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夜 　　這裡的秋天是美的，天空碧藍，陽光明麗，人們只著一件薄毛衣或一件不太厚的外套就蠻過得去了。世界上的事情雖然充滿了不平，老天爺卻是唯一的公道主兒。他把陽光分灑給每一個人，不管他今天早上吃的是牛奶、丹麥包，還是棒子麵兒粥加老鹹菜。 　　回來整整三年了，這三年裡什麼活兒沒幹過！冬天沾糖葫蘆，夏天賣冰棍兒、撿破紙。最近這一年販上了水果，苦點、重點，可是賺得不少。熬到今天，終於可以在南城公園兒的農貿市場裡占上一席地了！這個農貿市場可是全市最大的一個，從公園東門繞著東、北牆，一直綿延到北門，足有二里地。人行道沿兒上立著一人多高的鐵柵欄，裡邊兒呢，兩排小攤兒，一排靠著公園的紅磚牆，一排貼著鐵柵擱。小攤兒緊挨著，攤位之間擠得下不去腳。兩排攤位中間倒留下了挺寬的走道。每天一清早到日頭落山，人流不斷，趕上禮拜，更是擠得回不過身兒來。可不，城裡人能指望那空蕩蕩的菜站嗎？瞧這兒，小葱挺著脖兒，站在案上，唄兒綠。再瞧那萵苣，肚兒滾圓，小棒槌似的。剛謝花兒的小黃瓜帶著滿身的刺兒，透著鮮亮。西紅柿個個擦拭得乾乾淨淨，堆成小山，整整齊齊，紅亮亮的。

　　就在西紅柿和黃瓜的中間兒，張寶治架起了他的案子，案面兒高低不平，他楞讓妻子秀娥把一條舊床單染成深藍色，漿得平展展，鋪在了案上。小小心心，從大筐裡捧出那包著白綿紙的大雪花梨，每九個排成一個方陣，上面加四個，頂上再加一個，成金字塔形。雖然包了紙，金色的大梨還是透出陣陣的甜香。擺好了，再從案子後面抽出一塊紙板，用個小棍兒支在案上。仿宋大字，寫著雪花梨三斤一元。那字跟那顴骨突起的臉，只見直線，不見曲線的肩頭、胳臂肘兒、膝蓋一樣見稜見角的。 　　昨兒晚上，西城小老大趙玉生跑來通知他：已經打點了管農貿市場的管理員。張寶治可以代替小老大在農貿市場裡頭擺攤兒了。稅自是照繳不誤，不過騰出小老大那麼一雙快手，不管是跑運輸還是街頭流動，都比張寶治強得太多了。

　　小老大實在是個能人，而小老大的母親，就更不是凡人敢比的了。早年間，她和小老大的爹開了一個膏藥鋪，不要說腰痠腿疼貼上就好，即便是傷筋動骨，鼻歪眼斜，也是不在話下的。那個年頭兒，可真有人不遠百里跑來求這一貼就靈的膏藥呢！五零年，鎮壓反革命，小老大的爹竟被人告下了，說是一貫道壇主，拉出去槍斃了。小老大的媽把那五分錢子彈費拍到了桌子上，轉身進了熬藥的小屋。丈夫不在了，妻子背上沒滿月的兒子頂門立戶接著幹。兒子，就在這煙熏火燎的草藥霧障裡長大成人，不說是煉就了刀槍不人的金剛身，可也實在是結結實實，一拳打在泥地上，挺深的一個坑。十四歲的孩子，不忘殺父之仇，找點碴兒跟對門楊家的街道積極分子幹。從他會記事兒起，媽就告訴他，楊家的老妖婆氣不忿兒趙家的祖傳絕技，告了那一黑狀。

　　手起拳落，仇人少了一隻眼。仇人的兒子抄起（抄起：北平人喜用抄起表現一個快而有力的動作，意思同操起）菜刀拚命，一刀下來，小老大肩上留下了三寸長的刀口。警察來了，赤手空拳，不滿十八歲的小老大占了理，那個年滿十八歲、手使兇器的混帳正好作為階級鬥爭新動向，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被判了刑，發送邊陲。因打架鬥毆弄去少管的趙玉生也站到了公安局的審訊室裡。 　　你的後台！誰指使你打架鬥毆？！ 　　沒人！那老妖婆欺人太甚，欺侮我家孤兒寡婦。我得告訴她，兔子急了還咬人呢！ 　　你瞧，把人一隻眼也打瞎了，還兔子呢。 　　你爸怎麼死的？！公安人員多機警，絕不上當，一刀就插了進來。 　　政府槍崩的。 　　為什麼？

　　他是一貫道。政府說的。 　　政府怎麼知道他是一貫道？公安人員迂迴包抄過來。 　　政府明察秋毫，怎麼不知道？ 　　這小子，真有兩下子，還會說出這麼一句話來。 　　你媽告訴過你什麼？老油條居然沉不住氣了。 　　我媽一個老娘們兒，除了熬藥，受苦受累送我上學，她還能說什麼！他一臉不屑的神氣。實話告訴您吧，我媽是受苦的命，我家的事兒我說了算，我老大！他又補充。 　　就這麼，打十四歲起，小老大的名聲響遍了西城，學名趙玉生倒鮮為人知了。 　　少管二年，小老大在拳頭下面煉出了真本事。不過，被他收拾得出血的實在沒有什麼正經胚子，有人還送給他一頂正義之神的漂亮帽子。 　　玉生母親，這位一聲不響、吃苦耐勞的女人，也有她自己的辦法。五六年公私合營，膏藥鋪成了公家的，可是熬膏藥的技術還是她的專利。讓她帶徒弟，成！火候到了要緊三關的時候，她支走了徒弟，一個轉身兒，幹完了節骨眼上的活。七、八年過去了，徒弟換了兩打，沒有一個學得了真本事。趙家膏藥的真正傳人還是趙玉生。

