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什麼會說起劉老師的故事，連我自己也不十分清楚。
劉老師
我們只是偶爾在狹小的公寓樓梯間中相遇，錯身而過的時候禮貌地寒暄一下。
這幢公寓一共住了八戶人家，彼此都不怎麼來往。
劉老師住在四樓Ｂ的位置，他的對門四樓Ａ住著娃娃和她單親的母親。
有關劉老師的身世種種，我大部分都是從娃娃的母親張玉霞處聽來的。
張太太
我最初按照娃娃的姓氏來稱呼張玉霞，她立刻否認了。
叫我張玉霞，我現在是單身，娃娃跟我姓。她說。
我一時不知道怎麼接口，就楞在樓梯間，唯唯諾諾說了一些這麼早回來之類不關緊要的話。目送張玉霞登上四樓，聽到她從皮包中取出鑰匙，哐郎哐郎開了好幾重鐵門的鎖，又開了木門，然後又關了鐵門，再關上木門。
我趕緊關了房門，跑進房間，和正在看晚報的我的先生說：
噯，樓上四樓Ａ的張太太丈夫不姓張唉！
我的先生冷靜地從他老花眼鏡的上方無表情的凝視著我。我意識到他並沒有完全了解事件複雜的內容，繼續做了如下的解釋：
娃娃不是叫張國瑞嗎？他的母親就是我們平常叫張太太的啊！她自己娘家姓張，叫張玉霞，是單親媽媽唉。
管那麼多事！
我的先生在聽完我解釋之後，仍然沒有表情的回去看他的晚報。
我只有默默走開。
我想：這是一個社會變得如此冷漠的原因吧。
我和我的先生在最近十年間每天交談的話已經不超過十句了。最後一次是他發現看報的距離越來越遠，我勸他做一次檢查。我們一起到巷口的眼鏡行去驗光，驗光師說：一定要配眼鏡了。我的先生陰沉著臉，他偷偷跟我說：眼鏡行的人只想賺錢。我脫口而出說：四十八歲，是要配老花眼鏡啦！
我的先生發了很大的脾氣。在眼鏡行中我們有點不顧體統地吵起架來。我完全不記得我們吵架的內容，只是發現圍觀的人越來越多，而且大多露著冷冷的旁觀的笑容，我才藉故眼淚奪眶而出，蒙著臉逃回家去。
我們有好幾天沒有說話。
那年他四十八歲，我比他小兩歲，屬馬，但是，我在那之前兩年就已經配了老花眼鏡，我也鄭重告訴他，我的視力大不如前了，但是並沒有得到他的注意。
電視機中有一位心理學的教授在講解現代人的孤獨感，他說明現代社會個人承受的工作壓力，往往在現實生活中得不到紓解。看起來越來越開放的社交空間，其實因為每一個個體都缺乏真正傾心相談的家人或朋友，久而久之，內在的孤獨甚至變成保護自己的藉口，社會中到處充滿了冷漠的人際關係，嚴重的社會問題就因此連鎖的產生了。心理學教授結論性地這樣警告，並且指出他所說的嚴重的社會問題就是層出不窮發生在我們城市四周的自殺、吸毒、弒父、殺人，或兒童綁架案件。
我的先生仍然沉湎在晚報的閱讀中。
他越來越少說話的習慣曾經使我擔憂，在我們唯一的孩子（詩承）大學畢業出國留學深造之後，我幾乎變成了這三十坪的公寓中唯一喃喃自語的聲音。
我的聽覺卻似乎因為他的沉默異常神經質地敏銳了起來。
我可以聽到四樓Ａ的鐵門一道一道開鎖的聲音。如果是張玉霞，開鎖的聲音比較快，一圈一圈急速的轉著，然後哐噹一聲鐵門重撞之後，陷入很大的寂靜中。如果是娃娃，這個才八歲的小男孩，卻有如貓一樣輕巧深沉的腳步。他通常從小學回家，一步一步登上樓梯，我便仔細聽著，我甚至覺得他也聽得到我的竊聽，偶爾停下腳步，似乎在檢查，那時我就心跳加速，彷彿被別人發現了自己不正當的竊窺，趕緊正襟危坐起來。
