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幾乎家喻戶曉的鳳陽花鼓反映安徽農民逃荒要飯的情況：
說鳳陽，道鳳陽，鳳陽本是好地方；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大戶人家賣牛羊，小戶人家賣兒郎；奴家沒有兒郎賣，身背腰鼓走四方。
自從出了毛皇帝，風調雨順也饑荒。大饑荒年代，鳳陽農民連身背腰鼓走四方逃荒的自由也沒有。
鳳陽，位於安徽省東北部，地處淮河中游南岸。這裡是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的故鄉，在明朝開國功臣的九十一人當中，鳳陽籍的就有四十一個。這裡至今還留下朱元璋修建的中都皇城、皇陵和朱元璋少年當和尚的龍興寺等古跡。站在中都皇城南門的殘垣上北望，想到這塊古老土地上的黎民百姓的纍纍苦難，使我感慨萬端。
在八百多頁、一百二十多萬字的《鳳陽縣志》中，留下了、史上很多光輝的篇章，而對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那場空前劫難只含糊地記下以下文字：
一九六○年二月十五日全縣採集代食品九百零六．八千七百九十八萬斤，其中有薯根、雞爪菜、茅草根、掐不齊等。
一九六○年二月十五日據統計，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全縣農村外流人口一萬一千一百九十六人，佔農村原有三十三萬五千六百九十八人的三．三％，發病人口十萬二千九百九十四人，佔農村人口的三十．七％，有孤老一千五百八十人，孤兒二千二百八十人。一九六○年糧食產量九千五百零七萬斤，比一九五七年的二萬二千七百六十萬斤減少了一萬三千二百五十三萬斤。一九六一年八月四日，中共鳳陽縣委學習貫徹中央《十二條》和《農業六十條》的精神在部、委、科、局負責人會議上，總結了鳳陽兩年來刮五風的失誤和教訓：一高指標、高估產、高徵購，賣了過頭糧。二，封鎖消息，掩蓋死人真相。三，是非不分，反右傾中錯鬥爭了一些好人。四，界限不清，共產風一刮再刮。五，佔用農村勞動力過多，削弱了農業戰線。六，亂出主張，生產瞎指揮。七，任務要求過高、過急，勞逸失當。
這本縣志是一九九九年出版的，離大饑荒年代已經四十年，還是極力淡化那場大饑荒的情景，後人很難從中瞭解當年的歷史悲劇。作為縣志，不敢記錄這個縣發生的空前悲劇，本身就是悲劇。
一，鳳陽的大躍進
在鳳陽，大躍進實際是大災難。對這場大災難，歷史資料中都有記載。高指標，高估產，高徵購。一九五七年鳳陽是個豐收年。實收產量為二萬零六百二十四萬斤。在一般情況下，一九五八年糧食計劃定為二億斤是比較合適的。縣委卻上報了八億斤的指標。一九五八年實收為一．五千億斤（《鳳陽縣志》數為一．六萬四千零八十六億斤），但縣委估產為四億斤。一九五九年，實際產量只有一．八億斤左右（《鳳陽縣志》數一．萬六千九百一十八億斤），但又上報為四．零五百億斤。本來是連年減產，卻上報連年增產。
表四一：鳳陽縣一九五七一九六三年糧食產量
單產（公斤）：
一九五七年：五十八 一九五八年：三十八
一九五九年：三十 一九六○年：二十八
一九六一年：四十二 一九六二年：四十三
一九六三年：五十
總產（噸）：
一九五七年：十一萬三千八百零一 一九五八年：八萬二千零四十三
一九五九年：五萬三千四百五十九 一九六○年：四萬七千五百三十四
一九六一年：六萬五千七百零一 一九六二年：六萬六千四百四十九
一九六三年：六萬二千三百四十五
資料來源：《鳳陽縣志》，方志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一百七十八頁。
高指標、高估產的結果是高徵購。一九五八年產糧八萬二千零四十三噸，即一．六萬四千零八十六億斤，國家徵購了七千一百零二萬斤，即拿走了四十三．二十八％。由於留下的糧要扣除工業用糧、非農業人口供應糧、種子和飼料，剩下才是農民的口糧，所以，通常國家拿走了三十％就顯得緊張。現在拿走四十％以上就更緊張了一九五九年全縣糧食實際產量僅一．萬六千九百一十八億斤，卻徵購了五千九百七十四萬斤，國家拿走了五十四．四十九％。板橋鄉淮東社一九五九年一月份調查，全社二百四十戶、一千一百七十二人，缺糧斷炊的有一百八十四戶、八百九十二人。大溪河鄉斷炊的很多，並有吃青苗現象發生。鳳陽縣委書記處書記趙玉書說：一九五九年冬到一九六○年春，據不完全統計，外流人口一萬零五百二十九人，腫病達三萬人，非正常死亡現象普遍佈嚴重。小溪河公社山河大隊原有利於一百六十三人，非正常死亡率五百五十八人，佔三十％；劉府公社雙山大隊官帝村原有五百七十七人，死亡一百零四人，佔十八％；太山大隊曹端村原有四百三十五人，死亡三十八人，佔八．七％。
在農民吃不上飯的情況下，還要完成高徵購任務，只能施加強大的政治壓力，進行橫徵暴斂。一九五九年冬到一九六○年春，縣、公社、大隊層層開會逼交徵購糧食任務。縣委要求各公社一天三報：早上報糧食入庫計劃，中午報糧食入庫情況，夜裡報入庫實績數字。每天晚上對入庫多的社隊進行表揚，對入庫少的社隊嚴厲批評。一級一級地向下施加壓力，壓力一級一級地放大。一九六○年春節期間，板橋公社黨委副書記兼江山大隊黨總支書記鄧某，在縣委的壓力下，在安子集召開八十多名幹部的徵購會議，要求各生產隊交出糧食。誰說沒有糧食就打誰。張信成、狄為朝等十人被打。會後，這些幹部就分頭到農民家中搜糧食。一九六○年午季（即收小麥的季節），小溪河公社黨委佈置統一行動，搜查糧食，被搜查的有八千零四十六戶，佔總戶數的七十三．四％。長塘大隊只有一家沒有被搜查。山河大隊組織一個十七人的挖糧潛力專業隊，人手一棍，到各家東搗西戳，翻箱倒櫃，發現社員王坤鍋裡有烙餅，便一湧而上，開鍋吃光。
