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紹了三個縣的饑荒情況，再看一看安徽省當年的全貌。
安徽是毛澤東重視的地方，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六日毛澤東到安徽視察，從《人民日報》的報導中，可以看到當時領導人對共產主義的熱衷。人民日報記者記述了當時的情況。對毛澤東活動的報導是要經過中央、甚至毛澤東本人審批以後才能發表的。這則報導是真實地反映了毛澤東等當時的思想狀況的：
舒茶人民公社今年的農業和茶葉生產都有很大發展，今年的糧食總產量預計可達七千二百萬斤，平均畝產一千六百斤，比去年增加一百三十八％，每人平均有糧一千九百斤，比去年增加一百三十六％。這個公社辦公共食堂以後，已經實現了吃飯不要錢。毛主席說：吃飯不要錢，既然一個社可以辦到，其他有條件的社也能辦到。既然吃飯可以不要錢，將來穿衣服也可以不要錢了。曾希聖同志告訴毛主席說，舒茶人民公社八千六百戶現已養豬三萬二千頭，現在這個公社的食堂每星期每人可吃到半斤豬肉，將來全社計劃養豬六萬頭，如果吃一半，賣一半，這樣每人每天平均可以吃到四兩豬肉。曾希聖同志說：這個公社的食堂目前還不供給蔬菜，由社員自帶蔬菜吃，將來也是要供給蔬菜的。毛主席聽了很高興，指示說：人民公社將來要集中種蔬菜，種蔬菜也要專業化。
毛澤東在這裡談到人民公社要實行供給制，吃飯、穿衣都不要錢。這對幾輩子缺衣少食的農民來說，是多麼大的鼓舞！基層幹部認為自己要親手建成共產主義，感到無比自豪。
人們急切地希望早日實現共產主義，急切地希望將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將私有財產變為公有財產。既然私有制是萬惡之源，消滅私有制一定是正義之舉。共產風就是這樣刮起來的。而率先反對共產風的幹部就當作右傾機會主義份子被打了下去。省委書記處書記李世農、省委書記處書記張愷帆、治淮委員會政治部副主任劉秀山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反右傾使五風迅速蔓延。
一，五風是怎樣摧殘農民的
共產風、浮誇風、瞎指揮風、強迫命令風、幹部特殊化風是全國的普遍現象，安徽省也不例外。
一九五八年的安徽可謂意氣風發。
這一年安徽部分地區發生旱災，《安徽日報》頭版通欄標題是端起巢湖當水瓢，哪方乾旱哪方澆，大話說得沒邊兒。一九五七年秋，淮北水利建設動工，按當時的能力，整個水利工程每年只能完成四億方土，計劃用十年時間，完成四十億立方任務，基本解決淮北水旱災害。開工以後，省委制定了一個冬春完成八億方土的計劃。據當時報紙報導，這個任務不到兩個月就完成了。過了一個月，第二個八億方土的任務又完成了。一九五八年二月，省委又下達了第三個八億方土的任務。為此，《安徽日報》發表了《八億，八億，再八億》的文章。文章寫道：上山可以擒猛虎，下海可以縛蛟龍。可以翻天覆地，可以移山倒海。一個、兩個、三個八億土方算得什麼！可見口氣之大。
在這五風中，共產風處於靈魂地位。它是其他四風的出發點，也是其他四風的認識依據。
所謂有共產風，就是農村基層幹部（其中主要是十八九歲到三十歲左右的青年幹部）搞的一種群體性、強制性的行動，他們將私人和小集體的財產無償變為大集體的財產。當時的說法是一平二調，即從小集體和農民家庭中，無償拿走各種財產（物資、資金、勞動力、土地、生活用品等），以滿足興辦公共事業（如辦公共食堂，辦養老院，幼兒園、辦學校，搞農田基本建設，興修水利，大煉鋼鐵等）的需要。既然一平二調是為了興辦公共事業，又消滅了私有財產，因此，搞一平二調的人認為自己的行為是正義的，他們不僅不負疚，還有一種自豪感。
在安徽，共產風像其他各省一樣，是從一九五八刮起來的。毛澤東在安徽講供給制無疑會給這股風增加了動力。
一九五九年蚌埠大辦土機床，沒有原材料，就讓社員將家裡的門板、門框、板凳、甚至連棺材都拿去做機床架子。做出來的土機床全是廢品。一九六○年春天，蚌埠市委提出，在郊區五個公社建立十五個萬頭養豬場，每個大隊建立一個千頭養豬場，每個生產隊建立一個百頭養豬場，還要建立若干個養雞場、養鴨場。為此，強迫社員交出自己家庭的豬羊雞鴨，還強迫社員搬家拆房蓋豬圈。結果，集中起來的豬羊雞鴨大量死亡，有的被少數幹部偷吃偷賣了。
和共產風相關的是浮誇風。浮誇風就是吹牛說假話成風。這種說假話的風氣是強大的政治壓力的產物，也與當時全社會的氣氛有關。明眼人一看就會知道，《人民日報》關於毛澤東在安徽活動的報導，其中說的糧食產量和養豬數量顯然是浮誇的。曾希聖明目張膽地向毛澤東說假話，還得到了毛澤東的認可。這種假話在《人民日報》上登出來，對各地幹部當然會起到不好的示範作用。各地、縣在省委的壓力下，說假話也就不足為奇了。
一九六一年三月，蚌埠市委書記程光華代表市委在三級幹部會議上的檢查報告中談到浮誇風時說：我市盲目趕風頭的現象是很嚴重的，甚到為趕風頭而造假。一九五八年，看到其他地方放了糧食高產衛星，我們郊區也假造了一塊衛星田，將三畝半稻子移栽到六厘面積的稻田裡，實際畝產只有二百斤，卻吹噓為一萬一千斤，並拍了照片，開了現場會，登了報紙。我們提出人家有的我們要有，人家沒有的我們也要有，組織幹部翻閱種種報紙，尋找新鮮報導，並派出幹部常年在外地取經，強調先進經驗不過夜，聽到風就是雨，看到其他地方的新消息，不加分析，不問需要，就盲目跟著幹起來，就造成了嚴重的浮誇風。程光華的話反映了當時幹部們的心態。
既然糧食產量這麼高，徵購任務也就相應地高了。而實際情況是，從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一年，糧食產量農年下降，徵購任務逐年提高，農民口糧逐年減少。
表四二：一九五七一九六一年安徽糧食情況
原糧（億斤）：
一九五七年：二百零四． 一九五八年：一百八十四．
一九五九年：一百四十七． 一九六○年：一百五十．四十八
一九六一年：一百二十一．七十五
貿易糧（億斤）：
一九五七年：一百七十七．三十九 一九五八年：一百六十．
一九五九年：一百二十七．八十二 一九六○年：一百三十．八十五
一九六一年：一百零五．八十七
徵購（億斤）：
一九五七年：六十八．四十二 一九五八年：五十八．四十七
一九五九年：五十七．零九 一九六○年：三十五．零六
一九六一年：二十五．六十八
銷售（億斤）：
一九五七年：四十．九十五 一九五八年：五十九．十
一九五九年：五十．六十七 一九六○年：三十二．四十四
