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一九六〇年，所以愛之夏（指的是一九六七年夏天，以舊金山為中心，往全美各大城市擴散的嬉皮文化與政治反抗運動。）那年我七歲，越南開始撤軍那一年我十三歲，我十五歲那年美軍完全撤走。這意味著我錯過了美軍受麻藥文化影響最深的時期，大家狂嗑紫霧（指的是印度大麻燃燒時產生的煙霧，也是一種做成紫色吸墨紙型式的迷幻藥LSD 代稱）的年代與我擦身而過。我趕上的是後期的穩定階段，跟其他一些大兵一樣，偶爾也會哈點大麻，但分量只夠我品嘗出自己偏好的品種與來源，就終身的服用量來說，在美軍裡絕對無法名列前茅，我只是個業餘愛好者，我只買，不賣。
但身為憲兵，毒品交易我見多了，有些成功，有些則失敗。我熟知交易的門道，而且可以確定的一件事是，如果發生黑吃黑的情況，有人陳屍交易現場，死者身上是不會有東西的。絕對不會有錢，也不會有毒品。為什麼會有？如果死的是買家，賣家會把他的錢一毛不剩地連同毒品帶走。如果死的是賣家，買家會把整批貨免費帶走，原來要買貨的錢當然也一點都沒花。不管是哪種情況，總是有人用兩顆子彈與花點工夫搜兩下就獲得龐大利益。
我說：桑切斯，這根本是狗屁。這是栽贓。
當然，這我知道。
你有告訴對方嗎？
還需要我講嗎？他們只是老百姓，可不是白癡。
那他們在幸災樂禍什麼？
因為這件事變成他們的免死金牌，如果他們破不了案，他們愛怎麼寫都可以，反正丟臉的是布魯貝克，不是他們。
他們找到目擊者了嗎？
沒半個。
我說：一定有人聽見槍聲。
條子可不是這樣說的。
我說：威拉會瘋掉。
干我們屁事。
你有不在場證明嗎？
我？我需要嗎？
威拉會找出你的弱點，為了讓你聽話，他會用各種手段對付你。
桑切斯沒有立刻回答。在他沉默的片刻，電話線路裡發出嘶嘶聲，接著他才開口。
他說：我想我在這裡很安全。指控布魯貝克的是警方，不是我。
我說：總之小心就是了。
他說：那還用說。
我掛斷電話，桑瑪正在思考，她的表情很嚴肅，下眼瞼活動著。
我說：怎麼啦？．
她說：你很確定那是栽贓？
我說：一定是。
她，說：嗯。那就好。她還是站在那幅地圖前面，把手擺回去，小指放在博德堡的那根圖釘上，食指放在哥倫比亞市上面，然後繼續說：我們的共識是那是栽贓，這點是確定的。所以我們可以看出一個模式，布魯貝克口袋裡的毒品跟錢就像卡邦屁股上插的樹枝與他背上的優格。一定是故意要誤導辦案方向，掩飾真正的動機。這已經不是猜測了，兩件案子是同一個人幹的，他在這裡殺了卡邦，然後跳上車到哥倫比亞市去殺了布魯貝克。這個順序很清楚，不管是時間、距離或兇手的思維，全都吻合。
我看著她站在那裡，她那棕色的小手像海星一樣伸展開來，指甲上搽了光亮的指甲油，眼睛閃閃發亮。
我說：他為什麼要把鐵鍬丟掉？為什麼殺卡邦是用鐵鍬，殺布魯貝克卻不用？
她說：因為他偏好手槍，跟任何正常人一樣。但他知道在這裡不能開槍，聲響太大了。距離基地主要營舍僅僅一哩，又是深夜，我們會派人到處追捕開槍的人。但如果是在大城市的高犯罪率地區，沒有人會注意，而且顯然結果也是如此。
他可以確定這點嗎？
她說：不，他也不完全確定。是他說要相約見面的，所以他知道要去的是怎樣的地方。但他不能準確掌握現場狀況，所以我猜他還有一把備用武器。但在那時候鐵鍬上到處都是卡邦的血跡與毛髮，他也因為太匆忙而沒時間清理，也沒有軟軟的草皮可以把血擦掉，所以他覺得不能把鐵鍬留在車裡，也許他擔心在南下的路上被交警攔下來，所以才把它丟掉。
我點點頭。鐵鍬終究是可有可無，如果面對一個謹慎又強壯的對手，手槍這種武器還是比較可靠。特別是在城裡的窄巷中，跟他在黑暗中把卡邦幹掉的開放空間大不相同。我打個呵欠，把眼睛閉上，在黑暗中把卡邦幹掉的開放空間，然後我又睜開雙眼。
我重複她說的：他在這裡殺了卡邦，然後跳上車到哥倫比亞市去殺了布魯貝克。
桑瑪說：沒錯。
我說：但是妳覺得他已經在車上了。
她又說了一次：沒錯，是這樣。
所以妳覺得他開車載著卡邦一起出去，布置了命案現場，然後開車回營區來。妳的推理很棒，而且我們發現鐵鍬的地方算是部分佐證。
她說：謝謝。
接著，我們猜他應該是把車停好，然後繼續做他的事。
她說：沒錯。
但他不可能只是把車停好，繼續做他的事，因為我們說他直接開車到南卡的哥倫比亞市跟布魯貝克見面。他必須開三小時的車，所以他很匆忙，根本沒時間浪費。
她又說了一次：沒錯。
我說：所以他沒有停車，他甚至連煞車都沒踩，而是把車直接開到大門口。只有這條路能夠開出基地。桑瑪，我們知道他在九點到十點間的某個時刻殺掉卡邦後，立刻直接開車從大門出去。
她說：查一下大門的進出紀錄，桌上有影本。
