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饑荒期間，甘肅省通渭縣發生了與河南的信陽事件同樣慘烈的事件。雖然通渭餓死人數比信陽少，但非正常死亡率比信陽高。通渭餓死人數佔總人口的比例接近三分之一，遠遠高於信陽八分之一的比例。當時，中共甘肅省委和中共中央將這個事件稱之為通渭問題。
通渭在甘肅省東南部，屬定西地區。漢元鼎三年（公元前一百一十四年）置縣，有二千多年歷史，是中國最古老的縣之一。
通渭是紅軍長征經過的地方，在中國革命史上有特殊意義。紅軍離開江西根據地以後，長征到哪裡去？這個問題一直沒有解決。前有堵截，後有追兵，一直走到甘肅南部還沒找到落腳的地方。俄界會議的決定，到甘肅東北向蘇聯靠近，以蘇聯為後盾打游擊。
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一日，紅軍到了哈達鋪（現屬甘南自治州宕昌縣），這是一個有幾萬人口的小鎮，二○○○年我到這裡尋找紅軍的足跡，看到的是一個蕭條的小鎮，但從沿街兩旁整齊的木板鋪面，可以想像出當年的繁榮。這裡有一個郵局，紅軍從郵局裡得到一些大公報（這是紅軍長征以來第一次看到報紙），在一九三五年九月二日和九月二十三日的大公報上，有關中匪情專欄，其中有匪首徐海東在陝北活動的報導：徐海東竄甘，劉子丹（原文如此作者）進據綏德南區。毛澤東、張聞天等看到這些報導才知道，陝北有一支共產黨軍隊和一個革命根據地。他們一口氣讀完了這個報導，大喜過望。九月二十八日，在通渭縣榜羅鎮召開會議，決定將陝北作為長征的目的地，從此紅軍找到了落腳點。九月二十九日，毛澤東、彭德懷等隨第一縱隊到達通渭縣城。接著黨中央和軍委機關的領導周恩來、葉劍英等隨同第二縱隊來到縣城。找到了落腳點，部隊情緒一下子高漲了起來，在文廟街小學召開的聯歡晚會上，毛澤東首次朗誦了他在長征路上吟成的七律《長征》：
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閒。五嶺逶迤騰細浪，烏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浪拍雲崖暖，大渡橋橫鐵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軍過後盡開顏。
然而，二十四年以後，在中國共產黨取得了政權的第九年，通渭卻發生了慘絕人寰的災難。
一，通渭餓死人的比例最大
從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通渭縣大量餓死人的事，除了高層以外，對外嚴密封鎖信息，直到幾十年以後的今天，外面的人還不知道這裡曾發生過如此慘烈的事情。
二○○○年八月，我利用到這個縣採訪之餘，就通渭問題召開了老幹部座談會、找了一些人個別交談。我想在通渭查閱歷史檔案，縣長也讓檔案室支持。但縣檔案室負責人說，上級有明確指示，有關通渭問題的檔案不能開放。後來我通過別的途徑，在其他檔案館找到了與通渭問題有關資料。加上老幹部座談會和個別訪談，我終於弄清了被掩蓋四十年的真相。
