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初，倫敦︱華爾街軸心在東面戰線上，重挫了日本經濟咄咄逼人的勢頭，在西面戰線上，打垮了東歐和蘇聯的經濟，德法的歐洲統一貨幣的夢想也隨著索羅斯的攪局而暫時擱淺，拉美和非洲早已是囊中之物，志得意滿之下，環顧四海之內，唯有瞧著蒸蒸日上的東南亞地區的亞洲經濟模式越來越不順眼。這種政府主導經濟發展大政方針，國家集中資源重點突破關鍵性領域，以出口為導向，人民高儲蓄為主要特色的發展模式，從七十年代開始，在東南亞地區迅速流行開來，其運行的效果是，各國經濟空前繁榮，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平均教育水平穩步提升，絕對貧困人數快速下降。這種完全背離了華盛頓共識所極力推銷的自由市場經濟的替代模式，正日益吸引著其它發展中國家的興趣，嚴重阻撓了國際銀行家制定的有控制的解體這一基本戰略方針。
發動一場亞洲貨幣絞殺戰旨在達到的主要戰略目的是：敲碎亞洲發展模式這個招牌，讓亞洲貨幣對美元嚴重貶值，既壓低了美國的進口價格以便於操控通貨膨脹率，又可將亞洲國家的核心資產賤價拋售給歐美公司，加快有控制的解體的執行進度。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目的，那就是刺激亞洲國家對美元的需求。對經歷過金融風暴的亞洲國家來說，美元儲備在關鍵時刻是何等寶貴，慘痛的教訓會讓他們永遠不敢動拋棄美元儲備的念頭。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格魯曼的大作亞洲奇蹟的迷思一文發表在《外交事務》上，文章預言亞洲經濟必然會撞上高牆。文章所指出的如亞洲國家對生產率提高的投資普遍不足，僅靠擴大規模終會有其極限等觀點，當然都有道理。但問題是亞洲國家的起點普遍很低，發展的關鍵在於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因勢利導，揚長避短。這些問題本身也是這些國家快速上升勢頭中出現的自然現象，完全可能在發展過程中良性地得以解決。從格魯曼文章的效果來看，其作用相當於亞洲貨幣絞殺戰的信號彈。
國際銀行家的目標首先鎖定在泰國身上。
時代周刊曾採訪過一名曾直接導致泰銖狂貶的金融駭客，他的描述殘酷而又真實，我們就像狼群站在高高的山脊之上，俯視著一群麋鹿。泰國的經濟看起來與其說是一頭亞洲的小老虎，不如說更像一隻受傷的獵物。我們選擇病弱的（進行獵殺），是為了保持鹿群整體上更健康。
一九九四年以來，在人民幣和日元貶值的上下擠壓之下，泰國出口已顯疲弱，而與美元掛鉤的泰銖又被強勢美元拖到了極為空虛的程度，危機已然成形。在出口下降的同時，大量外來的熱錢持續湧入，不斷推高房地產和股票市場價格。與此同時，泰國的外匯儲備雖然有三百八十億美元之多，但其外債總額更高達一千零六十億美元，從一九九六年起，泰國淨流出的資金相當於其ＧＤＰ的八％。為對付通貨膨脹，泰國銀行不得不提高利率，這一措施，更使深陷債務的泰國的處境雪上加霜。
泰國只有一條出路了，那就是主動迅速地讓泰銖貶值。國際銀行家們估算，其損失主要在於美元債務變得更加昂貴，外匯儲備會減少一百億美元左右，但這種損失會隨著國際金融市場對其果斷應對的肯定而得到迅速恢復。但是金融駭客們斷定泰國政府必會拼死一戰，力保泰銖，決不會束手就擒的。
後來情況的發展果然證明了金融駭客的判斷非常準確。與當年對付日本的情況不同，日本有著極其雄厚的金融實力和外匯存底，直接打擊日本貨幣無異於以卵擊石，所以國際銀行家採用新的金融衍生工具武器，採取了時間上的遠距離和超視距打擊，其效果恰如以二戰期間新的航空母艦戰術對付戰列艦一般，使日本巨型戰列艦強大的艦炮威力無從發揮就葬身海底。泰國在敵我力量懸殊的情況下，死拼陣地戰，戰略意圖完全暴露，戰術缺乏靈活性和突然性，最終的失敗是必然的。金融駭客在對付泰國和其它東南亞國家的戰役中，主要打擊方向是其貨幣本身，通過本幣遠期合約和股指期貨形成鉗形攻勢，在六個月的時間裡橫掃東南亞地區和韓國。
泰國在與金融駭客的交手的正面戰場全面失利之後，又錯誤地主動投入了ＩＭＦ的圈套。對國際組織的盲目信任，將國家的安危輕易交給外人來裁決，再次犯下了無可挽回的錯誤。