我們一起查看了進出紀錄。因為巴拿馬的正義之師行動，國內所有基地全部都進入備戰狀態，因此所有封閉式基地都準備了裝訂成冊，在右上角事先印好頁碼的簿子，紀錄人員進出的狀識。一月四號當天的紀錄影印得很清楚，我很確定那紀錄沒被竄改，十分精確。憲兵出的紕漏是不少，但至少這種基本文書作業是不會搞混的。
桑瑪從我手上把那一頁拿過去，然後把它用膠帶黏在地圖旁邊。我們並肩站著看那張紀錄，裡面有六個欄位，分別記錄著日期、進入時間、出去時間、車牌號碼、乘客姓名以及進出理由。
桑瑪說：進出車輛很少。
我不發一語，我沒辦法知道有十九輛車進出是多是少，因為我對博德堡的了解還不夠深，而且我也很久沒有執行門禁業務了。但如果跟除夕夜的紀錄比較起來，一月四日的進出狀況的確比較單純。桑瑪說：大部分人都是回營報到。
我點點頭。有十四行紀錄只有填寫進入時間，但出去時間那欄是空著的，那意謂有十四個人進來後就沒出去了。他們都是放假後又回來基地工作的，但也可能是因為其他原因而離營。我也是其中之一：一四九〇，一一〇二，J ．李奇少校，RT B。意思就是：一九九〇年，晚間十一點過兩分，李奇少校，返回基地。我從巴黎回國後還先去了一趟蓋伯曾用過的岩溪鎮辦公室。我的紀錄裡有關車牌號碼那欄寫著行人兩字。我的中士也有一筆紀錄，她從基地外的住處過來值夜班，九點半抵達，開的交通工具掛的是北卡的車牌。
十四個人，進來就沒出去了。
只有五筆出去的紀錄。
其中三個是固定載送食物的車輛，開的可能是大卡車。每個陸軍基地都要進很多食材，因為飢腸轆轆等著吃飯的人實在太多。我覺得一天來個三輛卡車還算正常，每一部車進入的時間都是中午過後不久，也大概都是一個多小時後就出去。最後一輛出去的車子是在下午三點離開。
接下來有七個小時都沒有出去的車輛。
倒數第二筆出營的紀錄是瓦索與庫莫他們倆，他們當時結束在軍官俱樂部的餐會，準備要離開，出營時間是二二〇一。之前他們在一八四五的時候進來，他們借用的那輛國防部車輛的車牌號碼被登記了下來，也寫下了他們的姓名與官階，他們入營的理由則是寫禮貌性拜訪。
五筆離營的紀錄，已經看到四筆。
還剩一筆。
只剩一個在一月四日離營的人，他被登記的紀錄是：一四九〇．二二一一，S ．崔佛諾夫中士。相關欄位裡寫了一個北卡的車牌號碼，但是入營時間與理由都沒有紀錄。因此有個叫做崔佛諾夫的中士在基地裡待了一整天或一整週，然後在晚間十點十一分時離開。至於沒有記載理由，是因為衛兵沒有收到指令要盤問人員離營的理由。可能假設他只是出去喝一杯、吃頓飯或找其他樂子。會讓衛兵詢問理由的是那些要入營的人，而不是出營的人。
我們又查了一遍，只是為了要十分確定，結果還是一樣。除了瓦索將軍與庫莫上校自己開著水星尊爵出去，然後一位叫做崔佛諾夫的中士開另外一種車出去之外，一月四日那天沒有任何人以開車或步行的方式離開基地，唯一的例外是中午過沒多久後的那三輛食材貨車。
桑瑪說：好了，崔佛諾夫中士，不管他是何方神聖，一定是他幹的。
我說：一定是。
我打電話到大門，結果接電話的是之前我在調查瓦索與庫莫進出營區時間時跟我通過電話的那傢伙，我認得他的聲音。我要他從我們剛剛看的那頁紀錄的後一頁開始核對，看一個叫崔佛諾夫的中士何時返回基地。我告訴他有可能是一月五日凌晨四點半以後的任何時刻。他花了點時間查閱紀錄，我可以聽見他翻頁時碰觸紀錄簿的仿羊皮紙發出的聲音。他看得很慢、很仔細。
那傢伙說：報告，在早上五點整，一月五日，崔佛諾夫中士在〇五〇〇返回基地。我又聽到他往下一頁翻，然後繼續說：他在前一晚2211離營。
他有什麼不尋常嗎？
你詢問過的那些裝甲部隊幕僚先離開，十分鐘後他也離開了。我記得他急急忙忙的，還沒等柵欄全部上升就把車開出去了。
他開哪種車？
一輛雪佛蘭柯維特跑車，車不是新的，但車況看來很好。
他回來時你還在值班嗎？
報告，是。
你記得當時有怎麼樣嗎？
沒什麼特別的。我記得有跟他說話，他操外國口音。
他穿什麼？
便服，我想應該是皮夾克，我以為他正在放假。
他在基地裡嗎？
我又聽到他翻動紀錄簿。我想像著他用手指指著五號早上〇五〇〇以後的每一行紀錄，一路往下核對。
那傢伙說：他沒有離營紀錄，所以他現在一定在基地裡的某處。
我說：謝了，大兵。我把電話掛掉，桑瑪看著我，他在〇五〇〇回營，就在布魯貝克的手錶停掉的三個半小時後。
她說：三個半小時的車程。
現在他在基地裡。
他是做什麼的？
我打電話到基地總部，詢問後他們告知我答案。放下話筒後我直視著桑瑪。
我說：他是三角洲特遣隊，是從保加利亞叛逃的，被吸收成為教官，因為他知道一些我們的人不知道的東西。
我從桌邊起身，走到牆上的地圖前，把我自己的手指擺在圖釘上。博德堡上的是小姆指，哥倫比亞市是食指，我好像光是用觸覺來檢驗我們的判斷是對是錯。一百五十哩路，三個小時又十二分鐘抵達，三個小時又三十七分鐘回來。我在腦海裡盤算著，如果去程的平均時速是四十七英里，回程是四十一英里。一輛雪佛蘭柯維特跑車馳騁在深夜的無人公路上，就算手煞車拉上來，他也辦得到。