　　一九六六年，那過了一百年，中國人還忘不掉的血腥的日子。橫掃一切的大風暴把小老大掃到了青海。理由很充分：犯有前科，流氓意識濃厚，常常打架鬥毆，不適於留在大城市。 　　這個時候，多年來，把滿腔悲憤壓在心底的母獅暴怒了，她為了趙家的一條根，跟街道造反派大打出手，端起滾燙的藥鍋扣到了楊家母夜叉的頭上。 　　小老大被押走之後，那母夜叉糾集了職業打手們在深夜對趙家不屈的寡婦進行了教育。幾年以後，泥地上還留著暗紅的血跡。那血跡向小老大傾訴了街坊四鄰不敢吐口的全部實情。 　　七八年落實政策，小老大回來了，滿臉是疤的楊老婆子居然還是街道勞動服務公司的顧問。藉口供銷渠道尚未打通，名傳千里的膏藥鋪還是開不了張。幾經周折，小老大加入了個體戶的行列，作起了水果生意。

　　趙家寡婦十多年前就焚尸揚灰了，只有她的鮮血浸透的泥地是唯一的紀念。楊老太婆軟硬兼施要攆小老大搬家，先是壓，說什麼擴建街道工廠要地皮；然後是哄，說是在新的居民樓裡給他一個單元。小老大不搭理她，買了一車好磁磚，找上一群鐵哥們兒，一夜之間，漫了地，翻修了房。老天親見，玉生那從不輕彈的淚水是怎樣傾瀉到泥地上和母親的血匯在了一起，被嚴嚴實實地封在了磁磚下面。 　　他立誓：永不搬家，趙家的子子孫孫要永遠伴著她老人家。 　　楊老婆子獰笑了：瞧好兒吧！趙家的臭小子，旱死你！ 　　世上的事情就這麼奇怪！張寶治的小妹妹，黃城根小學的女教員就蹬著平板車，拉上鋪蓋卷，搬了進來。小倆口兒甜甜蜜蜜，氣得楊老婆子真的鼻歪眼斜了。

　　一想起那天造地設的一對兒，張寶治就笑了，帶著滿臉的陽光，笑了。 　　傻帽兒，一個人坐那兒，笑什麼笑！一個挺大的嗓門兒喳呼著。 　　張寶治回過神兒來，案前頭立著個人。說他立著，實在有點勉強，看他每一個地方都歪著，從頭髮梢直到腳後跟，沒有一個地方兒是直的，真可嘆，不知他如何能不倒下去。從那斜撇著的嘴角裡先噴出兩個瓜子皮兒，好像要落在張寶治的鼻尖兒上了，沒成想卻斜斜飄下去，沾在深藍色、乾乾淨淨的舊床單上。 　　張寶治伸手拿掉了那兩個瓜子皮兒，站起身來，不解地看著他。 　　想嗆行是怎麼著？他向著案上的紙板一點頭。 　　怎麼？ 　　裝什麼傻？你這梨一塊錢賣三斤，我那號怎麼賣？他的頭又一點。

　　順著他點頭的方向，張寶治看見一張用報紙蓋住的案子，上面堆了一些黃不黃、黑不黑的小鴨梨，也用一塊紙條標出了價碼一元三斤。 　　那梨，一塊錢三斤，是沒人要。張寶治抿著嘴角又樂了。 　　老實呆著！要想沒人撞翻了攤子，就給咱這個數。他伸出五個指頭。 　　五塊？ 　　笑話，五塊幹嘛呀，留著買糖豆兒吧。五十！ 　　張寶治喉頭一緊，他居然要五十塊。 　　早就聽說過自由市場上的地頭蛇不得了，小攤販們不但得上貢，而且實際上，價錢也被他們控制著。市場管委會除了收稅之外，對其他事是不聞不問，原因嘛，當然是明擺著的。眼下怎麼辦呢？給他五十塊，今後怎麼了？不給？！沒準十分鐘以後，這兩筐金黃黃、香噴噴的雪花梨就成了柿餅。趙玉生沒少跟他們鬥了。想到小老大，張寶治挺了挺脖子。

　　這攤兒不是我自己的，是小老大的。 　　不錯。不過，遠水解不了近渴，強龍也難壓地頭蛇。哩啦歪斜的面部表情上再加上一個笑，實在惡心。 　　小老大的聲名都鎮不住了？今天可邪！ 　　幹什麼的？！敲詐勒索嗎？聲粗氣壯，非同一般。 　　張寶治定睛一看，喝，一身藍制服，大檐帽上端端正正戴著徽章，制服領上兩個紅方塊兒一閃一閃的。一副深色墨鏡像鏡子似的反射出歪立著的市場小霸王和張寶治。張寶治不言語，他知道救星來了。 　　不幹什麼，看看梨，看看梨。小霸王後退了，臉上帶著巴結的笑。可不是嗎？攤販們見了他活像老鼠見了貓，可他見了警察也跟耗子差不了多少。 　　賣黃瓜和西紅柿的也樂了：這位同志，來斤西紅柿吧，多水靈（水靈：北平方言，新鮮的意思。）！

　　頂花兒黃瓜，謝花兒藕，瞧這黃瓜，來一斤吧！ 　　謝謝，我是來買梨的。六斤。他伸手遞過來一捲票子。 　　張寶治拎起秤，打得高高的，給這位同志稱完，倒在他遞過來的網兜裡。 　　點點錢呵，別錯了。 　　錯不了！張寶治樂得哈哈的。 　　這位警察轉了個身，衝著站那兒發楞的小霸王：回頭我還來，別再讓我碰上。 　　您放心，我不敢啦！小霸王點頭哈腰，全身擰成了一個麻花兒。 　　縣官不如現管。張寶治搖搖頭，把手伸進口袋，觸到了那捲錢，打開一看，裡面夾著一張小紙：晚上來我家，有要事相商。 　　除了趙玉生沒人會對他說這樣的話。除了趙玉生家，在這九百多萬人口的城市裡也沒有別的房頂下容得下他。 　　聽老年間人說，人只有享不了的福，沒有吃不了的苦。張寶治對這句話是體會深深了。在他發配充軍的二十一年裡，母親去世了，她為了大兒子的悲劇愁白了頭，然後為二兒子的留城工作，為小女兒的就業問題又操碎了心，跑斷了腿。二兒子進了教育部的大樓，小女兒站到了講台上，她倒下去了。帶著滿頭白髮，一臉皺紋，倒下去了。人，雖然倒下去了，但眼睛卻不願閉上，她沒有見到她日夜掛念的大兒子，她還不能撒手西去，她還要盡最後的力量。