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車在樓房前停下來。貝克跳下車，向左右兩側觀察了一下，兩名後援警察分站在兩旁，史蒂文森則繞過車尾，在貝克左前方站定，以槍口對準我這是一個十分有默契的行動小組。貝克拉開車門。
我扭曲著身體，慢慢地下了車；手銬使我很不舒服。天氣更加炎熱了。前面入口處有一塊大理石橫牌，也刻著：瑪格雷夫鎮警察局，石牌的下方是玻璃門。貝克推開一扇門，我身後的警察將我推了進去。
裡面很涼爽，所有陳設都是白色和鉻黃色的，地板上鋪著地毯，柔和的日光燈使室內看起來就像銀行或保險公司大樓。一名接待警官站在接待櫃台後面；瞧這些佈置，他應該說聲：先生，有什麼可以為您效勞的嗎？可是他什麼也沒說，只是打量著我。在他身後是寬敞的大廳，一個穿著制服的女警坐在一張辦公桌前，正在操作鍵盤打文件。史蒂文森走到櫃台前，但槍口始終對著我，接待警官和那名穿制服的女人也都抬頭看我。我回敬他們一眼。
我被帶到大廳左側的一扇門前，貝克打開門，把我推了進去。這房間看來是間偵訊室，沒有窗子，只有一張白色的桌子、三張椅子，鋪著地毯，左上角有部攝影機。空調使房間內的溫度降得很低，而我一身的衣服依舊是濕漉漉的。
我站著，貝克搜了我身上所有的口袋，將我隨身攜帶的物品都堆在桌子上：一些現金、發票、車票和雜物。貝克看了看那份報紙，然後把它放回我的口袋，接著又瞄了我的手錶一眼，但沒有要我取下來；他對這些沒有興趣。所有東西都被扔進一個袋子，袋子上有張小紙片，史蒂文森在上面寫了一個潦草的號碼。
貝克叫我坐下，然後走出房間；之後史蒂文森也帶著那個袋子走出去，並關上了門。我聽見門卡嗒一聲被鎖上。
我原以為他們要將我單獨關上一段時間。事情通常是如此，孤獨感會使人想要招供了事；不分青紅皂白地把人抓進來並關上一個小時，是很管用的策略。
可是我想錯了，他們並不打算把我單獨隔離一個小時。這也許是他們的第二個小錯誤。貝克又走進房間，端來一杯咖啡，並示意一名穿制服的女警進來，就是坐在大廳裡工作的那個。她帶來一只金屬箱，從中取出一個黑色的號碼夾，裡頭夾的是白色塑膠號碼牌。
她略帶歉意地把號碼牌遞給我那是牙科護士面對病人時常有的表情。我用戴著手銬的雙手接過來，低頭瞥了一眼，把它放在下巴底下。接著那女人又從金屬箱裡取出一部難看的照相機，在我對面坐了下來，雙臂撐在桌面上，執起照相機，乳房碰著桌沿。她是個漂亮女人，有一頭烏黑的頭髮，一對明亮的大眼睛。我望著她笑了一下，照相機卡嗒一聲，發出一道閃光。沒有等她開口，我就側轉過身，讓她照側面。又是卡嗒一聲，一道閃光。我轉回來，把號碼牌還給她，她的嘴角露出一絲微笑。
然後她取出蓋指紋的用具和一張有十個空格的卡片，上面已經編上號碼，反面還留著兩個大空格，是蓋手掌印用的。我戴著手銬，因此很費勁，可是貝克沒有卸下它的意思。那女人在我手掌上塗墨水。她的手指很光滑、很涼，沒有戴結婚戒指。蓋完之後，她遞給我衛生紙擦手。
她離開房間後，貝克和我待在一起。
我的上司快到了，他說，你要對他交待清楚，澄清一些問題。
我沒有作聲。與我談話不可能為任何人澄清任何問題；可是這個人看起來挺有禮貌的，因此我想試探他一下。我向他伸出雙手，意思是請他為我卸掉手銬；他沉默了片刻，終於拿出鑰匙，打開手銬，把它重新扣回皮帶上。他望了我一眼，我們的目光相遇了。我沒有對他表示感激，也沒有可憐巴巴地撫摸手腕。雖然我不想與這個人套交情，然而我還是開口了。