桑瑪說：我們該去抓他嗎？
我搖搖頭，不用，我自己來就好，我過去找他。
這是明智之舉嗎？
也許不是。但我不希望那些傢伙覺得我被他們嚇到了。
她頓了一會，說：我跟你一起去。
我說：好。
那時是下午五點，距離崔佛諾夫回到基地剛好三十六小時，天氣陰暗寒冷。我們帶著手槍、手銬與證物袋，先到汽車調度場去。我們看到裡面有輛悍馬車，車裡有焊在前座後方的隔欄，兩邊的後門都沒有開門的門把。開車的是桑瑪，她把車停在老監獄的大門，衛兵讓我們徒步進去。我們繞過主要建築的外面，找到他們的軍官俱樂部。我停下腳步後桑瑪也不再前進，站在我身邊。
她說：你要進去嗎？
馬上就出來。
自己嗎？
我點頭說：然後我們去一趟他們的兵器室。
她說：你該放聰明點，讓我跟你進去。
為什麼？
她猶豫一下，然後說：我想我可以當個證人。
什麼的證人？
目睹你被人修理的證人。
我臉上露出短暫的微笑，太棒了。
我推門走進去，裡面非常擁擠，燈光黯淡、煙霧彌漫，而且人聲嘈雜。大家看到我後突然陷入一陣沉默，我繼續往前走，每個人都站在原處，完全不打算移動。接著他們轉身面向我，我推擠著人群前進，每經過一個人就要把他擠開，沒有人讓路。他們都用左肩或右肩撞我，我也不發一語地撞回去。我身高六呎五吋，體重兩百三十磅，如果要比賽互相推擠，我應該會是冠軍。
經過大廳後我走進酒吧裡，裡面的情形還是一樣。人聲戛然而止，每個人都轉身瞪著我，我在酒吧裡與人推擠碰撞，往前移動，除了粗重的呼吸聲之外，整個酒吧裡只聽得到人們在地板上踩著小碎步以及肩膀相撞所發出的微微聲響。我的眼神只顧著看遠方的牆壁，那個留著落腮鬍而且皮膚黝黑的年輕士官站出來擋住我的去向。他的手裡拿著一杯啤酒，我還是持續前進，他往右方逼近，結果跟我撞得連手上的啤酒都灑出一半。
他說：你害我的啤酒灑出來了。
我停下來，低頭看地板，然後看著他的雙眼，那你可以用舔的。
我們面對面站了一會兒，我才繼續在下走。我的背後一陣發麻，我知道他瞪著我，但我絕對不會轉身除非聽到身後傳來有人用桌子把酒瓶擊破的聲音。
但是沒人這樣做，我一直走到牆邊，像個游泳選手似的用手碰壁，轉身後又繼續往回走。回程還是一樣，整個酒吧靜悄悄，我稍微加快腳步，用較快的速度穿越人群，肩膀也更用力。因為我持續動著，所以在力量上較占上風，當我距離大廳十步之遙時，人們已經開始讓路了，身體稍微往後退。
我想我們已經充分傳達雙方的想法，所以當我回到大廳時，不再用一直線穿過人群，其他人也用敬意回報我。因此我像個很有禮貌的人走回入口，轉身慢慢搜尋人群裡的臉，我一邊看著一群一群人，心裡一邊數著：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二三四、四二三四。然後我轉身背對他們，走到外面寒冷的新鮮空氣中。
桑瑪不在外面。
我四處找她，不久後看到她從一個十呎外的送貨入口走出來。她之前從那個入口進入酒吧，我猜她是為了保護我。
她看著我，說：現在你知道了吧？
知道什麼？
知道第一個黑人大兵的感覺了吧，還有第一個女兵。
她帶著我走向那座被他們充當兵器室的老舊機棚，我們走過二十呎被掃得很乾淨的水泥地，然後從側邊一個人員出入口進去。她之前說這裡的裝備可以用來武裝一個非洲軍閥的部隊，一點也不誇張。機棚的棚頂上有弧光燈高掛，散發光芒，光線投射在一小列各具特殊功能的車輛上，還有大量一堆堆可攜式武器。我猜布魯克在五角大廈裡扮演的角色非常稱職。
桑瑪說：在這裡。
她帶我走到一個用鐵絲圍成的欄棚，大概有十五呎見方。欄棚有三面牆，屋頂是用防風圍籬做成的，像個狗圈一樣。欄棚有一扇用鐵絲做成的門開著，門的掛鎖吊在欄棚的扣環上。門後有張站著使用的寫字桌，桌後有個穿著戰鬥裝的人。他沒向我們敬禮，也沒立正，但他也沒轉身離去，只是面無表情地看著我，但這已經是三角洲特遣隊最周到的禮節了。
他用店裡夥計的口氣問我，好像我是顧客似的：有什麼可以效勞的？他身後的架子上有各種他們常使用的槍枝，我看到五種不同的衝鋒槍，還有一些M16、Al、A2步槍，此外還有一些手槍，有些是全新的，有些則是老舊不堪。它們都被整齊地存放著，但沒有收藏品的感覺，因為它們都是這個行業的工具，沒有太多額外的涵義。
那傢伙前方桌上擺了一本武器使用情形的紀錄簿。
我問他：你負責管理武器？
那傢伙說：就像代客泊車一樣，基地規定在寢室裡不能帶槍。他看著桑瑪我猜他跟桑瑪之間也有過同樣的對話，當時她在追查卡邦那把新槍的下落。
我問他：崔佛諾夫中士用哪一種手槍？
崔佛諾夫？他最愛的是史戴爾GB型手槍。
