、煙灰缸、精緻的香煙筒、火柴。腦子裡空白一片，不知該從什麼地方談起。
一絲輕煙般的樂聲飄過來，似曾相識。
是勃拉姆斯？
是的。她還在走動著，張羅著什麼。他卻覺著欣慰。心裡的那口井還沒有乾死，還記得一點什麼。
我們全家八三年來到B市，馬上就開始找你。他注意到雖然她在B市長大，但她不用回到而用來到，心裡有一絲淒楚。
海外學人托我瞭解大陸金學研究的進展，我就寫了封信給B市大學中文系，順便向他們打聽你的近況。
有回信嗎？
沒有。她雙手摟住膝蓋，端坐在另一張大沙發上。臉上閃過一個頑皮的笑容：過了兩周，B大中文系一位負責對外聯絡的向先生打電話來，關於金瓶梅說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話。
他說什麼？在他印象裡，B市大學在金學方面似乎沒有什麼成就。
他居然反問我：你總該知道金瓶梅是一本什麼性質的書吧？我馬上回答他：當然。這本書是中國古典文學中最偉大的寫實小說之一。沒有金瓶梅就沒有紅樓夢，這可能是世人皆知的定論了。臨了，我也反問他：向先生想必是同意的吧？他只是乾笑，沒有回答。她笑著。
她確實是外國人，在中國，有幾個人能對金學這樣說話呢？他沉思著。
關於你的下落，他說一九七○年你被分配到遼寧。具體什麼地方，他不清楚，也無法查詢。
哼！無法查詢！他和B大學的八名黑九類一齊被分配到遼寧北端一個沒有自來水、沒有電、沒有公路的小公社裡。他是幸運的，教了十年的中學語文。可憐的李麗，原子物理系的高材生，在小學，教孩子們唱歌教了八年。
你還沒有告訴我，你亡命西北之後怎樣了？
我在西北整整九年。七六年回到B市，七八年初就回美國了。說實話，我從來不是自己人，也不想成為自己人。所以，在中國二十多年的生活對我的傷害並不算太大。
還要怎樣的傷害呢？他抬起頭，迎住她的目光，兩朵小小的火花在她眼睛裡跳動著，一閃又不見了。是憤怒，是憂傷？從前那清澈見底的湖水變得多麼深沉。眼角邊那網狀的魚尾紋是那麼清晰，她才三十八歲！他的心絞痛著。
我只是擔心你，七○年，我偶然聽人說，你被打殘了，發配青海。所以，這次來B市，我就想趕快找到你。
為什麼？
看看我們能為你作點什麼。她是平靜的。這些話，這些想法在她的腦子裡不知轉了多久了？十五年？他想著。
六三年，全校運動會上，他丟了他連拿兩屆的跳高冠軍，橫桿落在他身後，他重重的倒在沙地上，右腿痛得失去了知覺。人們擁著新的冠軍早已走得不知去向。只有她，守著他脫下的長運動衣，坐在長櫈上等他。她漲紅了臉，拚盡了全身氣力，把他拖起來，用她柔弱的肩膀支撐著他，一步一步向校科室挪去。每個冠軍都有今天嗎？大概無一倖免。他回答。冠軍有什麼？我有你。他忽然大叫。不錯，在那膝關節粉碎性骨折的日子裡。人們只說：可惜再也跳不了。她卻完全不在乎他還跳不跳，也不記掛他以後走路是不是會一邊高一邊低。她只要他忘卻痛苦，好好養傷。他有過怎樣的溫暖！連黎洪都禁不住妒火中燒：他媽的！你這小子簡直是因禍得福。但是在大風暴中，他幾乎沒有想起那一切，那短短的，在他生命中只有一次的那一切。他低頭認罪了，獲得了進入B市大學的機會。只有後來，他一次一次被拋出，一次一次被折磨得體無完膚時，他才憶起那無私的溫暖。悔恨曾怎樣咬噬著他的心！
我的確被關了半年，也挨過打，但是沒殘廢。有一個同室確實殘廢了，而且確實被發配青海，死在青海，但不是我。他在煙灰缸裡捏滅了煙頭。
我可以再抽一支？
當然。她有點急切。
他慢慢地告訴她那一頁，一九七○年的一頁。
運動在深入著。他父親，一個三十年代跟著左翼分子搞過學運的老知識分子，文革初期活躍異常，積極支持革命小將的造反行動。到了這個時候卻被別人指控曾在四十年代於江南某地投降國民黨。當然，拘押、審訊、抄家之類的事是不可免的了。抄家當中，造反派們發現在一張寶像背面，一個孩子的筆迹，畫了一頭小豬。
那小豬胖乎乎，笑瞇瞇的，非常可愛。一點兒不難看。真的。他補充著。
造反派將他們家在B市的六個人關在一個小屋內，限他們一小時交出現行反革命犯。
他的父親把掛在身上的叛徒、歷史反革命的黑牌子扶扶正，開口說話了：這件事只有毛毛作。我們家只有他喜歡亂塗亂抹，也只有他政治思想方面最薄弱。