共產風一刮再刮，刮地三尺。共產風開始是一九五八年秋颳起來的，引起了混亂，一九五八年秋、冬，中共中央採取了一些糾正措施想剎住共產風，但怎麼剎也剎不往。這股風從上面層層往下颳，一級大一級，一陣緊一陣。到一九六○年春天又形成第二次高潮。在一九六一年初的五級幹部會上，縣委書記趙玉書檢查說：上級雖然下令剎共產風，但沒有剎住，原因在縣委的指導思想特別是我的指導思想上。我們總是想快點向高一級的所有制過渡，我們曾計劃把全縣十四個公社分三批向基本上公社所有制過渡。我們總是希望社有經濟發展快一些，供給制盡可能早一些，公共積累盡可能多一些。公社為了發展社有經濟（當時認為公社所有制比生產隊所有制更接近共產主義），大量集中生產隊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生產大隊也以個人服從集體、小集體服從大集體的名義，把生產小隊和社員的財產集中起來。山河大隊實行五集中：豬集中，把小隊和社員的豬集中起來辦萬頭養豬場；雞集中，規定每戶或每個勞動力交二隻雞，興辦萬雞山，並規定每戶只准養雞三隻；鴨子集中，大隊在一個早晨趁人不備，統一行動，把鴨子集中到大隊集中飼養；廁所集中，扒掉社員的私人小廁所，一個莊建一個大廁所；山芋種子集中，把社員已經育好的山芋種子集中起來。這些集中起來的豬、家禽大部分死掉，集中起來的山芋種子也爛了。山藥、毛芋、生薑是鳳陽小溪河地區的經濟價值高、產量大的特產，過去是家庭種植。幹部認為這種生產方式不符合共產主義原則，不讓社員種植，出了苗也拔掉。有的地方提出三年見苗要犯法的說法。
為了盡早地進入共產主義，自一九五八年以來，搞了很多大辦，如：大辦工業，大辦水利，大辦土鐵路，大辦文教衛生事業，大辦土化肥等等。這些大辦所需要的資金、物資、勞動力都是通過一平二調（即平均主義，無償調撥）的辦法，剝奪生產隊、剝奪農民而得到的。
共產風颳的範圍很廣，從社隊集體的土地、勞動力、畜力、農具、資金、糧食、以及社員家庭的生活用品，如家禽、家畜、房屋、樹木、傢俱等。扒社員的房屋，捉社員的家禽，砍社員的樹木，收社員自留地和自留地裡的莊稼。有的地方把社員自留地裡的南瓜苗拔出來栽到集休的地裡，結果全部死光。強佔房屋，逼人搬家，不搬就強行把東西扔到外面。強行收走各家做飯的鍋，甚至當著社員的面把鍋砸爛了，老人要求留下一口鍋燒水也不行。大通橋大隊為了辦農場，乘社員下地生產之機，將大通橋東頭一個小莊子社員家的東西全部拋了出來，房屋由大隊佔領。社員無家可歸，痛哭流涕。
為了給共產風造聲勢，到處樹牌坊，扎躍進門，在屋頂上、田埂上、山頭上，路邊上，到處都寫上大標語，形成了一個很快就要進入共產主義的熱烈氣氛。公社以建設共產主義新村的名義，強行拆掉社員的房子。小溪河公社由於拆房拼莊，有七個大隊的二十五個村莊無人居住。石馬大隊大郢生產隊將五個村莊並成一個，男、女、老、少分四處居住。喬山大隊三十一個村莊，一九六○年六月，總支書記梅某強迫群眾在半天之內拼成六個莊子，拆掉房子三百多間，黨員不幹開除黨籍，團員不幹開除團籍，社員不幹不給飯吃。說是建新村，實際上舊房子拆了新房子沒有建，社員無家可歸，一百多人被迫集中居住，有十四戶四十人住在三間通連的房子裡，晚上大門上鎖，民兵持棍把門，尿尿拉屎都在一起。
一九五八年底全縣共有房子二十二萬四千一百四十三間，兩年來共拆掉、倒塌三萬九千五百五十五間（其中倒塌二萬五千二百六十六間，拆掉一萬三千四百間），佔十七．七％。全縣有二十九個村莊的房屋拆光、倒光。在小莊並大莊時，社員像躲避日本鬼子一樣，造成田地荒蕪，草苗叢生，群眾流離失所，大伯子和弟媳婦同住一室，連撒尿都聽得到。有的婦女只要一提並莊子的事就哭。荒唐的瞎指揮。在生產上追求形式，不求實效。要求紅旗插滿田間，一邊幹活，一邊唱歌，一邊喊口號。為了應付上級檢查，把大部分人力、畜力、肥料，都調到公路鐵路兩旁，調到社與社、縣與縣的交界處，做出樣子，而裡面卻是大片土地拋荒。全縣只有耕地一百四十一．二萬畝，一九六○年春夏種上報播種面積一百八十四．八萬畝，超過了耕地總面積四十多萬畝。
農民一早起來不知道當天要幹什麼，連生產隊長也不知道當天要幹什麼。生產指揮權和調度權高度集中，由公社甚至縣裡統一指揮，公社或縣領導人像戰爭年代指揮淮海戰役一樣，組織大兵團作戰。小溪河公社十三個大隊，一九六○年春季以來，參加大兵團作戰的有八十六個小隊、二百八十四個小組、三千三百九十五個勞力。從開秧門起連續四十天，有的持續達三個月之久。有的大隊，犁田搞大兵團作戰，收麥子搞大兵團作戰，栽秧搞大兵團作戰，甚至連鏟草皮也都搞大兵團作戰。大兵團作戰打破了生產隊、生產小隊和生產小組的界限，取消了評工記分、按勞分配、勞動定額和生產責任制。新華大隊九百個勞力，參加大呼隆勞動的就有七百人。有一天，代圩生產隊幹部帶領一百多個社員，抬著二千多把秧，到大韓家莊插秧，因地未整好，就又抬到劉園，劉園也毫無準備，又抬到前廟。到了前廟，天色已黑，無法栽秧。一天行程十二里，空跑四個莊，棵苗未栽，秧苗全部死光。勞力大量亂調，東調西，西調東，亂成一團。
