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從左下方看 唐諾 　　我有一名友人，年過半百，真實不打折扣的經歷了整整半個世紀的現實艱難人生。他喜歡兩手一攤，帶著一種世故、世故堆積出來的洞見、洞見之後必然的無奈、無奈多了衍生的豁達，說，沒辦法，事實就是這樣。 　　聽久了，我難免會想，事實真的一定非這樣子不可嗎？ 　　如果事實只是這樣子，那托爾斯泰的小說早在一百年前就已然客觀存在，是一種沒被更動過的事實如此，那為什麼這一個世紀來雖不至於到人言人殊的地步，但確實也不斷有新的洞見、感受、詮釋和主張呢？ 　　或者，我們該抬頭看看我們頭頂上這顆也照好人也照歹人的老太陽。這傢伙更是打人類出現在這個行星以來就已然客觀存在、沒改變過（就算它其實一直在燃燒改變也非我們肉眼可能察覺）的事實如此，但為什麼有人看到的是神、是金馬車、是烏鴉、是嵌在天頂一顆最燦亮的寶石，是繞著我們自強不息的忠實謙卑星球，是宇宙的中心，是廣漠無垠星空的一粒微塵呢？

　　所以說，事實極可能不是非這樣子那樣子不可。這裡，我們暫且不進入你看到的綠色是不是和我看到的綠色一模一樣？這類麻煩的認識論問題，我們想說的只是，事實通常太寵大了，太多面了，而且往往自我矛盾不成秩序，你看它的位置或角度不同，追問它不一樣的問題，往往就會得到不盡相同、甚至完全背反的另︱種事實。 　　好，我們繼續來看米涅．渥特絲，以及她迥異於前人的新古典推理走向。 左下方的人 　　《女雕刻家》，就是這本書徹底打掛了美國人，拿下該年愛倫坡獎年度最佳小說看過書的人不難知道為什麼，這本書長得極像美國當代著名的驚悚小說及電影《沉默的羔羊》，是推理小說中一記結實有勁、可應聲擊倒人的punch。 　　上一回的《冰屋》，我們談到了渥特絲放棄了固定的偵探，從而爭得一種個別且重新凝視不同罪案的自由，得到這個自由，她凝視罪案的位置和角度也就靈活起來，有所改變，從而，老倫敦的罪案也就呈現出不一樣的長相、內容和意思。

　　如果一定要用簡單的話來講渥特絲的不同位置和角度，那我個人會說，她是從左下方看的從社會階層和財富地位來說，是下方，從政治光譜和社會主張來看，是左邊。我們都曉得，歐洲從工業革命前後以降，這個下方和左邊一直有著趨於同一的傾向，很多時候它們只分別代表著不同的面向而已。 　　在《冰屋》一書中，渥特絲通過兩個人的眼睛來看這個罪案和世界，一個是階層並不高且滿心憤世嫉俗（左邊的標示之一）的警佐，一個則乾脆就是個女性主義者，左翼分子兼前共產黨員的激進女性。在《女雕刻家》中，女性的角色稍稍提昇也緩和了些，成了個滿心正義感的年輕女作家，但男警察的角色卻往下探底，成為一個退職的、充滿不安全感和攻擊性的前警員，並加上一個肥胖、兇暴但聰明絕頂的弒母殺妹女凶手。在她的第五本書《回聲》中，則整部小說轉入了無家可歸的流浪漢世界，負責探入並揭示的，則是左派雜誌編輯出身、極不得志屈身在煽情小報混生活的男記者。

　　這些人，當然和過往古典推理那些習慣住右邊樓上的福爾摩斯、白羅、布朗神父、溫西爵士等大不相同。 ３％的失業率 　　有關這上下景觀有差異，我們知道，但通常會是怎麼個差異法呢？這裡我們來舉個例子，或說是做個類比近些年台灣失業率的攀高似乎一直有蠢蠢欲動的跡象，我們就拿這個來試試好了。 　　讓我們設定失業率為３％，一個稍為曖昧的數字。 　　３％失業率，就習慣宏觀的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來看，儘管有著警訊，但並非什麼大不了的狀況，因為這不僅仍在整體經濟的可容忍範圍之內，而且我們很容易想到，台灣近幾年來一直處於經濟轉型的階段，新企業崛起，昔日的傳統企業出走或關閉，一定比例的磨擦性失業的出現，不僅合理，而且毋寧是健康的，因為勞動市場也是自由經濟市場的一環，一樣受著市場供需機能的自動調節作用，透過這個調節作用，市場把資源（物質的，人力的）引導到最需要或說最適宜的地方去。失業率的有限攀高，正代表市場機能正在起作用，是調節過程中暫時的必要代價如果我們有幸不在那３％之中，這當然是愉快且有鎮靜人心神平和的好說法。