據新修《通渭縣志》，一九六一年全縣人口比一九五八年減少了七萬八千四百六十二人，減少人數佔一九五八年總人數的二十八．一％。一九五六一九五八年三年的人口平均增長率是二．六十七％，一九五八年的平均人口為二十七萬六千七百四十二人（即一九五八年年末人口和一九五七年年末人口的平均數）按這個增長率計算，如果沒有大饑荒，一九六一年應有人口二十九萬九千五百零六人，一九六一年實有人口只有二十萬一千二百五十五人，比應有人口少了九萬八千二百五十一人，相當於應有人口的三十二．八％。這九萬八千二百五十一人包括餓死人口、少生人口和外逃人口。據資料記載，一九六○年二月外逃未歸人口只有三千八百九十二人。地處大西北的一個小縣，在兩年時間內，人口減少如此之多，其慘烈程度可以想像。
省衛生廳組織的醫療隊一份報告描述了人們是怎樣因飢餓而致死：通渭縣從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年整整一年口糧不足，以致壯人體弱，老人死亡，婦女閉經，小兒萎縮，發生了大量的瘦病。長期營養不足，大傷元氣，油盡燈熄，造成了死亡，消瘦和浮腫在症狀上有所不同。但實際是一回事，主要是瘦。瘦的發展就會浮腫。浮腫實際是人體內部血漿蛋白膠體滲透壓降低和新陳代謝減弱，血管後滲透力增加。血液的水份通過血管後滲透到組織間的間隙中長期滯留，形成水腫症狀。因此，浮腫不是一種單一的病，乃是消瘦到一定程度的症狀，是消瘦發展的表現。根據近一年所見，一般是消瘦浮腫消瘦浮腫，如此反覆數次，最後形成低血糖性昏迷，心肌衰竭，突然死亡。
消瘦本身只是缺乏營養，沒什麼症狀，容易被人們忽視，認為浮腫可怕，沒有認識到消瘦的危險。馬營、榜羅、第三鋪等公社發生的死亡大多是這一類。最突出的是城關公社東方紅生產隊五小隊張家岔村，一九五八年有人口二百零四人，從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起到一九六○年底，人口減少三分之一。現有的一百二十八人當中，有六十五人生病，最近又死亡十三人，主要是老人和小孩，都是突然死亡的。
消瘦與合併症：消瘦是缺乏營養使人體不能正常發育，甚至發生組織異變。消瘦除了營養缺乏外，也有伴隨腸胃病、消化不良而致腹瀉、下痢，大量蛔蟲寄生。這是因為缺乏口糧，飢不擇食，飲食不潔而來。城關公社雙堡生產隊喬底灣，全村二十三戶，一百一十九人，有七十人患病，除十二人外，其他都合併有腸胃病和蛔蟲症。這個大隊的申家岔小隊共三十五戶，一百三十人，患者九十七人，其中合併腸胃病的九十七人，合併蛔蟲症的九十三人
根據通渭縣的情況，對消瘦病產生的原因作出不全面的分析：
第一，生活不好，缺糧少米，吃代食品發病就高。
第二，因病體弱，長期不能恢復健康，
第三，代食品選擇不對。新景公社有人吃了蕎衣，再經過風吹，就會全身發麻，皮膚發癢，面部發黑，很快就腫起來。吉川、義崗公社有人吃了野蓖麻，輕者昏暈、腫脹，重則死亡。
第四，生水、吃生糧、生菜，是產生寄生蛔蟲、腸胃病的原因；
第五，由於糧少，家庭虐待現象較為嚴重。大人虐待小孩，兒子虐待老人，健康人虐待重病人，重男輕女，父母虐待女兒、媳婦。受虐待的，消瘦就嚴重。第六，據說吃了死人肉的人，不願吃糧食，且瘦得肉貼骨頭，這類人在消瘦以前，表現眼結膜充血。
