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奈爾的前幾年很有趣，有時甚至很滑稽。到學校之後沒幾天，吉布斯教授跑到我的辦公室，告訴我說通常到了學期末我們不收新生，但如果申請者非常、非常優秀的話，我們會收他。然後他遞給我一份申請書，要我評估。
他回來時問：怎麼樣？有什麼想法沒有。
我覺得他是第一流的，我覺得我們應該收他。能找到這樣的學生是我們的運氣。
是的，但你有沒有看到他的照片？
那有什麼關係？我大叫起來。
沒有啦，先生！很高興聽到你那樣說。我只是想試看看我們的新教授是個什麼樣的人而已。
吉布斯很欣賞我那樣跟他直來直往，而不想：他是系主任，我是新來的，說話最好小心點。我腦筋沒動那麼快、想到那麼多；我的反應很直接，想到就說。
還有個傢伙跑到我的辦公室，要跟我談哲學。我不大記得他說過些什麼了，他們想找我參加一個教授聯誼會這可是個反猶太的團體，他們認為納粹並不那麼壞。他努力解釋猶太人做這、做那。真是一派胡言！我等他把話說完，然後跟他說：你曉不曉得你犯了個大毛病了：我就是生長在猶太家庭裡的。他出去了，從此我卻對康奈爾大學人文科系的某些教授失去了敬意。
這時候，我太太已去世，一切得重新開始，我希望能結交一些異性。而當時社交舞會很流行，康奈爾也不例外，特別是針對大一新生及舊生而設的舞會。
我還記得我參加的第一個舞會。在羅沙拉摩斯期間，我已經有三四年沒跳過舞了，甚至沒什麼社交。因此，我在這個舞會中賣力地跳。我想我跳得不錯，從舞伴的愉快神情中，不難看得出來。
我一邊跳舞、一邊跟舞伴閒聊，她會問問我的事情，我也反問幾句。但當我想跟跳過舞的女孩子再跳一次時，我得到處找她。
你要不要再跳？
不，對不起，我得透透氣。或者哦，我要到化妝室去。都是藉口，連續兩三個女生都如此！我怎麼了？我的舞藝太差了嗎？我的人格低劣嗎？
我又找另一個女孩跳舞，大家重複同樣的寒暄：你是大學部的，還是研究所的學生？很多學生看來年紀頗大，因為他們當過幾年兵。
不，我是教授。
呃？你教些什麼？
理論物理。
你大概還研究過原子彈呢！
是呀，戰時我都待在羅沙拉摩斯。
她說：你真是個該死的騙子！就走開了。
那讓我鬆了一大口氣。什麼都清楚了，我跟每個女孩子說那單純、愚蠢的實話，卻一直不知道問題出在哪裡。
很明顯，從頭到尾我都表現得很有禮貌、自然又大方，有問必答的，一切都很美好；然後突然呼！的一聲，什麼都不靈了，一個個女孩都離我遠遠的，直到這個女孩說我是騙子之前，我真的是一頭霧水。
之後我便迴避所有問題，效果便迥然不同了：你是個新生嗎？
噢，才不呢。
研究生？
不。
你是幹什麼的？
我不要說。
為什麼不肯告訴我？
我不想說她們就一直跟我談下去！
結果那天晚上我帶了兩個女生到家裡，其中一個告訴我，其實我用不著為了只是個大一新生而尷尬，有很多跟我一樣年紀的也才剛開始念大學，這真的沒什麼關係。她們是大二生，都盡力發揮母愛，努力地給我心理建設；但我不願看到這許多歪曲及誤會；於是讓她們知道我的教授身份。她們很生氣，覺得被愚弄了，在康奈爾當年輕教授的那些日子裡，我確實碰過不少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