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八五五年，英格蘭發生了火車大劫案；如今事隔一百多年，我們很難理解此案對當時維多利亞時代的人是多麼震撼。乍看之下，這樁罪案簡直不值一提。被竊的金錢數額價值一萬兩千英鎊的金條很大，但並非空前；同一個時期還有十來樁金額更大的劫案。而這樁罪案的籌備和規劃很嚴密，歷時超過一年，且動用了很多人手，也同樣並不希奇。在十九世紀中期，所有的大型罪案都需要高度的準備和協調配合。 　　然而維多利亞時代的人提到這樁罪案，總以專有名詞說是火車大劫案，同時代的觀察者也稱之為世紀最大罪案與現代最轟動的事件。用在這案子的形容詞總都語氣強烈：言語無法形容的、駭人的，還有可憎的。即使是在那個道貌岸然的時代，這些辭彙也暗示此案對人們的日常意識造成了某些重大的衝擊。

　　要了解維多利亞時代的人為什麼對這樁竊案如此震驚，就必須明白鐵路對他們的意義。維多利亞時代的英格蘭是全世界有史以來第一個都市化、工業化的社會，而且進展的速度十分驚人。拿破崙兵敗滑鐵盧之時，喬治王朝時代的英格蘭還是一個人口只有一千三百萬、以農村為主的國家。但到了十九世紀中期，人口幾乎倍增至兩千四百萬，而且有半數住在都會區。的確，這個過程快得讓所有人都無法真正理解。 　　維多利亞時代的小說家不書寫城市，只有狄更斯和吉辛除外；維多利亞時代的畫家也大都不描繪城市題材。此外，也還有概念上的問題十九世紀的大部分時期，工業產品被視為一種特別珍貴的收獲物，並不是什麼史無前例的新玩意兒。即使是當時所使用的語言，也還跟不上時代的演進。比方十九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貧民窟（slum）這個字指的是名聲低下的房間，而都市化（urbanize）意思是變得高尚有禮。當時無論是要形容都市的成長，或描述都市中衰敗的區域，都還沒有一般公認的辭彙。

　　這並不是說，維多利亞時代的人沒察覺到社會的改變，也不是說這些改變沒有引起廣泛的辯論其實還往往很激烈。但這個過程還太新，無法輕易理解。日後遍及西方世界的都市與工業的生活方式，其先驅便是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就算我們覺得他們的態度很古怪有趣，也務必要明白他們的奠基之功。 　　維多利亞時代的新城市飛速成長，擁有前人無法想像的充裕財富，但其貧困不堪的一面也與任何社會同樣悲慘。這種城市中的不公不義和鮮明對比，使得很多人呼籲改革。但一般大眾也普遍持有一種自滿的態度，因為維多利亞時代的人認為，在進步（指的是改善所有人類的生活條件）的過程中，難免會有不公平的狀況發生。今天看來，我們可能會覺得非常可笑，但在一八五○年，這種自滿態度卻是相當合理的。

　　在十九世紀的前半，麵包、肉類、咖啡、茶的價格下降，煤的價格幾乎減半，布類成本減少百分之八十，而各種物品的每人平均消費量則增加了。英國改革了刑法，個人自由更受到保護，而且國會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更具代表性，每七個成年男子中就有一個有投票權。每人平均稅額減少了一半。工業技術帶來的第一個好處顯而易見：煤氣燈照亮了每個城市，汽船讓橫越大西洋到美洲的旅程從八星期縮短為十天，新的電報和郵政服務提供了驚人的通訊速度。 　　英國各階級人民的生活條件都獲得改善。食物成本下降，意味著每個人都吃得更好。工廠的成人工作時數從每週七十四小時減少到六十小時，童工則從七十二小時降低到四十小時；星期六工作半天的慣例愈來愈普遍。平均壽命增加了五年。

　　簡而言之，當時的人有很多理由相信，整個社會正在大步向前走，情況愈來愈好，而且會持續進步下去，沒有終止。對維多利亞時代的人來說，未來這個概念是極其穩定可靠的，程度超乎我們所能理解。當時皇家亞柏特音樂廳的包廂可以提供長達九百九十九年的包租期限，而且很多公民還真的預訂了。 　　但在所有進步的證據中，最顯而易見也最突出的，莫過於鐵路。在不到二十五年間，鐵路改變了英國人生活和商業的每個面向。稍稍簡化地說，一八三○年九月，利物浦與曼徹斯特之間的鐵路開通，革命也隨之展開。營運的第一年，兩個城市之間的鐵路乘客總數就是前一年馬車乘客的兩倍。到一八三八年，這條鐵路線的每年乘客量超過六十萬人比當時利物浦或曼徹斯特的城市總人口還要多。

　　鐵路為整個社會帶來劇烈的衝擊，也引發了強大的反對聲浪。新的鐵路線都是私人出資、利潤導向的企業，因而引發許多批評。 　　同時也有基於審美觀點提出的反對意見。當時知名的英國作家、評論家兼藝術家羅斯金便譴責跨越泰晤士河的鐵路大橋，反映了那一代人廣泛持有的態度，大家一致為城市與鄉村的集體毀壞深感悲痛。各方地主都反對鋪設鐵路，認為將有損他們地產的價值。因為當時沒有炸藥和挖土機，無論造橋、鋪鐵軌、挖隧道，全都只能靠人力解決，數千名粗野、流浪、四處為家的營建工人於是湧入各地城鎮，也破壞了當地的平靜生活。同時大家也很清楚，一旦失業後，營建工人很容易淪為最生嫩的城市罪犯。 　　儘管有這些反對意見，英國鐵路仍迅速成長普及。到一八五○年，全國各地已經鋪設了五千哩鐵軌，為每位公民提供便宜且日益快速的運輸服務。無可避免地，鐵路成了進步的標誌。根據《經濟學人》雜誌的報導：在陸路運輸方面我們的進步實在太了不起了勝過上帝創造人類以來的每個階段在亞當與夏娃的時代，如果亞當要旅行的話，他的平均速度會是每小時四哩；而在一八二八年，亦即距離亞當時代四千年後，每個小時還是只有十哩。於是有科學精神的明智之士都準備好要斷定、並急於證明這個速度不可能再大幅進步了可是到了一八五○年，時速四十哩已經是司空見慣，甚至可以高達七十哩。