那好，我們去見你的上司。
從點了早餐之後，這是我第一次開口說話，這下子倒是貝克顯出一副感激涕零的樣子。他在門上叩了兩下，門外響起開鎖的聲音，他示意我跟他出去。史蒂文森背朝大廳坐著，霰彈槍已經收起來了，兩名後援警察也已經離開，剛才緊張的氣氛總算鬆弛下來。貝克和史蒂文森站在我的兩側，我們沿著大廳邊緣走到後面的一扇門前。那是一間大辦公室，裡面的陳設大部分是用紫檀木做的。
一個胖子坐在辦公桌後。他身後有兩面大旗子，一面是鑲著金邊的國旗，另一面想必是喬治亞州的州旗；兩面旗幟中間的牆上掛著一座圓形大鐘，看起來已經有幾十年的歷史。現在已經快十二點半了。
我被推到辦公桌前，那胖子抬起頭看著我，一臉茫然的表情，好像正使勁回憶曾在什麼地方見過我似的。然後又惡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獰笑了一下，發出嘶啞的聲音：你他媽的給我坐下！
那胖子的樣子真嚇人，看起來是個貨真價實的混蛋，與我之前見到的人完全相反。貝克和他的拘捕小組態度認真，既幹練又有效率，那女人也不錯；可是眼前這個胖子只有一身的肥油，幾根稀疏的頭髮。雖然室內有空調，他仍汗流浹背，那張灰裡透紅的髒臉更顯出他是個不中用的酒囊飯袋。他看起來就不是一個稱職的警察。
我是莫里森，他喘息著說，瑪格雷夫警察局局長。你是個外地人，卻他媽的到我們鎮上來犯案。現在你必須向我的警探長交待你的所作所為。你將會進監獄、上電椅，然後我就可以在你這個混小子的墓上拉一堆屎。
他那龐大的身軀離開椅子，視線從我身上移開。
我很想親自處理這件案子，他說，可惜我太忙了。
我站在房門和他的辦公桌之間，他原本要橫著身體穿過去，卻突然在我面前止步，那肥大的鼻子差點碰到我外套上的鈕扣。
我以前見過你，他有些困惑地說，可是是在哪兒呢？
他看了貝克和史蒂文森一眼。
我以前見過這個傢伙。他對他們說道，然後砰地一聲把門帶上，走掉了，留下我和兩名警官在辦公室裡。隨後警探長大搖大擺地走了進來。他是個黑人，身材高大，看起來並不老，可是稀疏的頭髮已經有些灰白，這正好使他有種顯貴的氣勢。他動作敏捷，充滿自信，穿著講究：一套傳統的花呢西裝、皮背心和擦得發亮的鞋子這一位倒比較有局長的架勢。
他示意貝克和史蒂文森出去，然後關上房門，在桌旁坐下，作了個手勢，要我坐在他對面，同時嘩啦一聲拉開抽屜，拿出一部錄音機。
他正襟危坐地坐在椅子上，兩眼凝視著我。
好吧，他說，我們有幾個問題要搞清楚，對嗎？
他的聲音低沉，像悶雷一樣，不是南方口音。他的模樣和聲音活像一個波士頓銀行家，只除了他是個黑人。
我是芬利隊長，也是這裡的警探長。我知道他們已經向你解釋過你的權利，可是你還沒表示你明白了，所以我們還是得從頭開始。
不，他不像波士頓銀行家，反倒像個哈佛畢業生。
我明白我的權利。我說道。
很好，他點了點頭。那麼你找律師了嗎？
我不需要律師。
你被指控犯了謀殺罪，你會需要一位侓師，我們可以提供一名給你，是免費的。你希望我們為你提供一名律師嗎？
不，我不需要律師。我說。
這個叫芬利的人對我凝視良久。
好吧，他說，可是你得簽一份聲明，證明你已被告知有權請律師為你辯護，而且我們可以免費為你提供一位，但你自己堅決不要。
好的。
他從另一個抽屜裡拿出一份表格，填上日期和時間，然後遞給我一支筆，我簽了名，之後把表格還給他。他仔細看了一下，才放進黃皮文件夾裡。