他母親說：毛毛最好去自首。坦白從寬。自首了以後，家裡人也少受罪。
他哥哥竟是義憤填膺：看樣子，我和媽得跟你們這一群劃清界限，老的是叛徒，小的是現行，這個地方兒還能待嗎？
兩個妹妹嚇得縮成一團，不知是否屬於一群之列。
他就是毛毛，他覺得為了維護家裡人，他得去頂罪。小豬是不是他畫的，倒在其次了。
不到二十分鐘，他就走了出去，任由紅衛兵把他五花大綁拋上卡車。小屋內不曾有過半分聲息。
她抱住膝蓋，十五年來常常徘徊在她惡夢中的景象又出現了。她知道，現行反革命，特別是犯了惡毒攻擊罪的，要受怎樣的懲罰，而且是在喪失了人性的B市大學紅衛兵的手裡。她仔細地看看他，還好，臉上沒有什麼痕迹，比十八年前只是胖了一點；但是牙齒似乎不齊全了。從前那一口潔白齊整的牙齒，現在似乎是歪斜的，而且漏風。她想問，又忍住了。不提也罷。
那位被打殘而且發配青海的又是何許人呢？
那個人不一樣，那個人自六六年起就反對文化大革命。我比不了他，他的政治觀點是非常鮮明的。人家當然要置他於死地。
她用右手把額前的頭髮推了上去。似乎是想拂去什麼記憶。他驚異地發現，她竟有不少白髮了。但只是一剎那，棕色的鬈髮舒展開來，整齊有致地蓋住了那一片銀白。
那一片銀白的下面，有怎樣一個不屈的靈魂？受過怎樣的折磨？可她竟一句不提。他的心縮緊了，頭垂了下去。被煙燃黃的手指捏著那半截煙頭，打不定主意是再抽一口，還是掐滅了它。
一九七○年是你父親第二次把你拋出去了。你不覺得嗎？高中的時候，他抄撿大觀園，翻出你的日記，把少男少女那一點純潔的情誼公諸於校方的時候，難道他不是為了表白他的所謂政治立場嗎？
我倒真的沒這麼想過，他說他是為了挽救我。
好一個迷途的羔羊！她瞇起眼睛打量著這個垂頭坐在面前的人。
班主任曾再三向我重申：我們之間的關係必須中斷的原因只有兩個。一是年齡太小，二是你那個革命家庭不能接受一個美國軍人的女兒。她的聲音沉穩有力，但卻是冰冷的。
他抬起頭來：他們跟我說的卻是另一番話。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一直是他們的口頭禪，他們不能自打耳光，而且，人的年齡也在一天天增大。這兩個理由都無法說服我。他們異口同聲說你
他沉默了一會兒，捏滅了煙頭，直視著她：他們說，那位音樂家，你在<箏>裡讚美過他琴藝的音樂家，一直和你有關係，即使是我們最要好的時候。他一口氣把這一段話說了出來，看到的是一張平靜的臉，眼睛裡閃著審慎的光。嘴角閃過一絲微笑。那是譏諷。他覺得。
你怎麼發現那是無稽之談的？
偶然在報刊上看到那個音樂家的一篇文章。我找上門去，原來他早已兒孫成行。而且他告訴我，他曾受你外祖母之託，教你寫舊體詩。你寫了詩寄給他，他修改好再寄還給你。這就是人們所謂的有關係了。
你是什麼時候弄清楚這件事的？
七二年。
八年之後？！你不覺得你等了太久嗎？
你驚訝了。
我覺得奇怪的是，你竟會相信他們的話，而不相信你愛過的人，因為她只是一個人，而他們是整個社會。是這樣吧！
不是愛過，是我愛的人，他在心裡抗議著，卻把那抗議的聲音強嚥了下去。
所以，我千方百計找你，只想向你說一句話：我對不起你。他頓住了。
她在沙發上坐得舒服一點，手裡撫著一個織錦的小枕頭。臉上浮起溫暖的笑意。她覺得釋然了。
多年來，她愛她的丈夫和孩子。但夜深人靜的時候，她常常想到那個生死不明的人，想到她的充滿幻想的初戀，記掛著那個青年的安危。她曾經告訴她的丈夫，她一直相信，他的冷漠、頹唐完全是作給他的父母和校方看的，他心裡不可能沒有她。而她也是看清了自己的家庭在那個社會裡永無出路，只會給他不幸才離他而去，遠走高飛的。然而現在，她終於明白了，十多年的牽腸掛肚似乎有點多餘。心靈深處那個小小的緊鎖著的小室不復存在了，有的只是一種釋懷的、寬容的心緒。
我們還是好朋友。對不對？她伸出手來，臉上有一種光輝，是他從未見過的。他遲疑著，伸出手來。
告訴我，你現在生活得怎麼樣？
我再抽一隻煙？他詢問著。
當然。
於是他告訴她，他還有過一個機會，那是一九七三年，經人介紹，他認識了李麗，B市大學的高材生，在小學教唱歌的李麗。他們覺得同病相憐，而且還談得來，就決定徵求家長同意後結婚。
那個時候，我父親定性為叛徒、歷史反革命，下放幹校勞動改造，家裡的情況糟得不能再糟了。
