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理不總是那麼美好，
倫理缺憾的那個部分，
以及在倫理之中孤獨的人，
我們要如何看待？
倫理是最困擾我的一個問題。據我觀察，也是困擾社會的一個議題。
就文字學上來解釋，倫是一種分類，一種合理的分類。我們把一個人定位在性別、年齡或者不同的族群中，開始有了倫理上的歸類，父親、母親、丈夫、妻子，都是倫理的歸類。甚至男或女，都是一種倫理的歸類。
人生下來後，就會被放進一個人際關係網絡中的適當位置，做了歸類。在人類學上，我們會有很多機會去檢查這種歸類的合理性以及不合理性，或者說它的變化性，當歸類是不合理性的時候，我們會用一個詞叫作亂倫。這個詞在媒體、或者一般闡述道德的概念上常會用得到。如果做一份問卷調查：你贊成亂倫嗎？大概會有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人說不贊成。延續上一篇提到的，在思維孤獨之中，社會上百分之零點一，或者是百分之零點零一的人的想法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他也許覺得不應該立刻說贊成或者不贊成，而是要再想想什麼是亂倫？
【道德是預設的範圍】
亂倫就是將既有的人際關係分類重新調整，背叛了原來的分類原則，甚至對原來的分類原則產生懷疑，因而提出新的分類方式。我舉個很簡單的例子，古埃及文明距今約有四千多年，其中長達一千多年之久的時間，法老王的皇室採分類通婚，在人類學上稱為血緣內婚，也就是為了確保皇室血緣的純粹，皇室貴族不可以和其他家族的人通婚。
直到有一天，古埃及人發現血緣內婚所生下來的孩子，發生很多基因上的問題，智力也會比一般人差，於是演變為血緣外婚，也就是同一個家族內不可以通婚。
從人類學的角度理解所謂的倫和亂倫，其實是一直在適應不同時代對道德的看法。在血緣內婚的時代，埃及法老王娶他的妹妹為妻，或是父親娶女兒為妻，是正常的，如果娶的是一個血緣不同、其他家族的人，那才叫作亂倫。
道德對人類的行為，預設了一個範圍，範圍內屬於倫理，範圍外的就是亂倫。而在轉換的過程中，所有的倫理分類都要重新調整。我相信，人類今天也在面對一個巨大倫理重新調整的時代。舉例而言，過去的君臣倫理已經被顛覆了，但是在轉換的過程，我們還是存在一種意識形態：要忠於領袖人物。這個倫理在我父親那一輩身上很明顯，在我看來則是愚忠，可是我無法和父親討論這件事，一提到他就會翻臉，忠君愛國的倫理就是他的中心思想，不能夠背叛。在古代，君臣倫理更是第一倫理，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不論合理不合理。如果從君臣倫理的角度來看，我們都亂倫了，我們都背叛了君臣之倫。
【必須度過的難關】
五倫之中，最難以撼動的是父子倫，也就是親子之間的倫理。儒家文化說百善孝為先，萬惡淫為首，意思是在所有的善行中，第一個要做的就是孝；而所有的罪惡中以情慾最嚴重。所以漢代時有察舉孝廉制度，鄉里間會薦舉孝子為官，認為凡是孝順的人，就一定能當個好官。但是我們看東漢的政治，並沒有因為察舉制度改革官僚體制，反而有更多懦弱、偽善的官員出現。連帶地，孝也變成偽善，是可以表演給別人看的。
但是直到今日，台灣還是可以看到，喪禮上喪家會請孝女白琴、五子哭墓來幫忙哭。孝在這裡變成一種形式，一種表演，一個在本質上很偉大的倫理，已經被扭曲成只具備外在空殼的形式。
我們談亂倫，其實裡面有很多議題。今天我們可以說都亂倫了，因為我們違反了君臣倫理，也推翻了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的第一倫理。可是，最難過的一關，也是我自己最大的難題父母的倫理，還是箝制著我們。
中國古代文學裡，有一個背叛父母倫理的漏洞，就是《封神榜》哪吒。哪吒是割肉還父，割骨還母，他對抗父權權威到最後，覺得自己之所以虧欠父母，就是因為身體骨肉來自父母，所以他自殺，割肉還父，割骨還母，這個舉動在《封神榜》裡，埋伏著一個巨大的對倫理的顛覆。近幾年，台灣導演蔡明亮拍電影《青少年哪吒》，就藉用了這個叛逆小孩形象，去顛覆社會既有的倫理。
相較之下，西方在親子倫理上的壓力沒有那麼大。在希臘神話中，那個不聽父親警告的伊卡羅斯（Icarus），最後變成了悲劇英雄。他的父親三番兩次地警告伊卡羅斯：他的翅膀是蠟製的，遇熱就會融化，因此絕不可以高飛。可是伊卡羅斯不聽，他想飛得很高，如果可以好好地飛一次，死亡亦無所謂；就像上一篇提到的飆車的年輕人，能夠享受做自己主人的快感，死亡也是值得的。
伊卡羅斯和在某一段時間裡地位尷尬的哪吒不一樣，他變成了英雄，可是我相信在現代華人文化裡，哪吒將成為一個新倫理；他割肉還父，割骨還母不是孝道，而是一種背叛，是表現他在父權母權壓制下的孤獨感。
我從小看《封神榜》，似懂非懂，讀到哪吒失去肉身，變成一個飄流的靈魂，直到他的師父太乙真人幫助他以蓮花化身，蓮花成為哪吒新的身體，他才能背叛他的父親。最後哪吒用一枝長矛，打碎父親的廟宇，這是顛覆父權一個非常大的動作。