我看不懂你的簽名，他說，為了作記錄，還是從你的姓名、地址和出生日期開始吧。
我看了他一眼一個固執的傢伙，年約四十五歲。在喬治亞這塊土地上，一個四十五歲又是黑人的警察，如果不固執，是當不上警探長的。如果違拗了他，可沒有好處。
我的姓名是傑克．瑞契爾，我說，沒有中名。沒有地址。
他記下了也沒有多少可記的。我把出生年月日也告訴了他。
很好，瑞契爾先生。芬利說，我看了一下你隨身攜帶的物品，沒有任何可以證明你身分的東西，沒有駕照，沒有信用卡，什麼也沒有。你說你連地址也沒有，因此我忍不住想問，你這傢伙到底是從哪兒冒出來的？
他沒有等我對他的這番話發表意見，又問：那個剃光頭的人是誰？
我沒有回答，只是望著那座鐘。
告訴我事情的經過。他說。
我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一定是出事了，可是與我無關。我沒有作聲。
Pluribus是指什麼？芬利問道。
是美國的座右銘嗎？我猜道，是一七七六年第二屆大陸會議所採用的合眾為一（編註：E Pluribus Unum）嗎？
他含糊地對我嘟噥了一聲。
發生了什麼事？我問他。
他盯著我看；我能看出他在考慮要不要回答我的問題，以及該如何回答。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又問了一遍。
他往椅背上一靠，合攏手掌，指尖朝上。
你應該知道是怎麼回事是命案。今天早晨，在克林納的倉庫附近發現被害人的屍體。那倉庫在鄉村公路的北端，靠近交流道。根據目擊者的陳述，他看見有一個人離開那個地方，時間是早晨八點剛過；是個白人、高個子、身穿黑大衣、金髮，沒有戴帽子，也沒有行李。
房裡靜默下來。我是白人、個子很高、金髮，現在正坐在他面前，身穿黑大衣，沒有戴帽子、沒有行李。今晨我在鄉村公路上走了約四個小時，從八點到十一點四十五分。
鄉村公路有多長？我問，從高速公路沿著鄉村公路到這裡有多遠？
我想大約有十四哩。他說。
這就對了！我說，我從高速公路一直走到這個鎮上，大約走了十四哩，路上一定有許多人看見我，可是那並不能證明我對什麼人做了什麼事。
他沒有作聲；我對他的反應感到很奇怪。
從公路到這一帶地方是你們管的嗎？我問。
是的，是我們管的，管轄範圍十分清楚，你別想在這個問題上動歪腦筋，瑞契爾先生。鎮管轄範圍有十四哩長，從這裡到高速公路邊，保護倉庫也是我們的事，那是沒有疑問的。
克林納五年前在那裡蓋了個倉庫，他又往下說，你聽說過這個人嗎？
我怎麼可能聽說過他呢？我搖了搖頭，我從沒來過這裡。
他是我們這兒的大戶，芬利說，他的生意讓他繳了不少稅，對我們挺有好處，鎮上可以收到一大筆稅金。因為倉庫離鎮上太遠了，所以我們幫他管理，如今卻出了人命。你得解釋清楚！
雖然他是在執行公務，但也是在浪費我的時間。
沒問題，我說，我可以把我到了你們這鬼地方以後，一直到你們不讓我吃完早餐，就把我帶到這裡來的一切細節說清楚。如果你能發現什麼問題，我就頒獎給你，因為我所做的只是在大雨裡花了將近四個小時走十四哩路而已。
這是六個月以來，我說過最長的一段話。芬利坐在那裡凝視著我，我看得出來他正在考慮每個警探都會遇到的兩難問題：他的直覺告訴他，我不是他要抓的人，可是我此刻卻坐在他面前。在這種情況下，一個警察應該怎麼辦呢？我讓他自己去想，等有機會再適時提醒他一下。我準備告訴他真正的嫌犯此時可能正在郊外奔跑，而他卻還在這裡浪費時間。可是他倒是搶先說話了。