油盡了，燈乾了，她的心臟已不堪承受那沉重的負荷，停擺了。母親就這樣睜著眼睛去了。 　　父親這位一輩子唯唯諾諾的小公務員在母親走了之後，忽然變得暴戾起來。特別是黑人黑戶的張寶治拉著老婆、孩子踏進家門之後，他變得更加暴躁。三年困難時期，勒緊自己的褲帶，把糧票寄到青海的父親不見了；十年動亂，房產沒收，只靠薪金活著，省出錢來寄到青海的父親也不見了；雖然愁腸百結，可是每逢有人去青海，總強打起精神，給兒子帶句暖心話兒的老父親不見了。張寶治三口進門，對著從未見過面的秀娥和瘦骨嶙峋的小娥，他虎起了臉：幹嘛來了？ 　　爸，我們回來了。 　　調回來了？ 　　領導給開了介紹信，讓我回來落實政策。 　　落實政策？！有你的份兒嗎？！你是退職的！ 　　爸，您又不是不知道，共產黨讓你退職，你能不退嗎？張寶治跳腳了。 　　院裡有磚，給屋子隔開，單住、單吃。老頭兒丟下話兒，摔門走了。 　　放下行李，張寶治不敢看秀娥那癡呆的臉，打水、和泥，照老頭兒的囑咐，在屋子裡砌上磚，打上隔扇。他給老頭兒留了三分之二，自己這邊只有三分之一。 　　作飯可難住了秀娥，一樣炒白菜，得先炒出一份兒來，借著鍋裡的油乎氣再炒一鍋，三個人吃。爐子只有一個，利用率挺高，折疊圓桌只有一張，卻從來沒有放平過。老頭兒在他那邊吃，張寶治三個在自己小屋裡吃。小娥的眼淚撲嗒撲嗒落在飯碗裡。孩子也怪，滿共（滿共：有滿打滿算的意思在，表示出北平人的訝異：五歲的孩子，竟能如何如何。）五歲大個人兒，卻被屋子裡僵冷的空氣壓沒了聲音。 　　夜裡，秀娥跟孩子累了一天都沉沉地睡了。張寶治點燃了一支煙，靠著牆坐著，還冒著潮氣的牆冰涼的。 　　這一切是為了什麼呢？ 　　離開青海之前，他告訴秀娥，爸那人甭提多隨和了，從來沒見他發過脾氣。小時候淘氣，媽有時候還給他兩巴掌，爸可從來沒有過，老是把媽拉開，遞過小茶壺：消消氣，來，消消氣。一邊兒朝孩子努嘴兒，讓他快溜。可現在，那滿臉晦氣的老頭子真是他爸嗎？二十一年哪，自己沒法子侍奉老人，孤苦的日子得老人家自己熬 　　身邊的秀娥在夢中嘆息了一聲，翻過身來。她是七六年唐山地震留下的幾個倖存者之一，一家人都葬身在瓦礫堆裡。紅十字會的人問她可以投奔什麼人，她說出了通過幾封信的張寶治的地址，坐上火車就來了。在新婚的日子裡，秀娥常常在惡夢中驚醒，尖叫著跳起來，滿險驚恐地往屋外衝，張寶治把她攔腰抱住，再三安慰，她才又昏昏睡去。 　　沙漠的東邊，那荒瘠的土地，吸去了開荒的人們多少血汗啊！秀娥毫無怨言，白天像老牛一樣腰彎到九十度，在那沒有希望的灰乎乎的土地上，掄著鋤頭；晚上，在豆油燈下，縫縫連連。六年下來，烏油油的滿頭黑髮早就變成枯草一般，兩隻手粗糙得像兩把銼，魚尾紋早就爬上了眼角，三十歲的人好像離五十歲已經不遠了。 　　希望啊！全部寄托在回城上。農場領導一句話：張寶治的問題嘛，總還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嘛，原單位也太不負責，怎麼就塞到勞改農場來了呢？回原單位落實吧！ 　　原單位？香煙的紅火一明一滅的。原單位？他在那個原單位工作了多久？不到一年，是，不到一年，十一個月吧。 　　五八年，財會專科學校畢了業，只等了十九天，報到通知書就來了，分配他去中國人民銀行北城分行報到。他去了，一個胖胖的中年人，人都尊之王主任的，笑吟吟地向他伸出軟綿綿的手： 　　啊，哈，生力軍來了，小伙子畢業成績蠻不錯嘛，好好幹，前程遠大啊，哈哈哈。我們有一個分所，離你家不太遠，就去那兒上班吧！怎麼樣，沒有什麼問題吧？ 　　答案已經在問題裡了，張寶治懷著十九歲青年人應該有的謙虛、謹慎、腆腼地笑著，用雙手握住那白軟的一隻手，連聲謝著，退了出來。 　　蹬上車，七拐八彎之後，來到一個小小儲蓄所門前，推開綠色的小門，一張高櫃台，油漆剝落，但擦抹得乾乾淨淨，櫃台上秩序井然地放著各種定期、活期取款、存款單子，櫃台後面四張寫字台併成方陣。三張後面已經有人，一男二女，都是四十出頭的中年人，笑容可掬地向他伸出手來。 　　那是多麼快樂的日子啊！那是火紅的年代啊！上班時間，他小心謹慎地從業務員老何手上接過單據、現金、登記入帳，蓋了章，再一張張小心地交到李所長手上，李所長作最後的核實，再交給客人。他小心，不寫錯一個數字，一個符號；他謹慎，永遠輕拿輕放；他謙虛，對那兩位女業務員和李所長，永遠像對長輩一樣，從來只尊稱您。在這個小小的分所裡，他總是第一個來，擦枱抹凳、掃地倒垃圾；他總是最後一個走，關窗、關燈、關門。 　　下了班，吃完晚飯，就趕到銀行大院去，在王主任的指揮下，銀行大院的小高爐在熊熊地燒著，廢鐵疙瘩滿院子都是。報章雜誌、號外上到處是震驚中外的高產衛星。人們瘋狂地把門鎖、通條、爐子、菜刀，甚至木桶上的鐵箍拆下來，投入小高爐。開始是人們自動地送，後來是收廢鐵工作隊強行拆卸。