一九六一年：二十三．十六
淨擁有（億斤）：
一九五七年：一百四十九．九十二 一九五八年：一百六十．六十三
一九五九年：一百二十一．四十 一九六○年：一百二十八．二十三
一九六一年：一百零三．三十五
總人口（萬）：
一九五七年：三千三百五十六． 一九五八年：三千四百二十六．七十
一九五九年：三千四百四十五．五十 一九六○年：三千零八十五．六十
一九六一年：二千九百八十七．七十
人均淨擁有（斤）：
一九五七年：四百四十六．七十二 一九五八年：四百六十八．七十六
一九五九年：三百五十二．三十四 一九六○年：四百一十五．五十七
一九六一年：三百四十五．九十二
資料來源：產量、徵購、銷售數據取自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五日《糧食部計劃司糧食資料提要》。總人口數取自《中國人口．安徽》。註：表中糧食產量為生產年度，購銷為糧食年度。
表四二中的淨擁有糧食其用途包括：口糧，飼料，種子，工業用糧。從人均淨擁有量來看，人均口糧（貿易糧）：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度，為三百一十二．七斤，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度為三百一十二．七斤；一九五九一九六○年度為二百四十六．六十四斤；一九六○一九六一年度為二百九十一斤；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度為二百四十二．一斤。這裡是平均數，由於壓農村、保城市，農民人均口糧比這個數少得多。再加上層層剋扣，農民吃到口裡就更少了。不過，雖然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度數字最小，但這時曾希聖放開了政策（包產到戶，三邊地），農民實際掌握的糧食比前三年要多。
安徽的飢餓從一九五八年冬天就開始了，一九五九年春天已經很嚴重了。可悲的是，廣大農民因飢餓瀕於死亡，而從省委到中央還不相信農村沒有糧食。一九五九年，《經濟消息》第九期發表了安徽省的一篇文章，題為是缺糧問題，還是思想問題。文章一開頭就說：
安徽省委工作組最近對桐城縣鬧糧情況進行了調查。調查材料表明，目前農村的所謂糧食問題，不是缺糧問題，也不是國家徵購任務過重的問題，而是思想問題。安徽省委認為，桐城縣的材料，可以代表全省一般情況，要求各地批判那些具有右傾保守思想的人，認真地做好當前糧食工作。
這篇文章援引調查報告的材料說：所謂糧食問題，主要是思想問題，特別是基層幹部的思想問題。原來各農業社瞞產私分的現象非常普遍，且瞞產數字很大，花樣也很多。有的生產隊平均畝產一千七百斤，只報七百斤，有的搞秘密倉庫，一個生產隊在一夾壁牆中藏糧三萬斤，另一個生產隊把五萬四千斤糧食藏在稻草堆裡；有的幹帶頭集體私分，有一個生產小隊每戶分糧二百斤。
文章列舉了大量的瞞產私分的情況以後寫道：
為什基層幹部普遍瞞產和帶頭鬧糧呢？據瞭解主要是公社化以後，由於宣傳工作沒做好，一些（不是一些，而是大多數，或者全體毛澤東注）基層幹部和群眾以為成立公社以後一切都要歸公，再加上賣糧時採取了小社賣糧，大社結帳的辦法，使小社到賣糧以後糧錢兩空；某些公社又對增產的大隊幾次追加徵購任務，使基層幹部對統購不摸底，因此，思想上有幾怕：一怕實行三包辦法，由公社統一分配；二怕報實產量會追加徵購任務；三怕春荒時公社在各隊間調劑餘缺；四怕自己報實產量而別人不報，自己隊吃虧。這樣，瞞產私分就成了普遍現象。至於吃糠，吃菜，叫喊沒有糧食吃，只是一種以攻為守的辦法，目的在於希望不再追加他們的徵購任務。
文章接著講，在做好宣傳工作和思想教育工作以後，不到一個星期，情況發生了根本變化。原來停伙的食堂恢復了起來，原來吃糠吃菜的又變成了兩乾一稀，暗倉變成了明倉，幹部群眾鬧糧變成了議論豐收，無精打采變成了興高采烈，田野裡又開始出現了紅旗招展熱火朝天的局面。
毛澤東真是相信了這篇奇文中講的情況。相信瞞產私分，相信農村糧食很多。他比一般幹部高明的是，不是就事論事地反對瞞產私分，而是從所有制上找原因。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八日，他在這篇文章加了以下按語：
政策是對的，理由沒有說清楚。基本的隊有制，部分的社有制，不但一九五八年如此，一九五九年及往後幾年還是如此。要翻過來，變為基本社有、部分隊有制，需要多年時間，這是一個由小集體所有制（隊有）到大集體所有制（社有）的逐步發展過程。不認識這個客觀真理，不可能根本解決問題，不能說服人。
這篇文章，加上毛澤東的按語，轉發全國。雖然對抑制一大二公的共產風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使全國各地的高層幹部對糧食形勢產生了錯誤的估計，加強了全國各地對農民的反瞞產私分的鬥爭，從而加劇了農村的飢餓。死人越來越多。
一九六○年安徽農村是一種什麼樣的情景？我的一位老同事、現在和我同住在一座樓裡的陳大斌，他的家鄉在安徽淮北平原，他是這樣描述當時他家鄉情景的：
一九六○年，我正在鄰省上大學。春節前收到父親的一封信，他再三告誡我：千萬不要回家過年！我想這太不近情理，可能家鄉出了什麼變故吧！可是，即使我從最壞處著想，也沒想到會出現那種局面！
半年後我回到故鄉，簡直是被嚇呆了！下了火車找不到回家的路，老路廢了，挖了深坎橫溝，長滿荒草荊棘；而新路沒有修通。深翻五尺的土地，留下一條條深溝，一道道土嶺綠油油的故鄉大平原被挖得遍體鱗傷，成了人造丘陵！
還沒進村，遠遠地就看到了村裡的塌屋和斷牆，過去村裡裡三層外三層密密匝匝的綠樹蕩然無存，代之而起的是半人高的野蒿、荒草。許多屋子倒塌了，水井、池塘似乎移了位置故鄉的人呢？許多看著我長大的前輩們，甚至有一些同輩人，包括我的一些親友在內，都在那年春天亡故了！我的奶奶餓死，母親逃往准南，嬸嬸帶著幾個孩子逃往寧夏，父親躲過這場大劫，吃草末樹葉作下了胃病，幾年後腸胃大出血亡故。可是，比起來，我家的災難還算輕的，村裡好些正是壯年、青年人都餓死了。有幾戶人家老老少少全部死絕。
夜間，我躺在沒有一棵樹木、院牆幾乎倒盡的空空蕩蕩的院子裡，呆呆地望著滿天繁星和耿耿天河，村子裡死一樣的寂靜，偶爾有什麼聲響，父親告訴我，那是野狐子在躥，人煙少了，野物白天也敢在村裡亂跑
這就是大躍進之後的農村，人口大量死亡，土地荒蕪，村莊破敗
