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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三十一

酒徒 劉以鬯 7402 2023-02-05
  氣候仍冷,濕度低得很,北風似貓叫,騎樓上的花朵在風中搖曳不已。花瓣有太多的皺紋,猶如雷老太太的臉皮。雷老太太又端了一碗蓮子羹給我,那蓮子燉得很酥。我已有了幾分醉意,仍想出去走走。然後耳邊出現了浪潮般的喧嘩,二十一個球員在綠茵場上角逐。不知道是南華對巴士抑或光華對愉園?那穿著紅衫的一隊似乎特別驕傲;然而這驕傲卻又那麼柔弱無力。(人類是好鬥的,我想。人類的基本愛好原是極其殘忍的。)這是殘酷的場面,觀眾喜歡觀看球員怎樣受傷。離開球場,我站在一家唱片公司門口聽卓比戚加歌聲。世紀末的聲音,卓比是個嚴重的世紀病患者。然後打一個電話給楊露,約她到鑽石酒家去吃晚飯。楊露沒有空。楊露有太多的舞客。我心裡忽然起了一種不可言狀的感覺,說是妒忌,倒也有點像悲哀。(我會愛上楊露嗎?不會的。)但是我的腦子裡常常出現她的微笑。(她不是一個壞女人,我想。雖然她有太多的舞客;可是她絕對不是一個壞女人。)這樣想時,更加渴望見到她。(沒有空,必定另有約會。我不能允許她另有約會,因為我喜歡她。)我笑了,笑自己的想法太幼稚。(楊露是一個舞女,我能阻止她跟別的舞客約會嗎?除非我有勇氣跟她結婚,然而結婚不能單靠勇氣。)我又笑了,笑自己的想法太幼稚。

  當我喝了酒之後,不論多少,甚至一滴之飲,也會產生一些古古怪怪的念頭。於是乘坐的士。在黑暗中尋找楊露的嘴唇。我要她跟我去鑽石吃飯;她用銀鈴的笑聲拒絕我。我內心燃起怒火,將鈔票擲在她身上,憤然離去。沿著海邊漫步,怒火給海風吹熄。在銅鑼灣遇到一個年輕朋友,一把捉住我,拉我去麗思吃牛柳。他說他喜歡吃牛柳。他說他喜歡嗜吃牛柳的朋友。然後他說他寫了一本四毫小說,很叫座,給一家電影公司將電影攝製權買去了,不久的將來就可以搬上銀幕。   你知道他們給我多少錢?他問。   不知道。   他們給我五百。   聽說電影公司的故事費規定是五百。   不,不,電影公司購買四毫小說的電影攝製權從未超過三百。

  這樣說起來,你是一個例外了。   我是例外的例外。   什麼意思?   公司方面還要我現身說法,在片中擔任一個不十分重要的角色。   你會講國語?   片子裡的那個角色並無對白。   噢。   外國電影常有原著者親自上銀幕的鏡頭,譬如三部曲裡的毛姆。   如此說來,這也算是一種進步了?   當然!   他向夥計要了兩客牛柳;又向夥計要了兩杯白蘭地。他不是一個喜歡喝酒的人;但是他知道我喜歡。他在這個時候喝酒,當然是因為太興奮的緣故。他的興奮猶如火焰,加上酒,越燒越旺。   老實說,國語電影需要改進的地方還多。你看,人家日本人拍一套《羅生門》,就得讓好萊塢的大導演們學習他們的手法了。