那時候已經在大煉鋼鐵雄壯的樂聲中隱隱聽到了家庭主婦們的抗議聲。不知怎麼搞的，讚歌越來越不和諧，噪音越來越大，超英趕美的口號不再那麼激昂。城鄉人民公社食堂裡的稀飯也漸漸稀薄，終於照見了人影兒。五九年初，大饑饉的兆頭氣勢洶洶地翻捲而來，擠走了十五年趕上老英國的最後一個音符。 　　張寶治覺得，國家興亡，匹夫有責。自己是學過一點政治經濟學的，為什麼不寫信給敬愛的周總理，為什麼不建議全面檢查這一切過火的行為，也許還來得及？！當然，一向小心的他，在措詞的時候，用了大量非常溫婉的語彙：是不是可以考慮之類的。白紙信封帶走了他一顆滾燙的憂國憂民的心。 　　三、四個月之後，大飢餓席捲神州。直到若干年後，人們在憶苦思甜報告會上還可以聽到說漏嘴的老爺子、老婆婆們一把鼻涕一把淚地說：苦啊，再苦也苦不過三年困難時期可是當時，不但沒有人正視現實，而且，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是不可否認的三面紅旗。不肯承認錯誤，一直要錯到底，似乎錯到底就是正確了。這是一種可怕的邏輯，使這邏輯存在是要使一千二百萬到二千四百萬無奉的百姓付出生命作代價的。 　　在一個政治學習之後，王主任召見了張寶治： 　　小張，工作得不錯嘛！ 　　是領導的幫助和群眾的信任。 　　聽說你的政治經濟學也學得不錯。語音裡充滿了笑意，是那樣的誠懇。 　　那裡，剛開始。 　　不必客氣，你是個有才氣的年輕人，前途無限。他搓著手。依我們的看法呢，你應該換個單位，人盡其才，對，人盡其才。 　　領導和同志們都對我挺好，剛開始工作，我不想換單位。張寶治誠惶誠恐。 　　換單位？沒必要，政府應該重新分配。是的，重新分配。我們會把你的表現，群眾的反映都寫進你的鑑定，供領導上參考，他們一定會給你一個更能發揮專長的崗位。王主任直視著他的眼睛，語氣沉著，推心置腹。為了便於安排，你可以先退職。 　　退職？我沒作錯什麼事啊，主任！張寶治急了。 　　你放心，退職絕不是壞事，相信領導，安心在家等幾天，新單位會通知你上班的。放心，放心啊！語氣仍然是親切、熱誠的。 　　王主任打開抽屜取出一張鉛印的退職申請書，姓名、性別、年齡、籍貫什麼的都已經填好了，在退職原因欄裡有四個字：個人原因。看到了張寶治狐疑的眼色，王主任語重心長的說：這只是個形式，大材小用也是一種個人原因吧，分配不當，就應當重新分配，這也是符合我們組織政策的。好樣兒的年輕人總是爭挑重擔子的嘛！來，簽個字，咱們的手續就辦了一半兒了。 　　一半兒？ 　　你得在家等幾天，雖然是在家等，也是要吃飯的，我們研究了，給你多領上一個月的工資。放心，我們會考慮得比較周到的，條件有限，我們只能盡力而為。王主任的語氣裡大有要為面前的年輕人雙肋插刀無奈力不從心的意思。 　　他心裡忐忑著，覺得有點兒不平常。王主任從來是客客氣氣的，就是煉鋼煮鐵的功夫兒，還是沒忘了提醒人們要勞逸結合，雖然是一句空話，可還是讓人覺得挺溫暖的。面前的王主任與平日沒有什麼不同，和藹可親，而且那麼設身處地為自己著想，還能說什麼呢？再說什麼就有點不近情理了。 　　他簽了字，還著實有點兒愧得慌，不幹事兒了，還拿錢，那多說不過去。 　　他到儲蓄所領錢的時候，李所長和那兩位業務員一反常態，緘默不語，六隻眼睛在三副眼鏡後面閃著憂鬱的光。李所長的手竟有些顫抖，啞著嗓子說了一句：點點，點點吧。 　　您點過的，錯不了。張寶治把錢放進兜裡，我去了新單位，就回來瞧您們。他向他們鞠了一躬，出去了。 　　這一幕，他最後一次領國家工資的那一幕，二十一年來，曾千百次浮現在他眼前，他手裡好像還攢著那三十一元零八分，有點手汗，有點溫呼呼的。 　　他回了家，把經過情形一字不落地告訴父母。父親沒說什麼，老公務員安守本分一輩子，領導的話就是聖旨，聽完了，沒開口，又低頭看報去了。母親抬頭看他一眼，囁嚅了一會兒，輕輕的：反右那會兒，也說得挺好，可後來，全扣了帽子。她搖著頭，努力把腦子裡出現的忤逆的思想搖出去，好像作了什麼對不起人的事，慚愧地對兒子笑笑，進廚房去了。 　　兩個禮拜以後，第一次打擊落到了張家頭上。派出所來人了，告訴他們，張寶治的戶口已撤銷，糧食關係已轉走，接收單位是青海西北部某農場。他應於某月某日到該單位報到，否則將押送該地。 　　沒有退路，也沒有絲毫準備，在這沉重的一擊下，母親大張著失神的眼睛：為什麼，這是為什麼？ 　　你們還不知道為什麼？戶籍警的嘴角上閃過一個譏誚的笑，丟下車旅費走了。 　　找你們單位領導談談？父親試探地問。 　　我已經退職了。他跌坐下去：這是一場騙局，騙局！ 　　父親撲上來掩住他的嘴：別造孽，別造孽。 　　等到他人到了青海，進入勞改農場這種特製的大熔爐，見到許多真正有膽識的右派們，他才知道，他上的書歪打正著和彭老總在廬山上的萬言書不謀而合，他作為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社會基礎當然應當清除出去。