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前言．引言 　　人類歷史自誕生國家以來，就伴隨著大國崛起和衰落的交互更替，就存在著國家富裕和貧窮的巨大鴻溝，為破解這一重要歷史現象和歷史事實的內在原因，許多專家學者、智者精英都進行過深入的思考和研究，試圖尋找出深蘊其中的歷史規律和發展邏輯。 　　這無疑是一個歷史性和世界性的課題，令人著迷而又困惑，正如美國著名經濟學家保羅．薩繆爾森所言：世界上為什麼有些國家富，有些國家窮，至今還沒有令人滿意的解釋。 　　美國哈佛大學的戴維．蘭德斯先生橫跨歷史學和經濟學兩大學科（他身兼歷史學和經濟學教授），著述完成的《國富國窮》一書對上述問題的研究稱得上卓有成效。他從經濟、文化、制度、自然資源、歷史傳統等方面對國家的興衰貧富演變作了精湛而深刻的分析，旁徵博引，見解精闢，甫經問世就被西方學界稱譽為劃時代的《新國富論》，堪與亞當．斯密的經典名著《國富論》相媲美。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伯特．索羅認為：戴維．蘭德斯針對世界經濟史上成功和失敗的重大事例寫出了一部精湛的通鑒。他飽含激情、視野開闊、坦陳己見、筆鋒犀利。有人以為一個社會的經濟興衰與精神文化因素無關，讀此書後顯然會再思一番。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肯尼思．阿羅說：戴維．蘭德斯對現今世界各國貧富分布的由來，作出了新的歷史性的研究，展示出一幅遼闊畫卷，（該書）充滿真知灼見。歷史事件固然有其偶然性，但此書會讓讀者通過各國種種際遇反覆體會到一個主題思想，看出歐洲為何在經濟上領先。難以置信的淵博學問體現在一種輕快有力的散文式敘述之中，它將使讀者手不釋卷。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斯稱讚說：真精采。此書無疑將證明戴維．蘭德斯在他的領域和時代是傑出的。 　　尤其令中國讀者感興趣的是，蘭德斯教授十分關注中國在世界歷史發展當中的位置，用相當多的篇幅探討了曾經作為世界經濟中心的中國為什麼在清朝後期迅速從繁榮墜入困頓，從虛無的天朝幻想到被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打破而陷於欺侮掠奪之中。 　　該書二○○一年由我社翻譯出版，很快多次重印，歷史學界、經濟學界和社會學界有關專家學者及讀者對該書宏大的主題、深邃的思想予以了充分的肯定，《讀書》、《參考消息》等多家報刊發表了多篇書評以及對原作者的訪談文章。此次再版，我社請校譯者對譯文的字句做了更為準確的修訂，並重新設計了封面和版式。

　　中國目前正處在一個重大的歷史轉型時期，和平崛起不可逆轉並牽動著世人的目光。雖然國際上對中國的快速發展有不同聲音的解讀，但對於每一個致力於實現偉大民族復興的中國人來說，應該以更寬闊的胸懷來面對世界，用世界性的目光來面對歷史。相信本書總結出的國家興衰更替的內在規律、國家富裕貧困的深層原因，會帶給我們有益的借鑒和深刻啟迪。 　　新華出版社　　二○○七年一月 引言 　　窮國為何如此貧窮？富國為何如此富足？對這個問題尚未有新的解釋。 　　保羅．薩繆爾森　一九七六 　　一八三六年六月，內森．羅斯柴爾德（羅斯柴爾德，亦譯羅思希爾德，該家族是歐洲著名銀行世家，自十九世紀初至今，其勢力遍布英、德、法、意、奧等國。內森．羅斯柴爾德（一七七七︱一八三六）是該家族第二代的一員。譯註）從倫敦動身，到法蘭克福去參加他的兒子萊昂內爾與其表妹夏洛特的婚禮，並與羅氏兄弟討論自己的子女進入家族企業的事情。內森差不多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了，至少在流動資產上是如此。不消說，只要願意，他付得起任何錢。

　　是年內森五十九歲，略顯肥胖，身體健康，精力充沛，工作起來風風火火，性格不屈不撓。然而，在離開倫敦時，他正遭受著背部（靠近脊柱底端）炎症的折磨（一位德國醫生診斷為癤子，但或許是膿瘡）。儘管經過了醫治，痛處仍然化了膿，並越發疼痛。然而，內森堅持從病床上爬起來參加了教堂裏的婚禮。如果他臥病在床，那麼婚禮只好在旅館舉行了。內森還忍著疼痛，繼續處理商業事務，他的妻子做著記錄。同時，著名的特拉弗斯醫生被從倫敦請來，當特拉弗斯表示無法醫治時，一位大名鼎鼎的德國外科醫生被請來，或許準備開刀清洗創口。一切都是徒勞，病毒的擴散無法抑制。一八三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內森與世長辭。羅斯希爾德家的信鴿將一個不幸消息帶回倫敦：內森去世了。

