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國大饑荒的學者都會注意到這樣一個歷史文獻：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二日，毛澤東對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趙紫陽的報告作的長篇批示。趙紫陽的報告是反映廣東省雷南縣反瞞產私分的經驗。毛澤東批示中認為瞞產私分糧食一事，情況嚴重，在全國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必須立即解決。毛澤東這個批示和廣東省雷南縣反瞞產私分的經驗傳遍全國。全國各地都搞起了反瞞產私分運動。
廣東省這個經驗是怎樣產生的呢？讓我們借助歷史資料還歷史本來面目。
一九五八年放衛星把糧食產量說得很高，因而糧食徵購指標相應提高，加上公共食堂一天三餐乾飯，三四個月時間，糧食統統吃光了。到一九五九年一月，徵購任務還沒有完成，要求返銷糧食的告急之聲四起。陶鑄堅信一九五八年糧食大豐收，不信沒有糧食，懷疑農村幹部隱瞞了產量，把糧食收藏起來或者私分給農民了。農民出於自衛，隱瞞了或背著上級分了一點糧食是有的，但不是像陶鑄想像的那樣多、那樣普遍。
一九五九年一月中旬，陶鑄帶一支工作隊，到東莞縣虎門公社指揮反瞞產運動。他到東莞是事出有因的。一九五八年底，就在一些地方斷糧的情況下，廣東省在表彰先進的群英大會上再次要求各縣報糧食產量，並且宣佈，凡是平均產量達到千斤的縣，命名為千斤縣，都獎給拖拉機、載重汽車，還有獎狀、錦旗。來開會的各縣代表，由縣長帶隊。在報產量時，東莞縣長拿不定主意，不敢自作主張，打電話給縣委書記，問要不要報千斤縣。縣委書記告訴他：先把拖拉機、載重汽車拿回來再說。錦旗、獎狀拿到手後，縣長不敢明目張膽地拿回東莞，而是塞到挎包裡，靜悄悄地送到縣委書記的辦公室裡。
東莞拿回了獎品，就意味著承認自己是千斤縣。陶鑄反瞞產，就找到東莞縣。陶鑄一行到達東莞縣城的那天晚上，縣委召開了反瞞產大會。幹部們看到來頭不小，就採取了矇混過關的辦法。一個又一個公社書記站起來，說東莞確實豐收了，所謂沒糧食是假象。有個公社書記，理直氣壯地站起來，說他在某村反瞞產，生產隊幹部說沒糧食，他不信，就去曬穀場。他在曬穀場，只見稻草不見穀。可是，他把稻草堆輕輕一撥拉，嘩，大堆大堆的穀，金黃金黃，可喜人吶。另一位公社書記說，他去過好多農民家，農民屋裡、倉裡是穀，籮筐裡是穀，床底下有穀上百人的幹部大會上，只一位老人出來唱反調，她是廣東省省長陳郁的夫人袁溥之，是省裡派來反瞞產的工作組成員。她心平氣和地說：陶鑄同志呀！我也到了農村，看過許許多多農民的家，糧食是有的，但沒有那麼多。反瞞產是反不出糧食來的。陶鑄同志當場批評了她，說她是不是右了一點。
一月十一日，在東莞縣反瞞產大會上，基於強大的政治壓力，基層幹部承認隱瞞了二千多萬公斤糧食。縣委誓言要追出七千五百萬公斤到一億公斤糧食。陶鑄警告大家：保證三餐乾飯吃到底，全部糧食集中到公社，任何人不能保存糧食。他寫信給省委，宣佈了他的調查結果：糧食反瞞產的矛頭，要對準原來的小隊幹部打埋伏，而不在於反浪費和節約。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五日的《人民日報》，在顯著位置刊登了陶鑄的這篇調查報告。在這篇調查報告中，陶鑄把公社的種種問題，歸結為最重要的一條，即集中統一和本位主義的矛盾。所謂本位主義，就是生產大隊隱瞞和動用了由公社統一管理的糧食和資金。有個隱瞞了糧食的生產隊解釋，他們這麼做，是為了確保供給制突然結束時，生產隊仍有必需的口糧。陶鑄斷言被隱瞞的資金，大概佔人民公社總投資的四分之一。他在虎門開了一個星期會，從農民的米缸裡，真正挖走了五百五十八萬公斤糧食和一．二萬元資金。
與此同時，在省委的統一部署下，趙紫陽率領另一支工作隊，到位於雷州半島最南端的雷南縣調查。一月二十三日，雷南縣召開四千名幹部的大會。趙紫陽認定，雷南有嚴重的瞞產問題，必須緊急動員起來，開展反瞞產運動。自動坦白的幹部可以保留糧食，用來改善食堂伙食，不坦白的不准回家。