右傾分子屬於半戴帽狀態，情節不算嚴重。 　　政治經濟學多麼有趣啊，學好這門課，得繳廿一年的學費。直到八○年，文革中的冤、假、錯案差不多忙完了，摘帽右派們回了原單位，他這位小人物才捧著這張回原單位落實政策的小小打字紙回到了闊別二十一年的家鄉。除了房子從原來的六大間變成如今的兩小間之外，人也變了，老頭子看著他一家三口，竟像眼裡揉了砂子一般，而那位住在教育部宿舍的弟弟竟還沒露面。只有趙玉生，那位在青海和他共過患難，又比他早回來兩年的小老大，跟他的親妹子張小妹夫妻雙雙在火車站接了他們又把他們送到了家門口。 　　在火車站，他就迫不及待地從行李捲裡拉出了一塊皮筒子，遞給小老大： 　　兄弟，留下吧！ 　　小老大拍著他的肩膀：從牙縫裡省出來的，我穿著也窩心，留著孝敬老爺子吧。 　　有，我們給老爺子也買了一塊。秀娥趕快說。 　　甭，一塊作上衣，一塊作皮褲，正好。小老大沉吟了一會兒，老爺子不易，這些年活過來就不易。你慢慢就知道了。他和小妹沒進院，把行李放在院門口就走了。 　　老爺子的改變他們全清楚，只是不願意從他們嘴裡說出來就是了。 　　煙燃盡了，張寶治摁滅了煙蒂，大睜著雙眼，望著玻璃外邊閃著一絲星光的暗夜，沉重地嘆息著。 　　他從來沒有覺得那麼沒有著落過，在大牆裡邊，每天花樣翻新的折磨鍛鍊著他，他變得機敏、成熟，而且在心靈的最深處總抱著一絲希望，那希望就像嚴冬深夜中在遠方閃爍的一朵小火，遠，然而衝破茫茫黑夜，帶給他一絲絲寧靜。從大牆內的牢房搬到了大牆外的就地就業農場，從五、六十人的集體宿舍又搬進了草頂泥牆的小宿舍，和秀娥在一起，那希望的小火曾躍動得更活潑。然而今天，在大城市的懷抱裡，他卻瑟縮起來。明天，天一亮，趕快去銀行要求落實政策，明天，明天。他大睜著眼，睜得眼眶都疼了。 　　忽然，隔扇那邊響起了悉悉索索的聲音，接著是一陣劇烈的咳嗽，加上強要把咳嗽忍住的呼呼的喘息聲。 　　張寶治跳起身來，衝出門去，搖著隔壁的門。門環鬆了，門一下子打開，矇矓中，床上有一大團黑黑的東西，好像老人正裹著棉被坐在床上。他跨前一步，拉開了燈，亂蓬蓬的頭髮下面兩隻眼睛閃著熠熠的光。 　　爸！您怎麼了？我去找紅醫站的大夫！ 　　甭！你甭過來。他哼哼著，轉來轉去，在棉被裡艱難地轉著身子，像是找個安全的地方把什麼東西放下。好一會兒，他忙完了，舒心地喘過一口氣，把兩隻手拿出來，安穩地放在被子上，閉上眼，休息一下。 　　爸！張寶治拉過一張凳子，在床前坐下來。他覺得這是個機會，也許可以跟爸爸聊聊，一家人總得過下去嘛。 　　爸，我回來之前匆匆忙忙，沒跟您細商量，可我想，二十一年了，我們不就盼這天嗎？要是您瞧什麼不對頭，您告訴我，我好想法子，有什麼話，您不能跟兒子說呢？ 　　我問你，怎麼不早、不晚，偏偏這個時候你回來了！還帶著一群！ 　　我也不知道，農場裡忽然召我去，人家讓我回來落實政策，我能不回嗎？ 　　你什麼準稿子都沒有，就帶著老婆孩子往回折？ 　　看著老爺子滿布著紅絲的眼睛，張寶治心疼了，他呆呆的。 　　老頭子合了合眼睛，忽然一下又坐了起來。 　　不怕人偷就怕人惦記著，你是算定了我有錢了，回來打劫的，你敢說不是？！老人兩眼瞪得溜圓。 　　您有什麼錢？我打什麼劫？這不是瞎鬧嗎？ 　　實話告訴你，那五間房到底脫手了，淨得三千元，你小子不會不知道。張寶治一塊石頭落了地，原來為了這！ 　　那六間房是老頭子的命。四八年，不少人南遷，房價便宜。老頭子走又走不了，多少年省吃儉用的一點錢又不情願變成廢紙，就便便宜宜地買了這六間大房。心想，房可是實實在在的東西，輕易拿不走的。誰知道，人算不如天算，紅衛兵一進門就抄走了房契。全家擠進了一間房，其餘五間歸房管所，租給了別人。現在落實私房政策，那五大間的產權可以收回來，可修房就是自己的事兒了。房管所的修繕隊不修私房，自己修吧，不但材料貴，還得好吃好喝招待修房的大員們，談何容易！老人掂量來，掂量去，收那幾個房錢遠遠抵不上修房的消費。賣房吧！不賣，老得動不了的時候誰管呢？大兒子凶多吉少，沒有靠頭；小兒子溜光水滑，精得像猴；閨女和小老大倒是孝順，可玉生那孩子至今是個個體戶，政策說變就變，靠得住嗎？求人不如求己，手裡有錢，就有了主心骨。 　　老頭子窮怕了，可不，幹了三十年，薪水拿到九十一元，退了休，只拿百分之七十五，這六十八元二角五分按說是不少，可現在物價飛漲，連洗澡、理髮、買洋火都不是老價碼。手裡這幾個錢，能不抓緊著點兒嗎？ 　　張寶治看著老人縮在被子裡那驚恐不安的樣子，往桌邊靠了靠： 　　爸，我給您寫一張字據，您收著，好不好？ 　　寫什麼？ 　　就寫，我絕不要您一分錢。 　　你落實不了政策呢？ 　　我幹什麼都成，那怕回青海呢，我也不動您的。 　　你要找門路，請客送禮呢？ 　　