　　內森．羅斯柴爾德或許死於葡萄球菌或鏈球菌感染引起的敗血症習慣稱之為血毒症。由於缺乏更詳盡的資料，我們不能確知他是死於癤（膿腫）還是死於醫生手術刀引起的繼發感染。此時，細菌理論尚未問世，人們對消毒的重要性一無所知。沒有殺菌劑，更別說抗生素了。這位買得起任何東西的富翁就這樣死於一種普普通通的感染。而在今天，隨便到哪一個醫院，找哪一個醫生，甚至到任何一家藥店買藥，都可以輕鬆治愈它。 　　自從內森．羅斯柴爾德的時代以來，醫學取得了巨大的發展。然而，更好、更有效的藥物治愈疾病與創傷只是整個發展進程的一部分而已，更主要的則是由於疾病預防和生活清潔，人們的壽命延長了。水質清潔，污物的迅速處理，加上個人衛生的提高，使一切得以改觀了。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腸胃感染是最大的殺手，它的傳染渠道是：污物︱手︱食物︱消化道。只要這種看不見的致命敵人出現，就會時不時地為霍亂弧菌等傳染性病菌所推動，致人於死命。公共廁所是最主要的傳染途徑。由於缺少清潔用紙和可洗內衣，在那裏接觸污物是極容易的。穿著髒兮兮的毛織品毛織品難以洗乾淨人們不由得搔癢。手上並不潔淨，但人們犯的一個大錯誤是飯前不洗手。而講衛生正是那些規定沐浴的宗教群體如猶太人、穆斯林等發病率和死亡率低的原因。當然，這並不僅僅是他們的優勢因素。人們極易被說服相信，如果猶太人死得太少，那是因為他們向基督徒水井裏投了毒。

　　問題的答案並不在人們的宗教信仰或教旨有所改變，而是在於工業上的發明創新。工業革命時期，新技術的主要代表產品是廉價的可洗棉布，隨之，從植物油提煉出來的肥皂得以大批量生產。普通民眾第一次買得起內衣褲它由可洗纖維做成，富人常貼身而穿，故又稱為貼身衣褲。人們可以用肥皂洗衣，甚至洗澡。當然，洗澡太多則意味著身體太髒。為什麼愛清潔的人沐浴如此之勤？其實，這無傷大雅。人們的衛生觀念發生了重大變化，所以，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普通民眾常常比一個世紀前的國王、王后的生活更清潔衛生。 　　發病率與死亡率降低的第三個因素是人們的營養更好。這源於食品供應的增加，更源於交通的便捷、迅速。地方供應匱乏引起的饑餓現象變得少見，飲食趨於多樣化，食物中所含的動物蛋白質越加豐富。這些變化與其他因素一起，使人類體格更高大強壯。當然，與以上因素所導致的醫療和衛生受益不同，營養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它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人們的習慣、口味和收入狀況。迄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在加利波利遭遇英國遠征軍的土耳其人驚奇地發現，吃牛排、羊肉長大的澳大利亞和新西蘭軍人與英國磨坊、城鎮裏長大的矮小青年身材之高下迥然不同。任何關注從窮國遷往富國的移民狀況的人都會發現，移民的後代比他們的父母高大、健壯了。

　　由於以上進步，人的壽命大大延長，而且貧富之間差別縮小了。成人死亡的主要原因不再是感染（特別是胃腸感染），而是老年人的各種消蝕性疾病。富有的工業國家向全民提供醫療保障，因而收效最為顯著，甚至某些較貧窮的國家也取得了重大進步。 　　醫療衛生的進步說明了一個更為普遍的現象：將科學和知識應用於技術，會取得回報。它使我們有理由對當前和未來一些問題的解決抱有希望，並鼓勵我們追求幻想中的生命的永恆，甚或永遠年輕。 　　然而，從科學基礎的現實來看，這些幻想不過是富人和幸運兒的夢想。知識收益的分布未達均衡，即使富國內部也是如此。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滿不平等和多樣性的世界裏。這個世界上的國家粗略地分為三種類型：有些國家的國民不惜花費巨資來減肥；有些國家的國民僅能維持生計；有些國家的居民則食不果腹，吃了上頓沒有下頓。與這些差別相關的是這些國家在發病率和壽命長短方面的巨大差異。富國居民的平均壽命越來越長，往往為年老神衰而發愁，他們健身以保持體型，與膽固醇作鬥爭，通過電視、電話和遊戲消磨時光，用諸如金色年華或人生第三黃金年代的雋語安慰著自己。年輕是美好的，而年老成為不受歡迎和成問題的字眼。與此同時，窮國的居民卻在掙扎中求生。他們無需為膽固醇或肥胖擔憂，部分由於衣食無著，部分由於早年夭亡。他們力求安度晚年，如果他們活得到老年之際，子孫們會孝敬老人。