與群眾大批因飢餓而死相對應的是，幹部們卻照樣享樂。留下來資料是這樣記載的：
曾慶梅到蚌埠檢查工作時，一到蚌埠就要跳舞，還以書記的名義讓女演員連夜學跳舞陪伴。當時蚌埠已經有餓死人的現象，影響很壞。曾慶梅是安徽省委常委、省監委書記。主管黨紀的高官如此，其他官員就更放肆了。
一九六○年安徽省出了這麼嚴重的問題，地委卻抽了許多人去蓋賓館。中秋節時，街上餓死人，而地委、縣委書記卻在交際處大擺酒席，不是星期天也辦舞會，找人去跳舞，吃夜宴。
既然刮共產風的人們有一種替天行道的自豪感，那麼，對於他認為阻礙這個偉大目標實現的人，進行無情打擊，當然也是天經地義的。基層幹部素質本來很差，有了這種為了共產主義而橫掃一切的心態，什麼極端的事情都可以做得出來。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有人對共產風不滿、或有與共產主義風格相反的行為，那就要遭殃了。
省監委書記曾慶梅一九六○年八月四日的一份報告反映了一個公社幹部迫害農民的況。
蕭縣馬井公社有專業組長以上的各級幹部九百零九人（公社一級三十四人，大隊一級一百六十一人，生產隊一級四百零三人，專業組一級三百一十一人），據揭發的材料統計，犯有不同程度的違法亂紀錯誤的幹部有三百六十八人，佔幹部總數的四十．五％。其中，公社幹部違法亂紀的佔三十三％，大隊幹部違法亂紀佔六十四％，生產隊幹部違法亂紀的佔五十．四％。違法亂紀的具體表現是：
捆綁、吊打、關押、體罰群眾。據不完全統計，全社被捆綁、吊打、關押的有一千零二十六人，佔全社總人口的三．八％。打人的花樣很多，打耳光，扭耳朵，讓人自己打自己，讓人互相打，帶驢籠嘴，冷水澆頭，等十多種。更加瘋狂的是以下刑罰：活埋人。
郝莊大隊黨支部書記王保民今年春天埋過五個小孩，土埋齊腰深，社員苦苦哀求才扒出來。用針剌。范莊大隊黨支部書記胡念堂麥收前發現兩個十多歲小孩在地裡吃豌豆秧，因為這兩個小孩太瘦，身上無肉，就用針剌耳朵。脫女人褲子。陳坡生產隊隊長吳某看到社員陳徐氏搓了幾穗麥子偷放在褲腰裡，吳即當眾把陳徐氏的褲子撕掉，陳徐氏羞得當場投河，被救回家後晚上自縊身死。讓社員吃屎。郝莊大隊郝莊生產隊社員郝明良在地裡摘了幾根豆角吃，支部書記硬逼他吃下一塊牛屎，吃下去後還逼郝說牛屎好吃，又香又甜。
扒灶砸鍋。不准社員在家生火做吃的。據不完全統計，僅生產隊幹部直接砸鍋的就有一百五十一人，共砸鍋二百三十四口。
扣飯。據不完全統計，僅今年上半年，全公社被扣飯的就有五百三十七戶、一千五百五十八人，其中因扣飯而餓死多人。有的還採用一人犯錯，全家扣飯、一戶犯錯，鄰近四戶都要受辯論的連環保制度。社員朱宗道有病，多喝了一碗稀飯，當即扣飯十天，不到十天，朱宗道就死了。
這種情況不僅發生在蕭縣，幾乎每個縣都有類似情況。
農民在下面挨整與幹部在上面挨整是並行不悖的。如前所述，因張愷帆而被牽連的人達兩萬八千多人。此外，還有大批幹部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以蚌埠為例，這個以交通樞紐為特徵的城市，一九五八年十月，徹底清算羅霞光（市委第二書記）、王榮華、杜宏本、李世農、史堅、李斌、吳正等反黨聯盟，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一大批幹部受到牽連。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又揭發出以市長朱德興等為首的機會主義分子，這一次被批判的幹部有二百三十六人。蚌埠共有一千多名幹部受到批判鬥爭。一九六二年甄別時，這些被打下去的幹部全被平反，恢復黨籍、恢復名譽、恢復職務和原級別。在共產風最為猛烈的時候，這種以打擊不同意見為目標的政治運動，把共產風推向了極端。
二，捂蓋子和揭蓋子
安徽省的飢餓狀況一直被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捂著蓋子，既不向上面匯報，也不讓下面說真話。毛澤東很相信他，還讓他兼任山東省委書記，到山東揭蓋子。但安徽的蓋子不能長期捂下去。嚴重的饑荒使大批人死亡，在外地工作的軍人、學生、幹部回安徽家鄉探親，發現鄉親大批餓死，不斷有人向中央寫信。但寫信的人反而被迫害。在省委捂蓋子的指導思想下，各級領導都封鎖消息。
一九六○年三月十三日，省委財貿部向省委了一份《關於當前糧食工作上的幾個主要情況》，當時是餓死人最多的時候，作為主管糧食的部門財貿部的這個報告隻字不提死人的情況，卻對人民反映飢餓的來信百般曲解。請看：
從人民來信的數字看，今年一二月份比去年同期增加，一月收到一百八十二件，二月收到二百八十三件，計四百七十六件，比去年一二月增加一百八十七件。以阜陽、蚌埠最多。從已經檢查的三十一件內容看（省查二件，地委查十七件，縣查十二件）部分屬實的八件，佔二十六％，完全不實的二十三件，佔七十四％，其中十三件匿名信有十二件是捏造的，是惡毒攻擊的。例如，江西省軍事醫學科學院何承才（安徽人）來信說：金寨縣關廟生產隊政府不給一點糧食，群眾生活問題很大，人口外流死亡很多。當即進行調查時發現，這個地方群眾每月都能吃到三十五四十斤糧食，每天一乾兩稀，外有蔬菜，沒有一個人因生活困難而外流或死亡。這封信及調查結果已轉該學院。
一件匿名信說定遠縣沛河公社荒沛大隊，從去年六月到現在光吃青菜和樹皮，有的還吃死小孩，人口大批外流死亡。經查對結果，這個隊從去年六月到八月，每人每天吃一斤小麥，九到十二月吃一斤雜糧、四斤菜，今年一五月每人安排十二兩原糧，另外還有蔬菜和代食品，也沒有因生活問題外流和死亡。
朱昇平來信說，鳳台縣清泉集附近有兩個月吃不到糧食，有不少病人死了，有一個村就死了十幾個人。又說，上河堤的只吃到六兩糧，在家的還吃不到六兩。經查結果是，清泉集附近的新莊、孟莊，老姚湖等村莊，每人每天吃糧六兩、澱粉六兩，加上乾菜，合一斤以上。清泉集整個大隊三個月來死了二十三人，是因老弱病而死的。
不知道是曾希聖的指導思想促使財貿部寫出了這樣的報告，還是這樣的報告使曾希聖堅信沒有餓死人，從而更堅定了自己的認識。更大的可能性是，這種說假話的情況是上下互動的。
回鄉探親的人因反映真實情況大都受到迫害。一九六○年春節時，福建空軍後勤部副部長潘康，回到家鄉鳳陽小溪河公社新華大隊，看到了南毛小隊和石馬大隊大韓小隊飢餓的慘狀，他家裡也死掉多人，到公社又見以繆堅為首的公社幹部大吃大喝，極為不滿，與繆堅進行了一次爭吵，並且拿出自己的工資給小隊買種子。潘回部隊後，繆堅等發動大隊、小隊幹部向福州空軍連發三封檢舉信，說潘康思想右傾、立場不穩，回家攻擊人民公社、大躍進，繆堅親自向福州空軍寫信，說潘康是牛鬼蛇神。福州空軍第一次來調查，縣裡還編造假情況欺騙調查的人，福州空軍第二次來調查，才得知這個小隊餓死了六十六個人。但是，潘在部隊還是受到不應有的處分。