我不是要你說明情況。他說，現在我提問題，你來回答。你是傑克．瑞契爾，沒有中名，沒有地址，沒有身分證。你是幹什麼的？是流浪漢嗎？
我嘆了一口氣今天真是黑色星期五。根據牆上的大鐘，今天都已經過去一大半了，但這個叫芬利的傢伙竟然還要照章行事，把所有問題都問一遍。看來我得在監獄裡過週末了，也許下星期一才能出來。
我不是流浪漢，而是無業遊民，這兩者有很大的區別。
不要跟我耍嘴皮，瑞契爾，他慢慢地搖了搖頭，你的處境很糟糕。這裡出事了，我們的證人看見你從倉庫那裡離開，而且你是個來歷不明的流浪漢，所以別想跟我耍嘴皮。
他依然在執行公務，並且浪費我的時間。
我不是離開命案現場，我說，我只是沿著一條泥濘的路走過來，這兩者是有區別的，對嗎？殺人犯會躲躲藏藏地逃離作案地點，而不會從容不迫地走在大路上。沿著大路走有什麼不對？一般人不是天天都在路上走嗎？
芬利俯身向前，搖了搖頭。
不對，自從有汽車以來，沒有人會走那麼長的一段路。還有，你為什麼沒有地址？你從哪裡來？請你回答這些問題。
好吧。我回答道，我沒有地址，是因為我沒有在某個地方久住。也許有一天我在某個固定的地方住下來，就會有一個地址，然後我會寄張明信片給你；既然你那麼重視我的地址，到時候你可以把它記在你那該死的電話簿上。
芬利盯著我，心裡在盤算著該怎麼辦才好。後來他決定還是有耐心一點。他好像有百折不撓的毅力似的。
你是哪裡人？你最後一個地址在哪裡？
你問我是哪裡人到底是什麼意思？我問道。
我惱火了，可是他還是顯得那麼有耐心。他接下來的這番話裡透出了譏諷的意味。
好吧，他說，你聽不懂我的問題，那麼我來解釋給你聽。我的意思是，你出生在哪裡，或者說，你一生中大部分重要的時間住在什麼地方？
我只是望著他。
我舉個例子，他繼續說，我出生在波士頓，在波士頓受教育，然後在波士頓工作了二十年，因而我會說而且相信你也會同意我是波士頓人。
我的猜測沒有錯，他是哈佛畢業的，而且是一個將要失去耐性的哈佛人。
好吧，既然你一定要問清楚，那我就告訴你。但我決不是你要追捕的那個人，到星期一你就會知道了。所以，請你千萬不要就此停止緝捕真正兇手的行動。
芬利好不容易才忍住不笑，嚴肅地點了點頭。
感謝你的忠告，想不到你還會為我的前途擔憂呢。
不必客氣。
請繼續吧。
好。我說，根據你的定義，我根本就說不清自己是哪裡人。我出生在西柏林的一個美軍基地，父親是海軍陸戰隊的軍人，母親是法國人，他們是在荷蘭相識，在韓國結婚的。
芬利點點頭，把這些情況記下。
我出生在軍隊，在軍隊裡長大；你去拿一份美國在世界各地的軍事基地圖來，上面所列的都是我住過的地方。我在二十幾個國家上過中學，然後在西點軍校待了四年。
後來，我成為一名憲兵，我又回到所有小時候待過的軍事基地上服務、生活。在軍隊裡待了整整三十六年之後，突然蘇聯完蛋了，美國不再需要一支那樣龐大的軍隊了。萬歲！對你們來說，那只是意味著你們繳納的稅金被挪作他用，可是對我來說則意味著：我這個三十六歲的憲兵失業了，而且被那些自命不凡的混蛋稱為流浪漢；那些傢伙若是出現在我以前的世界裡，不用五分鐘就完蛋了。
他想了一會兒，可是表情淡漠。
繼續說吧。他說。
因此目前我只想好好享樂。我聳了聳肩。也許以後我會找個工作，也或許不會。也許我會找個地方安頓下來，或者依然飄遊四方。我現在還沒考慮那麼多。