通渭，這個古老的縣份，本來是一個禮儀之鄉。但是，飢餓使人們失去了理智，也失去了人格。食堂裡打湯，起初是一家一個罐或一個盆，後來湯越來越稀了，人越來越急了，家裡派去打湯的人在回來的路上邊走邊喝，還不到家就已經所剩不多。這自然要引起其他人的不滿。於是一場場你死我活的爭食鬥爭便在家庭裡發生了。結果是一家人四分五裂，一人一個罐，每到食堂打湯的時候，人人懷抱一個罐，一齊擁擠在門口守候，即使兩口子也為爭食而鬧不和。食堂關閉之後，一人一口鍋，各煮各的菜。那時在食堂裡打飯時興用臉盆或瓦罐（因為容量大），湯喝完了碗可以舔而且舔了又舔，但罐子無法舔，只有小孩會立即把頭伸到罐裡，舔不到的就用小指頭一遍又一遍地捋到口裡。一天，公社食堂裡做的洋芋菜，一個公社幹部的碗裡掉下了一片洋芋，落到地上，一個七八歲的小孩急忙伸手去拾，手卻被這位幹部踩在腳下了，孩子疼得大聲喊叫，而那位幹部好像沒聽見。
當時餓死多少人叫病了多少人，不能說餓死人。縣裡還指示，要把他們全部埋掉，今後病一個埋一個。縣委明確指示，要說這是打掃衛生，不能說是掩埋死人。
一九六五年七月五日中共通渭縣委的報告稱：在一九五九一九六○年的大饑荒中全縣人口死亡六萬零二百一十人，死絕了二千一百六十八戶，一千二百二十一個孩子失去了親人成了孤兒，外流一萬一千九百四十人，土地荒蕪三十六萬多畝，牲畜死亡三萬三千多頭，羊被宰了四萬多隻，豬、雞、貓、狗等幾乎絕了種，拆毀房屋五萬多間，砍伐樹木二十七萬多株，農業生產停頓，學校工廠關門，社會動盪不安。
二○○○年八月九日，在本書作者召開的通渭縣的老幹部座談會上，幾位親歷者講述了當年的慘狀。他們說，《通渭縣志》上的數字是向中共西北局匯報的數，是縮小了的，實際是餓死了三分之一。當時，七十％以上的家庭有死人，有的全家都死絕了。大量屍體沒有人掩埋。一九五九年初冬，全縣餓殍遍野。城關公社五星大隊舊店子三個生產隊共七百人，每天餓死三十多人，活著的人將屍體抬到木輪車上，拉到附近的水溝裡集體掩埋。原雞川公社馬清鳳（後為幼兒園園長、特級教師）一家八口人，除她在隴西師範上學沒有餓死以外，其餘七人全部餓死。七具屍體堆放一坑。後來縣裡要求打掃衛生，命令隊裡將土坑踏陷，表面上看不出痕跡。
參加座談會的敬根年老人退休前是縣人大主任，當年是省冶金廳幹部，是派來解決通渭問題的工作組成員。他說，一九五九年秋天，他們來這裡看到炕上、路上、田間、地頭都躺著人，死人活人不分。工作組給還活著的人灌湯搶救。當時不怕死人怕活人。死人太多了，不怕。活人要吃人，害怕。人吃人的事發生不少。一九六○年二月，他到中林大隊（屬城關公社）搶救人命，大隊長劉廷傑把他們領到王家莊，看到一家煙囪裡冒煙那時候幾乎是見不到炊煙的。他們進去的時候看到鍋裡正煮著什麼，劉廷傑揭開鍋蓋的時候，他們看到鍋裡煮的是人肉，記得吃人肉的那女人是個麻眼兒（方言，指眼睛不好或瞎子）。敬根年強調說：這是我親眼看見的。鍋裡有只胳膊還連著一隻手，看那手才知道是個小孩子。後來又到襄南公社的吳家河，大隊長董效元告訴他們說，黑石頭大隊的蔡東花吃過人肉。碰巧他們正好見著了這個女人，眼睛紅紅的，頭髮脫落得很厲害，一頭的頭髮茬子，很可怕。她還吃了自己親生的不到五歲的女孩。問她為啥要吃的時候，她說餓急了呀。
那時人吃人的現象不是個別的。一九八○年，新華社記者傅上倫、胡國華、戴國強三人到通渭採訪，隴陽公社王書記對他們說：三年困難時期，我家那個村裡一個不到三十歲的婦女，把自己女兒的肉煮了吃了。她男人從新疆回來找女兒，村裡人都替她打掩護，瞞過去了，因為村裡吃人肉的不少。那時人餓急了，餓瘋了，提著籃子出去，看看倒在路邊的死屍上還有可吃的肉，就割回家去。你們去看看公社門外曬太陽的人，他們中間有一些人是吃過人肉的。王書記當年在引洮工程上勞動，回家一看，老婆、妹妹、孩子都餓死了，全家一共餓死五口人。