一九六○年七月二日，蚌埠地委辦公室轉來一封信，這封信是殷澗公社黨委書記（另一資料說他是鳳陽縣委辦公室副主任）張少柏化名石求名給毛澤東的。信中說：據我知道的三個公社四個莊子的人口死亡是極為驚人的。一個死亡佔百分之五，一個死亡佔百分之十五，一個佔百分之二十多有的村子幾乎無人了。我親眼看到，住在我們臨淮關上收集起來被大人遺棄的兒童有三四百人，死亡有一百名左右。事後才知道，餓死的人這個數字還要多，但此信被定為反動信件由公安部門追查，對張少柏橫加迫害。
一方對外面封鎖消息，一方面在安徽製造假象欺騙從外面來安徽的人。董必武到安徽阜陽視察，安徽省事先作好準備，清理沿途死屍，把浮腫病號集中看管，不讓董必武看到真實情況。一九六○年在新華社工作的外國專家休假，國內部副主任方實陪同外國專家去合肥遊覽。安徽省委安排他們去逍遙津公園等有限的地方。在外賓所到之處，完全佈置了一派豐饒、富裕的景象：湖裡有穿著漂亮的女子悠閒地划船唱歌，在路旁的小店裡食品豐富。省委所劃定了外賓活動的地方，不讓老百姓進入，特意佈置假象欺騙外賓。
由於捂蓋子，民眾飢餓的問題遲遲得不到解決。直到一九六一年秋後，飢餓還相當嚴重。地處交通樞紐的工業城市蚌埠一份報告稱：
據不完全統計，目前浮腫病有二千三百三十人，乾瘦病一百四十一人，子宮脫垂二千九百三十六人，閉經病二千八百九十五人，小兒營養不良尤其突出。據衛生部門九月份對九個幼兒園、托兒所、五個居民段、二個鐵路職工住宅點的調查，在三千一百八十一名七歲以下兒童中，營養不良的就有一千一百七十六人，佔總數的三十六．九％。其中有三百二十八個兒童得了不能站、不能走的軟骨病。
越是弄虛作假，死人就越來越多，情況也就越難封鎖。反映安徽問題的信件有一部份送到了中央。一九六○年四月，中央監委派審查處處長劉力生和信訪科長張岷去安徽潛山瞭解群眾生活情況。八月，中央監委派張岷、曹思恆去安徽宿縣、蕭縣、全椒縣瞭解群眾生活情況。十一月，中央監委派李海去安徽阜陽地區臨泉等縣瞭解人口外流情況。這幾次調查得到了一些真實情況，但由於從上到下封鎖，他們沒有得到安徽的全面情況。十二月，中央根據中央監委反映的情況，派以中央監委委員、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王維綱為首的工作組去安徽瞭解腫病死人的問題。參加工作組的有中央組織部、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監委、共青團中央、和農業部等部門的幹部。不久，安徽省委書記、省監委書記曾慶梅和蚌埠地委書記單敬之為了掩蓋真相，向中央告工作組的狀，說工作組聽信壞人的話。工作組被撤回。
一九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到一九六一年一月三日，王從吾主持中央監委會議，聽取派往安徽工作組的匯報。王維綱、楊海波、王愈明、朱農分別匯報了蚌埠、阜陽、蕪湖、安慶地區群眾生活中存在的問題、發生原因，以及有關當地領導封鎖消息的情況。安徽的曾慶梅、單敬之也參加了這次會議。會後，安徽省仍然認為中央工作組反映情況不實。
由於安徽省委不讓人向中央反映真實情況，還派人監視中央工作組的活動，向中央告工作組的狀，因此，在這次中央工作組匯報工作之前，王從吾向中央組織部長安子文作了匯報。接著，譚震林、柯慶施一同找曾慶梅、單敬之談話，嚴厲批評了他們，把張少柏（署名石求名）的檢舉材料向他們談了，他們表示認錯。
一九六一年一月三日，王從吾在中央監委會常委會上說：昨天，我與曾慶梅、單敬之同志談話，指出：第一，你們回去以後，一定徹底揭開蓋子；第二封鎖消息不對，單敬之也要寫出書面檢討報中央監委；第三，對張少柏應給予表揚，黨內這樣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在那種情況下，敢於說老實話，是好同志，你們要保證對他不打擊報復；第四，安徽省委為什麼不反映真實情況，這是違背黨章規定的。曾慶梅說，他完全同意檢查組的意見，他們準備檢查處理。扣壓人民來信問題他們有責任，向中央寫信反映檢查組的問題是錯誤的。
一九六一年四、五月間，中央監委又派農村處處長李堅、張珉等人去安徽進一步調查。李堅等先不到合肥，而直接到下面瞭解情況，他們得知蚌埠十五個縣、阜陽八個縣、肥東、肥西宣城等二十八個縣大量餓死人情況。蚌埠監委書記鄧衍才告訴他們，蚌埠地區十五個縣就餓死了一百萬人。李堅等又到鳳陽、定遠，得知更多的情況才回到省裡。他把省監委的人集中起來，要求他們如實向中央反映情況。省委怕從監委打開缺口，對監委施加壓力。曾希聖看到李堅的調查材料，拍桌子罵：他們在安徽搞特務活動！老紅軍翁可業（省監委副書記）調查了蚌埠十五個縣，曾把調查情況向省委作了匯報，省委置之不理。翁可業把調查匯報的底稿交給了李堅。李堅向王從吾作了《安徽省腫病人、封鎖消息、大批懲辦幹部的情況報告》。這個報告稱，安徽餓死了三百萬人。王從吾將這個材料以調查組李堅的名義送給了中央書記處。面對血淋淋的事實，曾希聖辯解說，是下面向他封鎖情況。中央監委王從吾拿出翁可業給省委的報告底稿，對曾希聖說，已經有人向你們報告了，怎能說下面封鎖你們？曾希聖才無話可說。
安徽的蓋子遲遲沒有揭開，所以餓死的人很多。直到一九六二年一月七千人大會上，才徹底揭發了安徽的問題，中央批評了曾希聖的錯誤，曾希聖作了檢討。
二○○一年春，八十三歲的李堅對本書作者說：蓋子揭開得早，死人就少一些，安徽蓋子揭得晚，死人就多，四川蓋子一直沒有揭開，死人就更多了。
三，欺騙肚皮
在糧食極度短缺的情況下，安徽省各地採取了欺騙肚子法。一種辦法是讓同樣的糧食多出飯，營養價值降低了，但肚子可以顯得更飽。
改進做飯的辦法，同量的糧食多出飯。糧食嚴重不足，不少食堂創造了先進的做飯方法，一九六○年一月二十六日，中共蚌埠市委節約糧食領導小組發文推廣。文件說：這些先進的方法大大提高了出飯率，最高達到一斤米出飯八斤，山芋幹出飯達四斤四兩，都較原來的出飯率提高了二三倍。對此事必須政治掛帥，加強思想教育，對各種右傾思想應給予堅決的反對和批判。這個文件介紹的方法如下：
淨米飯先進製作方法：
高溫雙蒸法。每碗放米一．二十五兩，再兌入開水五兩，然後將碗放入盛有開水的鍋內，用大火蒸到九成熟時，再兌入開水四兩復蒸，前後約六十分鐘即成。每斤米可出飯八斤。