  是的,戰後日本電影和義大利的Limited Production一樣,也有驚人的成就。不過,我們的國語片想爭取國際市場的話,首先不能從四毫小說中找材料。   我的話語,猶如一把劍,刺傷了他的感情。他怔住了,眼睛瞪得比桂圓還大。對於他,我這樣講,等於用一桶水將他的興奮澆熄。   為了掩飾心情的狼狽,他露了一個尷尬的微笑,說我太喜歡開玩笑。然後舉杯祝我健康,我喝了一口酒,正正臉色,說:   國語電影如果真想求進步的話,首先,製片家必須放棄所謂生意眼;其次,認識劇本的重要性;第三,打倒明星制度;第四,揚棄投機取巧的念頭,不拍陳腔濫調的民間故事;第五,不以新藝綜合體及日本彩色作為刺激票房紀錄的法寶;第六,以集體創作的方式撰寫具有民族精神而又樸實無華的劇本。你要知道,劇本是一部電影的靈魂。

  對,對,你說得一點也不錯,劇本是一部電影的靈魂。以,我認為公司方面肯出五百元的代價買我的小說去改編,是一種進步的表現。   對不起得很,恕我不客氣地指出,製片家如果專在四毫小說中尋找材料的話,電影不但不會進步,而且會進入死巷!   這這不能一概而言,事實上,四毫小說也不是全部要不得的。   四毫小說當然也有優劣之分,不過,我們必須認清四毫小說的對象是哪一階層。   你倒說說看,四毫小說的對象究竟是哪一階層?   就是那些專看低級趣味電影的觀眾。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很簡單,將四毫小說改編成電影,說明製片家只想爭取低級趣味的觀眾。製片家仍以賺錢為最高目標,哪裡談得上提高水準?

  你這一番話,完全不切實際。今天香港的製片家,誰不將拍片當作一種生意?在香港,藝術是最不受重視的東西,抽象畫家受盡奚落,不到外國去舉行展覽會,就不能獲得知音。電影雖然被人稱作第八藝術,實際上,跟交際舞一樣,一到香港就變了質。交際舞成為販賣色情的借口,電影藝術卻是商人賺錢的另一種方式。   所以,我認為大作的被電影公司改編為劇本並不是一件可喜的事情。   我可以不勞而獲五百塊錢。   如果這樣講,那就是另外一件事了。   我從未有過野心。我之所以撰寫四毫小說,因為這錢賺得比較容易。我之所以如此興奮,因為我又多了一筆額外收入。談到藝術,我是一竅不通的,我常常覺得廣告畫比抽象畫好看得多!

  我笑。他也笑了。夥計端牛柳來,嫩得很,風味別具。香港就是這樣一個地方,四毫小說的作者可以天天吃牛柳,嚴肅的文藝工作者卻連牛柳的香味也不容易嗅到。我得慶幸我的運氣不壞,遇到這樣一位運氣比我更好的小說家。   吃過牛柳,不願意跟他討論下去,站起身,說是另有約會,走了。這個沾沾自喜的小說家,實在悲哀得很。他連小說的門都沒有摸到,卻被庸俗的製片家捧壞了。   銅鑼灣的燈。紅的。綠的。藍的。於是想起一則虛構的故事:一個潦倒的文人忽然被一個有錢的姨太太愛上了。他似乎獲得了一切,很快樂。這快樂等於肥皂泡,因為他已失去一切。香港人的快樂都是紙紮的;但是大家都願意將紙紮的愛情當作真實。上帝住在什麼地方,那被人稱作地獄的所在何以會有這麼多的笑聲?

  一隻滿載希望的船,給海鷗帶錯了方向,空氣是糖味的。空氣很冷。   (有人自以為是詩人,竟將方塊字誤作積木,我想。沒有人握有詩的執照,所以誰都可以寫詩。幾十個方塊字就可以湊成一首詩,所以我們這一代冒牌詩人特別多。詩是沒有真偽的。詩只有好壞。不過,詩人卻不同。詩人是有真偽之分的。我們這一代,偽詩人多過真詩人。偽詩人的壞詩太多,使一般人對真詩人的好詩反而產生誤解。)   (如果沒有真正的批評家出現,中國文藝是不會復興的。)   (從五四到現在,我們還沒有出現過一個權威的文學批評家。劉西渭寫過兩本小書,文章做得很好,但見解不夠精闢。他批評了曹禺的劇本,曹禺指責他說錯了話;他批評了巴金的小說,巴金也不肯接受他的看法。)