　　更堅決的古典自由經濟主義者甚至會告訴我們，在這個階段我們最好別輕舉妄動做什麼（包括實物的或代金的救助云云），因為這可能會扭曲了市場的機制。 　　然而，這３％可以代表另一種意思。比方說，如果台灣正常的就業人口為一千萬，換算出來失業人口為三十萬整，也就是說這當下有著整整三十萬人陷身於窘迫或甚至生計困難的狀況，而且其中有相當高的比例，不僅僅代表他個人，還代表他背後一整個家庭我們很清楚尤其是四十歲到五十歲原先職位要高不高要低不低、難以再找新機會學新技能的失業人口代表什麼意思，他可能還有個老母親，一個結婚以來只做家事和帶小孩的妻子，以及一到三名學齡中遙遙無期的子女，還有因買房子時機不好而不曉得付到何年何月的沉重貸款。

　　從個體的、微觀的，或直接講，從小說家的角度來看，很可能這一個故事便代表了一部《塊肉餘生錄》，三十萬的失業人口故事，夠供巴爾扎克寫數百篇他描繪人間悲傷百態的人間喜劇了這當然是極令人不愉快的、甚至掩耳不願聞的看法。 中產階級的暴政 　　美國已故的老太太占星名家古德曼女士在描述女性獅子座那種溫暖、具同情心但永遠有著不變的貴族氣息時說，她很樂意寄支票來救助窮人，但她絕不願意走進貧民窟一步。 　　我常想，這哪裡僅僅是每年陽曆七月二十三日到八月二十二日出生的女性如此，這簡直是有著好教養、有同情心的社會絕大多數人的基本傾向一些教養不好、同情心不夠的人還不包括在內，他們只做後者不踏入貧民窟一步，至於前者寄支票給窮人那是想也別想。

　　生活在今天的台北市，尤其是生活過魄力十足前市長陳水扁主政八年台北市的人，對這點人性還看得不夠嗎？記憶力不好的人可回頭去翻翻老報紙老雜誌，重新溫習一下十四十五號公園預定地拆除（不能稱為拆遷）經過，以及更近的公娼廢除處理；或跟二一○○全民開講的李濤商量一下，調借他的帶子重新聽聽那種寧可殺錯不可放過的Call︱in意見這可稱之為中產階級的暴政。 　　遺憾也吊詭的是，對這方面記憶力不好的人，通常也就是不願踏入記憶的貧民窟一步的人，因此很自然，他們是絕不願再翻回老報紙或雜誌去重新面對那些不愉快的事的。 做個類型小說讀者 　　讓我們別生氣了，回到渥特絲來。 　　我想，在她選用了如此左下方的人物角色和觀點，她的小說便注定了不會讓人愉快，畢竟，小說書寫歷史上唯一較令人舒適的左下方寫法已回不來了，那是一百年前，一批來自右上方、但充滿人道悲憫的人（如歐文、托爾斯泰、克普泡特金等）初次進入左下方世界的某種溢美錯覺，他們那種高貴的野蠻人高貴的窮人和流浪漢的民粹觀點已不再有多少人還當真了，取而代之的基本上是他們中間充斥著惡徒、騙子、酒鬼和各式卑鄙猥褻之人，但他們仍應受到關注、理解和同情如果同情這個詞不顯得太高傲的話。

　　所以說在上一部《冰屋》的引介文字中，我個人曾提出懷疑，不太敢相信渥特絲這種寫法會成為習慣爐火邊愉悅氛圍古典推理的新主流，她英國式的左下方寫法儘管和真正深入罪惡下層世界的小說仍有一段距離，但光是這樣觀看位置和角度的不同，已使得她的小說太刺激太令人不舒服了，我們願意同情她筆下的人物和世界，必要時我們也願意寄支票，但我們就是不太樂意浸泡於其中。 　　我們會比較樂意昔日古典推理完全來自右上方的觀點：犯罪只是社會的偶然失序行為，我們伸個手矯正它，社會自然會回到穩定、愉悅且符合正義的基本狀態；甚至，就連如此涂爾幹式的老社會主義觀點都可不必動用到，因為書中的犯罪並不代表真正有人犯罪，那只是劇情需要，有死人才有故事可看，這樣的死人，並不會把我們真帶入罪惡的世界之中，正如這樣的窮人，不至於真逼迫我們探入貧民窟之中一樣。

　　最終極的說法是，我們只是在閱讀類型小說而已，不必太認真。 　　我喜歡而且欣羨這樣豁達而且靈活可分割的閱讀方式，也真誠建議做得到的讀者採用它然而，我得承認我個人是做不到的，我沒辦法封閉一部分的思維和感受機能，從而在這一刻只扮演類型小說讀者，在下一刻再復原成完整的正統小說讀者，你存留的記憶總會讓你的思維和感受輕易穿透出去，儘管那令你並不舒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