他點了點頭，又記下了一些談話內容。
你是什麼時候離開部隊的？他問。
六個月前，我回答道，也就是今年四月。
從那以後你就沒有工作過嗎？
你開什麼玩笑！你上次找工作是什麼時候？
四月間。他模仿我的聲調說，六個月前，我找到了目前這份工作。
你真行，芬利。我對他說。
我不知道還要說什麼。他對我凝視良久。
你不工作，靠什麼過活呢？他問，你是什麼軍階？
少校。我回答道，軍隊發給退役軍官一筆津貼，我還剩下大部分的錢。我靠它過日子，所以得慢慢花。明白了嗎？
接著又是長時間的沉默。芬利用筆尖在桌上有節奏地敲了起來。
那麼，我們談談二十四小時以前的事吧。他說。
我嘆了一口氣他要轉到一個不愉快的話題了。
我搭乘灰狗巴士到這裡，早晨八點在鄉村公路邊下了車，步行到鎮上，走進那家餐廳，點了一份早餐，正吃著，你們的人就把我抓到這裡來了。
你到這裡來辦事嗎？
我搖了搖頭，我失業了，所以沒有什麼事要辦。
他把這句話記了下來。
你在什麼地方上車的？
在坦帕，昨天午夜發車的。
是佛羅里達州的坦帕嗎？
我點了點頭。他拉開抽屜，找到一份灰狗巴士的時刻表，用他那棕色的長手指很快地在上面移動他是個做事徹底的人。
那是一班往北開的直達車，他說，終點站是到亞特蘭大，所以這班車八點鐘不會在這裡停靠。
是我請司機停車的。我說，他說他不應該停車，但他還是特地停了下來，讓我下車。
你以前到過這裡嗎？
我搖了搖頭。
有家人住在這一帶嗎？
沒有。
你有親人嗎？
有個哥哥在華府，他在財政部工作。
那麼你在喬治亞州有朋友嗎？
沒有。
芬利把一切都記錄下來，然後又是一陣沉默。我心裡明白他接下來會問什麼問題。
那麼，他問，為什麼你要在汽車通常不停的地方下車，在大雨中走十四哩，到一個你沒有任何理由要來的地方呢？
這使我啞口無言芬利提出了這個問題，任何一名檢察官也會這麼問，而我則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該怎麼說呢？我說，這只是一個隨興的決定。我感到煩躁不安，所以想到一個地方散散心，你了解嗎？
可是為什麼偏偏選中這個地方？他問。
我不知道。我跟鄰座那個傢伙借來一份地圖，隨意選擇了這個地方。我原想在小鎮的主要街道下車，然後南下墨西哥灣，也許再往西走。
你隨意選擇了這個地方下車？芬利說，不要胡說八道了，這裡只是地圖上的一個地名、一個點。你到這裡來一定是有原因的。
我想可以說是到這裡來了解瞎子布雷克的事吧。
瞎子布雷克是什麼人？
我幾乎可以看見他的思緒在迅速運轉：瞎子布雷克是他的朋友？敵人？是幫兇？共犯？幕後策劃者？債主？還是他下次要加害的人？
他是一個吉他手，六十年前就死了，也許是被謀殺的；我哥哥買過一張唱片，封套上載明他是在瑪格雷夫鎮遇害的。我哥哥寫信給我時曾提過此事，所以我想我可以到這裡來了解一下這起謀殺案。
芬利漠然地坐著。我的話肯定使他覺得難以置信，如果我是他，我也不會相信。
你到這裡來查一名六十年前死去的吉他手？為什麼？你也是個吉他手嗎？
不是。
既然你沒有地址，你哥哥怎能寫信給你呢？他追問道。
他把信寄到我過去的部隊，部隊再把它轉寄到我存錢的銀行去。當我發電報向銀行提款時，他們就會把信件一併轉交給我。
他懷疑地搖了搖頭，記下一筆。
這麼說，你是搭灰狗巴士在夜間離開坦帕的？他說。
我點了點頭。
車票還在嗎？