但是娃娃真是一個鬼氣靈精的小孩，他走在樓梯上的步伐完全不能捉摸。在你心跳才過，發現他已躡手躡腳到了四樓，從脖子上拿下鑰匙，插進匙孔，輕輕轉開鎖。當我努力全心傾聽時，我發現他又停了轉鎖的動作，然後依然是在我一陣心跳慌亂中，他已悄悄進了門。鐵門掩閉時也絕不像他母親那樣粗魯，只是金屬與金屬輕到不能再輕的一聲磕碰。
我覺得我的聽覺被娃娃訓練得更精密細微了。
但是，我聽不到劉老師的聲音。
他走路怎麼像鬼？有一次張玉霞這樣和我抱怨。
是嗎？我很好奇，張玉霞一定有具體的經驗。
怎麼不，前天他走到我面前了我都不知道，一抬頭一個人在面前，差點沒嚇昏死過去。
在那兒遇到的？我說。
樓梯間啊！你說有多怕人。張玉霞猶有餘悸地向下望了望。
我以為這仍然是現代人孤獨感造成的問題。
我嘗試向張玉霞解釋電視中某心理學教授所說的每一個個體都缺乏真正傾心相談的家人或朋友的結果。
張玉霞似懂非懂地點了點頭，若有所悟地說：他很喜歡孩子唉！
誰？劉老師？我問。
是啊張玉霞回憶地說：有幾次我和娃娃一起，遇見了他，他就放慢了腳步，跟娃娃微笑。
也許我們應當對他對多一點關心。我頗有感慨地補充了一句：公寓中的鄰居彼此都太疏遠了。
張玉霞並沒有熱烈響應的表示，漠然地藉故告別離去了。
我回到屋子中，覺得光線有點暗，這幢東西向的公寓，因為左右蓋了高樓，大白天也照不到陽光。我捻亮了燈，戴起老花眼鏡，把桌上詩承從美國寄來的信，就著燈光，又讀了一次。
在此間讀報，知道台灣最近常有綁架兒童的案件發生，勒贖巨款，甚至撕票，手法殘酷，令人髮指。
讀法律的詩承常常要表示他的社會正義感。他寄來的信很少有問候父母的話，大多是摘錄一些中文報紙上的社會新聞，加一點他自己的評論見解。
倒是因為詩承的信，我特別注意了有關兒童綁架的案件。
連續幾天，我特別追蹤了報紙上社會版有關這類案件的報導，也把電視上相關的新聞加以比較。沒有想到，正如詩承所說，兒童綁架案件已經如此普遍，而且手法殘酷，令人心悸了。
有一篇綜合性的報導我特意剪下來，寄給詩承，使他對這一問題有多一點可以參考的資料。這篇報導中我覺得最重要的一段，還用紅筆勾出，使詩承不致粗心錯過。這一段是這樣寫的：
城市中的兒童突然無緣無故地失蹤了。起初大家並沒有深究，以為不過是對有錢人家的孩子進行綁架勒贖而已。
但是，顯然城市兒童失蹤的現象越來越明顯了。
去年聖誕節前後，城市警察部門的首長不得不出面向焦慮的市民做事件的澄清。
他在電視上公布了一七三一件兒童失蹤案未能破獲的總數。群眾譁然了。
緊接的幾天，由於國家內政主管部門強大的壓力，警政首長不得不再次向電視觀眾做更細節的報告。
他詳盡地分析了城市兒童失蹤案件中有百分之六十九點八的比率已顯然與綁架勒贖無關。他解釋說，這百分之六十九點八比率的兒童失蹤案件，其中的家庭背景都屬一般中下級的公務員或勞工。而且據報案的當事人所述，他們都沒有接獲任何勒贖巨款或威脅的信件與電話。
大家應當記憶猶新，警政首長在去年聖誕節到元旦間的一連串談話，造成了我們城市治安多麼大的恐慌。
在短短的一星期間，城市中幾乎不再看得見任何兒童的蹤影。許多父母禁止兒童在新年假期之後重返學校。
你能夠想像嗎？在此後的一個月之間，動物園、兒童遊樂場、玩具店以及幾家連鎖的售賣兒童服裝的公司相繼倒閉。