您放心，我掃街，撿破爛兒，都不來麻煩您。 　　其實，那時候他一點兒都沒想著他得去撿破爛。口袋裡的打字紙在悉悉作響，他還抱著挺大的希望呢！ 　　不過，那張字據寫好，印上了拇指印兒，送到老爺子手裡以後，這父子倆隔著透出溼氣的半磚、半葦子簾兒（北方常用葦簾隔牆的基本材料，上面加灰漿，再刷白。隔了人，隔不了聲音。）的隔扇倒是睡得挺沉、挺香的。臨睡著之前，老人在那邊還念叨著：唉！就剩這一間啦，就這一間囉 　　二十一年的浮沉沒有改變王主任那雙又軟又白的手，他笑瞇瞇地把那張打字紙還給了張寶治：你的問題不屬於落實政策的範圍，你是退職走的，行裡沒說不要你，是你自己以個人原因申請退職的。 　　那送我去勞改不是你們的責任嗎？ 　　你退了職，我們就把你的資料送交勞動局了，他們竟送你去勞改，太奇怪了。王主任竟是一臉天真。理由呢？ 　　右傾。他悶悶地回答。 　　噢？你看到資料了嗎？跟廿一年前一樣，王主任的眼睛那麼坦然地看著他。 　　二十一年畢竟不是短時間，張寶治沒有回答王主任，只是說：七一年（七一年：一九七一年，八○年：一九八○年，北方人常用此類縮略語。而且，年號一提，談話對方馬上明白那個年代的背景，有了默契，談話就比較容易進行下去了。）摘帽，八○年徹底平反，現在回原單位落實政策符合中央精神。 　　不錯，中央有此精神，五九年反右傾是正確的，今天平反也是正確的。可是沒有具體條文解決你的問題呀！當年我們不但沒有迫害你，還給你多發一個月工資呢，這都是有案可查的呀！王主任臉上的笑意真濃，簡直可以形容為甜蜜的笑了。 　　應了老爺子的話，自己在大牆內外，見識長得還是不夠，老爺子看變戲法兒的機會還是比自己多得多，早就看出了這步棋。 　　一家三口要吃要喝，趙玉生帶著三年早知道的神氣替他做著安排：白天賣冰棍兒，晚上撿廢紙，踏上了他在城市謀生的路。 　　老夫子說得對：詭辯哲學並不能解決當今社會中許許多多無法調和的矛盾，這些矛盾無時不在，無處不在，自然而然地縛住了人的手腳，而使人不得不屈從於這畸形的社會，那怕你有天大的志向、雄心，也會被磨得奄奄一息，無所作為了。 　　老夫子是貨真價實的右派。一九五七年，作為鐵道部的一個青年工程師，他系統地提出了一個全面振興鐵道部的計畫，在這個計畫裡，鐵道部不是一個在共產黨一手控制下的森嚴的衙門，而是一個生龍活虎的大型企業。它把全國的鐵路網分配給下屬單位，單位之間存在競爭，鐵路運轉的效率與經濟效益將發生最直接的關係，鐵路員工不是靠終身職（甚至可以說是世代職），而是靠他們的勤奮、才智和高超的管理水平，得到他們所應得到的待遇；鐵道部將會在這種狀況下對國計民生作出極其實在的貢獻。這個計畫有對現狀的調查，有國外的經驗，有對現存體制進行改革的建議，有改革後將會產生的實際效益。大量的資料、數字，以整齊的鉛字端端正正地印在白色的報告紙上，厚厚的一百多頁！ 　　這不是徹頭徹尾地復辟資本主義是什麼？！老夫子離開了他的計算尺，修了二十一年地球。七八年平反，落實政策，但鐵道部無法安置，又拖了二、三年。終於大功告成，鐵道部不但接受老夫子，且給予工程師職稱、待遇，但有一條，老夫子的妻子和孩子不能回城，理由是城市人口已達飽和點，任何一個在戶口上的不慎重都會引起人口問題膨脹、激化，其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五十歲的老夫子丟不下那跟他患難與共的鄉下女人和他一手調教大的兒子。他不能忍受兩年一次的探親假。他聲嘶力竭地告訴人事幹部：我還有幾個兩年一趟？你們行行好吧。人人都說，感情不能代替政策；大家都雙手一攤，愛莫能助啊！ 　　老夫子決心不眠不休地跟他們泡上了。日久天長，終於讓他發現了蛛絲馬跡，某某人的某某親戚，由借調而對調，終於轉來轉去上了戶口。老夫子知道大聲疾呼無用，找到人事部門，輕聲責問為什麼某某可以這樣、那樣，我的合理要求就不能通融。人事幹部連愛莫能助的話也不說了，只是冰冷的回了一句：你有什麼根據說這種話？ 　　根據？！當然不在他手上，他連其中的各種關係還沒弄清楚呢，他怎麼能去觸動那富有彈性而且堅韌無比的關係網呢？ 　　若干回合之後，老夫子終於領到了一紙聖旨。他的全家由青海西部農場，遒至青海格爾木市，建設由格爾木到西寧的鐵路線。 　　朋友們勸他再泡一陣，他苦笑笑，哪兒的黃土不埋人，走了，拿走了闊別多年的計算尺，丟下那張金不換的戶口准遷證。有了它，你就有權合法居住，有權申請工作，有權憑證購糧，有權生一個孩子，那是什麼樣的權利啊！ 　　太陽西斜了，張寶治的雪花梨也賣得差不多了。他掏出一支煙，手指又碰到了那張條子，不禁想到了送條子的人，馮遠，那個一人吃飽、全家不餓的能人。 　　馮遠常常自稱雜家，大夥兒卻公推他為光棍俱樂部長任主席。雖然他的知識分子父母雙雙死於專政的鐵拳下，姐姐跟他都充了軍，多年的浪迹天涯卻並沒使他氣餒。