一炒三蒸法。先將米入鍋炒十分鐘，再用開水浸泡十分鐘，泡透後再將水除去，入鍋乾蒸二十分鐘，再盛出攤涼後加水（每斤米放四斤七兩水）復蒸十分鐘後，再盛出涼乾（十分鐘），最後加水再蒸。每斤米可出六斤飯。
浸泡雙蒸法。先把米用開水浸泡半小時，連同盛米器具放入盛有開水的鍋內蒸，半小時後拿出攤涼（約十分鐘），每斤米再加水四斤六兩，再蒸四十分鐘，每斤米可出飯六斤二兩。
雙蒸法。每碗放米一．二十五兩，參水六．六兩，放在開水鍋內蒸煮，三十分鐘後每碗再加水二．五兩，復蒸二十分鐘後，每斤米可出飯七斤半。
泡米復蒸法。先把米用水泡十分鐘，水除去攤涼以後，將米放入鍋內蒸二十分鐘，再拿出攤涼並再進行復蒸即成。每斤米可出飯六斤半。
蒸煮法。先用熱水將米浸泡二十分鐘後，入鍋煮，到米漲開時撈出復用籠蒸，每斤米可出飯五斤四兩。
乾、濕雙蒸法。將米乾蒸後，以一．七兩米兌二．六兩水的比例，加水復蒸，每斤米可出飯五斤六兩。
山芋丁飯先進製作方法：
雙泡雙蒸法。先將山芋丁用水泡二小時再蒸，蒸後一小時取出，用涼水浸泡後，再放入籠內兌水復蒸，每斤可出飯四斤四兩。
浸軟復蒸法。先用溫水洗淘山芋乾，待浸軟後，入鍋乾蒸，蒸熟取出攤涼，十分鐘後再加水（每斤山芋加水一斤一兩）復蒸，一個半小時後成飯，一斤山芋丁可出飯四斤四兩。
山芋面飯先進製作方法：
炒燙法。先將山芋面乾炒，炒後用開水燙，山芋面涼透後用水拌合，製成饅頭，入籠蒸後，每斤山芋面可出飯四斤四兩。
發酵蒸饃法。將山芋麵進行發酵，製成山芋麵包，一斤山芋面可蒸出饅頭三斤。
小蘇打拌製法。用混合面做飯時，先用水燙一燙後加小蘇打拌合，做出饅頭蒸熟。每斤可出山芋饅頭四斤。
豆粉面制飯法。先將豆粉面炒熟，冷涼，用開水燙後，用溫水拌合製成饅頭蒸出，每斤面可出饅頭四斤四兩。
很明顯，上述先進製作方法，並不能真正能增加食品的量，只是吸水多一些，膨脹得厲害些，而且反覆蒸煮，破壞了營養。農民說，這是欺騙肚皮的的辦法，但是，只要把肚皮裝得滿一些，農民還是願意接受的。這種量不增多、營養下降，而顯得很多的食品，今天可以作為減肥食品。因為它可以滿足生理感官的需要，而不增加營養。
大力尋找代食品
上述先進的製作方法，還是需要糧食（包括山芋）的，到後來糧食完全沒有了，巧婦難做無米之炊，只好發動群眾尋找代食品。大搞代食品是中共中央的號召，當時的各級黨報也大力宣傳某些代食品的營養如何豐富。
一九六○年，安徽省全省各地都大量採集代食品。以蚌埠為例，一九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委第一書記程光華在全市小秋收會議上作了《全民動手，大辦代食品》的專題報告。他指出，搞好以代食品為中心的小秋收運動，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它是我們過好生活搞好生產的一個關鍵性措施，我們必須在已經取得的成績的基礎上，繼續努力，把大搞代食品的小秋收運動推向新的高潮。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六日，中共蚌埠市委以發出了《中共蚌埠市委進一步發動組織群眾採集野菜的指示》（中共蚌埠市委文件【六十一】五十二號），文件一開頭就指出，自今年春季以來，我市出現了一個群眾性的採集野菜的高潮。報告進一步強調野菜的好處，要求各級黨委必須抓住清明前後的有利時機，進一步發動組織群眾，掀起一個採集野菜的新高潮。
一九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蚌埠市委第一書記程光華在發動群眾採集代食品的報告中，列出了以下代食品的營養價值：
表四三：一些代食品的營養價值
品種：玉米芯 公斤：粗粉
蛋白質（克）：六十六 脂肪（克）：二十五
碳水化合物（克）：六十八 熱量（卡）：八百一十二
品種：紅芋葉 公斤：粗粉
蛋白質（克）：一百八十五 脂肪（克）：五十八
碳水化合物（克）：一百二十八 熱量（卡）：一千九百
品種：紅芋籐 公斤：粗粉
蛋白質（克）：一百六十八 脂肪（克）：五十九
碳水化合物（克）：一百一十六 熱量（卡）：一千七百八十五
品種：紅芋茆 公斤：粗粉
蛋白質（克）：九十 脂肪（克）：七十
碳水化合物（克）：一百一十三 熱量（卡）：二千二百七十三
品種：黃豆莢 公斤：粗粉
蛋白質（克）：一百 脂肪（克）：四十七
碳水化合物（克）：一百一十三 熱量（卡）：一千三百五十六
品種：榆樹葉 公斤：乾粉
蛋白質（克）：一百八十五 脂肪（克）：四十七
碳水化合物（克）：一百零一 熱量（卡）：一千六百六十三
品種：桑樹葉 公斤：乾粉
蛋白質（克）：一百六十三 脂肪（克）：九十二
碳水化合物（克）：四十 熱量（卡）：一千八百五十三
品種：化生桔 公斤：粗粉
蛋白質（克）：一百二十二 脂肪（克）：三十二
碳水化合物（克）：九十一 熱量（卡）：一千二百二十一
品種：紅芋葉 公斤：澱粉
蛋白質（克）：九十二 脂肪（克）：六十六
碳水化合物（克）：二百九十四 熱量（卡）：二千二百六十
品種：紅芋 公斤：籐澱
粉蛋白質（克）：一百零一 脂肪（克）：四十九
碳水化合物（克）：四百七十 熱量（卡）：二千七百二十七
品種：黃豆莢 公斤：澱粉
蛋白質（克）：一百零三 脂肪（克）：二十七
碳水化合物（克）：三百九十四 熱量（卡）：二千二百二十七
資料來源：程光華：《全民動手，大辦代食品》，一九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上述的代食品是與莊稼有關的，或一般荒年吃的榆樹葉、桑樹葉之類。幾個月之後，這些代食品吃光了，就把一般荒年不吃的野草當代食品了。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六日，中共蚌埠市委發出的《進一步發動組織群眾採集野菜的指示》中，列出了這些代食品的營養。
表四四：每一市斤各種代食品的營養成份
代食品名稱：地豆子
脂肪（克）：三．七十五 蛋白質（克）：二十七．九
糖分（克）：三十二．四 熱量（卡）：二百七十五
代食品名稱：豬牙菜
脂肪（克）：一．五 蛋白質（克）：十七．九
糖分（克）：二．五 熱量（卡）：九十五．五
代食品名稱：薺菜
脂肪（克）：．五 蛋白質（克）：三十六
糖分（克）：三十五 熱量（卡）：二百八十八．五
代食品名稱：香薺菜
脂肪（克）：一．五 蛋白質（克）：二十四．九
糖分（克）：二十二．五 熱量（卡）：二百零三