在傳統的倫理觀中，父權是不容背叛的，我們常說：天下沒有不是的父母，這也是我們從小所受的教育，可是這句話如何解釋？如果家族中，父親說他要賄選，你同不同意？如果父親說要用幾億公款為家族營私，你同不同意？許多政治、企業的家族，就是在天下沒有不是的父母前提下，最後演變成不可收拾的包庇犯罪。
延續上一篇<思維孤獨>的觀點，我一直期盼我們的社會能建立一個新的倫理，是以獨立的個人為單位，先成為一個可以充分思考、完整的個人，再進而談其他相對倫理的關係。如果自我的倫理是在一個不健全的狀況下，就會發生前面所說的，家族倫理可能會讓營私舞弊變成合理的行為。剛剛那一句聽起來很有道理的話：天下沒有不是的父母，可能就因為家族裡的私法大過社會公法，恰恰構成社會無法現代化的障礙。
孔子碰到過這樣的矛盾。有個父親偷了羊，被兒子告到官府，別人說這個兒子很正直，孔子大不以為然。他覺得：怎麼會是兒子告父親？這樣的矛盾至今仍在，台灣許多的事件都是這個故事的翻版；家庭內部的營私舞弊能逃過法網、家族的擴大變成幫派，都是因為這樣的矛盾。
如果我是孔子，聽到這樣的事，也會感到為難。這個為難是因為沒有一種百分之百完美的道德；一個社會裡，若是常發生兒子告爸爸的事，表示完全訴諸於法律條文，這樣的社會很慘；一個社會裡，若是兒子都不告爸爸，那也會產生諸多弊病，天下沒有不是的父母這樣的講題會繼續延續。
這種為難就造成上一篇所說的思維的兩極，如果你和孔子一樣，關心的是道德，就會覺得兒子不能告爸爸，如果你關心的是法律，就會覺得兒子應該告爸爸。但是作為一個思維者，他會往中間靠近，而有了思辨的發生。
可是，孔子已經給了我們一個結論：父為子隱，子為父隱，你可以拿這八個字去檢視在台灣所發生的大小弊案，他們沒有錯啊，他們都照孔子的話做了，可是這些問題如何解決？我相信，即使現在兒子按鈴申告父親舞弊，還是有人會指責他亂倫。但是如果能不要急著下結論，不要走向兩極，多一點辯證，讓兩難的問題更兩難，反而會讓社會更健全、更平衡。
孔子會說：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是他在兩難之中做的選擇，我看了也很感動，因為一個只講法律的社會是很可怕、很無情的社會，而我相信這是他思考過後的結論。我不見得不贊成，但是當這個結論變成了八股文，變成考試的是非題時，這個結論就有問題了，因為沒有思考。
道德和法律原本就有很多兩難的模糊地帶，這是我們在講倫理孤獨時要度過的難關，這個難關要如何通過，個人應如何斟酌，不會有固定的答案。
【活出自己】
我記得年少時，讀到哪吒把肉身還給父母，變成遊魂，最後找了與父母不相干的東西作為肉體的寄託，隱約感覺到那是當時的我最想做的背叛，我不希望有血緣，血緣是我巨大的負擔和束縛。父母是我們最大的原罪，是一輩子還不了的虧欠，就是欠他骨肉，欠他血脈，所以當小說描述到哪吒割肉還父、割骨還母時，會帶給讀者那麼大的震撼。可是，這個角色在過去飽受爭議，大家不敢討論他，因為在百善孝為先的前提之下，他是一個孤獨的出走者。
哪吒不像希臘的伊卡羅斯成為悲劇英雄，受後人景仰。野獸派大師馬諦斯有一幅晝，就是以伊卡羅斯為主角，畫了黑色的身體、紅色的心，飛翔在藍色的天幕裡，四周都是星辰，那是馬諦斯心目中的伊卡羅斯。雖然他最終是墜落了，但他有一顆紅色的心，他的心是熱的，他年輕，他想活出他自己，他想背叛一切綑綁住他的東西
伊卡羅斯的父親錯了嗎？不，他是對的，他告訴伊卡羅斯不要飛得太高，飛得太高會摔死，可是年輕的伊卡羅斯就是想嘗試，他能不能再飛得更高一點？
這裡面還牽涉到一個問題，我們的身體是屬於誰的？在我們的文化裡，有一個前提是：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我們的身體是父母給予的，所以連頭髮都不能隨便修剪，否則就是背叛父母。
但在<暴力孤獨>和<思維孤獨>篇中，我提到，我們對自己的身體有一種暴力的衝動，所以會去刺青、穿孔、穿洞，做出這些事的人，他們認為身體髮膚是我自己的，為什麼不能毀傷？他從毀傷自己的身體裡，完成一種美學的東西，是我們無法理解的。那麼，究竟肉體的自主性，要如何去看待？
【倫理的分類像公式】
在《因為孤獨的緣故》這本書裡，有很多背叛倫理的部分。在<熱死鸚鵡>中，醫學系的學生愛上老師；在<救生員的最後一個夏天>裡，讀建築設計的大學生回到家裡，爸爸對他說，他要跟他的男朋友charlie到荷蘭結婚了；這些都不是我們的倫理所能理解的事情，可是正因為有這些只佔百分之零點一的冰山一角，才能讓我們看見，原有的倫理分類是不夠的。
任何一種倫理的分類，就像是一道公式，很多人其實是在公式之外，可是因為這是公認的公式，大家不敢去質疑它，所以許多看起來沒有問題的倫理都有很大的問題。
在<救生員的最後一個夏天>中，大學生的父親有妻子、兒子，完全符合倫理，可是他卻引爆了一個顛覆倫理的炸彈，他要建立的新倫理是一直存在，卻不容易被發現的事實。它可能就在你身邊，可能就是你的父親或丈夫，可是你不一定會發現，因為這個倫理是被社會的最大公約數所掩蓋了。
然而，當這個社會有了孤獨的出走者，有了特立獨行的思維性，這個倫理的迷障才有可能會解開。
【另一種形式的監控】
談到倫理孤獨，我想以自己的小說<因為孤獨的緣故>作為例子。當我在寫作這篇小說時，身邊有些故事在發生。八○年代後期，綁架兒童的案件層出不窮，每天翻開報紙都可以看到很聳動的標題，而發生這些事件的背景，就是原有的社區倫理結構改換了。
