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轉上第二大道往南開,之後再左轉五十街,往東一路開到底,把車丟在距離羅斯福東河公園大道半個街區遠的消防栓旁邊。希望第十七管區派出所的警察會發現它,起疑,然後做一些檢驗。衣服可以穿過即丟,車子可沒辦法。
如果麗拉的人拿鐵鎚犯案後是開這台車離開現場,那車內就會留下一些微物證據。我無法靠自己的雙眼看到這些證據,但CSI可不是只靠肉眼辦案。
我用衣角將方向盤、排檔和門把都擦過一遍,然後把車鑰匙丟到某個水溝蓋下方,走回第二大道,站在暗處等計程車。有不少車往下城方向駛去,每輛車都被後方的大燈照亮。車上有多少人我看得一清二楚。
瑟瑞莎.李提供給我的情報,我一直放在心上:假計程車,巡邏範圍上及第十街,下及第二街,前座坐一個,後座坐兩個。等到一輛除了司機外完全沒其他乘客的計程車出現,我才踏出暗處,向它招手。司機是來自印度的錫克教徒,頭上纏著頭巾,留著大鬍子,幾乎不會講英語。不是警察。他載著我一路往南,到達聯合廣場。我下車後坐在黑暗中的長椅上,盯著老鼠看。聯合廣場是紐約最適合看老鼠的地方。白天,紐約公園局會派人在花床撒下骨粉肥料,到了晚上老鼠就會來吃。我在凌晨四點睡著。
凌晨五點,我搶來的其中一支手機傳來震動。
我醒過來,花一秒的時間查看四周狀況,然後才手忙腳亂地從褲子口袋裡挖出手機。手機沒響,只有震動,是靜音模式。掀蓋式手機上的小單色螢幕上顯示著未知號碼來電的字樣。我掀開蓋子,裡頭的大彩色螢幕也說這是未知號碼來電。我將手機拿到耳邊說:哈囉。一個最近才發明的新字。回話的人是麗拉.侯斯,我聽得出她的聲質、口音、用字。她說:所以說,你打算宣戰囉。你顯然不遵守任何作戰守則。
我說:妳到底是誰?
你會知道的。
我現在就要知道。
我是你最大的夢魘,大約從兩小時前開始就是了。屬於我的東西還在你手上。
那就來拿啊!派多一點人會更好,讓我再稍微運動一下。
你今晚不過是運氣好罷了。
我說:我的運氣總是很好。
她問:你在哪裡?
就在妳家外面。
她停頓了一下。不,你不在。
說對了。我說:但妳剛剛也證實了妳住在民宅內,而且現在站在窗邊。感謝妳的情報。
你到底在哪裡?
聯邦廣場。我說:和FBI在一起。
我不相信。
隨便妳。
告訴我你在哪裡。
在妳附近。我說:第三大道和五十六街路口。
她原本想回話,但立刻克制了自己。她只發出一個起頭的th音,濁齒擦音。那原本可能是個充滿不耐、怨氣又有點沾沾自喜的句子。比方說,我才不在那附近呢(That's not close to me)!
她不在第三大道和五十六街路口附近。
我給你最後一個機會。她說:我要拿回我的東西。她的聲音變輕柔了。如果你顧意交給我的話,一切都好安排。你把東西放到某個安全的地方,再叫我過去拿。我們不用碰面,我甚至願意付你一筆錢。
我沒在找工作。
那你有在找活命的機會嗎?
我不怕妳,麗拉。
彼得.莫里納當初也是這麼說的。
他在哪?
他和我們在一起。
他還活著嗎?
自己過來確認啊。
他在教練的手機語音信箱裡留過話。
那說不定是我在他死前錄下的聲音啊。他說不定告訴過我,教練在晚餐時間從不接電話,說不定還告訴過我許許多多的事,說不定是我逼他說的。
我問:妳在哪裡?麗拉。
我不能說。她說:但我可以派人去接你。
我看見一百英尺外有輛警車開在第十四街上,速度很慢。司機左右探看時,一抹粉紅色從車窗上閃過。
我問:妳認識彼得.莫里納多久了?
我在酒吧找上他之後才認識的。
他還活著嗎?
自己過來確認啊!
我說:麗拉,妳只是一時威風。妳在紐約殺了四個美國人,沒有人會放過妳的。
我沒殺任何人。
下手的是妳的人馬。
他們已經離開這個國家了,沒我們的事。
我們?
你實在太愛問問題了。
如果他們是依照妳的命令行事,妳就不可能沒事。那叫預謀犯罪。
這是個法治國家,而證據並不存在。
那輛車呢?
已經不存在了。
有我在,妳絕對不可能脫身。我會找上妳的。
希望囉。
一百英尺外的那輛警車現在慢得像烏龜在爬。
我說:出來和我見面吧,麗拉。不然就回家。選項一或選項二,不過不管怎麼選,妳都會是輸家。
她說:我們從來沒當過輸家。
妳說的我們到底是誰?
她沒有回答。電話斷線了,除了呆板的寂靜外,我什麼也沒聽到。
一百英尺遠的警車停了下來。
我折起手機,放回口袋。
兩個警察走出車外,朝廣場走來。
我待在原地,因為起身就跑實在太啟人疑竇了,讓屁股穩穩貼住長椅比較好。
我不是唯一一個待在公園裡的人,這裡大約有四十個人,有些看起來似乎是定居於此,有些只是暫時晃到這裡來。
紐約是一個大城市,有五個區。回家的路很漫長,路上休息一下總是比較舒暢。
那兩個警察用手電筒照了某個人的睡臉。
他們繼續前進,照下一個人的臉。
不妙。
不妙到了極點。
但我也不是唯一覺得不妙的人。我看見廣場四周有許多人影從長椅上起身,拖著腳步往各個方向散去。也許是通緝犯,也許是背包裡有毒品的藥頭。而長期孤獨的人肯定不希望被打擾,他們都是無助又畏懼體制的偏執狂。
兩個警察,一英畝的範圍,也許還有三十個人在長椅上,也許有十個人剛移走他們的屁股。我繼續觀察。
警察不斷逼進,手電筒的燈光在夜間薄霧中一顛一顛的,投下長長的影子。
他們檢查到第四個男人,第五個男人,第六個男人了。越來越多人起身。有人結伴離去,有人只是要移動到其他長椅上。廣場上滿是人影,有的靜止,有的動個不停。一切動作都很緩慢,像一支疲憊、慵懶的舞。
我繼續觀察。
現在,警察的身體語言浮現了先前未有的遲疑。他們在做的事就像趕貓入欄一樣,是不可能的任務。他們靠向躺在長椅上的人,接著又轉過頭去,用手電筒照移動中的人。大家不斷走路,左彎,右繞。毫無行動模式可言,都是些隨機動作。他們繼續前進,來到距離我十碼的地方。
然後就放棄了。
他們最後象徵性地拿起手電筒照了一圈,便原路折返,回到車上,我目送車子離去。
我留在椅上,呼了一口氣,然後開始思考要怎麼應付搶來的手機裡的GPS晶片。我心裡有個聲音說麗拉.侯斯不可能有使用追蹤衛星的管道,但另外一個聲音提醒我她說過我們從來沒當過輸家這句話。
我們是個學問很深的詞,雖然只由兩個字構成,但有豐富的意涵。說不定東方那票壞蛋掌握的不只是石油和天然氣的租賃權,還包括某些公共設施。舊蘇聯的情報機關一定做了某種程度的滲透。我想到筆電、寬頻網路和各式各樣我不熟悉的科技。
我將手機留在口袋裡,離開長椅,走向地鐵。
而這是個錯誤的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