二○○○年八月，我到通渭召開座談會時，通渭縣政協幹部張大發在座，他是《通渭縣志》的編者之一，對這一段歷史比較熟悉，也有研究的意願，還可以查閱通渭的歷史檔案。我建議他抓緊時間，搶救資料。在我這本書已經完成的時候，收到了張大發的著作《金橋路漫》，他走訪了很多當事人，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其中也有很多人吃人的事件。現摘錄部分內容如下：
原碧玉公社玉關大隊朱家峽生產隊朱西，明裡在草垛、地埂間捕食老鼠，暗中偷食人肉，後來將一窩蜂一次煮食，中毒致死。
一個只有四口人的家，兒子已經餓死了，剩下奶奶、兒媳和一個孫女。一天孫女也死了，年輕的媽媽望著死在院中的女兒發愣她無力哭泣，哭也沒眼淚。就在這時，奶奶從屋裡爬出來，拖起孫女乾柴一般消瘦的屍體，向後院走去。過了一會，年輕的媽媽來到後院，發現孩子已被奶奶碎屍後煮進了鍋。後來，這個煮食孫女的奶奶也沒能活下來，大概罪孽深重。通渭縣中醫大夫盧念祖（已故）回憶說：一九五九年臘月，他三媽帶著女兒到河溝裡刮人肉，開始還頗有收穫，後來去的人多了，碰上一具屍體，連骨頭割下來幾個人打平和（方言，即平均分）。一天他三媽煮了一條人腿，端給奄奄一息的他三爸吃，他三爸不忍吃，擺手示意讓其端出去。可當他三媽剛端出客房門，就被幾個聞腥趕來的饑民搶吃一光。不幾天她三媽失蹤了，人們在莊後的地埂下發現一雙女人的小腳，從鞋襪上認出是他三媽的。
飢餓者捕食不到死人，便捕食活人。原隴陽公社車家岔大隊盧家莊生產隊社員盧雄娃在串親途中被饑民弄死，刮去了全身肉。雞川公社某村一家社員，丈夫在外地工作，聽說家鄉發生饑荒，寄來了十多斤糧票。這女人把面買回來後，反鎖大門，數日不出。好些天過去了，村裡的人還不見這家門裡有人走動，翻牆進去，幾個孩子早已餓死了，但不見這位女人，以後也不知下落。七十年代初竟東窗事發，原來這位女人棄下兒女，背著面逃走，但她還沒走出村莊就被人殺後吃了。案發後，有人追查，但殺人者早死了，死無對證，不了了之。
原隴陽公社周店大隊大灣生產隊張四娃用木棒子將十二歲親生女打死煮食，後來這一家四口人無一存活。申家山中年婦女牛某某把四歲親生女兒弄死後碎屍煮食，也屬同例。
還有一位幹部身份的人向我們講述了一個關於他家的故事。他說，當時，我們家有六口人，父親去了洮河水利工地，我和弟妹由母親拉扯著。母親是一個很有心計的人，不知在什麼地方藏了點糧食，每當深更半夜，弟妹們睡熟了，母親悄悄地把我叫醒，將一把用石窩（方言，即舂）踏細的熟麵塞到我口裡，然後用被子摀住我的頭，等我吃下肚子，她才安然睡去。母親為什麼只給我吃，而不給弟妹們吃呢？當時，我只有十二歲，只覺得媽媽偏心我，至於更深的意思，我就不知道了。有一次，我看見母親望著皮包骨頭的弟弟妹妹臉上顯得非常痛苦，問她怎麼啦，母親搖搖頭，什麼也沒有說。不久，弟妹們都死了。過了一年，大約是一九六一年春，父親從洮河回來了，母親把我交給父親說：沒辦法，我只給你拉扯活了一個，就就一個了呀。話沒說完，便哇地一聲哭倒在地上。父親把母親抱到炕上，也跟著哭。這時，情況已經好多了，可是母親整天哭得爬不起來，任憑我和父親怎麼安慰也無濟於事，不久，母親的眼睛哭瞎了，那時，她才三十多歲。一天天，我也長大了，我終於悟出了母親當年的用意，她是為了保住我家的香火。