　　這個進步是無可否認的，而以維多利亞時代的思考方式來說，這類進步也暗示著道德同樣有大幅的改善。根據當時的牧師作家查爾斯．金斯利的說法：一個城市的道德水準如何，要看這個城市的物質水準，亦即其居民在食物、水、空氣以及住宿方面的條件。物質條件進步，則社會禍害與犯罪行為必然會隨之消泯因為隨著物質條件逐步改善，窩藏禍害與犯罪的貧民窟便會逐一清除。似乎只要掃除罪惡根源，犯罪問題最終就能完全解決了。 　　當時的人懷著這種安然的觀點，於是當他們發現犯罪階級想方設法掠奪進步的果實，而且偏偏就是在象徵進步的火車上犯下罪行時，當然震驚不已。同時，劫匪還突破了當時最精密的保險櫃，這個事實更加深人們的驚恐。 　　但對冷靜的思考者而言，火車大劫案最令人震驚的是，這個案子顯示出社會進步並不必然會致使犯罪絕跡。犯罪可能不像鼠疫那般，只要社會條件改變就能消失，成為大家逐漸淡忘的一種昔日威脅。犯罪是另外一回事，犯罪行為不會就這麼逐漸消逝。

　　幾個勇敢的評論家甚至大膽提出犯罪與社會條件完全無關，而是源於其他刺激。在當時，這類意見至少可以說是非常不中聽的。 　　即使到今天，火車大劫案已過了一個世紀，而另一樁轟動的英國火車劫案也過了十年之後（編按：指發生於一九六三年英國史上最大的火車搶案，十三名搶匪搶劫英國皇家郵政火車上的二百多萬英鎊），這種說法依然不中聽，一般西方都市人仍然堅信犯罪源自貧窮、不公義以及教育不足。我們認為罪犯是比較低能的、受迫害的，或許還是心智失常的人，因為迫切的需要現代的吸毒成癮者便是這類人物的典型才會違法犯紀。而的確，當報導指出紐約市絕大部分的街頭犯罪並不是有毒癮的人犯下時，大部分人的反應都是懷疑或驚慌，就像一百年前我們的維多利亞時代前人一樣。

　　一八七○年代，犯罪變成學術研究的領域之一，其後犯罪學家更攻擊一切老舊的刻板模式，開創了一套絕對不可能討好一般大眾的新觀點。如今相關專家都同意以下幾點： 　　第一，犯罪並不是貧窮引起的。學者巴恩斯與提特斯於一九四九年合著的犯罪學專著中就說：大部分犯罪行為都是出於貪婪，而非需要。 　　第二，罪犯並非智力比較低，反而可能比較聰明。針對監獄罪犯的人口研究結果顯示，受刑人的智力測驗結果和一般大眾相同只不過入獄者代表被抓到的違法之徒。 　　第三，大部分的犯罪活動都未受到懲罰。這其實是一個推測性的問題，但當局某些人士認為，所有犯罪行動只有百分之三至五報了案；而已報案的罪案中，只有百分之十五到二十是所謂的破案。即使是最嚴重的犯法行為如謀殺，破案率也不會更高。大部分的警方病理學家都會嘲笑謀殺總會水落石出這種觀念。

　　同樣的，犯罪學家也對犯罪不划算的觀念提出質疑。早在一八七七年，一位美國監獄研究者李察．達格代爾便得出結論：我們務必去除犯罪不划算的觀念。事實上，犯罪是划算的。十年後，義大利犯罪學家科拉賈尼更進一步表示，整體而言，犯罪的報酬要比正當工作來得高。到一九四九年，巴恩斯與提特斯便斷然表示：現在還相信犯罪不划算的，大部分是衛道人士。 　　我們對犯罪所持有的道德立場，反映出我們對犯罪行為本身一種奇特的矛盾心理。一方面，我們對之恐懼、不屑、厲聲譴責；另一方面，我們卻又暗自欣賞犯罪行為，而且總是熱中於得知某些轟動罪案的種種細節。這種態度在一八五五年顯然非常普遍，因為火車大劫案不單令人震驚而駭然，也同時被當時的人形容為大膽、勇敢以及高超。

　　我們和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同樣相信有犯罪階級的存在，這個階級指的是一種職業罪犯的次文化群體，以破壞社會既定的法律維生。今天，我們稱這個階級為黑手黨、黑社會或黑幫，而且我們很有興趣知道這個階級的行規、其顛倒是非的價值觀、其特有的語言和行為模式。 　　毫無疑問，這麼一個明確的職業罪犯次文化群體，早在一百年前維多利亞時代中期的英格蘭便已出現。而火車大劫案發生兩年後才被捕的主嫌博吉司、艾噶爾、皮爾思，他們的審判中便揭露許多群體的特色。他們大量的法庭證詞與當時的新聞報導仍保存至今，藉由這些資料來源，以下的故事才得以成形。 　　麥克．克萊頓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