我看一下。
他轉身走到擺手槍的架子前，拿了一把黑色的史戴爾GB型手槍。他用手拿槍管的部分，它看起來已經上了槍油，保養得很好。我拿出一個證物袋等他，他直接把槍放進去。我把袋口封起來，透過塑膠袋看著那把槍。
桑瑪說：九毫米。
我點點頭。這是把好槍，只是運氣不夠好。當初史戴爾．戴姆勒．普赫公司製造這款武器時，本來以為奧地利陸軍的大批訂單已經唾手可得，沒想到一間叫葛拉克的公司半路殺出，搶走訂單。結果史戴爾GB型手槍就像個不受疼愛的灰姑娘。但是它也有很多優秀的特質：像是它可以填裝十八發子彈，數量可觀，而且空槍時重量不到二點五磅，真的很輕。花十二秒時間就可以完成分解與重組，的確非常快。最棒的是它有個智慧型瓦斯管理系統，所有自動武器都是靠瓦斯在槍膛裡爆炸來完成射擊程序，並把彈殼退出，把下一發子彈送進來。但實際上有許多子彈太老或力道不足或填充的火藥數量不對，它們在爆炸時的力量並不相同。某些槍枝如果放了一顆火藥太少的子彈，力道不足，就會卡彈。如果火藥太猛，反倒會把人的手炸掉。但是史戴爾GB型手槍的設計讓它可以排除困難。如果我是個特種部隊隊員，必須跟一些三流游擊隊員合作，使用他們給的來路不明的彈藥，我就會選擇這款手槍。不管我用的是哪一種子彈，我會希望每一發都可以順利發射出去。
隔著塑膠袋我壓住扳機後面的彈匣扣，然後搖動袋子，直到彈匣從槍把上掉下。這是個十八發子彈的彈匣，裡面有十六發子彈。我拉住槍栓，從槍膛裡退出一顆子彈。所以他離營時帶著十九發子彈，彈匣裡十八發，槍膛裡一發。但是回來時只剩十七發，彈匣裡十六發，槍膛裡一發。所以他擊發了兩顆子彈。
我說：有電話嗎？
那位店員對著機棚角落的一個電話亭點點頭，距離他的欄棚有二十呎。我走過去撥電話給我的值班士官，接電話的是那位來自路易斯安那州的下士，夜班的那位女中士也許還在她的拖車上哄寶寶睡覺，然後沖澡準備上路來工作。
我說：幫我接傑克森堡的桑切斯。
我把話筒放在耳邊等待，過了一分鐘，然後兩分鐘。
桑切斯說：怎樣？
我說：他們有找到彈殼嗎？
他說：沒有。那傢伙一定清理過現場。
可惜，不然就證據確鑿了。
你已經找到那傢伙了？
我正拿著他的史戴爾GB型手槍，子彈裝滿後發射過兩次。
是誰？
等等再告訴你，讓那些老百姓緊張一下。
我們的人嗎？
很可悲，不過是真的。
桑切斯不發一語。
我說：他們有找到彈頭嗎？
他說：沒有。
為什麼沒有？那是個巷子，不是嗎？子彈會飛多遠？一定是穿進磚牆裡了。
有子彈對我們也沒好處。它們會損壞到認不出來。
我說：他們是全金屬彈殼子彈，不會壞的。至少我們可以秤重。
他們還沒找到。
還在找嗎？
我不知道。
他們找到目擊證人了嗎？
沒有。
找到布魯貝克的車了嗎？
沒有。
桑切斯，車一定在那裡。他開車南下，在午夜或凌晨一點抵達，那車子非常顯眼。他們沒在找嗎？
有些東西他們沒講，我感覺得到。
威拉到了嗎？
隨時會到。
我說：告訴他，布魯貝克的案子我們插不了手。還有告訴他，你聽說另一個案子不是訓練出意外，光這樣就夠他忙了。
接著我掛斷電話，走向那個欄棚。桑瑪人在裡面，她跟那位店員肩並肩站在桌子後面。他們一起在翻閱那本紀錄簿。
她說：看看這個。
她用兩根食指指出兩個地方給我看。崔佛諾夫在一月四日晚上七點半簽名，把他的手槍領走，一月五日的凌晨五點十五分把手槍繳回。他簽的名字很大，而且看來很笨拙。他是個保加利亞人，我猜他在成長過程中慣用的書寫系統是斯拉夫文的西里爾字母，還不太會用羅馬字母。
我說：他為什麼把槍領走？
他說：我們不問理由，我只負責文書作業。
我們從機棚裡出來，往寢室移動。經過一片開放式停車場的尾端，裡面停了四、五十輛車。都是一般大兵開的車，沒有進口貨。裡面有些老舊的標準款轎車，但大多是載貨卡車或底特律車廠出品的雙門小車，有些用噴漆漆上火焰與條紋，有些則是加裝了往後翹的擾流板，或者使用鉻金屬鋼圈椅級名牌輪胎。裡面只有一輛柯維特跑車，它是紅色的，獨自一台遠遠停在一排停車位最後面，跟每輛車都距離三格之遙。
我們繞過去看車。
它的車齡大概十年，車內外看來都一塵不染。車子四處都被洗得乾乾淨淨，並且上了蠟，應該是這兩天的事情而已。輪弧看來閃閃發亮，輪胎也洗得黑亮。三十呎外的機棚牆上掛著捲好的水龍頭水管。我們彎腰從車窗看車內，內部看來已經用清潔劑清理擦拭過，而且用吸塵器吸乾淨了。車子雖然只有兩個座位，但有一個用隔板隔出的後車廂，空間小小的，如果要用來放件大衣與一支鐵鍬，已經綽綽有餘。桑瑪跪下來用手指去摸兩邊鋼樑的下側，結果手還是乾淨的。
她說：沒有車道上的沙礫，座位上也沒有血漬。
我說：地板上也沒有優格的盒子。
案發後他自己清理過了。
我們離開車子，從他們的大門走出來，把崔佛諾夫的槍鎖在悍馬車的前座。然後轉身又走回裡面。