在第三鋪鄉一個偏僻的山村裡，一對夫婦養了五六個孩子，連他們自己一共七八張口，怎麼養活？到了無可奈何的時候，當母親的把一個六七歲的女孩扔到野地裡。可孩子並沒有死，母親看到那雙翻動的眼睛，那雙乞求的手，不忍心又把她抱回來。可是抱回來還是活不成，為了保住唯一的兒子，最後又狠心扔出去了。也許老天不要她的命，她抓吃身邊的野草，竟然活下來了。她現在也成了孩子的母親，想到那時的情景，她會有什麼感慨呀！還有這樣一位母親，她煮吃了小女兒，大女兒似乎覺察到了什麼，拽著媽媽的衣襟央求道：媽媽，你不要吃我，等我長大了給你添炕哩！
那年年底，事態更為嚴重了。能逃的逃，不能逃的等著死，死了還有誰掩埋他們呢？幸好是冬天，屍體僵而不腐，否則將是怎樣的一番情景呢？更可恨那年月裡的老鼠，常常成群結伙出來行劫，將屍體啃得不堪入目。
曾任通渭縣副縣長的白尚文，其母餓死了，曾任縣人大主任的閻玉祥一家餓死六口人，今寺子趙家山的一位老人（當時為大隊幹部）回憶道：當時村裡已死人過半，可是生產隊的倉裡還有幾十斤油渣、幾十斤糧食，就是不敢分給社員吃。省委工作組長王秉祥來村查訪時，問：人都餓死了，為什麼不把它分給社員吃？我們無言答對，心裡卻明白：誰敢吃呀！吃了也不得活呀！
二，全縣開展共產主義大辯論
一九五八年，通渭縣的縣委書記是席道隆，山西人，時年三十五歲，新中國成立前因參加革命坐過國民黨的牢。縣長是田步霄，陝西人，為人忠厚，辦事認真，工作實事求是。
由於席道隆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工作積極，省委對通渭縣的工作很滿意。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至二十三日，他以先進縣代表的身份，列席了中共中央八屆二中全會。這對一個小縣的縣委書記來說，是無上的光榮。席道隆由於堅持運用馬列主義辨別方向，成了全省幹部學習的榜樣。中共八屆二中全會是決定搞大躍進的會。
席道隆在會上得到了真經，回來以後工作更積極了，立場更堅定了。
一九五八年，他們響應毛主席還是辦人民公社好的號召，把全縣原有的一百六十九個高級合作社合併為十四個人民公社，全縣為一個聯社。在一個月之內辦起了二千七百五十九個食堂，男女老少都得到食堂吃飯。農村管理實行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在全縣組織一個民兵師，各公社成為戰鬥團，大隊為戰鬥營，生產隊為戰鬥連，連下設排，排下設班。出工一條龍，幹活一窩蜂。在生產上提出了千斤元帥升帳（糧食單產），萬斤洋芋上天（洋芋單產）的口號。在公社化中雖然得到了大部分人的支持，但阻力也不小。有些農民搶收自留地裡的莊稼，殺羊殺豬，他們說：看著啥都成公家的了，趁早弄完得了！
為了清除阻力，全縣開展共產主義大辯論。辯論的題目是：什麼是共產主義？怎樣建成共產主義？顯然，對這樣深奧的問題農民是說不清楚的。但有一點是很明確的：共產主義是全國人民的共同理想，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通向共產主義天堂的金橋。誰反對組織人民公社，誰就是反對共產主義，誰就要受到批判、鬥爭。有不同看法的就是白旗，要拔掉。僅一九五八年，全縣共拔白旗五百六十五人（其中縣機關幹部三人，公社幹部十一人，生產隊幹部六十六人，作業隊以下幹部四百八十五人）。這是定西地委組織部一九五九年複查時的統計數，實際拔白旗的人數要多得多。有的公社下達拔白旗的指標，生產隊為了完成指標，誰開會來晚了就拔誰。在拔白旗的同時，對那些積極跟著跑的人插紅旗，即表彰，這使一些青年人更加狂熱。中共通渭縣委一九六五年七月五日《關於通渭的歷史經驗教訓》中指出，從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五九年，在大辯論、拔白旗、批判富裕中農冒尖人物中，共錯批判鬥爭農民一萬零三百六十多人。