巨額外債是發展中國家陷入危機的主要原因。治國與治家其實是同樣的道理，高負債必然導致經濟健康狀態的脆弱，當外界金融環境完全不可控的情況下，得以生存只能憑僥倖。在現實世界中，國際銀行家操縱著國際地緣政治的走勢，可以輕易使原來看起來很可靠的金融環境突然逆轉，從而大幅度地增加發展中國家債務的負擔，金融駭客再乘勢發動猛攻，得手的概率相當大。
完全沒有風險意識，尤其是對可能遭到巨大而無形的倫敦︱華爾街勢力的不宣而戰毫無心理準備。這是泰國金融戰敗的第二個重要原因。
對敵人的主攻方向判斷完全錯誤，導致先敗於金融駭客，後慘遭ＩＭＦ宰割，相當於失敗了兩次。東南亞國家普遍重複了泰國的金融戰敗的過程。
狼自有狼的邏輯，狼群更有狼群的分工。當索羅斯們在花旗銀行、高盛公司等一大批聲名顯赫的銀行集團的策應之下開始獵殺行動之後，受傷倒地的獵物就交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進行屠宰和拍賣，拍賣台下擠滿了垂涎三尺的歐美公司。
如果說收購一家公司進行分拆打包之後，賣給其它公司的投資銀行家能夠賺到幾億美元的話，分拆和拍賣一個主權國家的核心資產至少能賺十倍，甚至百倍的金錢。
當亞洲國家企圖建立自己的亞洲基金來緊急救助陷入困境的區內國家時，理所當然地遭到西方國家的普遍反對。美國副國務卿塔爾博特說，我們認為要解決這類問題的適當機構，是跨區域性及國際性的組織，而不是交給新成立的區域性組織，因為這問題本身影響深遠，超越亞太區域的疆界。美國財長薩默斯在紐約對日本協會致詞時堅持，這種在危機時刻依賴區域援助的金融區域化觀念存在著真正的風險。他指出，這樣的做法會減少可以用來應付未來風暴的資源，也會削弱應付跨洲危機的能力。這是我們認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必須扮演中心角色的重要原因。
國際貨幣基金第一副主席費希爾警告，區域基金不可能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那樣，嚴格要求有關國家作出整體經濟改革以換取援助。費希爾說：我們不認為設立一個提出不同條件的龐大基金或是長期機構，對此會有幫助。
日本本來是亞洲基金積極的倡導者，但是迫於倫敦︱華爾街的壓力，不得不屈從，日本財政部長三塚博表示，國際貨幣基金會一貫在國際金融機構中發揮維護全球金融穩定的核心作用。亞洲國家建議組織的這個基金，將作為國際貨幣基金會的一個輔助機構。由東京設計的新概念將是一個沒有資金的基金。根據東京的新概念，那將是一個營救性機構，能以很快的速度，有計劃預先調動資金，援助那些受到國際投機者狙擊的貨幣。當設立亞洲基金的建議在香港舉行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會年會上提出時，馬上引起美國和西方國家的警惕，他們擔心這將破壞國際貨幣基金會的工作。
最後，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只得表示，我們不至於自大到認為我們有能力充當復甦亞太區（經濟）的火車頭；他說，儘管日本在援助一些受創的亞洲國家方面有所貢獻，並將繼續這麼做，但把亞洲拉出經濟泥沼並非它該扮演的角色。
新加坡副總理李顯龍在談到亞洲基金時認為，若為取代國際貨幣基金的作用，成立亞洲基金將有道德風險。
亞洲國家建立自己的基金以便在危難之中相互扶持原本是件天經地義的事，卻極端不合情理地遭到倫敦︱華爾街軸心的堅決反對，而日本作為區域內最大的經濟體，卻完全受制於人，缺乏領導亞洲經濟走出困境的起碼魄力和膽識，不能不令處境絕望的東南亞國家心寒。最令人困惑的是新加坡的觀點，讓自己和自己的鄰居擁有在慘遭劫掠的情況下相互幫助的起碼權力，何以能產生道德風險？如此有風險的道德又是誰家的道德？
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是把危機的實質看得比較透徹的亞洲領導人，馬哈蒂爾說：我們並不知道他們的錢是從哪裡來，也不知道到底是誰在進行交易，更不知道他們的背後還有誰？我們不知道他們在賺取金錢後是否有付稅務？同時，這些稅務又付給誰？我們同樣不知道是誰在他們的背後？他認為，在目前的貨幣交易制度下，沒有人知道這些錢是否來自正當管道，或是有人在洗黑錢，因為沒有人可以過問，也無從查起。只要這些人向任何一個國家發動攻勢，那麼不計其數的金錢就會湧向那個國家或進行拋售活動，任何人都抵擋不了。不論是貨品市場，期貨或證券交易，都是必須在正當的體制下進行，因此，我們必須管制貨幣交易，使之透明化。馬哈蒂爾隨即遭到西方輿論界的全面圍剿。馬哈蒂爾尖刻的問題也許不太適合在外交場合發表，但他的的確確地問出了所有亞洲人心裡的疑團。