在鳳陽，瞎指揮到了荒唐的地步。違背農時，不按節令種植，有些地方出現了春節種玉米、清明栽水稻、三月種麥子、立秋栽煙葉的離奇事情。這是因為，雖然農時錯過了，但上級下達的種植計劃還沒有撤消，雖然違了農時，但計劃還是完成了，向上級也好交待了。為了完成縣委定的七十萬畝水稻的任務，有些地方把沒有水源的旱地也改成了水田，甚至犁掉已經長得不錯的旱糧栽水稻。門台公社宏光大隊本來不適合種水稻，上級強令旱改水。一九五八年旱改水一千六百畝，平均畝產五十多斤；一九五九年旱改水八百五十畝，平均畝產三十一斤；一九六○年旱改水九百畝，平均畝產只有二三斤。為了種水稻，本地無水下秧，派了四十八個人、二十五條耕牛運了三萬斤稻種到六十里外的總鋪公社去泡種育秧，幹了二十九天，連種子也丟了。第四生產隊有五百畝黃豆，已有半尺高，大隊硬叫犁掉改種山芋，社員不願意，還是犁掉了四百八十畝。結果每畝只收三百斤山芋，而剩下的二十畝黃豆每畝產二百多斤。還是門台公社宏光大隊，一九六○年春，麥子一片金黃，正當收割之際，卻被調出五百多個勞動力去黃灣支援。行程兩天，到那裡安了一天家，找工具一天，口糧沒運到餓著睡了一天，回來又走了兩天，花了八天時間，只幹了半天活。結果，自己的麥子遇上了雨，損失很大。
這樣荒唐的事還有很多：小溪河公社喬山大隊八畝大麥已經盤根，幹部硬叫犁掉，種豌豆，每畝下種二百斤，一粒未收。這個大隊的澗西生產隊，春天撒播花生八十畝，用種一千二百斤，秋天只收三斤半。新田大隊秦塘小隊一九六○年三月種麥子七畝，採取拔苗助長的辦法，每畝施化肥一百斤，不僅燒死麥子，連草也不生。光明大隊的駐點幹部，竟佈置下雨天割麥，晴天栽秧。長塘大隊為了擴大面積，竟把三萬多斤稻種撒在花園湖一尺多深的水裡，還強迫社員在水田栽煙二百五十畝，片葉未收。萬保大隊張莊生產隊幹部，大雨剛過，就叫社員在滿田是水的稻田里栽煙三十二畝；石馬大隊在水裡播黃豆一百二十畝，顆粒無收。李武大隊社員鍾萬祥每畝下麥種二十五斤，大隊卻說下種少了，叫犁掉重種。新華大隊把全部土地劃成三個作業區，規定作業區的其他作物一律廢除，僅一九六○年一次就犁掉已種上的莊稼近千畝。小溪河大隊街西小隊，田裡麥子未運完，勞力就被調去抗旱栽煙葉，結果因苗小天旱，栽的全部死光，地裡的麥子也損失七千多斤。
縣委要求密植，密到不合理的程度。提出四個不種：不條播不種，下不足多少種子不種，不施多少肥不種，不畦田化不種。在農業上還要搞很多化，如車水風力化，運輸車子化，車子軸承化。結果一化不化，勞民傷財。劉府公社下令一律批旱秧，不能打水秧。劉府大隊生產隊長汪貴珍因地制宜打了一畝半旱秧，公社王書記知道了，開會鬥爭汪貴珍。汪辯解說：我電因地制宜，為了多打糧食。王書記說：聽黨的話，就應該打水秧，一粒不收也是好幹部；不聽黨的話，打多少糧食也是壞幹部。結果撤了汪的職。由於全縣統一指揮，不斷地有中心任務。每一個中心任務來了以後，就要動員社員不分晝夜突擊苦戰，在工地安營紮寨。要求社員雨天當晴天，黑夜當白天、大雨小幹，小雨中幹，不雨大幹，不少婦女因飢餓和勞累過度，患了閉經、子宮下垂等疾病。長期飢餓和過度勞累，造成了大量的非正常死亡。
大量抽調農業勞動力，削弱了農業生產。鳳陽從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日到一九六○年五月八日，全縣農村勞動力投入水利建設的每天就有三萬到五萬人，最高時達七萬人，佔當時勞動力總數的六十三％。此外，還常年修土鐵路的勞動力三千七百多人，修公路的二千多人。縣委計劃一九五九年工業總產值達到一．二億元，比一九五八年增長十四倍，工業職工從一九五七年的九百二十四人增加到一九六一年的八千七百二十四人。還抽調了二萬五千多農民搞工業。秋種沒結束就動員農民上工地，第二年春耕大生產已經開始，還不讓農民回來。留下來搞農業的全是婦女和小孩。
大辦鋼鐵運動最高峰時，共有六萬三千多人赴鋼鐵前線。縣委的總結報告說：全縣建成平爐三千餘座，一立方米高爐八百七十五座，一．五立方米高爐一百六十三座，六．五立方米洋高爐二座，沖天爐十八座，紅爐一百二十九座，煉鋼爐三千二百九十座之多。現在臨淮、門台兩地的鋼鐵基地已初具規模。
二，三年餓死九萬人
鳳陽，一個不到四十萬人的縣，在三年大饑荒期間，餓死九萬人，餓死人口佔總人口的四分之一。根據新修《鳳陽縣志》，一九六一年全縣人口比一九五七年淨減少了八萬九千一百一十三人，減少的人數相當於一九五七年總人口的二十三．四十一％。全縣人口直到十年以後的一九六七年才恢復到一九五七年的水平，即全縣人口為三十八萬人。如果按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七年人口平均增長率二．四十四％計算，一九六○一後全縣應有人口四十一萬九千三百一十五人，照這樣計算，一九六一年比應有的人口少了十二萬七千三百五十三人，這個數字包括非正常死亡和應當出生卻沒有出生的人口。如果考慮外流人口，死亡人數會小一些。
以上說的是全縣總人口，若單看農村人口，情況更為嚴重。根據《鳳陽縣志》同一資料，一九六一年農村人口比一九五七年減少了八萬九千一百二十五人，相當於一九五七年總人口的二十六．五十六％，即減少了四分之一以上。值得注意的是，直到一九六七年，即十年以後，人口才恢復到一九五七年的水平。如果考慮人口自然增長因素，人口減少遠遠高出二十六．五十六％。在這期間有人口外流逃荒，但同時又接收了蚌埠等城市下放的城市人口。外流和城市下放人口相抵，淨外流人口一萬多人。
中國農業部政策法規司司長郭書田說：根據我們八十年代初考察的安徽省鳳陽等縣的情況，當時餓死的人大約佔全縣總人口的四分之一左右。其中有的公社每三個人就有一個餓死。按郭書田四分之一的估計，以一九五七年三十八萬零七百一十一為基數，則餓死九萬五千一百七十八人。這和陳振亞說的一九五九一九六○年兩年餓死六萬零二百四十五人大體相符。新華社記者張萬舒寫道：一九六○年雖然風調雨順，一派好年景，由於生產力受到嚴重破壞，田園荒蕪，大批人口外逃死亡。據定（遠）鳳（陽）嘉（山）三縣一九六一年的統計，共少了四十多萬人。鳳陽沁崗村，全村三十四戶，一百七十五口人，逃的逃，死的死，剩下了十戶，三十九人。