我想可能在那個袋子裡。我說。貝克把我口袋裡亂七八糟的東西全都裝進那只塑膠袋裡了。
司機會記得你嗎？
也許會，因為巴士通常不在那裡停車，是我請他停下來的。
氣氛開始變得弔詭了起來我以前的職業與芬利現在的工作沒有多大區別，一種熟悉的感覺潛進我的心頭，我好像在與他討論別人的事情，彷彿我們是老同事，正在一起研究某個棘手的問題。
你為什麼不工作呢？芬利問道。
因為我不想工作；我說，我已經工作了十三年，結果一事無成。我發覺自己老是在別人後面亦步亦趨，去他媽的，現在我要照自己的方式生活。
你在部隊裡惹上麻煩了嗎？他猜道。
就像你在波士頓一樣。我說。
他覺得很吃驚，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你說你在波士頓待了二十年，我說，那麼你怎麼會到這個不起眼的小地方混呢？你應該拿著退休金，到科德角（編註：Cape Cod，位於美國東北部，近波士頓，又稱鱈角）或其他地方釣魚去。
那是我的私事，瑞契爾先生，他說，你還是回答我的問題吧。
我聳了聳肩，你去問我的部隊好了。
我會的。你是光榮退役的嗎？
如果不是的話，他們會給我津貼嗎？
我憑什麼要相信他們有給你津貼？他說，你根本就像一個身分不明的流浪漢。你是光榮退役的嗎？是，還是不是？
當然是。我回答說。
他又記下一筆。
對於退役，你的感覺如何？
我想了一下，聳聳肩。沒什麼特殊的感覺，只覺得以前我是軍人，現在不是了。
一點不好的感覺都沒有嗎？他問，好像我必須有不好的感覺似的。
我覺得我應該多少說一點感想，但就是想不出該說什麼。我出生以後就待在部隊裡，如今能夠離開，感覺好極了，我自由了。彷彿這大半輩子一直患有輕微的頭痛，可是在我離開之前卻絲毫感覺不到。我唯一的問題是謀生；既要謀生，又不放棄自由，這並非易事。過去六個月裡我一分錢也沒有賺到，然而我不會告訴芬利這件事，因為他會把它當作作案動機，認為我想靠搶劫來過自由自在的流浪生活到倉庫搶劫，謀財害命。
我想，要改變一種生活方式並不容易，我說，尤其我是從孩提時代就生活在軍隊裡。
芬利點了點頭，他在思考我說的話。
為什麼他們要你退役？他問，是你主動提出要求的嗎？
我絕不會主動提出什麼要求，我說，這是軍人應有的基本紀律觀念。
你在部隊裡曾負責什麼特殊職務嗎？
剛開始時是擔任一般勤務，然後有五年的時間我負責保密工作，其餘的六年則擔任別的任務。我是在故意賣關子。
什麼任務？
謀殺案件調查。
芬利往椅背一靠，凝視著我，舒了一口氣後又往前傾，用一隻手指指著我說：
好，我會去調查清楚。我們已經有你的資料，它們應該與軍隊保留的檔案一致。我們會取得你服役的一切記錄和細節，會與巴士公司查對，會核對你的車票，會去找司機、同車的乘客。我們很快就會知道你所說的是不是事實，如果情況屬實，你也許就沒事了。但這些細節我們目前尚不清楚。
他停下來，又舒了一口氣，但目光始終停留在我臉上。
還有，我是個謹慎的人。目前看來，事情對你不利。一個到處漂泊的人、流浪漢，沒有地址，沒有可證明你個人來歷的任何東西；你說的話可能是一派胡言，你可能是個在逃的犯人，也可能在十幾個州裡濫殺了許多無辜的人，因此，我怎能假定你是清白的呢？在事情沒有弄清楚之前，我們只能把你關起來，好嗎？
這是我意料中的結果，換作是我，我也會這麼說。然而我望著他，搖了搖頭。
你是個小心謹慎的人？那可真是千真萬確啊。