為了迎接共產主義，全縣大平大調，大刮共產風，使農民受到很大損失。從土地、勞力、畜力、農具、樹木、房屋、家禽家畜，以至盆盆罐罐及其他財物，平調總價值九百九十多萬元。
在生產上集中指揮。種什麼，不種什麼，不根據農民的意願，不顧自然條件，提出四不種、五消滅、八登殿，隨意改變種植結構。與此同時，把大量勞動力調離農業生產戰線。一九五八年春，抽調勞動力一萬七千九百多人（佔總勞動力的十九．七％）大搞工業。五月，又抽調一萬八千多勞動力投入引洮水利工程。八月正當田黃在地，不顧收割，為迎接中央水土保持檢查團的檢查，以十多天時間，集中五萬多勞動力（佔全縣勞動力總數的五十一．四％），從劉家埂到華家嶺公路沿線，擺了六十公里的長蛇陣，紮彩門，飄紅旗，大字報滿山，鑼鼓喧天，突擊水土保持工程。十月，又抽調二萬五千多名勞動力，大戰華家嶺、史家山。一九五九年，又調五萬多勞動力興辦水利工程。一個僅有二十多萬人口的縣，如此大規模抽調勞動力，使得耕地荒蕪（年底荒蕪耕地十一萬多畝）糧食產量大幅度下降：一九五七年糧食總產一萬六千四百二十三萬斤，一九五八年一萬一千五百七十六萬斤，一九五九年八千三百八十六萬斤，一九六○年三千六百三十二萬斤。
一方面糧食大幅度減產，一方面向上級虛報糧食豐收。一九五八年計劃總產三萬八千萬斤，秋後上報數為二萬六千多萬斤（相當於實際產量的二．二十五倍），徵購任務定為四千三百六十萬斤（實際入庫四千一百五十四萬斤，佔實際總產量的三十六％）。一九五九年計劃總產二萬四千萬斤，秋後上報數為一萬八千萬斤（相當於實際產量的二．十五倍），徵購任務為五千四百萬斤（實際入庫三千九百五十八萬斤，佔實際總產量的四十七．二％）。當然，這些沒有完成的計劃數和浮誇的上報數也是上級逼出來的。
三，完不成徵購任務，提頭來見！
《通渭縣志》上記載的歷年糧食徵購數比上述報告要少一些，但兩者還是比較接近。從縣志上列出的歷年數字可以看到從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九年通渭人民負擔之重。到一九六○年，由於人口大量死亡，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徵購任務不得不大量減少，一直到九十年代還沒有恢復到一九五九年的徵購水平。
表二五通渭縣歷年糧油徵購統計（單位：萬斤）
徵糧：
一九四九年：七百五十八 一九五○年：八百五十六
一九五一年：九百五十八 一九五二年：九百八十九
一九五三年：八百四十六 一九五四年：八百六十三
一九五五年：八百七十三 一九五六年：一千一百二十三
一九五七年：一千三百九十九 一九五八年：一千二百六十五
一九五九年：一千四百二十八 一九六○年：一百四十
一九六一年：三百八十九 一九六二年：三百八十四
一九六三年：四百一十九 一九六四年：四百八十五
一九六五年：四百五十五 一九六六年：五百二十六
一九六七年：五百二十七