據原安徽省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鳳陽工作組組長陳振亞一九六一年二月一日的《關於鳳陽問題的報告》，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兩年，共餓死六萬零二百四十五人，佔農村人口的十七．七％。其中，武店公社，原有五萬三千七百五十九人，餓死一萬四千二百八十五人，佔二十六．六％，這個公社半井大隊原有四千一百人，餓去一千六百二十七人，佔三十九．七％，大廟公社夏黃莊原有七十人，死亡四十八人，佔六十八．六％。全縣死絕八千四百零四戶，佔總戶數的三．四％。死、跑而空的村莊二十七個。武店公社鳳淮大隊李嘴莊二十戶，死絕四戶。小溪河公社餓死一萬四千零七十二人，佔二十六．九％。宋集公社原有四千七百四十三人，餓死一千一百三十九人，佔二十四．二％。大廟公社夏黃莊原有七十人，餓死四十八人，佔六十八．六％。全縣死絕的有二千四百零四戶，佔總戶數的三．四％。餓死和外跑而空無一人的村莊二十七個。小溪河公社曾有二十一個村莊餓死和外跑而空無一人。縣實驗小學校長王煥業家中十二口人全部死光，曹店公社和平大隊北山下小隊社員曹宜樂家三十四口人，死去三十人。小溪河公社長塘大隊趙莊子張玉璞的父親，死後兩天還抱著未死的女兒。有的人家兩口子一夜同時死在一張床上。有的地方人死了沒有抬埋。由於人口大量死亡，出現很多孤老與孤兒。
時間已經過去了四十多年，現在很難瞭解當年死人的具體情況，只能從檔案中瞭解過去。一九六一年一月，鳳陽縣召開了五級幹部會，目的是糾正五風，會上發動參加者大鳴大放，揭露問題。會議由縣委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陳振亞主持，開得嚴肅緊張，會上發言的有九十％以上是家裡死了人的，一邊說，一邊痛哭流淚。現摘錄一九六一年一月《中共鳳陽縣委五級幹部擴大會議簡報》如下：
總鋪公社鹿塘大隊張窪小隊社員代表王庭華質問副縣長宋兆銀說：五十八年你帶我們去官溝水庫去挖幹渠，飯都不給吃，還叫五天五夜不睡覺，哪個能吃得消？去年，我們村餓死了一二百人，縣長你知道嗎？
總鋪公社國光大隊社員代表說：縣委官僚主義太嚴重了，死了人不敢反映，我們莊三百多人就死了八十七個，說起來真痛心哪！
殷澗公社鳳陽山大隊佔家小隊支部書記武善蘭說：六十年春天，縣委給群眾吃的山芋乾，由於已經變質，苦味難聞，群眾說是吃湯藥。結果加劇了浮腫病，四月份僅十天時間就死了二十七人。
武店公社黨委書記萬德元說：五十九年在武店開烤煙現場會，縣委明知道沒有這麼多煙葉，硬說有。縣委書記處書記董安春讓一個馱子的煙分三個驢了馱，顯得煙賣得多。他還佈置，對餓得臉色不好的社員要看緊，不讓他們上街，免得讓外面知道。餓死的人要埋三尺，上面還要種上莊稼。
武店公社山王大隊代表李金明說：一九五九年我們收三萬五千斤糧食，叫徵購五萬八千斤，結果我們交三萬三千斤，社員只吃二千斤。真的沒有糧食了，群眾吃麻葉子，什麼都吃光了，我向董安春匯報：我們沒有吃的了。他說我帶頭鬧糧，要開除我的黨籍。結果我們二百八十人，死後還剩一百七十人。我家五口人，死掉四個，就剩下我自己，你叫哪個不痛心！
武店公社全心大隊代表說：一九五九年秋，一點吃的也沒有，天天死人，他（董安春）到我們那檢查工作，還向幹部說：目前是大好形勢。我們隊原有二千五百多人，現在只剩一千三百多人，死那麼多，我們向董安春匯報，他還說我們玩花樣。我們帶他去看死人，他說：人要不死，天底下還裝不下呢！
曹店公社和平大隊社員代表王夕周說；這兩年盡說鬼話，以上壓下。五十八年誰講真話就揪誰。這兩年死了這麼多人，就是以小報大的結果。報的都是千斤田、萬斤田，這颳的是鬼頭風，颳一年人都死光蛋了。我們那裡北山下有一戶叫曹玉樂的，一家三十四口人，就死了三十人，只剩下四人。曹澤祥死了沒人埋，耳朵被老鼠吃掉了。
黃灣公社荷花大隊生產組長楊大松說：五十九年我們隊實際只有二千斤糧食，大隊幹部周友香硬叫我們報一萬斤，我說沒有這麼多，就說我思想右傾，批我兩天。結果，我們莊子原來五百八十二人，死了八十多人。張灣小隊支部書記崔厚軍補充說：大隊書記周友香不准白天埋死人，說影響不好。有一次，黃德良替人家抬了一個死人，就批鬥他兩天。
板橋公社江山大隊總支書記王煥業說：六十年春天，工作組錢軒家裡死了十一口人。開始死人時家裡來人送信，他搖搖手，不讓講，帶幾個錢回去處理就算了。最後只剩三個人，實在沒辦法了，就請示領導把三個孩子戶口糧油關係遷到機關來。請示再請示，到批准時，三個孩了也餓死了。他因此精神失常。
板橋工作組張玉樸說：張牙莊原來四十二個勞動力，現在很少了。我母親死了，老百姓吃代食品屙不出屎，屎帶血，用草棍捅。我回單位向檢察長反映，說我反三大萬歲，誣蔑人民公社，鬥我三天，寫了六份檢查。要不是徐部長，就把我劃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了。一九六○年春天，我家五口人都死了，我就帶出一個小孩來。死了哪敢講，就說病死了算了，只好睜眼倒瞎霉。
被毛主席表揚過的合作化帶頭人陳學夢在會上發言說：今年（一九六○）春天，生活困難，頓頓飯都不離草。王家湖有三十七戶人家，大人大部分都死光了，現在每戶只有一個少老子無娘的孤兒。小孩子們看到我說：老主任，我們家大人都見不到你了，就剩下我一個人看看你，多痛心，多淒慘哪!
考城大隊代表王家鳳說：我家二十口人，去年（一九六○）死掉十口。我的四歲的小孩有一天對他娘說：把我送走吧，再過幾天我就要餓死了!