我記得小時候，居住在大龍峒的廟後面，社區裡的人常常是不關門的。我放學回家時，媽媽不在家，隔壁的張媽媽就會跑來說：你媽媽身體不舒服，去醫院拿藥，你先到我家來吃飯。那個社區倫理是非常緊密的，緊密到你會覺得自己隨時在照顧與監視中照顧與監視是兩種不同的意義；張媽媽在我母親不在時，找我去她家吃飯，這是照顧；有一次我逃學去看歌仔戲，突然後面啪的一巴掌打來，那也是張媽媽，她說：你逃學，我要去告訴你媽媽。這是監視。
傳統的社區倫理有兩種層面，很多人看到照顧的一面，會說：你那個時代的人情好溫暖。可是就我而言，社區所有的事情都被監視著，發生任何一件事情就會引起漫天流言耳語。那個時候，電視、廣播沒有那麼流行，也沒有八卦媒體，但因為社區結構的緊密，消息傳播得比什麼都快。
到了八○年代，台北市開始出現公寓型的新社區，愈來愈多人搬進公寓裡，然後你會發現，公寓門窗上都加裝了鐵窗，而相鄰公寓間的人不相往來。當家庭中的男人、女人都出去工作時，小孩就變成了鑰匙兒童在那個年代出現的新名詞，兒童脖子上掛著一串鑰匙，自己去上學，放學後自己回家，吃飯也是自己一個人。
改變的不只是社區結構，我在大學教書時，從學生的自傳中發現，單親的比例愈來愈高，從三分之一漸漸提高到了二分之一。這在我的成長過程裡，是幾乎不會發生的事情，不管夫妻之間感情再不睦，家庭暴力如何嚴重，夫妻兩人就是不會離婚，因為在道德倫理規範下，離婚是一件很可恥的事。但在八○年代後，即使女性對於離婚的接受度也提高了不只是女性，但女性是較男性更難接受婚姻的離異。
這段期間，整個社會在面臨一種轉變，不僅是經濟體制、社區關係，還有家庭型態也改變了，我在<因為孤獨的緣故>這篇小說中，試圖書寫在整個社會倫理的轉換階段，人對自我定位的重新調整。
小說用第一人稱我，寫一個四十六、七歲左右，更年期後期的女性，她的身體狀況及面臨的問題。當時有點想到我的母親，她在四十五歲之後有許多奇怪的現象，當時我約莫二十出頭，沒有聽過什麼更年期，也沒有興趣去瞭解，只是覺得怎麼媽媽的身體常常不好，一下這邊痛，一下那邊不舒服。那時候幾個兄弟姊妹都大了，離家就業求學，最小的弟弟也讀大學住在宿舍，常常一接到媽媽的電話，就趕回家帶她去看病，持續了一年多。有一天醫生偷偷跟我說：你要注意，你的母親可能是更年期，她並沒有什麼病，只是會一直說著身體的不舒服。這是我第一次接觸到更年期這個名詞，也去翻了一些書，瞭解到除了生理的自然現象外，一個帶了六個孩子的專職母親，在孩子長大離家後，面對屋子裡的空洞和寂寞，她可能一下無法調適，所以會藉著生病讓孩子返家照顧她。
就像醫生對我說的，她的心理的問題大過身體的問題，她的一生都在為家庭奉獻，變成了慣性，即使孩子各有一片天了，她一下子也停不下來，因為從來沒有人鼓勵她去發展自我的興趣。所以我在小說裡用我，來檢視自己年輕時候，對母親心理狀態的疏忽，我假設我就是那個年代的母親，賣掉公家的宿舍，因為孩子都離家了，不需要那麼大的空間，和父親一起住在一棟小公寓中。
我和丈夫之間的夫妻倫理，也不是那麼親密，不會講什麼心事，也不會出現外國電影裡的擁抱、親吻等動作我想我們一輩子也沒看過父母親做這件事，我們就生出來了。我的意思是說，那個時代生小孩和愛是兩回事。我相信，我爸爸一輩子也沒對我媽媽說過我愛你，甚至在老年後，彼此交談的語言愈來愈少。回想起來，我父母在老年階段一天交談的話，大概不到十句。
小說裡的我，面對比她大兩歲的丈夫，戴著老花眼鏡，每天都在讀報紙。她很想跟他說說話，可是她所有講出來的話都會被丈夫當作是無聊。她住在三樓的公寓，四樓有兩戶，一戶是單身的劉老師，一個愛小孩出名的老先生；一戶則是單親媽媽張玉霞，帶著一個叫娃娃的孩子。
張玉霞是職業婦女，有自己的工作，可是小說裡的我，生活只有丈夫和小孩，當她唯一的孩子詩承到美國唸書後，突然中斷了與孩子的關係，白天丈夫去上班時，她一個人住在公寓裡，很寂寞，就開始用聽覺去判斷在公寓裡發生的所有的事情。她從腳步的快慢輕重，或是開鎖的聲音，聽得出上樓的人是誰。例如張玉霞開鎖的聲音比較快，一圈一圈急速地轉著，然後（左口右匡）噹一聲鐵門重撞之後，陷入很大的寂靜中。如果是張玉霞的兒子娃娃，一個八歲的小男孩，回來時就會像貓一樣輕巧，他開門鎖的聲音也很小，好像他不願意讓別人知道他回來或者出去了。
小說裡的我分析著公寓裡別人的心理問題，自己卻是處在最大的寂寞之中。如果你有住在公寓裡的經驗，你會發現公寓是很奇怪的聽覺世界，樓上在做什麼，你可以從聲音去做判斷，可是一開了門，彼此在樓梯間遇到，可能只有一句早！不太交談，因為公寓裡的倫理是疏遠的。
小說裡的我正經歷更年期，丈夫也不太理她，所以她試圖想找一個朋友，要和張玉霞來往。她碰到娃娃，問他姓什麼，他說姓張。所以有一天她碰到張玉霞時，就叫她張太太，沒想到張玉霞回答她：叫我張玉霞，我現在是單親，娃娃跟我姓。
我受到很大的打擊，因為在她那一代的倫理，沒有單親，也沒有孩子跟媽媽姓這種事情，她不知道怎麼回答了，當場愣在那裡。而小說裡的張玉霞，是台灣一個小鎮裡的郵局女職員，她認識了一個在小鎮當兵的男孩子，兩個人認識交往，發生了關係，等到男孩子退伍離開小鎮時，她懷孕了，可是卻發現連這個男孩子的地址都沒有。她找到他的部隊裡去，才知道男孩子在入伍的第一天就說：這兩年的兵役夠無聊，要在這小鎮上談一次戀愛，兩年後走了，各不相干。張玉霞在這樣的狀況下，生下了娃娃，在唯一一次的戀愛經驗裡，充滿了怨恨。可是她還是獨立撫養娃娃長大，並讓娃娃跟她的姓。