另一個美國冷戰時期的堅定伙伴韓國被金融風暴掃到之後，向美國伸出求援之手，不曾想美國的拒絕來得如此之快和如此的堅決。在國際銀行家看來，與韓國的親密關係已經成為冷戰遺留的殘骸。美國政府對於此事進行了激烈的辯論，以國務卿奧布賴特和國家安全顧問的意見是應該伸手拉小兄弟一把，代表華爾街的財政部則堅決反對，甚至指斥奧布賴特不懂經濟學。最後，克林頓服從了財政部的看法。
在財政部長魯賓看來，這個危機正是踹開韓國經濟大門的絕佳時機，他嚴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韓國施加比傳統的苛刻條件更加嚴厲的措施來對待這個乞援的昔日盟友。ＩＭＦ在美國財政部的壓力之下，對援助韓國的條件層層加碼，包括韓國必須立刻以對美國有利的條件解決與美國之間的所有貿易糾紛，韓國人憤怒地指責，ＩＭＦ總在為美國提出種種不合理的條件。
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認為，韓國陷入金融危機源於美國財政部當初竭盡全力地逼迫韓國進行全面和快速的金融資本市場開放。作為克林頓首席經濟顧問的斯蒂格利茨堅決反對這種魯莽行為，他認為這種開放無助於美國的安全利益，而有利於華爾街的銀行家。
韓國政府被迫接受了美國的諸多苛刻條件，允許美國建立銀行分支機構，外國公司可以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從二十六％上升到五十％，外國個人可擁有公司的股份從七％上升到五十％，韓國企業必須使用國際會計原則，金融機構必須接受國際會計事務所的審計，韓國中央銀行必須獨立運作，完全資本項下的貨幣自由兌換，進口許可證程序透明化，公司結構監督，勞工市場改革等。美國銀行家對韓國企業早已垂涎三尺，只待韓國簽署協議，就準備蜂擁而入將獵物撕得粉碎。
但是，國際銀行家小看了韓國人的強烈的民族意識，有這種意識支撐的國家很難被外來勢力所統治。陷於孤立無援境地的韓國人紛紛向國家捐獻自己的黃金和白銀，在耗盡全部外匯儲備的情況下，黃金和白銀這兩種金錢的最終支付手段，毫無阻礙地成為外國債權人非常樂於接受的償債方式。令國際銀行家更為吃驚的是，韓國居然沒有出現他們設想中的大規模公司和銀行的倒閉潮，西方公司幾乎沒能收購到任何大型韓國企業。當韓國終於挺過了最難熬的一九九八年春天，韓國的出口盈餘迅速回升，已經徹底看透華爾街把戲的韓國政府，毅然決然地拋棄了ＩＭＦ那幾副毒藥。所有準備申請破產的大型企業案件一律凍結，政府果斷出面從銀行系統中沖銷了七百到一千五百億美元的壞帳，當政府接手這些壞賬之時，銀行的控制權重新掌握在政府手中，從而將ＩＭＦ排除在銀行系統重建之外。
國際銀行家和美國財政部不僅空歡喜了一場，而且使韓國更加清醒地認識到政府主導經濟的絕對必要性。微軟併吞韓國最大軟體公司的圖謀落空了，八家韓國地方軟體公司最終得手。福特收購韓國ＫＩＡ汽車公司的計劃夭折了，本地公司打破了福特的好夢。外國銀行接管兩家大型地方銀行的行動被中止了，韓國政府暫時把兩家銀行管理起來。
在政府的全力主導下，韓國的經濟強勁回升。
滑稽的是，韓國竟然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當作成功挽救的典型到處宣揚。
當二○○三年，泰國提前償清一百二十億美元債務，終於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贖身後，泰國總理塔信站在巨大的國旗前面發誓，泰國將永遠不能再做（國際資本）受傷的獵物，決不會再乞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援助。泰國政府甚至私下鼓勵泰國企業拒絕償還國際銀行家的債務，以報復一九九七年外國銀行的瘋狂掠奪。二○○六年九月，泰國發動軍事政變，塔信下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