市立的動物園和兒童遊樂場被議員們交相指責，認為不能以牟利為目的，只好繼續營業，但是，據管理員敘述：連籠子內的動物都很訝異兒童的消失，露出惶惶不安的情緒。
有趣的是來自某宗教團體對兒童失蹤現象的證道。這一團體的負責人洪伸欽長老，列舉了基督教《聖經》中殺嬰的故事，說明由於救世主的誕生，引發當時民間盛傳新王降臨人間的耳語。這樣的耳語日漸蔓延，終於導致當時國王的疑慮不安，便下令將伯利恆初生的嬰兒統統殺死。洪伸欽長老的證道在北、中、南各地巡迴，使許多婦女匍匐痛哭，並聲嘶力竭，數千人跪求長老賜予神蹟，赦免世人的罪。
洪伸欽長老在各地信徒都陷入歇斯底里的恐慌中時，以極冷靜的表情在電視黃金時段的綜藝節目中出現，以緩慢而悠閒的手勢祝福信徒，並且安靜地說：你們都沒有讀福音書嗎？那裡面明白地告示我們，救世主逃往埃及去了。
洪伸欽長老的證道隔日被指責為有意的以古證今，在宗教的證道中暗指與洪長老有密切關連的某政治異議人士的逃亡美國。
一位政治評論家以救世主逃往哪裡了？為題，指責了洪伸欽長老的混淆宗教信仰與社會法律事件。這位犀利的評論家在結尾時更一針見血地說：洪伸欽長老難道不知道，那些痛哭祈求幫助的婦人，她們關心的並不是救世主去了哪裡，而是她們因為救世主而受牽連遭殺害的自己骨肉的命運。
是的，不到幾天，來自各地失蹤兒童父母親人的信件，一概表示他們關心自己骨肉的命運更甚於救世主。
在兒童繼續將要失蹤恐懼中的父母更是嚴厲指責洪伸欽長老的只關心救世主而不關心被殺害的嬰兒。
兒童失蹤案件演變成這城市中執政與在野兩黨的政治鬥爭是大家沒有料想到的。
原來因為各方壓力瀕臨解職邊緣的警政首長，忽然因為執政黨的轉敗為勝，獲得了城市領袖的親自垂詢，表示一定要打擊犯罪，把城市治安搞好。他在今年復活節前後在電視上出現時信心十足，表示雖然兒童失蹤案件在短短四個月間又增加了三○九八件，但是，只要全民一致團結、打擊犯罪，把城市治安搞好是指日可待的。
但是，復活節才過了一星期，又有近兩百名的兒童失蹤，各位讀者，你們相信警政首長的信心呢？還是你們寧願相信洪伸欽長老的證道，認為這是一場因為救世主誕生帶來的浩劫？
這篇言論到此戛然而止。我把這份簡報在寄給詩承之前交給我的先生看。我想他是喜歡看晚報上的社會新聞的，或許會漏掉這一篇日報上的精采評論。沒想到他看完之後依然是冷漠的表情。
我說：寫得好嗎？
他拿下眼鏡，不屑地說：這種記者拙劣得很。
這其實是我意料中的反應。在我們近十年間每天交談不超過十句話的夫妻生活間，我早已意識到，那越來越短的十句話都變成了冷漠、不屑和傷害。
我曾經寫信向電視台那位心理學教授請教，表示我的無助。收到他助理的回信說，這可能是因為我的先生面臨退休的恐慌，或男子更年期的現象，勸我必須以理性待之，並在信尾開列了教授的一些書籍名目供我參考。
我其實是非常理性的。我甚至認真思考過，我為什麼不能像四樓的張玉霞，斷然離婚，過獨立自主的生活。
我很佩服張玉霞，她說叫我張玉霞的表情，我至今難忘。那一定是充滿了自信，有充分獨立自我的女性才能夠大聲說出來的吧。