  (旁觀者清,作家需要燈塔的指示。)   (沒有真正的批評家出現。中國文藝是不會復興的。)   (我為什麼又會想到這些問題?我應該多想女人。)   一盞昏黃不明的燈下,出現一對黑而亮的眸子。以為在做夢,竟是現實。我不知道她姓什麼叫什麼;更不知怎麼會認識她的。我們相對而坐,面前各自有一杯威士忌。   你的酒量不錯,她說。   我?我根本不會喝酒。   別撒謊,我親眼看你喝了六杯威士忌。   是嗎?   剛才你好像醉了,伏在桌上,睡了半個鐘頭。   這就證明我的酒量並不好。   但是你沒有醉。我知道的。   我望望她,她有一對黑而亮的眸子。她說得一點也不錯,我沒有醉。看看錶,分不清長針短針。

  幾點?我問。   十二點一刻。   我們該走了?   是的,我們該走了。   到什麼地方去?   隨你。   我吩咐夥計埋單。走出夜總會,一輛的士剛剛停在我們面前。坐進車廂,合上眼,立刻陷於迷濛意識,不知道女人跟司機將我們載去什麼地方。第二天醒來,發現自己睡在一家公寓的板房裡。頭很痛,腦子裡有個問題:那個女人到什麼地方去了?   一骨碌翻身下床,地板似浪潮。(昨天晚上,我一定喝了不少酒,我想。)走近梳妝台,定睛一看,桌面上有一張字條,用煙灰碟壓著的。   字條上歪歪斜斜寫著這麼幾行:   先生:我不知道你是誰。我知道你是一個好人。我不應該偷你的錢;但是我窮,我的母親正在病中,需要錢買藥吃。我不是一個如你想像中的那種女人。我讀過中學;而且從未做過這種事情。你口袋裡有一百二十塊錢。我拿了一百,留下二十塊錢給你。你不像是個窮人,少一百塊錢,不一定會成問題。對於我,這一百塊錢也許可以救一條人命。先生,我謝謝你的幫助;同時希望你以後不要喝那麼多的酒。