府城公社紅旗大隊生產組長陳守先說：六十年春天，光蔡莊一個地方就死八十多人。當地幹部還組織一個送病專業隊，專門抬人。武店公社今天在會上發言十三人，就有四個傷心痛哭。考城大隊社員代表王家來說：我們大隊原有五千人，現在只三千二百人。日本鬼子來我們也沒有死這麼多人。日本鬼子來我們還可以跑呢，今年我們往哪裡都跑不掉，到處有勸阻站，就算跑出去了，沒有糧票，到哪裡也沒飯吃，只能活活在家受死了。我家六口人，死掉四口，還有兩口人。我是最後一個餵牛的，快要接上夏收，才沒有死，十二個餵牛的人都死了。講著，講著，就哭起來了。
武店公社光明大隊姚營生產隊社員代表姚繼山說：黨和毛主席的政策好，就是鳳陽縣委不好。五十八年秋種每畝地下種四五十斤，甚至幾百斤，結果搞的不能收。五十九年沒有糧食硬叫報，沒有辦法就報空。說這裡有幾千斤，那裡還有幾千斤。報過不算還要兌現，朝屌上兌！我們光明原有一千六百三十多人，死了八百多人。姚正會家餓急了扒死小孩吃。人心都是肉做的，眼淚往肚裡流。這都是縣委一手造成的，破壞黨和毛主席的名譽。
殷澗公社社員代表發言指出他那裡饑荒的嚴重情況，殷山生產隊，原來有二百一十七人，一冬春就死了九十五人，小殷家一個莊子三十九人就死了二十二人，夏黃小組原來七十多人，死了四十八人。
曹店公社中心大隊上宋小隊耿沈小組社員代表說：今春上（指一九六○年）上宋小組勞動力死得太多了，沒有人埋，從我們耿沈抽人去埋。我們埋了半天只埋五人。這麼慘的事由誰負責呀？我看主要是縣委。府城公社社員代表洪冠群說：金傳之因偷幾隻山羊，隊長葛＊＊不給飯吃，全家四口人被活活餓死。楊學群（小隊書記）說：馬玉新生病還叫犁田，跟不上犁說是裝病，結果被綁打，扣飯致死。她死在家裡沒人知道，小孩還趴在身上吃奶，三天沒吃著也餓死了。
板橋公社江山大隊社員代表宮學仁說；我們宮李家八十戶不到，就死掉五十九人，牛、驢死光了，房屋倒塌五十多間，全隊一千四百多畝田，去年就荒掉一千畝。幹部還像活閻王一樣，排著隊打社員，哪有百姓過的日子！山河大隊一九五八年有五千五百三十六人，現在只有二千九百七十人，其中死亡一千五百五十八人，佔總人口的二十八．一％；勞力下降一千三百七十五個，佔整半勞力的四十八．八％。
武店公社鳳龍大隊生產組長唐秀棋說：六十年我們那裡死人很多，小唐家死了一半，門西、武莊兩地，一家一家全死光了。現在我們那裡犁田的都是小孩。
與會代表還揭露了大量慘無人道的事實。大溪河大隊鄭山生產隊社員常介翠的母親有病（餓病），找生產組長花某要點面給母親吃，花說：還給她飯吃？都快要死了。還不如趁犁田人中午沒回來給她埋了算了。常不同意，花說：你不同意就死在家裡，埋在家裡。常沒辦法，只好把沒斷氣的母親埋掉。
一些地區規定死人後四不准:一不准淺埋，要深埋三尺，上面種上莊稼；二不准哭；三不准埋在路旁；四不准戴孝。更惡劣的是黃灣公社張灣小隊規定死了人不僅不准戴白布，還叫人披紅！
由於死人太多，留下了大量的孤兒。據不完全統計，一九六一年底全縣孤兒二千三百八十九人，其中男一千四百九十三人，女九百零六人。以年齡分：一三歲四十八人，四六歲二百九十六人，七九歲七百九十八人，十十五歲一百二十四人。孤兒已收容二百四十七人，未收容一九六○四人。孤老一千五百二十七人，其中男六百五十八人，女八百六十九人。按年齡分：六十六十五歲九百一十人，六十六七十歲三百五十九人，七十歲以上二百五十八人。孤老已收容二百五十八人，未收容一千二百六十九人。一九六二年全縣有孤兒三千三百零四人。其中:公社收養七百零二人，大隊收養七百零四人，群眾代養九百零八人，單獨生活九百九十人。有在大人死了，小孩子沒有死，睡在死人懷裡一兩天。
從一九五九件到一九六○年，全縣發現了不少人吃人的事件，有記載的就有六十三起。大廟公社五一大隊陳章英和她的丈夫趙夕珍，將親生的八歲男孩小青勒死煮著吃了。武店公社中拌井大隊王蘭英不僅拾死人來家吃，還把人肉冒充豬肉賣掉二斤。
武店、曹店等地反映人吃人的事件多起。棋說：有一天晚上我開會回來，看到唐永丁家劈人骨頭，放在鍋裡煮，吃人肉，唐永丁自己端一瓢在門口吃，他說，我已經吃掉幾個了。現在莊上的孩子都喊唐永丁是毛猴子。
一九六一年八月九日晚，拖拉機站王站長在科局長整風會議上的發言說：一九五九年我在板橋公社浙塘大隊整社，匯報人死問題時不敢說是因缺糧，就說是因衛生工作沒搞好。一個婦女吃死小孩，向季文祥（副縣長）匯報後，季派工作隊夜裡把這個婦前女捆起來送到公安局，說她破壞社會主義。從板橋回來看到一個墳堆上有六七具屍體。
考城大隊王家鳳說：西泉發現人吃人了，張正九匯報給董安春，他不讓匯報，還叫查，說，吃人的人是壞人。
對人吃人的現象，縣委書記趙玉書不僅沒有採取有效措施，還怕暴露真相，一律當作政治破壞案件，指使公安局進行密捕，關死為算，以此斷口滅蹤。全縣密捕六十三人，關死三十三人。
不過，中國農村有一種傳統，認為人肉是不能吃的。有人說吃了人肉的人活不長，也有人說吃了人肉會生病。所以，吃人還是個別現象，多數人寧可餓死也不吃人肉。即使是個別現象，由於中國人口多，從總的數字上看，吃人的情況也是很多的。
農民明明是餓死了，還不能說是因飢餓而死的。縣委領導人趙玉書和董安春到武店公社考城大隊檢查浮腫病情況，問醫師王善良：為什麼浮腫病總是治不好，少什麼藥？王醫生回答說：少一味糧食！趙、董二人立即決定，將王醫生交大會批鬥後逮捕。
農民大量死亡，而各級幹部卻向上級向外面封鎖消息，隱瞞情況。一九六○年端陽節，殷澗公社黨委書記張少柏在臨准化名石求明上書黨中央、毛主席：我打跑了個人得失念頭，確立以黨和人民得失為重，才下決心反映去冬今春人口大量死亡的情況。．．．據我知道的三個公社的四個莊子的人口死亡是極其驚人的。一個死亡五％，一個死亡率一％強，一個佔十五％，一個佔二十％多。．．．．在死人最嚴重的時候，有的村子一天死亡五六人。有的村子幾乎無人了，跑的跑，死的死。我親眼看到住在我們臨淮關上的招收起來的被大人丟棄的兒童約有三、四百人，已死了的有一百名左右。結果，張少柏一度受到迫害。