我不想讓人事參謀插手這件事，我只想神不知鬼不覺地把崔佛諾夫帶走，所以我們從食堂廚房的門進去。我找到一個雜役，要他隨便編個藉口，把崔佛諾夫從廚房帶出來，然後我們又回到外面的寒冷空氣中等著。五分鐘後那位雜役自己出來，他說崔佛諾夫不在食堂裡。
所以我們前往被當作寢室的牢房，我們問了一個剛沖完澡的大兵，他告訴我們該去哪裡找崔佛諾夫。我們走過卡邦留下來的寢室，裡面非常安靜，沒有人動他的東西。往下再走三間，就是崔佛諾夫的寢室。到那裡後我們發現他的門是開著的，那傢伙坐在一道窄窄的吊床上看書。
我不知道他是怎樣的一個人。就我所知，保加利亞沒有特種部隊，在簽署《華沙公約》的國家裡，並不常見特種部隊。捷克有個很棒的空降旅，波蘭有空降與兩棲部隊，蘇聯自己有些隸屬特勤隊（vysotniki ）的狠角色。除此之外，東歐地區的部隊都是重量不重質只要投入戰場的人數夠多、時間夠久，而且你不在意有三分之二的人會被犧牲掉，那終將獲得勝利。他們的做法就是這樣。
如果是這樣，這傢伙又是怎樣的一個人？
就北約組織的特種部隊而言，在選人與訓練的過程中，耐力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他們有些傢伙可以扛著很重的東西奔跑五十哩路，叫他拿著廚房洗手槽他也照幹。他們可以在地勢險峻的地方連續行軍一個星期不用睡覺，因此北約組織各國的特種部隊通長是短小精幹的傢伙，身材像馬拉松選手。但這個保加利亞人非常魁梧，他的塊頭至少跟我一樣大，也許比我更壯。可能有六呎六吋高，兩百五十磅重。他是個光頭，方形臉孔看起來還挺帥的，但是只要投射在上面的光線不對，就會變得一臉兇狠。當時他寢室屋頂的日光燈沒幫他變帥，而是看來很累。他那既深邃又靠近的眼窩裡有雙目光銳利的眼睛。他的年紀比我長個幾歲，看來大概三十出頭。他有雙大手，身穿全新的戰鬥服，上面沒有任何名字、階級與部隊番號。
我說：起立。
他把書放下，小心地攤開向下，擺在身旁，好像不想浪費空間似的。
我們幫他上了手銬，毫不費力的就把他帶上悍馬車。他是個大塊頭，但是不發一語，好像很認命似的，像是很清楚基地門口與兵器室的紀錄簿遲早會把他做的事洩漏出來。
我們把他載回我辦公室，路上沒出任何紕漏。我們要他坐下，解開手銬，然後再把他的右手腕重新銬在椅腳上，接著再拿一副手銬把他的左手腕也銬在椅腳上。他的手腕很大，幾乎跟大部分男性的腳踝一樣粗。
桑瑪站在地圖旁，瞪著那些圖釘，那神情好像在引導他的目光去看那幅圖，然後告訴他說：我們知道了。
我坐在辦公桌前，說：為了做筆錄，我還是得問一下你姓什麼。
他說：崔佛諾夫。他的腔調很重，難以辨識，發的音全部留在喉嚨裡。
名字呢？
斯拉比。
我說：斯拉比．崔佛諾夫，你的官階呢？
在祖國我是個上校，現在我是中士。
祖國的哪裡？
保加利亞的索菲亞市。
就一個上校而言，你的年紀算是很年輕。
我的工作表現很棒。
你做的是什麼工作？
他沒有回話。
我說：你的車很炫。
他說：謝謝稱讚，那種車一直是我的夢想。
一月四日晚上，你開車去了哪裡？
他沒有回話。
我說：保加利亞沒有特種部隊。
他說：是沒有。
那麼，你在那裡是做什麼的？
我在一般部隊服役。
職務內容是？
我是保加利亞陸軍、祕密警察以及蘇聯特勤隊的三方聯絡人。
你的專業呢？
我曾經在GRU接受五年訓練。
什麼GRU？
他微笑對我說：我想你知道。
我點點頭。GRU是蘇聯軍情局，介於憲兵隊與三角洲特遣隊之間的一種單位。他們都是些狠角色，如果惹火了他們，他們絕不手下留情。
我問他：你為什麼在這裡？
他說：來美國嗎？我在等待。
等什麼？
等待祖國的共產黨垮台。我想那天快來臨了，然後我會回國。我對祖國很自豪，那是個有很多好人的好國家，我是愛國主義者。
你在三角洲特遣隊教些什麼？
教一些已經過時的事，像是如何對抗那些跟我接受同樣訓練的人。但是我想這場戰爭已經結束了，你們贏了。
你必須告訴我們，你在一月四日晚上去了哪裡。
他不發一語。
你為什麼叛逃？
他說：因為我是愛國的異議分子。
最近才成為異議分子的嗎？
我一直都是，而且差點被抓到。
你怎麼逃出來的？
從土耳其。我逃到那裡的美軍基地。
告訴我一月四日晚上的事。
他不說話。
我說：我們扣留了你的槍。你之前曾經把槍領走，然後在晚間十點十一分離開基地，隔天凌晨五點回來。
他不發一語。
你開了兩槍？
他不發一語。
你為什麼要洗車？
因為那是很漂亮的車，我總是一週洗它兩次，那種車一直是我的夢想。
你去過堪薩斯州嗎？
沒有。
那是你即將要去的地方。你回不了索菲亞市了，你必須報李文沃斯市。
為什麼？
我說：你知道為什麼。