代食品名稱：豆瓣菜脂肪（克）：一．七十五
蛋白質（克）：二十三．八
糖分（克）：十九．六 熱量（卡）：一百八十
代食品名稱：芙莉苗根
脂肪（克）：一．二十五 蛋白質（克）：十二．四
糖分（克）：九十五．七 熱量（卡）：四百四十三．五
代食品名稱：拉拉籐
脂肪（克）：十二 蛋白質（克）：一．九
糖分（克）：二十四．六 熱量（卡）：一百九十五
代食品名稱：野辣菜
脂肪（克）：四．二十五 蛋白質（克）：十八．六
糖分（克）：十七．九 熱量（卡）：一百五十七
代食品名稱：蒿蘭菜
脂肪（克）：一．七十五 蛋白質（克）：十八
糖分（克）：二十七．三 熱量（卡）：一百九十七
代食品名稱：草鞋底
脂肪（克）：一 蛋白質（克）：二十．六
糖分（克）：十六 熱量（卡）：一百五十五
代食品名稱：雙葉苗
脂肪（克）：二 蛋白質（克）：二十三．二
糖分（克）：三十五．五 熱量（卡）：二百五十三
代食品名稱：剪子股
脂肪（克）：二．四十五 蛋白質（克）：二十二．六
糖分（克）：十三．九 熱量（卡）：一百六十八
代食品名稱：麵條菜
脂肪（克）：一．十五 蛋白質（克）：二十五．七
糖分（克）：十九．五 熱量（卡）：一百九十一
代食品名稱：羊蹄棵
脂肪（克）：．二 蛋白質（克）：三十一．一
糖分（克）：二十．七 熱量（卡）：二百零九
資料來源：中共蚌埠市委：《進一步發動組織群眾採集野菜的指示》，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蚌埠市留下來的上述兩個文件中，都提到一個月有數十萬人次上山、下田採集代食品。然而，野菜、樹皮也是有限的。不出多久，樹皮沒有了，野菜也沒有了，代食品也很難採集了，人們只好坐以待斃了。
我在鳳陽看到一份文件：《中共鳳陽縣委通知（一九六○．十．一）》，糧菜混吃，是節約糧食、保證吃飽吃好的一個重要方法，在大抓蔬菜生產、大種蘿蔔的同時，還應大搞各種代食品，以彌補當前蔬菜之不足。每畝約計可採集豆葉一百一百五十斤。採後用水煮八成熟，手揉、擠出綠水，變成豆葉塊，煎、炒、熬菜或兌糧食做飯都可以。
四，救命田救了農民
挽救危局最有效的辦法是從共產主義倒退回來。一九五八年各地搞一大二公，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是樂觀其成的。一大二公引起的五風造成了很大破壞，中共中央才被迫退回來，強調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三級是指公社、大隊、生產隊，即人民公社的財產由這三級共同所有，而生產隊是基礎。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對遏制共產風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還沒有改變上工一條龍，幹活大咚呼隆，出勤不出力，記的一樣工的狀況。生產仍然上不去。
安徽的責任田醞釀於一九六○年秋，試點於一九六○年底，形成於一九六一年春，結束於一九六二年底。對於安徽的責任田，毛澤東態度曖昧，他前後四次表態值得玩味。
一九六○年八月二十八日，曾希聖提出了在生產隊下劃份三個組，分別包產：一組包口糧，一組包飼料，一組包商品糧。十月，他進一步提出：生產隊下面均設生產組，避免生產大呼隆。這年十月，曾希聖接替舒同，兼任山東省委第一書記，十一月，安徽省委貫徹中央《關於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批示信》，曾希聖從山東趕回安徽，在會上他強調：我們是三級半所有制，小組是半級所有，以加強生產責任制。包產仍實行雙包制，小隊向大隊包產，小組向小隊包產。此後，這個辦法在安徽省得到全面推廣。但以生產小組為單位還是沒改變幹活大呼隆，分配大鍋飯的問題，只不過是大鍋變得小了一點。
一九六一年元旦後不久，安徽省委派副省長張祚蔭和鄭銳到山東向曾希聖匯報情況。曾希聖聽完匯報後向他們講了幾件事：第一，關於恢復農村經濟問題，他說可以走包產到戶的路子，並說已給黃巖同志打過電話，請他親自去金寨縣搞包產到戶的試點。第二，已經向毛主席請示，農村食堂制度不成功，要取消，讓社員一家一戶自己做飯吃。第三，安徽也出了大問題，主要責任在他，他向毛主席請示，擬不再擔任山東省委書記，回安徽糾正自己的錯誤，把安徽生產搞起來。
看來，曾希聖深知安徽問題的嚴重，他捂蓋子的目的是想在外界知道安徽問題之前，自己把問題先解決掉，而解決問題的辦法就是包產到戶。
一九六一年二月，曾希聖從山東卸職回安徽，路經蚌埠時，在此地駐點的省委常委張祚蔭向他談了一件事：宿縣褚蘭公社苗光大隊七十三歲的農民劉慶蘭帶著有肺病的兒子上山開荒，沒有牛，沒有犁，只靠一把鍬，第二年收了糧食三千三百斤，除了口糧種子外，還賣給國家一千八百斤糧食，向公社交了六十元錢。可見，包產到戶不僅是農民的要求，而且的確能解決問題。
一回到合肥，他就提出按勞動底分包耕地，按實產糧食記工分的辦法。勞動底分就是每個勞動者的勞動能力，如成年男子每天底分是十分，婦女為六分，少年為五分，是事先評出來的。按底分包地就是按勞動能力包地。這樣，就把土地分包給勞動力了，只要上交承包的糧食就行了。曾希聖強調，這不是單幹，因為土地和大型農具還是公有，包產得到的糧食還是統一分配（超產的歸自己）。他強調五統一：計劃統一，分配統一（超產部分歸自己），大農活和技術統一，用水管水統一，抗災統一。儘管開始推廣，但幹部還是有顧慮，怕說是分田。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五日和十六日，在中央召開的廣州會議上，曾希聖向毛澤東匯報了這個作法。毛澤東回答說：你們試驗嘛！搞壞了檢討就是了，如果搞好了，能增產十億斤糧食，那就是一件大好事。曾希聖立即叫秘書把毛主席的話電告訴省委，並說：已經通天了，可以搞。這樣，安徽就全省搞起責任田來了。正在全面推廣的時候，在廣州會議上，毛澤東又讓柯慶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華東局第一書記）轉告曾希聖：責任田可以在小範圍內試驗。由於看到毛澤東態度和上次表態有所不同，三月二十日，曾希聖又給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柯慶施寫了一封信，比較詳細地說明了責任田的作法和積極作用，也指出了這個辦法的缺陷。