一九六○年春天，蚌埠市副市長馬騫聽到家鄉（小溪河公社新四大隊）人口大量外流和死亡，即從蚌埠市支援豆渣一萬斤，運到臨淮關，通知家鄉來運。結果遭到總支副書記楊雲春、副縣長繆堅的拒絕，阻止群眾起運。而且繆堅還去信給地委檢舉了馬騫，說馬思想右傾，有問題！
一九六一年鳳陽縣委書記馬維民在總結兩年經驗教訓的三級幹部會上的報告中說：對死人的情況，我們大家基本是瞭解的，開始個別死人的時候，認為是個別情況，對上不講，自己想辦法解決了就算了。以後死的人多了，問題搞大了，就驚慌失措起來，對上更不敢講了。死人明明是餓死的，而說成是年老死的，疾病死的，把非正常死亡說成是正常死亡。有些地方還不允許死者家屬哭喪帶孝，不准埋墳，對反映死人情況的來信加以扣壓，甚至對來信者進行打擊；有的幹部因為如實向組織反映了死人的情況還挨了鬥爭。因為怕犯錯誤，怕受處分，怕摘掉烏紗帽，而不敢暴露真實情況；越不敢暴露，問題就發展越大；問題越大，就越不敢暴露。
三，餓死農民，撐死幹部
在一九六一年初的五級幹部會上，與會者揭露，一方面社員大量餓死，一方面幹部生活特殊化。一九六○年春棄嬰很多，縣委書記趙玉書責令下邊不准收拾，如果收拾，誰收誰養。相反，趙家不見了一隻老母雞，他先後責令派出所長、公安局長查處，限期三天破案。群眾說：趙家一隻老母雞，比街上丟棄的小孩還重要。趙家一年到頭精米白面，魚肉不斷。縣委書記楊某，一九六○年春天群眾生活都那樣困苦，他在總鋪公社帶著文工團整天吹打彈唱，花天酒地，打槍照相，藉以取樂。大批農民飢餓而死，幹部們卻請客成風，大吃大喝。有一次，縣委開會，有部分委員當場吃醉，開會胡說八道，會議無法進行。副縣長兼小溪河公社黨委書記繆某，下去檢查工作帶酒帶肉帶廚師。浙塘大隊總支書記孫某，有一次大吃大喝時，一個病人要口魚湯喝，非但不給，反打人一頓。縣委工作組林興甫說：縣委江一舟主任不但吃細糧，還不定量。不在食堂吃飯，用油炸鍋巴吃。趙政委一家不吃粗糧。趙政委就是縣委書記趙某。武店工作組楊義全說：縣委生活特殊，東西都被他們吃了，吃細糧。這叫什麼四同？群眾有腫病，買不到糖，商業局送給縣委每人一包。病人為什麼吃不上糖？都給他們吃了！強華說：武店現場會浪費很大。公共食堂沒有飯吃，趙樓兩天餓死十三人，現場會還大吃大喝。炸油條，炸糖糕，水餃子，饅頭，早晨十二個菜，中午二十四個菜。喝的是金字酒。雙營子莊上的浮腫病人，被鎖在家裡，怕外人看見。總鋪工作組貴（檔案字跡不清）說：五十九年冬六十年春，在群眾腫病死亡的時候，縣委大請客，召開公社黨委書記會，吃魚吃肉，水庫經常送魚來，都分給幾個書記、常委，從來沒有一個人給錢。招待所隨便吃，縣委每個月都吃幾百斤糧食，這些糧食救濟一個生產隊，要少餓死多少人？
當時鳳陽社員中流傳一句話：一天吃一兩，餓不死小隊長；一天吃一錢，餓不死管理員。一兩、一錢指的是縣裡給社員的糧食定量。既然小隊長和管理員餓不死，更大的官大吃大喝也就見怪不怪了。小溪河公社山河大隊從大隊書記到小組幹部和炊事員，幾乎人人都多吃、偷吃、吃好。後來整社時初步統計，僅幾個大隊幹部有賬可查的就吃掉牛肉一千八百多斤。一九六○年五月，正是青黃不接的時候，副縣長兼公社黨委書記繆某到山河大隊檢查工作，對食堂斷炊、群眾死亡不聞不問，竟與梅某等人在大趙小學吃肉喝酒。社員盛長英的弟弟看到了，支部書記端了一碗飯給他。繆竟把飯奪了下來，批評支部書記說：你們是怎樣教育社員的？公社開了一個小吃部，專供公社幾個幹部吃喝。小溪河公社黨委副書記石玉平一直單獨起小灶，從一九六○年七月到十一月，只在食堂吃過六頓飯，家裡不少臘魚臘肉。小溪河公社黨委副書記李某，代銷店的雞蛋、洋糖包供給他。他下去檢查工作，總是大吃大喝。喬山大隊書記梅某和會計梅某，以辦三八農場為名，挑選全大隊最漂亮的婦女八人，其中七人被他們姦污。
四，政治高壓，魚肉百姓
上述的浮誇風、共產風、瞎指揮風等其所以氾濫成災，主要原因是通過政治運動，造成了強大的政治壓力，消滅了不同意見。
政治高壓從大躍進以前就開始。自一九五七年十月至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三日止，通過整社、鳴放、揭發檢舉，搜集整理了地、富、反、壞分子單人材料四千一百九十六份。其中，經研究批捕一千三百二十七人，管制一千四百零六人，鬥爭批判和監督生產一千零二十五人，不予處理的一百二十七人，尚未研究決定的三百一十三份。此外，通過偵察破案、打擊現行反革命活動，逮捕三百六十六人，內部肅反和搜捕外逃共捕四十五人，對國家機關、企業、學校清除出來的反、壞分子及城鎮反、壞分子，集中勞教五十九人。綜上，地富反壞分子受到各種打擊的共四千二百一十四人，佔四類分子總數的八十九％，佔全縣人口總數的一％強。其中，依法逮捕一千七百三十六人，佔四類分子總數的十六％，佔全縣人口總數的．四十三％；依法管制一千四百零六人，佔四類分子總數的十三％，佔全縣人口總數的．三十五％。
如果說以上是對當時所謂敵我矛盾的打擊，那以，從一九五八年開始，就重點打擊人民內部的不同意見，在辦人民公社過程中，全縣共辯論和鬥爭七百二十二人，其中貧農九十六人，下中農五十八人，上中農四百三十八人，富農六十三人，地主三十二人，其他三十五人。一九五九年反右傾時（在農村稱為以兩條道路為綱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對不同意見的打擊更是變本加厲。一些說真話的人，一些對上述胡鬧提出的人，被扣上了反黨、右傾、懷疑派、保守派、否定成績、攻擊三面紅旗等政治帽子，對這些人以開辯論會的名義進行批判鬥爭。縣長趙從華由於對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有些看法，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在反右傾鬥爭中,共排出有問題的黨員和幹部四十一人，其中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八人，嚴重右傾思想的十人，嚴重個人主義的八人，右派分子十四人，壞分子一人。省級勞動模範陳學孟反映了一些真實情況，反對生產上的瞎指揮，被戴上了資本主義和右傾思想的帽子。而對那些有不同意見和因飢餓而偷吃的普通社員則是取捆、綁、吊、打、關等殘酷手段。