這樣的倫理是小說中第一人稱我所無法理解的，但在八○年代的年輕女性中逐漸成形，而在今日的台灣更是見怪不怪，我們在報紙上會讀到名人說：我沒有結婚，但我想要個孩子。這樣的新倫理已經慢慢被接受了。
但對我而言，這是一件很新奇的事，所以當天晚上睡覺時，她迫不及待地對先生說，樓上四樓A的張太太丈夫不姓張唉！等她說完，她的先生冷靜地從他老花眼鏡的上方無表情地凝視著，然後說了一句：管那麼多事！仍然沒有表情地繼續看報紙。
這讓我感到很挫折，他們一天對話不到十句，十句裡可能都是無聊！、多管閒事！可是這是她最親的人，倫理規定他們晚上要睡在一張床上，他們卻沒有任何關係，包括肉體、包括心靈，都沒有。
我想，這是一個蠻普遍的現象。一張床是一個倫理的空間，規定必須住在一起。可是在這張床上要做什麼？要經營什麼樣的關係？卻沒有倫理來規範。也就是有倫理的空間，但沒有實質內容。
我常舉三個名詞來說明這件事：性交、做愛、敦倫。我們很少用到性交這個詞，覺得它很難聽，可是它是個很科學的名稱，是一種很客觀的行為紀錄。做愛這個名詞比較被現代人接受，好像它不只是一種科學上的行為，還有一種情感、心靈上的交流，不過在我父母那一代，他們連做愛這兩個字都不太敢用，他們會說敦倫。
小時候我讀到《胡適日記》上說，今日與老妻敦倫一次。我不懂敦倫是什麼，就跑去問母親，母親回答我：小孩子問這個做什麼？直到長大後，我才瞭解原來敦偷指的就是性交、做愛。敦是做、完成的意思，敦倫意指完成倫理，也就是這個行為是為了完成倫理上的目的生一個孩子，所以不可以叫作做愛，做愛是為了享樂；更不能叫作性交，那是動物性的、野蠻的。
很有趣的是，這三個名詞指的是同一件事情，卻是三種倫理。所以你到底是在性交、做愛，還是敦倫？你自己判斷。這是倫理孤獨裡的一課，你要自己去尋找，在一個倫理空間裡，要完成什麼樣的生命行為？是慾念、是快樂、是一種動物本能，還是遵守規範？你如果能去細分、去思辨這三種層次的差別，你就能在倫理這張巨大的、包覆的網中，確定自己的定位。
【倫理是保護還是牢籠？】
當小說裡的我面對巨大的寂寞，寂寞到在公寓裡用聽覺判別所有的事物，丈夫又總是嫌她多管閒事時，有一天她想出走了。她想，為什麼張玉霞可以那麼自信地告訴別人她是單親媽媽，而我不行？既然小孩都長大出國唸書了，我也可以離婚、也可以出走啊！
她走出去了，走到巷口，就遇到眼鏡行的老闆，她和丈夫前幾天去配眼鏡，還在店裡吵起來。眼鏡行老闆對她說：回家嗎？再見哦。這個我就一步一步走回家去了。她發現她過去所遵守的倫理是被一個巷子裡的人認可的，她要走也不知道要走到哪裡？她根本不是一個個人。
一個中年的婦人，在一個地區住一段時間，她不再是她自己，她同時也是某某人的太太，當她走在路上遇到人時，別人問候的不只是她，也會問起她的先生。她不知道要走到哪裡去。她沒有親人，沒有朋友，也沒有收入，也不敢去找旅館，她唯一擁有的是一把鑰匙，家裡的鑰匙。
對一個習慣倫理規範的人，倫理孤獨是一件很可怕、讓人不知所措的事，就像在茫茫大海之上。所以對這個中年婦人我而言，她最偉大的出走，就是走到巷口，又回頭了。這次出走，除了她自己，沒有人知道。眼鏡行老闆也不會知道她曾經有出走的念頭。
這是我一個朋友的故事。我的大學同學告訴我，她有一天跟先生鬧得不愉快，想出走，可是站在忠孝東路站好久，發現沒有地方可去。我想，她不是真的無處可去，而是她沒辦法理直氣壯地告訴任何人，她可以出走，因為她沒有任何信仰支持她這麼做，因為當一個人的自我長期消失了三、四十年之後，怎麼也找不回來了。
很多人問我為什麼這篇小說會用第一人稱，而且是寫一個中年婦人，我的想法是能夠設身處地去寫這麼一個人，假如我是一個這樣的女性，我的顧慮會是什麼？我自己是一個說走就走的人，隨時包包一收就飛到歐洲去了，我無法想像我的母親一輩子都沒做過這樣的事，甚至連獨自出走一天都無法完成。倫理對她是保護還是牢籠？這又是另一個兩難的問題。
她有沒有一個去尋找自我的機會？我們從來不敢去問這個問題，如果我們拿這個問題問父母的話，我相信她會哭，她會嚇一跳。
我有一個學生，在國外住很久了，每隔幾年會回來探望在中南部的父母。他的母親不打電話則已，打給他就是抱怨他的父親，愛賭博、把積蓄拿去炒股票都沒有了他的記憶裡，從小開始，母親就一直在抱怨爸爸。後來，他到國外去，再回國時，一樣聽他母親抱怨，抱怨到最後就是哭，然後說：我受不了了，我沒辦法再跟他生活下去。這些話一再重複，重複到我這個朋友也受不了，他就跟母親說：好，我明天就帶妳去辦離婚。結果母親哭得更大聲，很生氣地罵他：你這不孝的孩子，怎麼可以說這種話？怎麼可以這樣做？
這就是倫理的糾纏，她無法把離婚這個行為合理化，只能抱怨，不停地抱怨，把抱怨變成倫理的一部分。她認同了抱怨的角色，她願意用一輩子的時間去扮演這個角色。你看電視劇裡那些婆婆、媳婦的角色，不也都是如此？這種劇情總是賣點，代表了倫理孤獨裡那個潛意識的結一直存在，而且大部分是女性。
所以她會選擇哭、選擇抱怨，她拒絕思維；如果她開始思維，她不會哭的，她會想怎麼解決問題？可是她選擇哭，表示她只是想發洩情緒而已。