信中說我們的做法，並不是單純接受部分群眾的要求，而不顧可能發生的危險；而是吸取它的好處，又規定辦法防止它的壞處。毛澤東看信後沒有表態。三月二十八日，曾希聖回到合肥，當晚召開省委常委會，簡要傳達廣州會議，說：這個辦法（指責任田），現在看來能調動群眾的積極性，能夠增產，我們就今年試驗一年，如果實踐證明是好的就繼續搞，如果證明不好，就不搞了。為了減少搞包產到戶的阻力和猜疑，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共安徽省委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報送了《安徽省試行包工包產責任制情況的報告》中說：我省試行包工包產責任制的辦法是從三月六日開始的，到三月二十日接到希聖同志由廣州發來的電話後即行停止。總計個省試行這個辦法的生產隊佔生產隊總數的三十九．二％。這裡說的廣州來電後即行停止應當是一種謹慎的試探。因為毛澤東在廣州說了如果證明不好，就不搞了。實際上此時並沒有停止。為了消除中央的疑慮，這個報告對外面的批評作了解釋：在試行中，有些地方由於宣傳工作做得不深不透，以致有少數群眾把這個辦法誤解為包產到戶，甚到誤解為分田，也有的希望多吃超產糧，故意把它說成包產到戶寫信給工廠做工和給部隊服役的親屬回家生產。實際上，這個辦法不是包產到戶，更不是分田，這和六十條中所說的實行嚴格的田間管理責任制，有的責任到組，有的責任到人，是完全一致的。一九六一年七月，曾希聖又一次在蚌埠向毛澤東匯報了責任田的問題。毛澤東回答說：你們認為沒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廣。曾希聖立即向省委常委和地市委書記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部署繼續推廣責任田。到十月中旬推廣面達八十四．四％。
責任田的效果很好。全省大部分地區一年就消滅了荒地（一九五九一九六○年，因人口大量死亡土地也大量拋荒）。牲畜農具很快增加（一九五八一九六○年農具大量破壞，牲畜大量死亡）。一九六一年十月份三十六個縣的典型調查，實行責任田的三十六個生產隊，糧食平均畝產比上一年增產三十八．九％。糧食多了起來，交了公糧以後基本能夠吃飽。因此，農民稱責任田為救命田。為了吃飽，第一年種的主要是紅薯。當時不少河南人到淮北來撿地裡沒挖淨的紅薯。
在形勢剛有好轉的時候，毛澤東對責任田的態度發生了變。一九六一年十二月，毛澤東在江蘇無錫把曾希聖找去，用商量的口吻說：生產開始恢復了，是否把這個辦法（指責任田）變回來。曾希聖回答說：群眾剛剛嘗到甜頭，是否還讓群眾搞一段時間。當時毛澤東沒有表態。一九六二年繼續推行責任田。但是，為了怕人家說責任田是資本主義，就再三強調五統一。
一九六二年一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擴大的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大會結束後，中央留下安徽省的代表揭蓋子。和吳芝圃、舒同不同的是，曾希聖不僅要為安徽省大量餓死人承擔責任（在這方面還有他壓制民主的霸道作風，毛澤東講不要走霸王別姬的路就是說曾希聖的），更要為責任田承擔責任。責任田雖然經過毛澤東的首肯，但畢竟和共產主義不是一個方向。中央當時的說法是，責任田沒有經過試驗就全面推廣。中共中央改組了安徽省委，派李葆華擔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
曾希聖是一個頗有爭議的人物，老百姓恨他，因為他領導下的安徽餓死幾百萬人；百姓懷念他，是因為他搞了救命田。而黨內的正統派，卻對他的救命田抓住不放，結束了他的政治生命。他是湖南資興人，一九○四年生，一九二七年參加中國共產黨，一九三二年，他參與創建中央軍委二局（即軍事情報局），並擔任首任局長。由於二局提供的大量的準確的軍事情報，對粉碎國民黨對江西蘇區的幾次圍剿和以後的長征中擺脫國民黨的追擊起了重要作用。他是中國共產黨軍事情報工作的創始人之一。在六十年代大饑荒時，他執行左的政策，給安徽造成了嚴重後果，又到山東反左，揭開了山東的蓋子。一九六五年八月，中共中央調他到西南局任職，不久就文革爆發，他在四川被揪鬥。後來人們對他印象最深的不是傳奇性的軍情工作，而是責任田。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五日逝世。
中央的態度很明確，責任田要改變。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劉少奇對李葆華說，責任田是走回頭路。回合肥以後，李葆華在安徽省書記處會議上說：現在看，辦法有兩種，一種是安徽的責任田，一種是中央的十二條、六十條，以生產隊為核算單位。實踐證明，按中央的辦法做不會走回頭路，按責任田的辦法做要走回頭路，而且後果很壞，會把農民引向單幹道路，發展下去會兩極分化，出現高利貸。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日，中共安徽省委常委會上通過了《關於改正責任田辦法的決議》，這個決議指出，責任田與中央的六十條背道而馳，它引導農民走向單幹，其結果是瓦解集體經濟，走資本主義道路，在方向上是錯誤的，必須堅決地把它改正過來。
在改正責任田的過程中遇到很大阻力，也出現了爭論。一些瞭解基層情況的幹部上書毛澤東和省委，主張繼續搞責任田。這樣的幹部不僅安徽有，中央也有。一九六二年六月，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寫信給劉少奇、鄧小平並書記處諸同志，表示支持責任田。同年七月，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長鄧子恢派人到安徽符離集調查，寫出了《關於實行包產到戶責任田的調查報告》，肯定了責任田的好處，主張對責任田不能一棍子打死，全盤否定。中央書記處討論這個調查報告時，鄧子恢直言指出，生產責任制好，沒有改變所有制性質，可以在農村普遍推廣。不久，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子恢又一次推薦這個調查報告，因而招來了嚴厲的批評。但是，鄧子恢還重申：對責任田，我現在還這樣看。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連同鄧子恢的職務，一起被撤消了。這個會議號召全黨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安徽省的責任田被作為復辟資本主義的單幹風而受到批判。