在一九六一年以後的糾偏中，群眾揭發出前兩年違法亂紀的生產隊長以上的幹部有一千九百二十人，佔幹部總數的三十四％。被體罰的群眾達二萬八千零二十六人（包括扣飯的一萬五千零一人），佔農村人口的十二．五％。因體罰扣飯致死的有四百四十一人，殘傷三百八十三人。趙玉書曾在一次電話上佈置說：凡吃山芋種、油菜苗的，給我打!楊某在總鋪公社蹲點時，對完不成徵購任務的大隊幹部不給飯吃。縣委候補委員、原檢察院院長陳某，親手打人十七名。一九六○年全縣逮捕和拘留二千零七十八人，經過正式批准手續的只有三百多人。在二千零七十八人當中，一千零七十六人是因飢餓偷吃的。由於關人過多，牢房擁擠，死在牢裡的就有三百八十二人。
以上是全縣的數字，一面的情況更為嚴重。分工在小溪河公社的李某、板橋公社的季某、總鋪公社的宋某等縣委委員，私打手銬、私設公堂，擅自關押群眾，成立勞改隊。一九五九一九六○年，武店公社被體罰的群眾有一千二百八十五人，其中被處死九十五人，被扣飯的一千六百二十二戶，三千七百六十人。小溪河公社犯有各種違法亂紀、強迫命令錯誤的幹部有三百九十一人，佔幹部總數的三十九．一％。受體罰的群眾三千一百七十五人，佔人口總數的九．四％，被打逼和扣飯致死的有九十六人，致殘的一百零三人。喬山大隊總支書記李某、大隊長張某，在一九六○年夏季的一天就活埋四個小孩，埋到腰深才經人再三勸說，才扒出來。一九六○年五月，大溪河大隊牛同生產隊長岳某將一個拔玉米秸吃的歲小孩丟到水深三尺的田頭窖裡，幸虧其母發現才被救出。小溪河公社小溪河大隊北夏莊生產隊有社員二百四十人，挨過大隊長打的就有二百三十七人。下放在山河大隊工作組的展某，先後在大趙生產隊捆綁吊打群眾三十三人，扣飯三十多人，罰款二十七戶。一次社員王尚同老婆有病，展卻說她裝病偷懶，不給打飯，王妻餓得到食堂要飯，展看見後，強迫來打飯的社員每人用筷子刮她一下鼻子，誰不刮不准誰打飯，結果王的鼻子被刮得皮破肉爛。大溪河大隊鄭山生產隊社員常介翠母親有病，常找生產隊長花某為母親要點吃的，花說：還給她吃的？都快要死了，還不如把她埋了算了。常介翠不同意。花說：你不想埋，就讓她死在家裡，埋在家裡。常介翠無法，只好把沒的斷氣的母親埋掉。大溪河大隊尹陳生產隊社員郭傳良放牛時牛吃了莊稼，隊長陳某當即用劈柴將郭的手指砸斷三根。
一九六○年二月，殷澗公社白雲大隊趙窯生產隊，社員趙小鍋，十七歲，有一個七歲小弟弟，因飢餓偷了一些山芋，被生產隊幹部韓某用棍子打得暈死過去。因飢餓無奈，又偷山芋二斤，韓將趙小鍋的手指頭砸爛四個。趙又疼又餓，兩天內死去。又以偷山芋的罪名，五天不讓七歲的弟弟吃飯，也隨之餓死。這位姓韓的隊長，共打了二十三人，罵了六十多人。
一九六○年三月中旬一個中午，在板橋公社安樂大隊山西生產隊，隊長繆某硬說十五歲的女孩小苗偷山芋種吃，將她捆起來，用銑把和毛竹亂打，小苗當場暈過去兩次，醒來又打，尿一褲襠，胳膊被打斷了。被繆打過的人有三十五人。一九六○年三月二十四日早晨，五十二歲的社員叫劉金友。隊長繆某說劉金友放牛去晚了，不讓劉吃飯，劉只好下田挖野菜吃，又說劉破壞生產。這天天氣很冷，繆強行脫掉了劉的棉衣棉褲，捆綁起來用棍子毒打。劉疼得喊爹爹饒命，始終沒有鬆綁。胳膊被打斷，全身青紫。打後臥床不起，兩天不給飯吃，五天後就死了。
小溪河公社山河大隊被幹部捆綁、打罵、吊罰、扣飯、游莊的群眾就有一千零七十八人，佔總人口的三十六．三％，被打死二人，逼死一個。北夏生產隊共有社員二百四十人，被隊長李某打過的就有二百三十七人。社員王功良死後，工作組展某叫王的老婆去燃燈工地做工，因其小孩在家有病不願去，展要鬥爭她。這個婦女被迫上了工地以後，小孩就在家裡死了，小孩死後幾天無人問，屍體被老鼠咬得不像樣子。大隊副書記史某，借口寡婦王氏母女倆要外逃，不給飯吃，並罰王氏苦工一天，晚上，又把王氏同一個男社員捆在一間房子裡，同時把王氏的小孩捆在食堂裡。第二天，王氏母女倆外逃後，史又把她家的三間房扒掉。工作組李某發現社員廟永產偷了幾個山芋，就把廟捆起來，把幾斤山芋掛在廟的頸子上游莊。三官廟生產隊團員魯維安，從水庫工地上回家看小孩時，生產隊長史某一連兩天不給飯吃，還要史到小溪河去挑水灌秫秫。魯維安餓急了，偷了半碗秫秫，史某就把魯綁了兩天不給飯吃。不幾天，魯就病死了。
一九六○年麥收時，山河大隊總支書記陳某叫社員苦戰三晝夜。有一天魯殿發在場上打瞌睡，被陳用開水澆頭，頸子上面皮都燙爛了。喬山大隊長鄧某，去年春天以勸阻外流為名，將一個過路人捆到大隊吊打，從身上搜出十二斤糧票和十二塊錢，自己入腰包了。總鋪公社鳳興大隊生產隊長王某逮到小偷李某，用鐵火叉燒紅了烙嘴。殷澗公社趙窯生產隊長韓某，逮到一個偷青的小孩，用刀砸劈了小孩的四個手指。黃灣公社淮豐大隊小隊長張某逮到偷青的社員王小腳，用鐵絲穿上耳朵，並用鐵絲捆著手吊在木樑上。三小隊社員吳開聰的兩個小孩餓得偷吃青苗，支書黃某指使打手用鐵絲把兩個小孩的耳朵串在一起，並對小孩說：你們倆打個電話吧。星火大隊支書鍾某利用婦女偷青的過錯，在田里強行姦污。板橋公社浙塘大隊長孫某，逮到一個偷青婦女，打倒在地，用槍搗婦女的陰部。
李武大隊社員徐開蘭曾當面批評過隊長蘇某貪污病院的油，當徐開蘭發生嚴重浮腫病後，蘇不叫醫生進行治療，說：癆病鬼，治不好。以致徐病日趨嚴重。之後，蘇乘鄉里來人檢查病院的機會，企圖將尚未斷氣的徐開蘭活埋。當時徐的小孩在場大哭，不好下手。就用餅乾將小孩哄走，把徐用稻草蓋上，抬到外邊活埋了。徐在被活埋前還慘叫：給我稀飯吃！
