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久以來，世界各地的媒體都把索羅斯刻劃成天馬行空的獨行俠或特立獨行的金融天才，關於他的種種傳說更是為他憑增了幾分神秘色彩，格魯曼曾開玩笑地認為這個正反讀起來都一樣的姓（SOROS）就與眾不同。
索羅斯果真獨往獨來，僅憑他一人的金融駭客天才就單挑英格蘭銀行，力撼德國馬克，橫掃亞洲金融市場？
恐怕只有大腦簡單的人才會相信這樣的傳奇。
索羅斯橫掃世界金融市場的量子基金，註冊在加勒比海的荷蘭屬地安地列斯群島的避稅天堂克拉考，從而可以隱匿該基金的主要投資者和資金調度蹤跡，這裡也是國際上最重要的販毒洗錢中心。
鑒於美國證券法規定對沖基金的複雜投資人不得超過九十九名美國公民，索羅斯煞費苦心地確保這九十九名超級富豪中沒有一個是美國人。在這樣一個離岸對沖基金中，索羅斯甚至不在董事會成員之中，只是以投資顧問的名義參與基金的運作。不僅如此，他還選擇了以他在紐約設立的索羅斯基金管理公司的名義，擔當這個顧問職務。如果美國政府要求他提供該基金運作的詳細情況，他可以聲稱自己僅僅是名投資顧問以推諉責任。
索羅斯的量子基金可不簡單。他的董事會包括：
董事，理查．凱茲，凱茲是倫敦羅斯柴爾德銀行的董事和羅斯柴爾德家族義大利米蘭銀行的總裁。
董事，尼斯．托布是倫敦銀團St. James Place Capital的合伙人，它的主要運作者也是羅斯柴爾德家族。
董事，倫敦時報的專欄評論家威廉．里斯．莫格，也是羅斯柴爾德家族控制下的St. James Place Capital的合伙人。
董事，艾德格．皮西托是瑞士私人銀行中最有爭議的人物，被稱為日內瓦最聰明的銀行家。皮西托的鐵哥們包括紐約共和銀行的擁有者沙夫拉，這個沙夫拉已經被美國執法部門確認與莫斯科銀行犯罪集團有關，並被瑞士官方認定涉及土耳其和哥倫比亞的毒品洗錢活動。
在索羅斯的圈子裡還包括瑞士的著名投機商馬克．里其和特爾．艾維，以色列情報部門的軍火商沙爾．艾森堡。
索羅斯與羅斯柴爾德圈子的秘密關係，使得他成為這個世界上最強大最秘密的金融集團的馬前卒。
羅斯柴爾德家族不僅曾經是英國倫敦金融城的霸主、以色列的創建者、國際情報網絡的祖師爺、華爾街五家最大銀行的後台、世界黃金價格的制定者，現在仍然主掌著倫敦華爾街軸心的運作。沒有人知道他們到底擁有多少財富，當羅斯柴爾德和其他國際銀行家把世界首富耀眼的聚光燈打到比爾．蓋茨和股神巴菲特身上時，他們自己高出首富們幾個數量級的財富正躲藏在瑞士或加勒比海的離岸賬戶上，待機而動。
索羅斯與美國的精英圈子關係也非同一般，他在美國著名的軍火合同商凱雷投資集團中投入了一億美元的私人資金，該集團包括老布希、美國前財政部長傑姆斯．貝克等重量級人物。早在八十年代，索羅斯就與一些美國政界要人，如前國務卿布熱津斯基、馬德．奧布賴特等人一起創辦了國家民主捐助基金，這一組織實際上是由中央情報局與私人資本合資建立的。
在國際銀行家們的調教之下，索羅斯從九十年代起在世界金融市場上掀起了一次又一次風暴。索羅斯的每一次重要行動都體現出國際銀行家們的重大戰略意圖，其核心就是促使世界各國經濟有控制的解體，以最終完成在倫敦︱華爾街軸心控制之下的世界政府和世界貨幣的準備工作。
八十年代初，國際銀行家基本上實現了拉丁美洲和非洲發展中國家經濟的有控制地解體，八十年代中後期，又成功地遏制了日本金融勢力的擴張。在控制住亞洲的局面後，歐洲重新成為國際銀行家重點關注的地區，搞垮東歐和蘇聯就成為他們下一個主攻方向。
承受這一重要使命的索羅斯搖身一變成為了著名慈善家，在東歐和前蘇聯地區大量成立各種基金會，這些基金會都是比照他在紐約成立的開放社會協會為模式，倡導極端非理性的個人自由的理念，比如在他所資助的中歐大學，面對生活在社會主義體制之下的年輕人推銷主權國家的概念是邪惡的和反個人主義的，經濟自由主義是萬靈藥，對社會現象的理性分析都是專制主義的。這個學校的主題演講往往是諸如個人與政府之類的內容，這些教育思想自然受到了美國外交協會的高度稱讚。
美國著名評論家吉列斯．埃瑪瑞精確地描述了索羅斯們和他們所慷慨資助的國際組織的真實意圖：
在合法性和人道主義面紗背後，人們總是可以發現同樣一幫億萬富豪的慈善家以及他們所資助的各種組織，如索羅斯的開放社會協會，福特基金會，美國和平協會，國家民主捐助基金，人權觀察，國際大赦組織，世界危機組織等。在這些人中間，索羅斯最為顯眼，他就像一隻巨大的章魚將觸角伸向了整個東歐、東南歐、高加索地區和前蘇聯各共和國。在這些組織的配合下，（索羅斯）不僅可以塑造而且可以製造新聞、公共議程和公眾觀點，以控制世界和資源，推動美國製造的完美的世界統一的理想。
在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解體的過程中，索羅斯起到了難以估量的作用。在波蘭，索羅斯基金對團結工會奪取國家政權居功至偉，對新波蘭的頭三位總統有著直接影響力。
索羅斯與美聯儲前主席保羅．沃爾克、花旗銀行副總裁安諾．魯丁、哈佛教授傑佛瑞．薩克斯，一同炮製了讓東歐和前蘇聯一劑斃命的振盪療法。索羅斯自己是這樣總結這一療法的：
我考慮到必須展現出政治體制變化會導致經濟改善。波蘭就是一個可以嘗試的地方。我準備了一系列廣泛的經濟改革措施，它包括三個組成部分：看緊貨幣、調整結構和債務重組。我認為三個目標同時完成要好於單獨實施。我主張一種宏觀經濟的債務與股份置換。
調整產業結構相當於對宏觀經濟秩序進行全面手術，同時卻偏偏要緊縮貨幣供應，等於動大手術卻拒絕給病人輸血，最後的結局當然是經濟徹底解體，生產嚴重衰退，人民生活水平直線下降，工業企業成片倒閉，大量工人失業，社會動蕩加劇。
此時，正是國際銀行家以債轉股在吐血大甩賣時，輕鬆收購這些國家的核心資產。波蘭、匈牙利、俄羅斯、烏克蘭，一個接一個痛遭洗劫，致使這些國家的經濟二十年未能恢復元氣。與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弱小無力反抗的情況完全不同的是，前蘇聯和東歐國家擁有著強大到讓美國無法安睡的軍事力量，在軍事實力仍然強大的狀態下遭到有組織的瘋狂搶劫，這在人類歷史上還是第一次。
索羅斯這種滅人之國不用流血的高超手段才是他真正厲害之處。看來欲滅一國先亂其心確是一個行之有效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