崔佛諾夫沒有動，還是靜靜坐著。他把背往前弓，他被銬在椅腳上的手腕舉到與膝同高。我也靜靜坐著，不確定我該做什麼。我們的三角洲特遣隊員接受過反偵訊的訓練，這我是知道的。他們被訓練要怎樣對抗藥物、拷打以及感覺剝奪等刑罰，還有其他各種你可以想像得到的逼供手段。上頭甚至允許教官針對學員進行實際的實驗，所以我甚至想像不到崔佛諾夫在蘇聯軍情局期間曾經有過什麼遭遇。我想能夠用來逼問他的手段並不多，而且我最多能做的也只是把人毒打一頓。不過我猜這傢伙就算被人肢解，也逼問不出什麼。
所以我轉而採用傳統的偵訊手法：說謊，還有賄賂。
我說：有些人說卡邦那傢伙讓陸軍丟臉。所以我們不一定會追根究底，如果你說實話，我們可以把你遣送到土耳其。你可以在那裡等到可以回家。
他說：殺卡邦的人是你，大家都這樣講。
我說：他們錯了。而且布魯貝克也不是我殺的，因為我不在場。
他說：我也沒殺人。
他很鎮靜。接著他開始明白了一件事，他的眼睛開始左看右看，他抬頭看桑瑪的圖，看著那些圖釘，看看她、看看我。他的嘴唇動了一下，我看見他對自己說卡邦，然後布魯貝克，他沒有出聲，但我看得懂他那生硬的發音方式。
他說：等等。
他說：長官，不是我。
我說：你說說看，崔佛諾夫。
你以為是我把卡邦跟布魯貝克做掉的？
不是嗎？
他又陷入沉默，低頭不語。
我說：你說說看，崔佛諾夫。
他抬起頭。
不是我。
我坐在那裡看著他的臉，過去六年來我調查過大大小小各種案件，在崔佛諾夫之前，在我面前看著我的雙眼對我說不是我的人至少已有一千人。問題在於，這一千人裡有部分說的是真話，而我開始思考，崔佛諾夫說的或許也是真的。這件事一定有哪裡不對勁，我開始有不祥的預感。
我說：那你必須提出證明。
我沒辦法。
你一定要，否則你會被關起來。卡邦的死也許不需要有人負責，但布魯貝克的情況就不同了。
他不發一語。
我說：我們重新來過，一月四日晚上你在哪裡？
他只是搖搖頭。
我說：你一定在某處，這是千真萬確的，因為你不在基地裡，你帶著你的槍離開基地又回來。
他不發一語，只是看著我。我也凝視著他，不說一句話。他現在的沉默，跟我之前常常見識的情形一樣，內心充滿絕望與衝突。他在椅子上移動，但是動作小到我們幾乎感覺不出來，但他的左右兩邊正在猛烈拉鋸著，一邊是想要把他的行蹤告訴我們，另一邊則覺得死也不能講。看到他的表現，等於是活生生地示範了進退維谷這四個字。
我說：一月四日晚上，你有犯罪嗎？
他的深邃雙眼抬頭看我，他的頭完全不動。
我說：好吧。我換個方式說好了。你做的事，是比用槍打爆布魯貝克的頭更惡劣的嗎？
他不發一語。
你有到華府去，強暴總統的兩個十歲孫女嗎？
他說：沒有。
我說：我給你個提示好了。在美國，只有我剛剛說的那件事是比殺掉布魯貝克還嚴重的罪。如果你沒做那件事，還有什麼不能說的呢？
他不發一語。
說吧。
他說：這是私事。
哪種私事？
他沒有答話，桑瑪嘆了口氣，離開地圖邊。她也開始懷疑，不管崔佛諾夫去的是什麼地方，都有可能不是南卡的哥倫比亞市。她抬起眉頭，看著我。崔佛諾夫在椅子裡移動，手銬與椅腳的金屬發出鏗鏘聲。
我會有什麼遭遇？
我說：那要看你做了什麼。
他說：我收到一封信。
收信不是一種罪。
那是一個朋友的朋友寄來的。
信的內容是什麼？
是索菲亞市的一個男人寫的。
他坐著，背往前弓，手腕還銬在椅腳上，然後他把那封信的故事告訴我們。從他說話的語氣聽起來，他好像覺得這是只會發生在保加利亞人身上的事。但實際上不是的，這是一個會發生在任何人身上的故事。
有個住在索菲亞的保加利亞男人，他的姊妹曾是個小牌體操選手，她在大學期間跟著體操隊一起到加拿大表演，結果乘機投奔自由，最後在美國定居。她嫁給一個美國人，歸化為美國公民。結果她丈夫是個壞蛋，她寫信給住在老家的兄弟，長長的信裡講的都是她不快樂的生活。她被毆打凌辱，丈夫對她很殘暴，甚至監禁她。她過著地獄般的生活。共產黨的信件檢查人員沒有扣住這封信，因為任何讓美國難堪的事物，他們都可以接受。她的兄弟在索菲亞有個朋友熟知異議分子的圈子，他那位朋友有崔佛諾夫在北卡博德堡的地址。崔佛諾夫在逃往土耳其之前曾經與許多異議分子保持聯絡，所以那位兄弟的朋友幫他先把信寄給一個會到奧地利買機器零件的傢伙。那傢伙到奧地利之後幫他把信寄出，信才來到了博德堡。崔佛諾夫在二日一早部隊發信時收到信，信上用大大的西里爾字母寫著他的名字，上面貼了各國郵票，還蓋了許多航空郵件的章。
他自己在房裡讀那封信，他知道對方要他幫什麼忙。基於一股血濃於水的同胞情操，時間與距離的差異，還有關係的遠近顯得沒那麼重要，所以他覺得好像是自己的姊妹被人欺負。那女人住在一個叫恐怖角的地方，他覺得那地名與她的處境實在太相稱了。他去了一趟連部，用地圖查出那地方在哪裡。
他最近一次放假時間在一月四日晚間，於是他計畫一下，想想看要說些什麼，他想勸對方不要再動那個保加利亞女人一根寒毛，因為她有個朋友住在開車就可以趕到的地方。