武店公社趙樓大隊副大隊長趙某說：群眾是奴隸，不打不罵不扣飯就不行。一九六○年，他打過三十多個人，有的被打傷，就的被處死。全社原生產小組以上幹部一千一百六十三人，犯有違紀錯誤的有二百六十五人，佔二十二．二％。被他們捆綁吊打、拘留關押、扣糧扣飯、罰勞役等有一千二百八十五人，其中被處死的九十五人，被扣飯的一千六百二十二戶、三千七百六十人。
五，在水利工地上
大躍進以來，鳳陽搞了不少水利工程。興修水利應當是好事，但由於缺乏科學態度，不少水利工程勞民傷財卻得不到水利。在水利工地上，農民的處境不如奴隸，他們餓著肚子從事極其繁重的體力勞動，大批人在飢餓、疲勞中死去。
建設電灌站是鳳陽當年的一項水利工程。這項工程的工地經常加班加點，增加勞動強度，還剋扣民工口糧十二萬餘斤。縣委書記處書記張道厚提出三天三夜不吃飯，工效還要翻三番，下雪還要光著脊樑幹的口號。縣委委員、副縣長杜某，看到民工不脫衣服幹活，就罵人家沒有幹勁。水利工地上還規定：多勞多吃，少勞少吃，不勞不吃，照出勤人數發口糧，炊事員、勤雜、病號不超過十％。民工請假非經指揮部批准的不給飯吃。民工生病就攆回家，被趕回家的病號因不發口糧或少發口糧，有的就死在路上。宋集公社宋集大隊民工王土中有病不能上工，兩個民工架著他去抬土，被折磨致死。據統計，電灌站共死民工二千四百七十四人，佔民工總數一萬四千二百九十三人的十七．三％。這還不包括折磨得奄奄一息抬回家後死亡的人數。利民公社上電灌站的五百人，死掉三百零七人，佔六十．四％，宋集大隊上電灌站的四十人，死掉二十九人，佔七十二．五％。群眾叫杜思儉杜閻王，把電灌站叫做閻王殿。縣醫院周醫生到電灌站檢查病情，向地委匯報說浮腫病人較多，張政委把桌子一拍，說：這個傢伙擴大病情，思想右傾！
縣委委員兼小溪河公社黨委副書記李某在燃燈水庫私設法庭、牢房，勞改隊，任意關押民工。他指使人打了二十多副手銬，專門對付所謂調皮搗蛋的社員。被他關押和上銬的群眾有七十多人，被整死的有二十八人。在這個水庫工地，白天強迫勞動，晚上不分男女關在一起。規定每頭牛、半里路每天要拖四百八十趟，完不成任務就送去勞改。牢房裡的刑罰多種多樣：罰站，捆綁，吊打，用鐵絲穿耳朵。大溪河社員王佔滿，還沒斷氣，就叫民工把他埋掉。民工把他放在外面沒有埋，他甦醒過來爬了四天，爬了二十里路才回家。燃燈大隊黃莊小隊社員丁學然因偷宰了老母豬，被李某押到水庫工地勞動，白天強迫幹重活，晚上銬上銬子關禁閉，一個月後，丁學燃被活活折磨死在牢中。小溪河大隊南劉家生產隊社員宋維勤因從水庫偷跑回來，李某知道後，就把這個社員抓起來，白天勞動扣飯，晚上關禁閉，被折磨致死。民工病死了不上報，不通知家屬，隨便把死者埋掉。
一九六○年春，山河大隊副隊長繆某帶民工上水庫，強迫社員像奴隸一樣勞動，他親手吊打社員一百多人，並先後死去三十五人。新華大隊副隊長張某把社員許山友捆綁送水庫，許不願去，張將許反綁，用牛拖，許被拖得皮開肉綻，直到許慘叫願意後才放下，接著就捆綁送水庫，不允許有病送回，第四天死去。張某對在一九五七年整風運動中向他提過意見的社員史前山進行報復。他利用民工上水庫的機會，將史家兩個勞動力分別調去修水庫和鐵路，還強迫在家的老母和兩個孩子像男人一樣，每天交七十斤野菜，否則不給飯吃，同時規定：不准家裡冒煙，否則沒收。與此同時，又誣史家兩個小孩偷東西，將兩個小孩捆綁吊打。第二天，兩個孩子就病了。孩子的病越來越重，老母哀求張，請求住院治療，張某竟惡毒地說：還住什麼醫院！我非叫你家死得沒有開門的沒有關門的!沒幾天，兩個小孩死去，接著老母也連氣帶餓死去。
六，分田到戶 渡過難關
食堂斷炊，餓殍遍野，外出逃荒又受到層層勸阻，即使通過重重關鎖逃了出去的也找不到活路，因為其他地方也是大饑荒，沒有糧票吃不上飯。外逃的人不少餓死路旁。在這生死關頭，有些生產隊不顧共產主義思想的禁錮，偷偷地把田分到戶，讓農民自己在土地中找吃的，以渡難關。一九六一年，府城公社四鳳大隊實行了三包四定的辦法，平均畝產超過了一九五七年的水平。縣裡總結這個隊的經驗，在全縣推廣。當時，安徽各地也搞起了分田到戶，在全省範圍內搞起了責任田，當時農民稱為救命田。到一九六二年改正責任田時鳳陽縣委報告，鳳陽縣的二千九百九十三個生產隊中，集體經營的只有五百六十四個，只佔十八．八％。包產到組的有一千二百五十四個，佔四十一．九％；實行責任田的有一千一百七十六個生產隊，佔三十九．三％。實際上實行責任田的比例比這個數字大得多。這些分到戶的田的確救了農民的命，農民有了自己的土地，全家老小在地裡精耕細作，當年就可以吃飽肚子，兩年形勢就好轉起來。劉府公社有的社員說：單幹單幹，快活一年，四兩燒酒，兩個鴨蛋，逢雙趕劉府，逢單趕車站。他們認為搞責任田有三大好處：一是政府省心，生產不要問；二是幹活的人多全家老少一齊幹；三是糧食產得多，家家有餘糧。但是，分田到戶畢竟和共產主義目標是相悖的。中共中央很快糾正了這一作法（安徽稱為改正）。一九六三年，工作組在鳳陽改正責任田和包產到組時，人們也比較理解幹部的苦衷，有人說：責任田是瓦上霜，是見不得太陽的；是看鴨船，是經不起風浪的，也有人說：人隨王法草隨風，中央要這麼做，你不隨也不行。但在改正中還遇到了重重阻力。黃泥鋪公社有的小孩在街上唱：成鄉長，你想想，沒有責任田，哪有米和糧。城南公社的農民說：前年我們像雀子一樣，關在籠子裡悶死了，剛放出來溜了兩年，現在又要把我們關起來了。也有人很堅定地說：我不改，堅決幹責任田。也有人準備搬家到山溝裡去搞責任田。原來搞責任田的積極分子和堅決反對改正的人都受到了懲罰。全省有十萬農村幹部被鬥爭、關押，有的家破人亡。儘管如此，但沒有消滅農民搞責任田思想，十多年以後，又是鳳陽的小崗村最先搞起了責任田，並且在全國得到了普遍推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