老夫子說他身上有喜劇細胞，他卻自嘲為窮歡樂。多年來，他在住店、吃飯都得憑證看本兒的社會裡自學成材；他會用各種藥水洗淨舊證件，填上新內容，他熟悉各種證件紙、各種印章、印泥、墨水。在層層管、卡、壓的縫隙之中，他轉戰南北，譜寫了不少鄉野傳奇。當然，他也失過手，要不然，他怎麼會和張寶治他們成了生死之交呢？馮遠雖然造得一手好偽證，不過他可是個頂誠實、頂義氣的人。是啊！誰能把自己的本性掩蓋住呢？在那不僅觸及皮肉，且觸及靈魂，動不動就靈魂深處爆發革命的年代裡。 　　共產黨是講政策的，刑事犯總不及政治犯來得可惡，總是容易改造的。馮遠是第一個離開大牆的。然後，神不知，鬼不覺，他用假證明搬到甘肅，從甘肅到內蒙，從鄉下到城裡，混來混去，七、八個地方一轉，他居然弄到了一份包頭市城市戶口和一張真正的工作證。然後，在街上貼廣告，跟人對調。一位在首鋼工作的女工要跟住在包頭的丈夫團圓。馮遠拿著貨真價實的戶口准遷證回了北京，一晃二年沒出事。 　　可是，有那麼一天，一個從上海來的大頭兒從堆積如山的公文堆裡卻聞到了怪異的味兒。內查外調一番，和馮遠有過一個簡短的談話。 　　你是馮遠？白髮人笑著。 　　是。 　　這兒有幾張證明，你看看。 　　馮遠一看是自己用過的幾份調函，知道事情發了。他坦然一笑：那都是假的。 　　那你再看看這幾張。白髮人又遞給他幾張大小不一，厚薄不等的證件。 　　一看到證件，馮遠手癢了，他像專家一樣審視著，鑑定著，二十分鐘以後：這幾張是假的，別的是真的。 　　白髮人笑了：調你來公安局工作吧？ 　　生命之歌二八 　　行！有一條，我不看青海的證件。老朋友太多！ 　　一言為定！你可不准監守自盜啊！老傢伙晃著一個手指。 　　馮遠微微一笑。事情拍了板。他穿上了公安幹警的制服，整天在各種證件裡漫遊了。今天上午，就是他嚇退了小霸王，邀他去玉生那兒的。 　　一個月來，就是這個馮遠勸張寶治用它一傢伙的。老夫子留下的准遷證，馮遠覺得，不用它一下子，實在對不起自己。他跟馮遠吼過： 　　不准你監守自盜！你玩兒什麼命？ 　　這哪是玩兒命的事，現在三天兩頭槍斃人，你見過槍斃作假證的了？！幹這個，沒有點技術是不行的，你以為人人都會哪？ 　　我不幹犯法的事兒？ 　　法？法在那兒呢？公安局蘇副局長的兒子在部隊輪姦幼女，脫了黃皮換藍皮，現在是公安戰士。怎麼了，只許他們放火，不許咱們點燈嗎？ 　　馮遠有理，可是他光棍兒不知拉家帶口的難處，萬一事發，秀娥受得了嗎？ 　　玉生都被馮遠說服了。目前農村政社分開，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社辦企業有了點奔頭，農民都在網羅人才，玉生乘著長途販運的機會，在人迹不到的山溝裡尋找堡壘戶，有要事相商，想必是找到了。只等自己點頭，馮遠就可以動手改造准遷證了。想到這幾個肝膽相照的朋友，張寶治心裡什麼滋味都有，悶悶地抽了口煙。 　　唉，如果沒有秀娥母女倆，他也就豁出去了。 　　伸手把口袋按按，稍稍算算賬，這十天幹得還可以，進項不壞，一百四十元錢是可以到手的了。天快冷了，秀娥一直想一件大衣，大領子，細腰身。她想這件大衣少說也有三年了吧？小娥，沒吃過一頓舒心飯的小蛾，天天給自己擦車的小娥，長這麼大還不知道雪花梨的滋味呢。他低頭看看案上十六個梨，拿起兩個，輕輕放回筐子裡。 　　瞧人家多帥？ 　　敢情，人家吃什麼？ 　　瞧，耳環，是金鋼鑽兒吧？ 　　手上還有一個呢，喲，男的也有，大金鎦子！ 　　人家那臉色，紅撲撲的，人家那腳步兒，蹬蹬的。喝牛奶跟喝棒子麵兒粥就是不一樣。 　　周圍一片嗡嗡聲，張寶治抬頭一看，原來是一對外國男女走進來，女的身材修長，深藍色風衣下面露出線條勻稱、裹著絲襪的腿。臉上笑盈盈的，淡淡的脂粉和口紅勾畫出一張看不出年紀的臉。身邊的男人，體格魁梧，西服革履，一手挽住太太，一手拎著大購物袋，裡面沉甸甸的，已經裝了不少東西。 　　他們在張寶治的案子前站住了。這梨真不錯！男人開口了。 　　您還有多少？女人笑著問。 　　十四個。張寶治毫不猶豫。 　　我都要了，多少錢哪？ 　　秤桿高高的，兩塊五。 　　女人打開精緻的鱷魚皮錢夾，裡面一疊紅色的票子，他知道，那都是五十元一張的外匯券。尖尖的手指一探，拿出一張淺棕色的，那是五元一張的。 　　我只能找您人民幣。張寶治拿著錢說了一句。 　　沒關係。女人仍然笑盈盈的。 　　不知出於什麼心理，他從一捲又髒又破的票子裡找出了兩塊五乾淨一點兒的，交到了女人手上。 　　他們走了，留下來了一點點香水香。 　　老兄，好主顧上門，幹嘛還藏起倆梨呀？賣黃瓜的開口問了。 　　留著給孩子吃。張寶治邊收拾案子邊回答。 　　內外有別，一點兒不假，在這兒，外匯券兒一塊頂一塊，到了深圳、廣州，外匯券兒可就值錢嘍。留著點兒。對方還在叨叨著。一個國家發行兩種貨幣，限制誰呢？ 　　您也真誠實，外國人不識秤，您何不多撈倆？