孤獨的同義詞是出走，從群體、類別、規範裡走出去，需要對自我很誠實，也需要非常大的勇氣，才能走到群眾外圍，回看自身處境。
今天若有個女性說：我沒有結婚啊，我沒有丈夫，只有一個孩子。除了經濟上的支持外，她還需要體制的支持，才能夠做這件事。台灣的確處於轉型的時刻，使我們在面對各種現象時，可以去進行思維，如果我們可以不那麼快下結論的話，這些問題將有助於我們釐清倫理孤獨的狀態。
【心理上的失蹤】
我這個中年婦人出走到巷子口，又回家了，她繼續關在公寓裡，繼續聽每一家的鑰匙怎麼打開，怎麼關門。
有一次我和張玉霞聊天時，提到她很討厭住在四樓B的劉老師。張玉霞說，他很愛孩子唉！有幾次我和娃娃一起，遇見了他，他就放慢腳步，跟娃娃微笑。但是這個我還是覺得劉老師很怪異，身上有一種近於肉類或蔬菜在冬天慢慢萎縮變黃脫水的氣味。
這個單身的劉老師，從小學退休之後，常常在垃圾堆裡撿人家丟掉的洋娃娃，有一次在樓梯間剛好遇到第一人稱的我，他拿著一個破損的洋娃娃頭，向我展示，說這洋娃娃的眼睛還會眨。劉老師經常撿一些破損的洋娃娃頭、手、腳回來，放在黑色的木櫃裡，而這件事就和社會事件中頻頻發生的兒童失蹤案連結在一起。
失蹤不一定是具體的失蹤，可能是心理上的失蹤。如果你有看過法國超現實導演布紐爾（Luis Bunuel）的作品《自由的幻影》（Le Fantome de la liberte），裡面有一段以超現實的手法，處理兒童失蹤。那一段是老師在課堂上點名，點到了Alice，Alice也喊了有，可是老師卻說她失蹤了，馬上通知家長來。她的父母到了學校，Alice說：我在這裡。但爸爸媽媽說：噓，不要講話。然後轉頭問老師：她怎麼會失蹤？
失蹤在電影裡變成了另一種現象，其實人在，你卻覺得他不在。例如一對貌合神離的夫妻，他們躺在同一張床上，對彼此而言卻是失蹤的狀態。我們一直覺得被綁架才叫失蹤，可是如果你從不在意一個人，那麼那個人對你而言，不也是失蹤了。
電影啟發了我把失蹤轉向一個心理的狀態，表示失蹤的人在別人心裡消失了，沒有一點具體的重量。我有一個朋友也是單親媽媽，孩子很小的時候，她的工作正忙，晚上應酬也很多，她沒有太多時間陪小孩，就讓小孩掛串鑰匙上下學。她也很心疼小孩，卻沒辦法陪伴她，又很擔心孩子被綁架，所以她就在每天晚上回家時，孩子已經寫完功課準備要睡了，她硬拉著小孩一起練習各種被綁架的逃脫術。有一次，她就在我面前表演，戴上綁匪的帽子、口罩，讓孩子練習逃脫。當時我覺得好可怕，就像軍隊的震撼教育一樣，可是讓我更震撼的是，這個城市的父母都已經被兒童綁架事件驚嚇到覺得孩子都不在了，孩子明明在她面前，卻覺得她已經失蹤了。
朋友的故事變成小說裡，張玉霞和孩子娃娃每天晚上的特別訓練。而住在三樓的這個我，每天晚上就會聽到各種乒乒乓乓的聲音。
【愛成了寄託，喪失了自我】
這個公寓裡最大的寂寞者我，因為沒辦法出走，就把生命寄託在兒子身上，所以她生活裡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收到兒子詩承寄來的信時，拿著紅筆勾出重點，她每讀一次，就覺得還有重點沒畫到，再畫一次。他的兒子讀法律，寄來的信很少問候父母，都是摘錄一些中文報紙上的新聞，有一次提到了兒童失蹤案，引起了我的興趣，她開始搜集報紙上的報導，準備要寄給兒子。
這裡我們可以看到，我這個中年婦女，把生活的重心放在居住在遙遠美國的兒子身上，他所關心的事情，就變成她關心的事情。當我們在倫理的網絡之中，很難自覺到孤獨，就是因為我們已經失去自我，而這個自我的失去，有時候我們稱之為愛，因為沒有把自己充分完成，這份愛變成喪失自我主要的原因。
有一天，娃娃失蹤了。失蹤不再只是新聞報導，而變成一個具體事件，而且是在我住處樓上發生的事情。娃娃的母親張玉霞幾乎到了崩潰的地步，而這一切是我所預知的，她聽著下班後的張玉霞上樓、開鎖、關門的聲音，然後她走到房門邊，等候著張玉霞在房中大叫，然後披頭散髮地衝下三樓，按我的門鈴，瘋狂地捶打我的房門，哭倒在我的懷中說：娃娃失蹤了。
人在某一種寂寞的狀態，會變得非常神經質，敏銳到能看到一些預兆，而使得假象變成真相。
布紐爾另一部電影《廚娘日記》（Le Journal dune femme de chambre），敘述一個紳士在妻子死後，僱用一個廚娘，廚娘在日記裡寫著這個外表行為舉止都很優雅的紳士，其實是一個好色之徒，常常偷看她洗澡更衣。這部電影有一大半是在對比這個紳士的裡外不一，一直到最後才揭曉，原來偷窺是廚娘長期寂寞裡所產生的性幻想。
所以小說裡的我聽到張玉霞的尖叫聲、哭聲，然後衝下來按門鈴，哭倒在她懷中，這是幻想還是真實發生？我們不知道。她開始安慰張玉霞，然後報警，三天後來了一個年輕俊美的警察，警察到她家就說，他是為了多瞭解一點有關劉老師的生活而來，他們都覺得劉老師最有嫌疑，因為劉老師非常愛娃娃，在樓梯間遇到時就會對他微笑，摸摸他的頭，還會買糖給他。
在兒童失蹤案經常發生的時期，一些原本愛小孩的人，看到小孩都不敢再靠近了，怕讓人誤會。這個劉老師原本是大家口中的好人，因為他特別愛孩子，他退休後還會到小學門口，陪孩子玩，教他們做功課。可是在兒童綁架勒索案愈來愈多時，人們開始懷疑他，甚至是懷疑這個糟老頭是不是有戀童症？劉老師突然就從一個慈父的形象，變成了戀童癖。