但是，我們那一代，離婚是多麼難以啟齒的羞辱啊！等到我認真思考起離婚的問題，我才發現，我從不曾有過自己的存款。我拿著皮包走到街上，皮包中只有一串房間的鑰匙和這個月買菜的幾千塊錢。我想：那也可以過幾天獨立的生活吧。我就繼續往巷口走了幾步。碰到那個眼鏡行的老闆，他和我笑一笑，我緊張死了，彷彿被他抓到把柄似的，我一下呆住了，他說：你到哪裡去啊！我沒有回答。他又說：上街啊！自顧自走了。我又向前走了兩步，我才認真想起來，我在這樣大的城市裡沒有親人，沒有朋友，我甚至不知道是不是有一個旅館可以讓我住一個晚上。
我走到巷口，被尖銳的汽車喇叭聲驚嚇了，又看到眼鏡行老闆探頭和我微笑說：回家嗎？再見哦。
我就一步一步走回家去了。
走到公寓大門口，我對著紅色鐵銹斑駁的大門，心想：沒有幾年，這鐵門怎麼銹得這麼厲害。
我打開皮包，拿出那一串沉甸甸的鑰匙，找出其中的一支，插入匙孔，噹一聲，鐵門彈開了，樓梯間中很暗很暗，我停了一會兒，發現劉老師蹣跚走來，對著空空的巷子喃喃自語地說：
一個城市，孩子都不見了。
好一陣子我都沒有出門。我依然依憑我的聽覺知道公寓裡幾戶人家的出入。我也逐漸可以聽到一點關於劉老師腳步的習慣。或者說，不是聽出來，而是靠嗅覺嗅出來的。他依然是無聲無息的，但是我開始聞到他身上有一種氣味，就從那天在樓梯間相遇開始，一種近於肉類或蔬菜在冬天慢慢萎縮變黃脫水的氣味，那和夏天炎熱時的腐爛很不一樣。它並不強烈，所以不易察覺，但是一旦你開始嗅到了，你就發現這樣的氣味固執而且持久，更像是衰老或死亡的氣味（腐爛其實是很活躍的）。
我因此開始在越來越暗的房間中獨自坐著，安靜地呼吸那緩慢擴散開來的固執而持久的氣味。也可以分辨出氣味封閉在房間內令人窒息的感覺，或者，當劉老師打開了門，那氣味就從四樓慢慢流布到四處，然後，因為這氣味，我才發現他有細微到不能覺察的關門聲、腳步聲，以及他停下來眼睛逡巡的緩慢的聲音。
和娃娃這麼像。有一次我幾乎要驚叫起來。我聽到劉老師有和娃娃完全一樣的貓一樣窺伺、機警、躲閃的動作的本質。只有因為年老了吧，劉老師顯然遲緩了很多，但是，你仍然可以從那氣味和腳步的配合中聽到他詭異而機敏的眼神。
只有張玉霞的聲音沒有改變，仍然是可以不用專心就聽得一清二楚的。
城市中兒童陸續失蹤之後，張玉霞也像一般的家長不再讓娃娃上學了。
每天晚上，入睡之前，我的先生放下他的晚報，開始打鼾之後，我就清晰地聽到張玉霞給娃娃的特別訓練。張玉霞扮演綁匪，向娃娃撲抓，娃娃則機敏地閃躲。好幾次我從聲音判斷，那個動作粗笨的張玉霞都一頭撞在牆上。而娃娃輕易地閃躲之後，便抱著一隻枕頭捂著嘴，嗤嗤地笑了起來。
我不敢太專心地聽，我覺得每次我太露骨的竊聽，娃娃都會忽然停止了笑聲，把那貓一樣的眼光轉向三樓。我趕緊閉上眼睛，假裝熟睡，學著我的先生均勻有節奏的鼾聲。
這樣的練習幾乎每天晚上重複，持續了很久，直到娃娃真的失蹤了。
娃娃失蹤了。
有一天張玉霞下班之後仍然如同往日大步大步走上樓梯，急躁地開鎖，碰的一聲重撞，鐵門閉上。
我從黝暗的燈光中站起來，走到門邊，我想：這個可憐的憂傷的母親，我等候著張玉霞在房中大叫，然後披頭散髮地衝下三樓，按我的門鈴，瘋狂地捶打我的房門，哭倒在我的懷中說：
娃娃失蹤了。
我等候這一切，因為我知道娃娃已經失蹤了，如同這遭天譴一般的城市中的每一個兒童的最終命運。
不是綁架，沒有勒贖，沒有恐嚇，沒有撕票的痕跡，他們只是像水在沙地上消失了。
但是我如何像哀傷的母親解釋這件事呢。