  將字條塞入口袋,盥漱過後,我按了一下電鈴,夥計來了。我問:   那個女人什麼時候走的?   你不知道?   我喝醉了。   夥計抬起頭,略一尋思後,說:   昨晚一點左右。   一個可憐的女人,我說。   這種女人有什麼可憐?夥計說。   我無意爭辯,懷著沉重的心境離開酒店。走到茶樓門口,買三份日報,然後向夥計要一壺普洱茶。看了一段電訊:戴高樂拒絕英國加入共同市場。(這是莫泊桑式的驚奇的結尾。難道也是法國人的傳統?我想。)。   又要賽馬了,滿版試跑成績與不著邊際的預測。   (外圍馬猶如野火一般,無法撲滅。既然如此,何不公開化?我想。)   甲組足球聯賽,六強形勢越拉越緊,佔首席的光華也未必樂觀,失九分的南華仍有希望。   (對於一般香港人,馬與波的動態較國際新聞更重要。)   然後看到一篇不能不生氣的影評。   (這裡的影評實在是頗成問題的。執筆人多數連一部電影的製作過程都不明白,常常上半部演得出色下半部毫不稱職之類地亂扯一通。這裡的影評,從不注意藝術性,只以一般觀眾的趣味為準繩。在這些影評家的筆底下,貓王與路易主演的片子,永遠是好的;反之,像《叱吒風雲》這樣優秀的電影,常常被評為悶到瞌眼。我們這裡沒有真正的影評。這裡的影評家連蒙太奇都弄不清楚。這裡的影評家將一部電影的娛樂成分視作最主要的成就。這裡的影評家常常認為女主角的美麗比她的演技更重要。這裡的影評家常常顛倒是非,將好電影罵得一文不值而將那些莫名其妙的電影捧得半天高。   在這些影評家們的心目中,《單車竊賊》是遠不及義大利的宮闈打鬥香艷七彩片的。在這些影評家們的心目中,碧姬.芭鐸是遠較比提.戴維絲為重要的女演員。在這些影評家們的心目中,《君子好逑》與《羅生門》都是要不得的電影。在這些影評家們的心目中,電影只是一種低級的娛樂,除此以外,並不具有任何其他意義。但是,這些影評家們知道不知道香港每年電影的產量佔著全球第三名的地位。除了日本,印度之外,就要輪到香港了。香港雖然是個蕞爾小島,每年電影產量卻比義大利,英國,法國更多。如果香港出品的電影沒有市場,製片家早就將錢財投資於大廈的興建了。換言之,香港的電影是有它的市場的。既有市場,必有觀眾,就不能不注意到電影本身應具的教育意義。)   (製片家為了賺錢,不但不注意片子的教育意義;有時候還不惜向觀眾灌輸毒素。逢到這種情形,影評家就有責任指出他們的錯誤,並予以譴責。影評家必須引導所有電影工作人員向上,沒有理由跟在庸俗的製片家背後,鼓勵他們製作毫無價值的純娛樂電影。)   (香港的電影產量佔世界第三位;但是這些電影的水準卻低得很。戰後各國電影都有長足的進步。在十部獲得奧斯卡金像獎的外國電影中,日本佔了三部:《羅生門》、《地獄門》與《七武士》。義大利的《單車竊賊》被選為電影史上的十大之一。查利的《淘金記》與《城市之光》被全球一百位影評家選為電影的古典作品。法國的Le Jour se Leve也被承認為電影史上的十大之一。但是產量佔據全球第三位的香港電影,究竟拍出了一些什麼東西?)   (製片家的惟利是圖固然阻止了佳片的出現;但是影評人不能起督導作用,也是港片水準低落的一個重要因素。)   (如果影評人根本不知電影為何物的話,誰還能負起督導的責任?)   (只要是瑰麗七彩,只要是從頭打到底的西部片,只要是路易的鬥雞眼,只要是外型漂亮的女主角,只要是貓王主演的歌唱片,只要是××夜生活之類的什錦片,只要是義大利的宮闈打鬥片都能夠獲得此間影評家的叫好。)   (在香港,良片是劣片,劣片是良片。)   (香港電影的另一個問題是:明星太多;演員太少。女人為了賺取明星的頭銜,即使每個月只拿兩百塊錢薪水,一樣肯幹。理由是:有了明星頭銜後,就可以在其他方面獲得更大的酬勞。)   將報紙翻到副刊版,發現我寫的《潘金蓮做包租婆》已由編輯先生加上插圖。像這樣的文字,原已相當露骨,加上插圖之後,更加不堪入目。   (不能再寫這種東西了,我想。這是害人的。如果不能戒酒的話,受害的將是我自己。如果繼續撰寫黃色文字,受害的是廣大讀者群。但是,我必須繼續生存下去。事實上,即使我肯束緊褲帶,別人卻不會像我這樣傻。我不寫,自有別人肯寫。