我問他：信還在嗎？
他點頭說：但你又看不懂，他是用保加利亞文寫的。
你那晚穿什麼衣服？
便服。我不是白癡。
哪種便服？
皮夾克跟藍色牛仔褲，最美式的穿法。我只有這種便服。
你怎麼對付那傢伙？
他搖搖頭，不回答。
我說：好。那我們去一趟恐怖角。
我們還是把崔佛諾夫銬在那輛悍馬車的後座，開車的是桑瑪。恐怖角位於美國東南沿海的大西洋海岸上，大概有一百哩路程，坐悍馬車去那裡是不太舒服。但如果坐的是柯維特跑車，情況就大不同，儘管我不記得自己坐過那種跑車，也不認識任何一個那款車的車主。
而且我也沒去過恐怖角。美國境內我還有許多地方沒去過，恐怖角是其中之一，不過我看過那部電影，我不記得在哪裡看的，可能是在酷熱的帳篷裡。那是一部由葛雷哥萊．畢克跟勞勃．米契演的黑白電影，兩人在戲裡有深仇大恨。我記得那是部娛樂性很高的片子，但是很多地方令人看了很生氣。播片的過程中訕笑聲不斷，勞勃．米契在第一捲片子時早就該死了。那些活老百姓在戲裡把氣氛搞得緊張兮兮，不就是為了延長故事，拍出一部九十分鐘長的片子？這種手法對我們這種大兵是沒有吸引力的。
快到目的地時天色已完全暗了下來。我們經過一個招牌，上面說我們已經靠近威明頓市外圍，招牌上宣稱它是個歷史悠久的港市，而且風景如畫。但崔佛諾夫從後座告訴我們，不要走威明頓市，要在這裡左轉，穿過一片沼地。我們在黑暗中經過一片沒有地名的地方，然後到了一個叫南港的小鎮再度左轉。
桑瑪說：恐怖角在南港鎮的外海，它是個海島，有座橋可以連接。
但我們根本還沒靠近海岸，甚至連南港鎮都還沒到，就又停了下來。崔佛諾夫又從後面為我們帶路，當時我們正經過右手邊一個由拖車構成的社區。那是個位於新生地的長方形平坦區域，看起來好像有人把沼地裡的泥土挖出，灌水變成湖泊，挖出的土則填成一片有兩、三個美式足球場大小的新生地。新生地四周都是排水用的溝渠，旁邊有電線杆提供電源，聚集在此的拖車大概有一百輛。透過車頭燈我們看到有些車的車身是一般車子的兩倍寬，還有許多附加配件，外面還有花園跟尖木樁圍籬。有些拖車很普通而且老舊，其中一部分跟其他拖車不在一起，它們被棄置一旁。我們距離海岸還有十哩遠，但隱約感受得到海上的暴風。
崔佛諾夫說：在這裡右轉。
拖車社區中間有條主要車道，車道上如果往右轉或左轉，就會轉進比較窄的小路。崔佛諾夫指示我們穿越迷宮般的小路，我們在一輛車身是萊姆綠的拖車外停車車子雖然已經老舊，但看得出它往日的體面。車身塗裝嚴重剝落，屋頂的柏油也都翻了起來。車上裝了支煙囪，窗戶反射著電視畫面傳來的藍光。
崔佛諾夫說：她叫艾蘭娜。
我們把他留在車上。敲門後，來開門那個女人讓我們見識到什麼叫被痛揍過的女人她的樣子看起來很糟糕，眼角到處都是已經變黃的瘀傷痕跡，她的鼻梁跟下顎應該都斷過，而且從她動作緩慢的模樣，可以看出她的陳年舊傷應該還很痛，也許肋骨才剛斷過。她穿著一件很薄的居家服，腳蹬男用鞋，但全身洗得乾乾淨淨，頭髮往後紮了起來。她的眼睛彷彿會說話，眼神中帶著自傲，或者因為存活下來而感到自滿。因為貧窮、家暴與身為外國人，這三個因素使她看到我們的時候有點緊張。
她說：怎麼樣？有什麼事嗎？她的腔調就跟崔佛諾夫一樣，但聲音比較高，聽起來很動人。
桑瑪輕聲對她說：我們必須跟妳談談。
談什麼？
我說：談一談斯拉比．崔佛諾夫幫了妳什麼忙。
她說：他沒幫我什麼忙。
但妳知道這個名字？
她頓了一下。
我本來以為裡面會一團亂，也許到處是空啤酒罐、菸灰缸裝滿菸蒂，到處是塵土，亂七八糟。但拖車裡乾淨又整齊，一切井然有序。雖然冷，但還能忍受，而且裡面沒有其他人。
他在哪？
她沒有回答。
桑瑪說：我猜他在醫院裡，對吧？
艾蘭娜只是看著她。
我說：崔佛諾夫先生幫了妳，現在該換妳幫他了。
她不發一語。
現在的情況是，如果他不是在這裡做好事，那他就是在別處做壞事。所以我必須知道他做的是好事還是壞事。
她不發一語。
我說：這非常非常重要。
她問我：如果兩件都是壞事呢？
我說：這兩件事是不能相提並論的。相信我，天壤之別。所以妳要一五一十告訴我，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好嗎？
她沒有立刻回答。我稍稍往拖車裡走，發現電視播放著公共電視的節目，音量很低，我可以聞到清潔劑的味道。既然她老公已經不在了，她要用拖把和提桶來開始自己的新生活，並且靠電視吸收新知。
她說：整個過程我不是一清二楚。崔佛諾夫先生只是來把我丈夫帶走而已。
時間呢？
我點點頭。應該是在午夜。他在十點十一分離開博德堡。一百哩路，如果他那輛柯維特跑車沿路始終維持五十哩時速，一小時四十九分後就會來到這裡。我看著桑瑪，她對我點點頭。很容易。