一九六二年底，安徽省分三片舉辦了有區社幹部一萬多人參加的改正責任田訓練班，結業後以他們為骨幹組成工作隊，大張旗鼓地到農村強制改正責任田。省委要求一九六三年春耕以前改正一些生產隊，其餘部分在一九六四年春耕以前改正過來。不過，很多地方採取明改暗不改的辦法，延長責任田的實行時間。中共中央將《安徽省委關於第一批改正責任田的總結》轉發全黨，以期推動全國各地改正責任田的工作。這個文件介紹了改正責任田的進度，列舉了責任田的五大危害。
在批判單幹風時，一大批幹部受到批判。隨著四清、文革，這種批判變本加厲、日益升級。全省從上到下有幾十萬人因責任田的牽連受到了批判鬥爭。
十五年以後的一九七八年，安徽省又在全國率先搞起了責任田，最後在全國普遍推廣。
五，安徽餓死多少人？
三年大饑荒期間安徽省到底餓死了多少人？本書作者據《中國人口．安徽分冊》的數據計算結果，為二百二十六．二十八萬人，應出生而沒有出生的人口為二百四十三．零六萬人。（見本書大饑荒年代中國的人口損失一章）這本書的基本數據來處官方，顯然是縮小了的。這裡我再按一九八九年《安徽統計年鑒》計算，結果是，非正常死亡人數為二百二十四．六十七萬人；少出生人數為二百四十一．十七萬人。計算過程如下：
表四五：安徽人口統計資料單位：萬人；出生率、死亡率（千分比）
總人口：
一九五五年：三千二百零一 一九五六年：三千二百四十三
一九五七年：三千三百三十七 一九五八年：三千三百九十四
一九五九年：三千四百二十六 一九六○年：三千零四十三
一九六一年：二千九百八十八 一九六二年：三千二百三十四
一九六三年：三千二百三十二 一九六四年：三千一百八十一
平均人口：
一九五八年：三千三百六十六 一九五九年：三千四百一十
一九六○年：三千二百三十五 一九六一年：三千零一十六
一九六二年：三千一百一十一
出生率（千分比）：
一九五五年：二十七．七 一九五六年：三十三．二
一九五七年：二十九．七 一九五八年：二十三．八
一九五九年：十九．九 一九六○年：十一．四
一九六一年：十二．三 一九六二年：五十三．三
一九六三年：五十．七 一九六四年：三十九．九
死亡率（千分比）：
一九五五年：十一．八 一九五六年：十四．三
一九五七年：九．一 一九五八年：十二．三
一九五九年：十六．七 一九六○年：十八．六
一九六一年：八．一 一九六二年：八．二
一九六三年：七．九 一九六四年：八．六
資料來源：《安徽統計年鑒》一九八九年，第四十頁，第四十一頁。
正常死亡率∥【十一．八加十四．三加九．一除三加（七．九加七．二加七．一）除三】除二等於九．五十五（千分比）
非正常死亡人數：
一九五八年：三千三百六十六乘（十二．三減九．五十五）（千分比）等於九．二十六（萬人）一九五九年：三千四百一十乘（十六．七減九．五十五）（千分比）等於二十四．三十八（萬人）一九六○年：三千二百三十五乘（六十八．六減九．五十五）（千分比）等於一百九十一．零三（萬人）一九六一年實際死亡率低於正常死亡率，可以說沒有餓死人。三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為二百二十四．六十七萬人。
正常出生率∥【（二十七．七加三十三．二加二十九．七）除三加（三十九．九加四十一．八加四十一．一）除三】除二等於三十五．五十五（千分比）一九五八年：三千三百六十六乘（三十五．五十五減二十三．八）（千分比）等於三十九．五十五萬人一九五九年：三千四百一十乘（三十五．五十五減十九．九）（千分比）等於五十三．三十七萬人一九六○年：三千二百三十五乘（三十五．五十五減十一．四）（千分比）等於七十八．十三萬人一九六一年：三千零一十六乘（三十五．五十五減十二．三）（千分比）等於七十．十二萬人
四年少出生人數為二百四十一．十七萬人。
《中國人口．安徽分冊》一書中出生率和死亡率和《安徽統計年鑒》數據一樣，但歷年總人口數略高於《安徽統計年鑒》，所以用《中國人口．安徽分冊》的數據計算出來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略高於用《安徽統計年鑒》計算的結果。由於這兩本書的數據都是官方公佈的，縮小了饑荒嚴重程度。
安徽到底餓死了多少人？一九六一年五月，中央監委調組李堅寫了一份報告：《安徽省腫病人、封鎖消息、大批懲辦幹部的情況報告》，這個報告稱，安徽餓死了三百萬人。二○○一年春，李堅向本書作者說，文革中中共中央組織部長安子文被打成叛徒下放到安徽，在安徽幾年他作了一些調查，回北京後告訴李堅，安徽餓死人數不是三百萬，而是五百萬。曹樹基先生用他的方法計算的結果是，從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安徽省非正常死亡人口為六百三十．六萬，佔饑荒前人口總數的十八．三％。
當年在公安部三局（管人口統計）工作的人口學家王維志，據各省上報的數字分析，一九六○年這一年安徽省死亡率超過千分之一百的縣有十一個：肥東縣千一百二十四．八十九（千分比），巢縣一百零一．二十三（千分比），宿縣一百四十四．三十二（千分比），鳳陽一百三十六．零四（千分比），定遠一百一十八．四十五（千分比），五河一百一十六．七十（千分比），阜陽一百二十五．五十七（千分比），太和一百七十四．七十九（千分比），亳縣一百六十二．三十八（千分比），宣城一百六十三．十（千分比），無為一百八十二．三十（千分比）。這些數字是官方上報的，從梁志遠的亳縣調查就可以證明，顯然是縮小了的，但比後來出版的《中國人口．安徽分冊》一書中的死亡率要高一些。如果考慮三年的情況，總的死亡率超過十五％是沒有問題的。安子文說的五百萬，佔當時全省總人口十五％左右。綜上分析，從一九五八年冬到一九六二年春，安徽非正常死亡人口應在五百萬到六百萬之間。
戶籍管理部門的分縣市死亡人口統計顯示，僅一九六○年一年，安徽省就有一百九十二萬人非正常死亡。死亡率最高的是太和、無為、宣城、毫縣、宿縣、鳳陽、阜陽、肥東、五河、宿松、濉溪、靈壁、渦陽、全椒等縣。安徽各縣死亡率高低不同，是年全省非正常死亡分佈見圖四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