張玉霞一把鼻涕一把眼淚說起她如何懷了娃娃，還沒有結婚，娃娃的父親（張玉霞呸了一聲！）正在小鎮服役，他們彼此熱戀，然後他們發生了關係，論及婚嫁。可是，沒有多久，男子退役了，離開小鎮，張玉霞才發現她連這男人在城市的地址都沒有。她在另一批退伍返鄉的人群中尋找，一個好心的人來告訴她：忘了他吧，他從入伍那一天就說，這兩年的兵役夠無聊，要在這小鎮上談一次戀愛，兩年後走了，互不相干。
一個卑鄙的大學生張玉霞紅腫著眼睛這樣說。
可是，我佩服妳啊我抓著張玉霞的手，由衷地說：你一個人跑到城市來，找工作，把孩子生下來，租房子，買家具，把孩子一點一點帶大，給他取名字，用自己的姓氏。多麼聰明伶俐的孩子。
因為我提起娃娃吧，張玉霞又痛哭了起來。哭了一會兒她惡狠狠地坐起來，她開始述說每天晚上對娃娃的特別訓練。我藉故給她加水走開了，我不想讓她識破我每天晚上都在竊探他們母子的行動。
她說：不怕你笑話。我一個女人帶著孩子，在這樣的城市，我看慣了人的壞。我不能相信任何人。從我知道有兒童被綁架開始，我就告訴娃娃，在路上看到任何人都要當成是綁匪。男綁匪、女綁匪、老綁匪、小綁匪，還有偽裝成很善良樣子的綁匪。張玉霞咯咯地笑了起來，她想到有趣的地方。她說：你知道，我們每晚練習的時候，我們都化裝的。有一次，我還化裝成劉老師
劉老師我忽然身上一陣寒涼，起了一片雞皮疙瘩。我嗅到劉老師身上那種菜類萎黃死去的奇怪氣味，這幾天一直蔓延在公寓四周，固執而且持久，不肯散去。
我不是多心啊張玉霞繼續解釋：他每次看到娃娃，都放慢了腳步，微笑著。他為什麼對娃娃那麼好？
他喜歡孩子。我說。
附近的人都這麼說，他以前任教的那個國小裡的老師也這麼說。張玉霞顯然為了這件事做了許多調查，她說：每個人都說：多麼好的一個人，多麼愛孩子。連退休了，還每天到學校來，陪孩子們玩，教孩子們功課。把少有的積蓄都買了玩具、糖果給孩子。
那你還疑心他。我說。
不只我疑心他啊！你看，一個退休的國小教員老是往學校跑，起初都是認識的同事，也不怎麼樣，過幾年，學校同事也都退休了，新來的二十幾歲剛從師範學院畢業的老師，都不認識他了，這是誰啊！一個糟老頭他們發現學校門口老師有一個詭異的中年男子看著小孩們發笑，加上城市中又有幾件兒童失蹤案件發生，這些受過新式教育的年輕老師，讀過心理學，便一口咬定這是戀童症的個案，在學校行政會議中提出，以後，劉老師一在校門口出現，就由校警吹哨子驅趕了。
你調查得好清楚啊我望著滔滔不絕的張玉霞，我心中奇怪，她好像完全遺忘了娃娃失蹤的事。她因為娃娃，想起自己年少無知的戀愛；她因為娃娃，有點自豪又有點辛酸地回憶了多年來獨立為生活奮鬥的種種；她因為娃娃，覺得生活周遭充滿了陷害的恐懼。然而，娃娃真正消失了，她似乎什麼也不曾擁有過，或者說，她只擁有過失去的恐懼吧。當娃娃真的失蹤了，就連恐懼也連帶著變得虛罔了。
我這樣沒有憑據的分析張玉霞此時的心情當然是不公平的。對於一個單親母親的無助與憂傷我是應該付出一點的關心吧。然而我從來沒有像此刻這樣頹喪過，因為我似乎開始知道了這城市中兒童陸續消失的真正原因了。
因此，當事件發生的第三天，一名俊美而有些靦腆的警員站在門前說：為了多了解一點有關劉老師的生活，我反而冷靜到自己都有點訝異了。
這個年輕俊美的警員右手拿著一疊案件資料，左手脅下夾著他的警帽。