【一成不變的危機】
當年輕的警察看到茶几玻璃板下壓的一張詩承的照片，隨即漲紅了臉，他說是詩承在某南部的市鎮服役時認識的，那時他正在一所警察學校讀書，他們在每個營區的休假日便相約在火車站，一起到附近的海邊玩。
作為母親的我聽完嚇了一跳，詩承當兵時從來沒有跟她說過和一個警察這麼要好，這時候他身為母親的寂寞，以及倫理中的唯一連繫，再次面臨了危機。
我其實是想一步一步解散這個我引以為安的倫理，因為所有倫理的線都是自己所假設的，其實它無法綑綁任何東西，也連繫不起任何東西。如果沒有在完成自我的狀態下，所有的線都是虛擬假設的。
在小說裡我是真正的主角，雖然很多朋友看小說，會覺得劉老師是主角，或張玉霞是主角，但是我自己在撰寫時，主角是假設為第一人稱的這個我，我就讓她一步一步地面臨倫理的崩解，而和社會上存在的現象去做一個對比，而這個角色可能是我的母親，可能是我的朋友，也可能是許許多多的中年女性，當她們把倫理作為一生的職責時，所面臨到的困境。
這個問題不只在台灣，日本也有類似的現象。在日本，離婚率最高的年齡層是在中年以後，就是孩子長大離家後，做妻子的覺得該盡的責任已經盡了，便提出離婚，說：我再也不要忍受了，往往會把丈夫嚇一大跳。這樣的報導愈來愈多，不像我們所想像的年輕夫妻才會離婚。
有人說，這是因為婚姻有很大一部分是為了倫理的完成，當倫理完成以後，她就可以去追尋自我了。但我覺得應該是在充分地完成自我之後，再去建構倫理，倫理會更完整。
小說的最後，警員拿到了搜索令，進去劉老師的房間，發現一個好大的黑色櫃子，打開櫃子，裡面都是洋娃娃的頭、手、腳、殘破的身體。他沒有綁架兒童，他只是搜集了一些破損的洋娃娃，可是這個打開櫃子的畫面，會給人一種很奇怪的聯想。我常在垃圾堆裡看到一些人形的東西，例如洋娃娃，一個完整的洋娃娃是被寵愛的，可是當它壞了以後我們很少注意到，兒童是會對玩具表現暴力，我常常看到孩子在玩洋娃娃時，是把它的手拔掉或是把頭拔掉這些殘斷的肢體會引起對人與人之間關係奇異的聯想。
最後的結尾，我並沒有給一個固定的答案，只是覺得這個畫面訴說一股沉重的憂傷，好像是拼接不起來的形態。
基督教的故事裡，有一則屠殺嬰兒的故事。在耶穌誕生時，民間傳說萬王之王（The King of Kings）誕生了，當時的國王很害怕，就下令把當年出生的嬰兒都殺死。所以我們在西方的畫作裡，會看到一幅哭嚎的母親在一堆嬰兒屍體旁，士兵正持刀殺害嬰兒。我想，這是一種潛意識，因為殺害嬰兒是一種最難以忍受的暴力，稱之為無辜的屠殺，因為嬰兒是最無辜的，他什麼都沒有做就被殺死了。我以木櫃裡殘破的洋娃娃這樣一個畫面，試圖喚起這種潛意識，勾引起對生命本能的恐懼，進一步去探討在台灣社會裡一些與倫理糾纏不清的個案，藉由它去碰撞一些固定的倫理形態所謂固定就是一成不變的，凡是一成不變的倫理都是最危險的。
當埃及血緣內婚是一成不變的倫理時，所有不與家族血緣通婚的人，都會被當成亂倫。所以，我們不知道，我們在這個時代所堅持的倫理，會不會在另一個時代被當成亂倫？人類的新倫理又將面對什麼樣的狀況？
【先個體後倫理】
比較容易解答的是，在清朝一夫多妻是社會認同的倫理，而且是好倫理，是社會地位高、經濟條件富裕的人，才有可能娶妾，而且會被傳為佳話、傳為美談。可是現在，婚姻的倫理已經轉換了。而同一個時代，在台灣和在阿拉伯的婚姻倫理也不一樣。
我相信，倫理本身是有彈性的，如何堅持倫理，又能保持倫理在遞變過程中的彈性，是我認為的兩難。大概對於倫理的思維，還是要回到絕對的個體，回到百分之零點零一的個體，當個體完成了，倫理才有可能架構起來。
西方在文藝復興之後，他們的倫理經歷了一次顛覆，比較回到了個體。當然，西方人對個體的觀念，是早於東方，在希臘時代就以個體作為主要的單元。而以個體為主體的倫理，所發展出的夫妻關係、親子關係，都不會變成一種固定的約制、倚賴，而是彼此配合和尊重。
許多華人移民到歐美國家，面臨的第一個困境，就是倫理的困境。我妹妹移民美國後，有一次她很困擾地告訴我，她有一天對七歲的小孩說：你不聽話，我打死你。這個小孩跑出去打電話給社會局，社會局的人就來了，質問她是不是有家庭暴力？我妹妹無法瞭解，她說：我是他的母親，我這麼愛他。她完全是從東方的倫理角度來看這件事。
對我們而言，哪吒之所以割肉還父，割骨還母，是因為身體是我們對於父母的原罪，父母打小孩也是理所當然。可是西方人不這麼認為，他們覺得孩子不屬於父母，孩子是公民，國家要保護公民，即使是父親、母親也不能傷害他。
現在在台灣，社會局也在做同樣的事，保護孩子不受家庭暴力的威脅，可是你會發現，我們的家庭仍在抗拒，認為這是我們家的事，最後就私了倫理就是私了，而不是提到公眾的部分去討論。
倫理構成中私的部分，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的這個部分，造成了許許多多的問題被掩蓋了。例如家庭性暴力，有時候女兒被父親性侵害，母親明明知道，卻不講的，她覺得這是家醜，而家醜是不能外揚的。她沒有孩子是獨立個體、是公民的概念，所以會去掩蓋事實，構成了倫理徇私的狀況。
你如果注意的話，這種現象在台灣還是存在，這是一個兩難的問題。我沒有下結論說我們一定要學習西方人的法治觀，也沒有說一定要遵守傳統的倫理道德，我們要思考的是，如何在這個兩難的問題裡，不要讓這樣的事情再發生。