　　過去，世界分為兩大權力集團：東方和西方。現在，這種劃分已不復存在。人類現在面臨的巨大挑戰與威脅是因貧富不均而導致的財富和健康方面的差距。它們常被稱為北方和南方，這種劃分主要是地理上的。但一個更精確的劃分是西方國家與其他國家，因為這一劃分標準也是歷史性的。這正是在第三個千年的世界我們所面臨的最大課題和危險。與之相關的唯一迫在眉睫的憂慮是環境的惡化。這兩個問題有著內在的必然的聯繫，其實是一個問題。因為財富不僅帶動消費，也帶來污染；不僅促進生產，也引起破壞。隨著產出和收入的增長，污染和破壞也急劇增加，正是它們威脅著人類的生存空間。 　　貧富之間的差距有多大？其間存在著什麼問題呢？概言之，最富有的工業化國家（如瑞士）和最貧窮的非工業國（如莫桑比克）相比，人均收入之比是四百：一，而在二百五十年之前，最富和最窮國家的人均收入之比大約是五：一；歐洲與東亞或南亞（中國或印度）的人均收入之比約為一．五：一或二：一。

　　今天，這一差距仍在增大嗎？就貧富兩極而言，確然如此。有的國家不僅是不增長，而是相對甚或絕對地更貧窮了；有的國家不過僅能維持現狀；有的則奮起直追。為了我們和他國的利益，我們富國的任務是幫助窮國人民變得富有和健康。如果我們做不到，他們仍會企求得到他們製造不了的東西，而如果不能通過出口商品獲益，他們就會輸出人口。簡言之，財富的吸引力是不可抗拒的，而貧窮則是有引爆危險的潛在污染源。既然不能與世隔絕，那麼，從長遠看，我們的和平與繁榮則依賴於他國的富足。 　　貧窮者應如何著手？我們如何提供幫助？這正是本書力圖為答案作出貢獻的問題。我著重於貢獻一詞。沒有人能提供一個簡單的答案，而所有包治百病的建議不過等同於千年之夢想。

　　我計劃從歷史角度研究這些問題。這是因為，我從專業和氣質上來說是一個歷史學者。而研究這樣的難題，從自己確知、自己能做得最好的角度出發，是最明智之舉。同時，理解這一問題的最佳途徑是探討現狀是如何形成的？為什麼？為什麼富國如此富有？為什麼窮國如此貧弱？為什麼歐洲（西方）在世界的變化中一路領先。 　　歷史的研究方法並不能確保提供一種答案。另一些人思考過這些問題，並提出了多種解釋。他們大多分屬兩個學派：一派把西方的富有和支配地位看做是善對惡的勝利，他們認為歐洲人舉止優雅、組織良好、勤苦勞作，而別的人則疏忽大意、夜郎自大、懶怠成性、愚昧落後、迷信不智。另一派的觀點則恰恰相反：他們認為歐洲人侵略成性、冷酷無情、貪婪、寡廉鮮恥、偽善；別的人則快樂無邪、天真而虛弱；他們無奈地面對侵略，終成犧牲品。我們認為，這兩種善惡絕對分明的看法都含有真理的因子，但都有意識形態上的虛妄。真實情形往往遠比我們想像的複雜。 　　第三種流派則認為，西方︱其他的二分法是根本錯誤的。在世界歷史的洪流中，其他國家早期曾取得重大成就，歐洲不過是一位後來者和免費搭車者罷了。這種說法顯然有違歷史事實。歷史記載表明，近千年來，歐洲（西方）一直是發展和現代化的首要推動者。 　　還有一個道德問題。有些人認為，歐洲中心論對我們來說是不好的，對世界來說更是不好，應予避免。這些人是該這樣做。但對我來說，相對於善心而言，我更鍾愛事實。我對自己的觀點深信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