接著，趙紫陽在雷南縣召開全省電話會議，把反瞞產運動，擴大到全省各地。他估計全省有二十五億至三十億公斤隱瞞的糧食，幾乎是一九五八年公佈糧食產量的十％。一月二十五日，他指責全省多數基層幹部都捲入了瞞產活動。一場反瞞產鬥爭，驟然爆發了。
形形色色的辯論會、鬥爭會、大字報，有如狂暴的南海颱風，鋪天蓋地而來。雷南縣七個生產大隊和生產隊的幹部，被迫承認參與瞞產。在被指控參與瞞產的基層幹部中，一人自殺，一人自殺未遂，六人被拘捕，二人被監禁，一百零九人被撤職，大約有五十％的基層幹部，受到不同形式的批判和處分。
反瞞產所到之處，風雲變色。有些地方，基層幹部不報瞞產，就不准回家過年；有些地方，逐家逐戶搜查糧食，把農民往年的舊糧，也作為瞞產沒收；有些地方，連農民家一罐半罐黃豆、花生、芝麻、菜種也搜刮一空。
雷南的反瞞產運動大有斬獲。不僅查出了七千萬斤糧食，還取得了解決農村糧食問題的經驗。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七日，趙紫陽給省委送上了一份報告。報告說：自去年十二月中旬以來，糧食問題已經成為農村輿論的中心。雷南縣去年晚造生產有很大躍進，年底卻出現了糧食緊張不正常的現象。為此全縣召開了一系列幹部會議。結果查出瞞產私分的糧食七千萬斤。雷南縣的經驗證明，目前農村有大量糧食，糧食緊張完全是假象，是生產隊和分隊進行瞞產私分造成的。召開以縣為單位的生產隊長、分隊長以上的幹部大會，是解決糧食問題最主要、最好的形式。趙紫陽在這個報告中介紹了作法：要把普遍系統深入的思想發動、階級教育同個別突破、個別交待糧食情況相結合。要反覆交待糧食政策和對瞞產幹部的政策。坦白交待，既往不咎；拒不交待的要給予處分，甚至法辦。
一九五九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共廣東省委轉發趙紫陽的報告批語說：許多地方的事實證明，去年糧食大豐收、大躍進是完全肯定的，糧食是有的。必須堅決領導和進行好反瞞產、反本位主義的鬥爭，才能保證完成糧食外調任務和安排好群眾生活。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轉批了趙紫陽這個報告。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按語中寫道：
趙紫陽同志給廣東省委關於解決糧食問題的信件及廣東省委的批語，極為重要。現在轉發你們。公社大隊及小隊長瞞產私分糧食一事，情況嚴重，造成人心不安，影響廣大基層幹部的共產主義品德，影響春耕和一九五九年大躍進的積極性，影響人民公社的鞏固，在全國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必須立即解決。各地縣凡是對於這個問題尚未正確解決的，必須立即動手按照趙紫陽同志在在雷南縣所採用的政策和方法，迅速予以解決。
其實，陶鑄在《人民日報》上發的文章，趙紫陽給省委的信，都和實際情況相差十萬八千里。一九五九年廣東的糧食總產量只有一百七十七．五十八億斤，比一九五八年減產十五．七十一％。一九六○年將仍然是一個減產之年。由於連年減產，徵購任務居高不下，農民實際比常年減少了六十一．二百五十億斤糧食，等於他們八個月的口糧；再加上公共食堂造成嚴重浪費，能夠留給農民活命的糧食，已經見底了。農村人口，普遍一個月吃不到十公斤原糧，不少地方，一人一天只有三四兩米。肉、油基本絕跡，青菜也非常罕見。到了月底，餓昏了頭的人，靠吃蕉頭、蕉渣、禾稈、雞糠餅、木瓜心、蕃薯籐，維持著奄奄一息的生命，一些飢不擇食的人甚至吃起觀音土。省委派到四會縣搞瞞產私分的幹部匯報說，他們到了農村，看了農民的米缸，米缸是空的，沒有一粒米。老農訴苦說，米都集中到公共食堂去了，連給嬰兒煮糊糊的米都沒有。有個工作人員，在一戶農家看見熱氣蒸騰的鍋，便急忙跑上前去，想看看鍋裡煮的是什麼，一看，鍋裡煮的是野菜。