做父親的拿掉父親的身份後，是一個男子；做女兒的去掉女兒的身份，是一個女性，而古埃及血緣內婚的文化基因可能至今仍有影響力，所以父親與女兒之間的曖昧關係還在發生，只是我們會認為這是敗德的事情、不可以談論的事。而這些案例的持續發生，正是說明了人之所以為人的原因，人是在道德的艱難裡，才有道德的堅持和意義。
如果道德是很容易的事情，道德沒有意義。我的意思是，做父親的必須克制本能、了結慾望，使其能達到平衡，而不發生對女兒的暴力，是他在兩難當中做了最大的思維。思維會幫助個體健康起來，成熟起來。
從各個角度來看，倫理就是分類和既定價值調整的問題，所以有沒有可能我們把亂倫這兩個字用重新分類來代替，不要再用亂倫，因為這兩個字有很強烈的道德批判意識，而說人類道德倫理的重新分類、重新調整，就會變成一個思維的語言，可能古埃及需要重新分類，華人世界裡也要重新分類，訂定搬演的角色，並且讓所有的角色都有互換的機會，會是一個比較有彈性的倫理。
前陣子，我有個擔任公司小主管的朋友就告訴我，他覺得太太管女兒太嚴，他只有一個女兒，對她是萬般寵愛，總是希望能給她最好的，可是太太就覺得要讓女兒有規矩，要嚴厲管教。
從這裡我們看到，倫理與社會條件、經濟條件都有關，倫理不是一個主觀決定的東西，而是要從很多很多客觀條件去進行分析，得到一個最合理的狀況。如果沒有經過客觀的分析，那麼倫理就只是一種保守的概念，在一代一代的延續中，可能讓每一個人都受傷。
【倫理也是一種暴力？】
我們不太敢承認，可是倫理有時候的確是非常大的暴力。我們覺得倫理是愛，但就像我在暴力孤獨裡丟出來的問題：母愛有沒有可能是暴力？如果老師出一個作文題目母愛，沒有一個人會寫這是一種暴力，可是如果有百分之零點一的人寫出母愛是暴力時，這個問題就值得我們重視。
我在服裝店碰到一對母女，母親就是一直指責女兒，說她怎麼買這件衣服、那件衣服，都這麼難看，所有服裝店裡的人都聽見了，有人試圖出言緩和時，這個母親說：對呀，你看，她到現在還沒結婚。我們就不敢再講話了，我們已經知道這個母親以母愛之名，什麼話都能講了。這是不是暴力？
這時候，我不想跟媽媽講話，我想跟那個沉默的女兒說：妳為什麼不反抗？妳的自我到哪裡去了？妳所遵守的倫理到底是什麼？
我在一九九九年寫<救生員的最後一個夏天>時，台灣社會已經發展到更有機會去揭發倫理的真相，主角發生的事也可能在我們身邊發生。主角Ming是個大學生，他的爸爸跟母親已經分居了一段時間，這對夫妻在大學認識，是很知性的人，從來不曾吵架，他們結婚生子是因為遵守倫理的規律，不是因為愛或什麼。
所以當這個父親最後決定和Charlie去荷蘭結婚時，他在咖啡廳裡和妻子談，他和妻子都回到了個體的身份，他們把家庭倫理假象戳了一個洞，使其像洩了氣的皮球，而我想這是一個漏洞，而倫理的漏洞，往往就是倫理重整的開始。
一個渴望倫理大團圓的人，不會讓你發現倫理有漏洞。你看傳統戲劇，最後總是來個大團圓，而這個團圓會讓你感動，你會發現這是一個無奈的渴望。
你看《四郎探母》這個戲最後怎麼可能大團圓，兩國交戰，楊四郎（延輝）打敗了被俘虜，他隱姓埋名，不告訴別人他有個老媽，還是元帥，也隱瞞他有個妻子四夫人，結果番邦公主看上他武藝雙全，將他招為駙馬，十五年生了一個兒子，夫妻也很恩愛。這已經是一個兩難的問題了，一邊是母親，是百善孝為先，一邊是妻子，也是殺死他的父親、令他家破人亡的仇人，四郎該如何取捨？
後來，佘太君親自帶兵到邊界，四郎有機會見到母親，只好跟番邦公主坦白。番邦公主才知道原來丈夫是自己的仇家，她威脅要去告訴母后（蕭太后）把他殺頭，但一說完就哭起來了，到底四郎還是她的丈夫，在倫理的糾纏中，又變成了一個兩難的困境。最後番邦公主還是悄悄地幫忙四郎，讓他見到了母親。對番邦公主而言，這是冒一個很大的險，因為楊四郎可能一去就不回了。
楊四郎回去之後，跪在母親面前，哭著懺悔自己十五年來沒有盡孝。可是匆匆見一面，他又要趕著回去，佘太君罵他：難道你不知道天地為大，忠孝當先嗎？你還要回去遼邦。楊四郎在舞台上，哭著說，他怎麼會不知道？可是如果他不回去，公主就會被斬頭，因為她放走了俘虜。
這裡我們看到一個非常精采的倫理兩難，可是到最後不知怎的又變成了大團圓，這怎麼可能大團圓，不要忘了他還有一個元配，元配打了他一個耳光後，面臨的又是另一個倫理的糾纏。
【粉飾太平的大團圓】
《四郎探母》為什麼用大團圓？因為大團圓是一個不用深入探究的結局。可是如果一個有哲學思維的人，他會把這些倫理道德上的兩難，變成歷史最真實的教材。
張愛玲看《薛平貴與王寶釧》就不認同最後大團圓的結局。王寶釧苦守寒窯十八年，靠野菜維生，薛平貴在外地娶了代戰公主，回來還要先試探妻子是不是還記得他，是不是對他忠心？因為十八年的分別，早已認不出對方。薛平貴先假裝是朋友，調戲王寶釧，才發現王寶釧住在寒窯裡不與人來往，苦苦守候著他。後來代戰公主出來，對王寶釧說：妳是大我是小。兩個人要一起服侍薛平貴，這是大團圓的結局。張愛玲在小說裡就寫，這個結局好恐怖，面對一個美麗、能幹又掌兵權的公主，你可以活幾天？
你渴望大團圓嗎？還是渴望揭發一些看起來不舒服的東西。