李麗的家庭怎麼樣？
她父母是四十年代的美國留學生，她是在美國出生的。當時她父母都作為特嫌、反動學術權威靠邊站了。
那不是正好嗎？誰也別嫌棄誰。
我父毋不准她進門，說是自己的問題遲早會解決，終歸是自己人，而沾了裡通外國的嫌疑是一輩子洗刷不掉的。
你們的關係就完了？
完了。八○年，李麗回美國了。現在在一家電腦公司工作。
她簡直不能再說什麼了，只用充滿憂戚的目光注視著他。
和李麗分手之後兩個月，我就和妻子結婚了，那個時候，我真覺得這一百多斤就只能丟在遼寧了。
她是作什麼工作的？
我妻子，在當地一個師範中專畢業。是土生土長的遼寧人。在學校教初中生物，在家裡喜歡養雞，在園子裡種菜。
這沒有什麼不好。
可是她不懂狄更斯，不知道但丁是何許人，沒看過雷諾瓦的畫兒！他雙手抓住頭髮，痛苦得不能自拔。
要你是幹什麼的？她氣沖沖地坐起來。你為什麼不把這一切介紹給她？欣賞雷諾瓦並不需要博士學位。你別忘了，你只比她多唸兩年書。並沒有什麼不得了。你能了解的，她未必不懂。你試過嗎？
從來沒有。
你愛她嗎？
從來沒有過。
這算什麼？
眾人皆知的文革產物，不負責任的婚姻。現在靠我的負責到底的態度去維持。
算是對你父母的抗議？！
不，他們對我妻子非常滿意。她是貧農出身。
她覺得窒息，喘不過氣，站起身來，關上暖氣，打開一小扇氣窗。
黎洪告訴我，他正通過他爸爸的關係，想辦法把你從L市調出來。換個環境，心情會好些？
從遼寧調到L市，我妻子就覺得她的地位受威脅，再從L市調回B市，可能我的家庭又要經受一次地震了。甚至可能崩潰。而且調了又怎麼樣？又能有多少改變。
你自己覺得怎麼樣？你自己希望什麼？
我沒有自己，我和家裡的大少爺差不多。
那是半個世紀以前的故事，而且你排行第五，並不是大少爺。她也忍不住了，幾句直統統的話直衝了出來。
話似乎都說完了，兩個人站起身來。
我們下個月去香港，要我帶點什麼給你的家庭？
不需要什麼。
我是真心實意的。
我知道。六二年，經濟困難時期，你還把碗裡僅有的肉片夾給我呢。
你還記得？
怎麼會忘？
兩個人笑著。雖然隔了一重山，但還有一股暖意在。
她從書桌上拿起一個織錦的小盒子：一點小紀念，是我們全家給你的。
他打開來，一個小巧的漢白玉印泥盒、一方白瑪瑙印章。那乳白色的曲線在半透明的石章上留下美麗的弧形。他小心地拿起了石章，打開那一小張宣紙。
<霜葉紅於二月花>七個字像一聲沉雷震得他渾身發顫。淚水竟止不住地滴落下來。
她慌了，扶住他肩頭。
別碰我。他嘶聲叫著，別碰我，讓我走吧。
她心中充滿了憐憫，替他裝好東西，穿上外套，陪他走下樓去。
腳下踏著落葉，穿行在樓群之間，他漸漸平靜下來，羞慚地望她一眼，她報以一個親切、溫暖的笑。這條路永無盡頭該多麼好，他想著。
我先生和我很想和你在一塊兒吃頓中飯。
我母親等我。他終於恢復了自持力。
那麼，再見，我從香港回來再見了。她又伸出手。
他低下頭，看到了她手指上的蔻丹。我的紅葉，別了。他緊握住了它。忽然，另一片紅葉又飄落在他的手背。她的雙手握住他的手，臉上滿是關切：多保重，我會寫信給你，你知道，我是不會輕易說算了的。
她揮手向東走去，看到她的米色大衣在人群中不見了，他才騎上車，向西而去。上車之前，他按按中山裝的口袋，那盒子還在，他強忍住湧上眼睫的淚水，拐進一條小胡同，蹬著車，去了。
她大步奔向建國飯店，一路上把雖然汙濁但還充裕的空氣，一口一口吸進去，腦子裡作著連串計畫。飯後要跑到書店，買一大堆速寫本、速寫筆，寄到L市，等他回到學校給他一點驚喜。去香港前，再打電話給黎洪，讓他加油辦調動的事。如果黎洪需要洋煙、洋酒打通關節，她會提供啦。在香港一定要記得買一本內容豐富的雷諾瓦畫集。我在B市還有兩年，不把那一潭死水攪起波瀾來，那才是怪事。她想著。
她忽然非常渴望見到她的永遠樂天的好先生。我要和他大嚼一頓，呼吸一點快樂的空氣。她大步跑著，大衣像風帆一樣在身後飛舞著，她完全無視路人向她投來的各式各樣的目光，快快活活地向前又走又跑，終於消失在飯店的旋轉大門裡，在身後留下的只是一絲淡淡的幽香和路人的交頭接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