結果,我若餓死了,這黃禍也不見得會因此而消失。)   翻到港聞版,又有兩個人跳樓。   (香港高樓大廈多,跳樓的人也多。難道這個世界當真沒有一點值得留連的嗎?)   向點心妹拿了一碟芋角與一碟蝦餃。(這是現實,我想。)   身上的錢,大部已被那個陌生女子取去。付了茶錢,所剩無幾。走去電車站,到中環一家報館去預支了一百塊錢稿費,然後踩著悠閒的步子,到皇后道去看櫥窗。(對於那些專買非必需品的貴婦們,櫥窗是吸鐵石。)然後我見到一個很美很美的女人,從頭到腳幾乎全是紫色,看起來,像一朵會走路的紫丁香。(美麗的女人都是上帝手製的藝術品,我想。)然後走進一家幽靜的小咖啡店,要了一杯酒,掏出原子筆與原稿紙,打算將這一天的文債還掉。由於剛剛見到了一個絕色女子,筆底下的潘金蓮刁劉氏全變成那個模樣,寫起來,不但順利,而且頗多神來之筆。   想不到會在這裡碰到你。   抬頭一看,原來是舊日重慶報館裡的一位老同事。此人姓沈,名家寶,過去在重慶跑新聞,華萊士來華時寫過一篇特寫,相當精采。那時候,他是一個小白臉。現在也是中年人了,作笑時,眼角的魚尾紋特別深。我們已有多年沒有見面,雖然大家都在香港。他貪婪地端詳我,有意在我臉上尋找皺紋。   告訴我,你在做些什麼?   賣文為生。   好得很,好得很!   做一個寫稿匠,有什麼好?   香港有幾位多產作家,每天寫一萬多字,收入不惡,聽說有的不但坐了汽車,還買了洋樓。   那是極少數的幾個。   你現在寫幾家報紙?   四家。   不算少了,最低限度,生活決無問題。   不一定。   你單身單口,每個月有成千收入,怎會不夠?   不是這個問題。   難道還有其他的困難?   在香港,賣文等於妓女賣笑,必須取悅於顧客,否則就賺不到稿費。   沈家寶感慨係之地嘆息一聲,說是亂世年頭,能夠活下去,已算幸運,哪裡還能談其他?然後我要他將近況告訴我。他說他已改行做生意,前年糾集了一些資本,與幾個朋友合資創設一間塑膠廠,專門摹仿日本膠公仔,生意相當不錯。   去年賺了三十幾萬,添置了一些機器外,所有廠裡的員工在年底都能分到五個月的紅利。   恭喜你。   下個月初,我要到日本去兜一圈,拿些新的樣品回來,同時還打算定一批日本的膠布和機器。   為什麼一定要買日本貨?   便宜,價錢便宜。   但是,你還記得不?當年我們在重慶的時候,日本飛機炸死了多少無辜同胞。這是我們親眼目睹的事實,這些是慘痛的事實,難道你完全忘記了?   沈家寶笑不可抑,說我是天字第一號傻瓜。我不明白他的話意,他說:   當你從九龍乘坐渡海小輪來到香港時,特別是晚上,你一定會注意到海邊建築物上的商業廣告牌。   是的。   你知道不知道這些廣告牌中,日本貨佔了百分之七十。   這是一個非常可怕的現象!   有什麼可怕?香港不知有多少商人因為推銷日本貨而發了財。   我們是知識分子,我們不能像那些惟利是圖的無知商人一樣,將那八年的慘痛經驗全部忘記。   為什麼不能?再說,日本現在是一個民主國家了,過去的好戰分子皆已受到懲罰,今後再也不會侵略鄰邦。   我很懷疑。   這是事實,用不到多疑。   我相信他們的武士道精神還是存在的。   望著沈家寶臉上的表情,我知道他是不同意我的看法的。不過,我們究竟是多年老友了,縱或意見不同,還不至於鬧得面紅耳赤。事實上,整個東南亞區,除了新加坡的華人外,很少人還記得過去的那一筆血債。   話不投機,沈家寶將煙蒂撳熄在煙碟裡,將三明治匆匆吃下,掏錢埋單,露了個偽笑,走了。   沈家寶走後,我繼續寫稿。將四家報館的積稿全部寫好,算是了卻一樁心事。回到家裡,雷老太太神色緊張地問我:   急死我了,新民,你為什麼一夜不回?   可憐的老人,又將我當作她的兒子了。沒有等我答話,她冉冉走進廚房,端了一碗蓮心桂圓湯出來,抖巍巍地放在我面前,要我喝下。   喝下熱氣騰騰的桂圓湯,解衣上床。我做了一場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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