儒家的大團圓往往是讓不舒服的東西假裝不存在。就像過年時不講死字，或是公寓大樓沒有四樓；死亡是倫理這麼大的命題，不可能不存在，我們卻用假裝去迴避。當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或者我們平常不說四而說三加一時，就是在迴避死亡，這時候倫理有可能揭發出一些真相嗎？我們要粉飾太平地只看大團圓的結局？還是要忍住眼淚，忍住悲痛，去看一些真相？這也是一個兩難。
我想，上千年的大團圓文化的確會帶給人一種感動，也會使人產生嚮往，可是倫理不總是那麼美好，倫理缺憾的那個部分，以及在倫理之中孤獨的人，我們要如何看待？
即使我們與最親密的人擁抱在一起，我們還是孤獨的，在那一剎那就讓我們認識到倫理的本質就是孤獨，因為再綿密的人際網絡，也無法將人與人合為一體，就像柏拉圖說的，人注定要被劈開，去尋找另一半，而且總是找錯。大團圓的文化是讓我們偶爾陶醉一下，以為自己找到了另一半，可是只要你清醒了，你就知道個體的孤獨性不可能被他者替代了。但不要誤會這就沒有愛了，而是在個體更獨立的狀態下，他的愛才會更成熟，不會是陶醉，也不會是倚賴。成熟的愛是倚靠不是倚賴，倚靠是在你偶爾疲倦的時候可以靠一下休息一下，倚賴則是賴著不走了。
我們常常把倫理當作倚賴，子女對父母、父母對子女都是。我在大陸看到一胎化的子女，受到父母、爺爺奶奶、外公外婆的寵愛，有人覺得這樣很幸福，我卻覺得很可怕，因為當孩子長大後，這些人會反過來倚賴他，那是多麼沉重啊！
當我們可以從健全的個體出發，倚靠不會變成倚賴，倚靠也不會變成一種常態，因為自己是可以獨立的，不管對父母、對子女、對情人、對朋友，會產生一種遇到知己的喜悅，而不是盲目的沉醉，如此一來，所建構出來的倫理也會是更健全的。
【打開自己的抽屜】
倫理孤獨是當前社會最難走過的一環，也最不容易察覺，一方面是倫理本身有一個最大的掩護愛，因為愛是無法對抗的，我們可以對抗恨，很難去對抗愛。然而，個體孤獨的健全就是要對抗不恰當的愛，將不恰當的愛做理性的分類紓解，才有可能保有孤獨的空間。
孤獨空間不只是實質的空間，還包括心靈上的空間，即使是面對最親最親的人，都應該保有自己孤獨的隱私，要保有自己的心事，即使是夫妻，即使是父母與子女，就像在<因為孤獨的緣故>裡，中年婦女我因為兒子詩承沒有告訴她自己認識了一名警察，而且彼此有過一段愉快的相處，而感到不舒服。可是對兒子而言，這是他生命中重要且美好的部分，他可以把這件事放在心靈的抽屜裡，不一定要打開它。
西方心理學會主張，要把心理的抽屜全部打開，心靈才會是開放的，可是我覺得個體是可以保有幾個抽屜，不必打開；就像我在寫作書畫的過程中，是不會讓別人來參與，我覺得這樣才能保有創作的完整性，得到的快樂也才會是完整的。同時，我也尊重他人會有幾扇不開啟的抽屜。一個不斷地把心神精力用在關心別人那些不打開的抽屜的人，一定是自我不夠完整的人，他有很大很大的不滿足，而想用這種偷窺去滿足。
我認為這個社會，需要把這種偷窺性減低，回過頭來完成自己。可是我們回顧這幾年來媒體新聞的重大事件，都是在想著打開別人的抽屜，而不是打開自己的抽屜，而且樂此不疲，這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
在二○○二年的最後幾天，我開始在想，我自己有幾個沒有打開的抽屜，裡面有什麼東西？別人說：你這麼孤獨呀？只看自己的抽屜。我會說：是，但這種孤獨很圓滿，我在凝視我自己的抽屜，這個抽屜可能整理得很好，可能雜亂不堪，這是我要去面對的。
我相信，一個真正完整快樂的人，不需要藉助別人的隱私來使自己豐富，他自己就能讓生命豐富起來。
【在破碎重整中找回自我】
沒有思維的倫理很容易變成墮落，因為太習以為常。例如想到婆媳關係，就聯想到哭哭啼啼的畫面，可是現代人的婆媳關係是可以有更多面向的。如果你覺得在一個傳統固定的倫理裡待太久了，思想會不自覺地受到傳統倫理的制約，我會建議你去看阿莫多瓦（Pedro Almodovar）與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的電影，你就有機會去整頓自己，可是你一定會罵：怎麼要我去看這種電影？
我自己在一九七六年看到帕索里尼的電影時，也是一邊看一邊罵，我罵他怎會把藝術玩到這種地步，你看他的《美狄亞》、《十日談》、《索多瑪的一百二十天》會覺得毛骨悚然，他會讓你看到一個背叛美學的東西，我記得首映時，很多人看到吐出來了。而西班牙導演阿莫多瓦的《我的母親》這部片，完全就是倫理的顛覆，可是裡面有種驚人的愛，他在變性人、愛滋病人、妓女身上，看到一種真摯的愛，與我們溫柔敦厚的倫理完全不一樣。
我自己在阿莫多瓦與帕索里尼的電影裡，可以完全撕裂粉碎，然後再回到儒家的文化裡重整，如果不是這個撕裂的過程，我可能會陷入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的危險之中。任何一種教育如果不能讓你的思維徹底破碎的，都不夠力量；讓自己在一張畫、一首音樂、一部電影、一件文學作品前徹底破碎，然後再回到自己的信仰裡重整，如果你無法回到原有的信仰裡重整，那麼這個信仰不值得信仰，不如丟了算了。
期盼每一個人都能在破碎重整的過程中找回自己的倫理孤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