賣西紅柿的也湊上來了。張寶治沒言語，自顧自收拾著，等他踏上了平板車，還聽到從小霸王那邊兒甩過來一句：傻帽兒！ 　　晚風撲面而來，他覺得精神一振，那對男女身上什麼最引人呢？就是那麼一股自由自在的灑脫勁兒。人家絕不為什麼准遷證擔心。說起來好笑，居住、吃糧、買菜、看病，沒有什麼事兒不受控制的，近年來，生孩子更是控制得嚴，清除精神汙染最鬧忙的時候，市政府掛出牌子：男子留小鬍子、大鬢角者不准入內，女子留披肩髮者不准入內。有什麼事情是他們不管的嗎？想了一會兒，還真沒想出來。他搖了搖頭，真是鬼使神差，他眼前不停地晃動著那對夫婦的身影，特別是那件深藍色、質地很高的、細腰身的風衣，不斷地在他眼前晃著。 　　終於，他在一個存車處存了車，走進了一家新開的服裝店。一眼，他就看到了秀娥不知看過多少遍的大衣。 　　同志，給我拿一件大衣。 　　多大的？售貨員打量他一眼。 　　一百零八公分的。 　　先交錢啊！ 　　噯。他答應著，接過售貨員扔過來的交款單。 　　除了那五元的外匯券以外，其餘都是二元、一元的人民幣，疊起來挺厚的一堆，他送進了交款處的小窗口。 　　到底是八十元五角的大衣。店裡給了挺大的一個塑料口袋，上面寫著東洋服裝店，畫著一個女人穿著挺合身的風衣，不是藍的是紫紅的。 　　謝過了收錢的，謝過了售貨員，謝過了存車的大姐，他蹬車回家了。他滿意，他終究幹了一件他真正想幹的事兒。 　　啊！人生也有醉的時候，小娥帶著梨汁的小嘴在他腮幫子上沒完沒了的親著，秀娥臉上漾著久已不見的笑意，小屋裡三年來頭一回響起了咯咯的笑聲。張寶治接過放了兩片油菜葉、兩片豆腐乾的熱湯麵，傻呵呵地笑著，他醉了。 　　幹嘛！毀我的房啊！一聲炸雷在門外響起。 　　張寶治、秀娥、小娥慌不迭地向門外衝去。 　　院當中站著滿面怒容的父親，站在父親身後的是小臉蒼白的弟弟張寶賢。二十年沒見了，弟弟從一個拖鼻涕的孩子長成了一張國字臉的幹部，站在父親身後冷漠地看著。 　　秀娥洗的衣服在他們所住的三分之一的窗外，在一個橫捍上掛著，不知聽了誰的先進經驗介紹，秀娥知道化纖衣服擰得太乾會傷衣料，所以常常讓它們在桿頭自然滴水。 　　老爺子指著院裡地上的一片水漬大聲責問著，聲言滴水有衝垮房基的危險。 　　衣服是中午洗的，現在衣服已經半乾，沒水可擠了。秀娥張著兩手楞在那兒，說不出一句話。 　　老爺子連蹦帶跳在院子裡發洩著，罵著，口口聲聲要張寶治三個惹禍秧子滾蛋。張寶賢早進了老爹的屋，翹著二郎腿，看著，白色的煙圈從屋裡一個二個飄出，在老爺子頭上飄散了。 　　這是兄弟倆第一次見面。在電話裡，弟弟總是不鹹不淡地告訴哥哥！這些天忙，回不去，改天吧。今天是二十四年來第一次見面兒，竟一句話也沒說。 　　秀娥和小娥可不是第一次見這位小幹部，他一來，總是一頭鑽進老爹的屋，從不和嫂子打招呼。她們從不敢過老爺子那邊兒去，當然也就沒有了說話的機會。 　　秀娥，帶孩子進屋，別嚇著孩子。張寶治讓過那母女倆，一人坐在門檻上，聽老爺子發洩。 　　他什麼都沒聽見。他忽然醒了，他是黑人黑戶，因為這個，老爺子雖然每月接著他四十元錢，還是覺得他有今兒，沒明兒，不可靠。因為這個，寶賢不屑於跟他打招呼。因為這個，小霸王不在乎小老大的警告，隨心所欲找他的碴兒。躲得過初一，躲不過十五，他名不正、言不順。 　　他忽然悟出一個道理：這兒不是他的家，他連另冊（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中所用正冊、另冊兩詞，在中國大陸有了重要的意義，另冊中人乃有戶口的黑五類分子。）都上不了！三年來，他簡直糊裡糊塗，他等什麼？等王主任發善心，等公理的裁決？他以為吃了二十一年苦，應當夠了，應當是苦盡甘來了？！作夢！他應該開始寫《苦難的歷程》第二部了。 　　想到這兒，他橫下心，開口了：秀娥，我去玉生家一趟。 　　我送你。秀娥摘下圍裙，放下袖子跟出來。 　　我也去。小娥伸出了瘦瘦的小手。 　　三個人輕手輕腳地朝外走著。老爺子不知什麼時候回了屋，隔壁飄出豬頭肉和熱黃酒的香氣。寶治在秀娥眼裡看到了會心的一瞥，他拉住秀娥的手，走在小胡同裡。 　　寶治，不中，咱們回吧。秀娥語聲沉沉。 　　回青海？張寶治問了一句。 　　三個人站定了，站在冷清的路燈下面。小娥的手緊緊拉著他們倆個，無論是這裡，還是青海，小娥都怕，她的眼角可憐的下垂著，好像隨時會哭出來。 　　張寶治一手拍著秀娥的背，一手輕輕握著小娥的小手。 　　放心，我準會想出一個法子，讓你直起腰兒作人，讓小娥上學。好好回家，甭管老爺子說什麼，只當沒聽見。反正住不了幾天了。 　　知道了。 　　一大一小兩個單薄的影子站在路燈之下，張寶治回頭看了一眼，大踏步向漆黑的遠處走去。 　　夜漸漸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