如果我搞錯了，星期一我請你吃頓午餐，他說，就在伊諾餐廳，算是對今天的補償。
我又搖了搖頭，我到這裡來並不是為了交朋友。
芬利只是聳聳肩，然後把錄音機關掉，再用內部通話機把貝克找來。室溫依然很低，不過我的衣服倒乾了。今晨喬治亞州下大雨，把我淋得渾身濕透，可是這辦公室裡有一部除濕機，因此室內十分乾燥。
芬利要貝克把我帶到囚室去，然後對我點點頭，那意思彷彿是說：如果你不是我們要找的人，記住，我只是在執行公務。我也點點頭，我的意思是說：你在浪費時間，真正的兇手此刻正在逃跑呢。
囚禁區實際上只是大廳一側的凹廳，共被隔成三間有鐵欄杆的囚室，正面全是鐵柵欄，裡頭都鋪著地毯，可是沒有桌椅、沒有牀。
怎麼沒有過夜設備？我問貝克。
沒有必要，他回答道，因為待會兒就要把你轉到州立監獄去，汽車六點鐘到，星期一再把你送回來。
他砰地一聲關上門，上了鎖，我聽到門的邊緣緊緊扣進門框裡。是電子門，我心想。我從口袋裡拿出報紙，脫掉大衣，然後平躺在地板上，把大衣枕在頭下。
我此刻的確感到十分惱怒，我竟然得在州立監獄裡度週末！雖然我也不想在警察局的小囚室裡待下去，而且我並沒有什麼其他計劃，不過，我深知州立監獄的情況；軍隊裡有許多開小差的士兵最後被關進州立監獄，憲兵常奉命去把他們帶回部隊，因此我知道。我不喜歡州立監獄。我躺在地板上，憤怒地聽著大廳裡嗡嗡的聲音：電話鈴聲和打字的聲音交織在一起，速度忽快忽慢；警官們在走動著，低聲交談著什麼。
我拿起那份撿來的報紙，打算繼續看完。報紙上登的全是關於總統和他尋求連任的競選活動消息：他轉往墨西哥灣的彭薩科拉，繼續為預算平衡而努力。他的彭薩科拉之行是針對海岸警衛隊的。過去一年裡，海岸警衛隊一直主動追擊。他們就像佛羅里達海岸的一道盾牌，每天堅守著應盡的職責，登上每一艘可疑的船檢查是否有走私物品，大部分是毒品、武器，以及來自海地和古巴的偷渡客。他們的行動減少了其後幾個月美國本土的犯罪，也確保了幾千哩海岸線的平安。真可謂一大成功。
可是，由於海岸警衛隊的封鎖行動耗資龐大，所以政府準備喊停。海岸警衛隊的預算已經出現赤字，總統說他不能追加，事實上可能還必須刪減；經濟已經亂成一團，他沒有別的辦法。因此，他們的封鎖行動可能會在七天之內被撤消。總統想擺出政治家的風度，但執法部門的大老十分憤怒，因為他們認為預防勝於治療。而華府內閣則為此事感到高興，因為他們在巡警身上花半塊錢比在海岸警察身上花兩塊錢的效果來得更引人矚目，畢竟選民離海洋有兩千哩遠。各界為此事爭論不休。報紙照片上的總統就像一名政客，面露笑容地說：我別無他法。我扔下報紙，因為它使我更加憤怒。
為了讓自己平靜下來，我默默地在心裡想著音樂的旋律。一般人常說，若要了解藍調歌曲，你必須乘車或乘火車旅行那可就錯了，只有當你被禁閉在一個地方，才會理解這種憂鬱的藍調音樂；比如說，被關在一間囚室裡，或者生活在軍隊中。
我躺在地板上，聽著想像中的音樂，不久就睡著了。
貝克用腳使勁地踢著鐵柵欄，把我吵醒了，那是像喪鐘似的單調聲音。貝克和芬利站在外面，俯身望著我。我躺著不想動。
你說你昨天午夜在什麼地方？芬利問我。
在坦帕上車。
我們又找到一個證人，他昨晚看見你在倉庫附近遊蕩，時間是午夜。
放屁，芬利，絕不可能！這位證人是誰？
是莫里森局長。芬利說，他確定見過你，現在他已經想起來是在什麼地方見過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