他在這裡待多久？
只有幾分鐘，他還正式介紹自己，說明自己要做什麼，還有原因何在。
就這樣？
他穿什麼衣服？
皮夾克，還有牛仔褲。
他開哪種車？
我不知道那款車叫什麼，是一輛低底盤的紅色車子。是輛跑車，排氣管會發出噪音。
我說：好。我對桑瑪點點頭，然後往門口方向移動。
艾蘭娜說：我丈夫會回來嗎？
我回想第一次見到崔佛諾夫的模樣：六呎六吋、體重兩百五十磅的大光頭。粗腕大手，銳利的目光，還有他在蘇聯軍情局的五年經歷。
我說：我會說機率微乎其微。
我們坐回悍馬車上，桑瑪發動引擎，我轉身透過鐵絲網隔板跟崔佛諾夫講話。
我問他：你把那傢伙丟在哪裡？
他說：通往威明頓市一條路上。
時間呢？
凌晨三點。我停在一具公共電話旁，打電話報警。我沒有表明身分。
你花了三小時折磨他？
他慢慢點頭說：我想讓他完全了解我要傳達的訊息。
桑瑪把車開出拖車社區，先轉向西邊，然後往北朝威明頓市開。我們經過市區外圍的那座宣傳招牌，然後開始找醫院。繼續往裡開四分之一哩後我們就看到了醫院。那家醫院的規模與功能都很符合實際需求，它大部分是兩層建築，有一道架有寬闊遮雨棚的救護車入口。桑瑪把車停在一個專用車位，從上面的名字看來我想那是位印度裔醫生。我把後門打開，讓崔佛諾夫出來，把手銬打開，放進我的口袋。
我問他：那傢伙叫什麼？
皮寇斯。
我們三個一起進去，我把我的特調組徽章拿給檢傷分類站後面的執勤人員看。事實上，那枚徽章在老百姓的世界裡並不代表任何權力或優勢，但那傢伙的反應就像它給了我無上的管轄權一樣，其實大部分老百姓的反應都是這樣。
我說：一月五日凌晨，有人被送來這裡。
那傢伙翻閱一疊放在他右邊架子上的鋁製寫字板，把其中兩個抽出來。
他說：男性或女性？
男的。
他把其中一個寫字板丟回架上，另一個全部抽出。
他說：一位無名氏，急需醫療照顧的男性，沒有證件、沒有保險。他宣稱名叫皮寇斯，警察在路邊發現他。
我說：那就是我們的人。
他說：你們的人？他看著我的制服。
我說：我們也許可以幫他支付醫藥費。
這點引起他的注意。他瞥著那堆寫字板，好像心裡想著：一個解決了，還有兩百人的帳單。他說：他在手術恢復室。然後指著電梯說：二樓。
他還是站在櫃檯後，我們三個一起搭電梯，出電梯後循著標誌走向手術恢復室。恢復室門外護理站一個護士把我們擋下，我給她看徽章。
我說：要找皮寇斯。
她指向走廊另一頭，一個關著門的單人房，說：只能探視五分鐘，他的傷勢很重。
崔佛諾夫面露微笑，我們穿越走廊，打開那個病房房門。裡面的燈光黯淡，有個傢伙躺在床上睡覺。我看不出他的身材高矮胖瘦，因為大部分身體都打上了石膏，他的雙腿蜷縮著，因為雙膝都因槍傷而綁上繃帶。床的另一邊是個燈箱，上面夾著許多X光片。我打開燈看了一下片子，每張片子上面都有日期，而且片子邊緣用手潦草地寫著：皮寇斯。這些片子拍的是他的雙手、肋骨、胸部以及雙腿。人體有超過兩百一十根骨頭，皮寇斯的大部分骨頭似乎都斷了。這個醫院的放射科預算大概有一大部分都被他一個人花掉了。
我把燈關掉，用腳踢床兩下。那傢伙被吵醒了，黯淡的燈光照在他臉上，光是從他看到崔佛諾夫後露出的表情，就能算是不在場證明了。他看起來整個人僵住了，心頭像是浮現無限恐懼。我說：你們兩個到外面等。
桑瑪帶著崔佛諾夫到外面去，我走到床頭旁邊，說：你還好嗎，混球？
那個叫皮寇斯的傢伙臉色慘白，冒著冷汗，想必他石膏裡的手腳也在發抖。
他說：就是他，那邊那傢伙幹的。
他做了什麼？
他開槍打我的腳。
我點點頭，看看槍傷的包紮。他開了兩槍，射穿這傢伙的膝蓋，所以他的槍裡少了兩顆子彈。
我說：從前面還是旁邊打？
他說：旁邊。
我說：如果從前面打，更糟。你很幸運，幸運的人通常是些混球。
我沒做壞事。
沒有嗎？我剛才跟你老婆見了一面。
那個外國賤貨。
別這樣講。
那是她自己的錯，她不聽話。《聖經》裡也說，女人就該聽話。
閉嘴。
你不幫我找他算帳嗎？
我說：幫。幫你在一邊看著。
我揮手做了一個手勢，好像在幫他趕走被單上的蒼蠅，結果手背打在他的右膝側邊。他尖叫一聲，我離開床邊走出門，發現那位護士正看向我這邊。
我說：他的傷勢真的很重。
我們坐電梯下樓，為了避免與檢傷分類站那傢伙見面，我改走大門。我們不發一語地繞到悍馬車旁。我幫崔佛諾夫打開後門，但在他上車前把他擋下，我跟他握握手。
我說：我向你道歉。
他說：這樣我還有事嗎？
我說：我不會找你麻煩，你跟我是同一類人，但你很幸運，你有可能打斷他的股動脈，把他殺掉。如果是這樣，情況就不同了。
他的臉上露出淺淺的微笑，顯得很平靜。
他說：蘇聯軍情局的五年不是白待的。我知道怎麼殺人，也知道怎麼避免把人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