農村已無糧可購，城鎮的糧食供應四面告急。省政府的應急措施是：把口糧、食肉、食油，一降再降。一九六○年初，許多地方已降至一人一月只有九至九．五公斤米，三兩糠油。糧食、薯類、豬肉、家禽、食油、魚等，已從市場上銷聲匿跡，貨架上空空如也。偶一出現，便引起瘋狂的搶購，價格貴得驚人。在韶關，一公斤高價豬肉賣二十多元（當時的計劃價格每僅斤只有一元），一公斤南瓜也賣到二元多，用米糠做的小糠餅，四至五分錢一隻，人們買回來當飯吃。價格是一九五七年的十多倍。
四月二十日，省民政廳一份報告指出，全省水腫病人，已從上旬的四萬三千一百八十一人，激增到十二萬七千八百二十一人，增加兩倍。這是駭人聽聞的數字。從中山、靈山、合浦、從化、新興、梅縣、潮陽、清遠、儋縣、東方、樂東等縣，傳來一片噩耗。據省農業辦公室對部分地區的極不完全統計，全省有八十多萬水腫病人。另外還有子宮下垂、閉經、乾瘦病等，成了比傷風感冒流行得還快的病症。陽山縣的非正常死亡比例，佔總人口的四．零二％。高要縣有的生產大隊的死亡率高達十三％。
陶鑄不是撞到南牆不回頭的人。一九五九年三四月間，省委召開了專門會議。根據各地匯報和掌握的材料，終於得出結論：一九五八年的糧食產量，並沒有原來報告的那樣多。省委分析說，一是頭腦發熱，報產報高了。根據報產而制定的徵購糧食的計劃不符合實際。因此，購了過頭糧。其次，農民集中到食堂吃飯，浪費了不少口糧。第三，提倡一日三餐乾飯，敞開肚皮吃飽，造成了大量浪費。省委給中央寫了報告，提出向農民讓步，停止反瞞產。五月六日，省委發出《關於立即全面檢查和採取有效措施消滅和遏止水腫病的緊急指示》，撤換了發病率和非正常死亡率最高的那幾個縣的領導。
不久，陶鑄到潮安，在一次群眾大會上說：我來潮安是向全縣人民做檢討的。我頭腦發熱，使群眾餓了肚子，幹部受了委屈。我們要共同吸取教訓。今後，不要再搞浮誇，要靠實事求是吃飯。在省委召開的另一次會議上，陶鑄特地走到袁溥之面前，誠懇地道歉：袁大姐，在東莞反瞞產，我沒有聽取你的意見，還說你是不是右了一點。我錯了，請你原諒。我向你賠禮、道歉！
但是，道歉不能補償農民遭受的苦難。大躍進和反瞞產私分給廣東造成了嚴重的損失。一九五七年全省糧食總產量一千零七．十五萬噸。一九五八年下降到九百七十五．五十五萬噸，一九五九年為八百三十．三十五萬噸。一九六○年為八百一十四．零五萬噸。一九六○年，全省農業產值倒退到一九五三年的水平，居民消費水平倒退到五十年代初期的水平。一九六○年的死亡率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七個百分點。
餓死人以後只追究農村基層幹部的責任，並沒有改變造成飢餓的政策和制度，所以，飢餓還在發展。
據歷史資料記載，直到一九六二年三月十日，東莞縣生活安排不下去的公社，還有九個之多。有些地方已經斷糧，沙田公社有八十一戶，二百三十四人斷糧；望牛墩公社更慘，從三月開始已基本無口糧的有一千零九十六戶，二千二百二十七人。據揭陽、潮陽、普寧、惠來、大埔、海豐、梅縣、五華等八個縣的不完全統計，當時已經斷糧的有九千四百六十八戶，外出行乞、逃荒的有七百三十一人，出賣傢俱的有二千四百六十三宗，賣小孩的二十五宗，自殺的一宗。
據廣州市和九十三個縣的官方統計，一九六二年四月，有三萬五千八百三十四人患上水腫病，六萬四千四百六十一患上乾瘦病。僅廣州市和汕頭、肇慶專區，三月份患水腫、乾瘦病的共六萬三千八百三十九人，比二月份增加二十．四％；海豐縣四月上旬的水腫、乾瘦病人有五千五百五十三人，比三月份增加了二千多人。
本書大饑荒年代中國的人口損失一章，用《中國人口．廣東分冊》中提供的數據計算結果，在大饑荒年代，廣東省非正常死亡人數為四十八萬人，因飢餓而少出生人口一百五十七萬人。曹樹基教授用他的歷史地理方法計算的結果是，從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廣東省非正常死亡人口為六十五．七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