我把他請到客廳去坐，他原本有點僵直的姿勢，卻因為看到茶几玻璃板下壓的一張詩承的照片，忽然有點異樣起來。
詩承他意外的表情，隨即脹紅了臉說：您是詩承的母親。我說。
他說是詩承在某南部的市鎮服役時認識的，那時他正在一所警察學校讀書，他們在每個營區的休假日便相約在火車站，一起到附近的海邊遊玩。
為什麼沒有來往了呢？我問。
他又紅了臉，有些感傷地說：後來大家都各忙各的了。
他有點陷入莫名的沉思中了。
你為了劉老師來的？我提醒他。
啊是啊！他打開手中的資料，向我解釋，我的鄰居張玉霞在孩子無故失蹤後去警局控告了劉老師，認為他涉嫌重大。
我們想從鄰居方面了解一下劉老師，但是，你知道，這裡八戶公寓，其實有三戶是空戶，似乎已經長久離開這城市了
是啊我打斷他，我說：其實公寓中的鄰居也不怎麼來往。劉老師，也只是在樓梯間中相遇，有過幾次禮貌的寒暄，很和善的人啊，只是有一點孤獨吧，因為孤獨的緣故
不，我們沒有懷疑劉老師與這案件有關。我們甚至向張玉霞女士提醒因為失子的悲痛可能造成的情緒轉移是可以了解的。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更希望從客觀的鄰居處得到一些資料。
不，我是說，因為孤獨的緣故，他特別愛孩子吧。我這樣解釋著。
是的，警員笑了起來：他的愛孩子是出了名的，我們訪問了所有他過去的同事，過去學生的家長，他們對他的愛心由衷讚美呢。
但是，多麼孤獨啊
我嗅到那固執而持久的死亡的氣息從門窗的空隙中逼近了。
這個年輕善良的警員始終不會動用他的權力去搜捕劉老師吧。但是，我不知道，一旦有人踏進劉老師黑暗而發著臭味的公寓，會有什麼樣的反應呢？
我希望他臥室的那一扇門永遠不被打開。我希望，跨過他的床榻，那個異常高大的黑色的舊木櫃不會被注意到。
我終於了解劉老師身上久久散不去的死亡的氣息，是因為他鎖在黑色木櫃中那成千上萬的洋娃娃的殘斷肢體。
有一次在樓梯間相遇，他向我展示從垃圾堆撿回的一隻洋娃娃的頭，被拔斷了，頸部有纖維斷裂的痕跡，但是碧藍的眼睛還是會動的。劉老師撫弄著說：多麼慘，頭就這樣斷了。
他在膝蓋不靈活之後，還是一樣每天走下四樓到小學附近的垃圾堆撿被丟棄的娃娃，一些頭、一些手、一些腳，被剝光了衣服的身體，他都塞在上衣和褲子的口袋中，使他看來臃腫蹣跚。然後他一步一步走回來，爬上四樓，把這些洋娃娃殘斷的肢體一排一排存放在黑色的大木櫃中，牢牢鎖好。
詩承現在學什麼？警員忽然問起來。
啊，法律。我說：原來讀社會系，現在念法律。
是，他有一次跟我說：法律常常判道德的罪。警員想了一下，說：他終於學了法律。
告別時我把詩承的地址和他新寄來的一張照片都給了這個叫林盟瑞的警察，希望他有空給詩承寫信。他有些意外，飛紅了臉，但是顯然很高興，一再謝我，並表示要再來看我。
在警員離去之後，我忽然想起是我先生將要回家的時間，便一步一步走下樓。我站在巷口，不知道從來沒有被迎接回家的我的先生會有什麼樣的反應。因此，雖然整個城市因為失去了兒童有些寂寞黯淡，我還是由於私下的好奇而有些興奮了起來。
一九九二、十一、廿四｜廿五《中國時報．人間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