統購糧食：
一九五三年：一千一百三十七 一九五四年：一千七百六十
一九五五年：一千八百三十七 一九五六年：二千四百七十六
一九五七年：二千八百九十七 一九五八年：二千七百八十五
一九五九年：二千三百九十八 一九六○年：三十六
一九六一年：二百二十七 一九六二年：二百二十五
一九六三年：一百七十五 一九六四年：六百七十五
一九六五年：八百四十四 一九六六年：八百三十三
一九六七年：八百零二
徵購合計：
一九四九年：七百五十八 一九五○年：八百五十六
一九五一年：九百五十八 一九五二年：九百八十九
一九五三年：一千九百八十三 一九五四年：二千六百二十三
一九五五年：二千七百一十 一九五六年：三千五百九十九
一九五七年：四千二百九十六 一九五八年：四千零五十
一九五九年：三千八百二十六 一九六○年：一百七十六
一九六一年：六百一十六 一九六二年：六百零九
一九六三年：五百九十四 一九六四年：一千一百六十
一九六五年：一千二百九十九 一九六六年：一千六百五十九
一九六七年：一千三百二十九
統購油品：
一九五五年：一百四十八．三十七 一九五六年：一百二十七．十一
一九五七年：一百二十八．二十三 一九五八年：八十二．四十八
一九五九年：七十八．三十六 一九六○年：零．三十四
一九六一年：十三．五十八 一九六二年：二．零六
一九六三年：二十四．六十八 一九六四年：三十九．三十一
一九六五年：五十七．四十七 一九六六年：五十四．九十六
一九六七年：二十三．五十四
資料來源：《通渭縣志》，第三百六十一頁。
糧食產量逐年下降，而徵購任務又逐年增加，只好讓農民勒緊褲腰帶。早在一九五七年糧食徵購入庫中，有些地方糧食就很緊張，政府動員群眾賣陳糧、吃陳糧。公社分配時只分現金，不分糧食。一九五八年春季，碧玉、第三鋪、義崗等地就出現餓死人現象。到一九五九年情況就更嚴重了。當年冬季，全縣一百六十二個大隊中，就有一百零二個大隊三個月沒給社員分過口糧。有些地方社員四十天沒有吃過糧食，以草根、草衣、樹皮充飢，還出現了人吃人的現象。
進入一九五九年春天，定西地區糧食局勢日趨緊張。到五月二十日止，全區庫存糧食僅有六千二百零八萬斤。銷售量每天平均達一百一十多萬斤。由於上一年秋後徵購了過頭糧，到春天需要大量返銷給農民。五月份，糧食供應面達四十五％左右（正常情況供應面十％左右），而且供應面繼續擴大，有可能達到六十五％。由於一九五八年上報的數都是大豐收，現在這麼大的供應面，很多人不相信，認為農村有糧食，要求供應糧食是階級鬥爭的表現。面對農村大量需要的糧食供應，省委提出需要服從可能，銷售服從指標，安排服從調撥，農村服從城市的原則。這就把向農民供應糧食壓到最低位置。同時，要求各地用階級鬥爭的手段加強糧食徵購。根據這一方針，定西地區一方面對各縣提出了糧食控制計劃，另一方面繼續向農村要糧。
大批農民因飢餓而死，中共通渭縣委卻不承認現實。他們認為，沒有糧食是思想問題，不是實際問題。誰要求供應糧食，就給誰扣上以糧食問題攻擊縣委，是富裕中農，是怕死鬼、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壞分子、動搖人心等等政治帽子。縣委認為當前糧食趕不上去，主要是富裕中農和五類分子在一起搞鬼，要進行打擊。剝樹皮是冒尖人物搞破壞、鬧糧凶的地方，查了一下，都有反革命集團，還說裝病、鬧糧、剝樹皮、要統銷糧、不論耍什麼花招，玩弄什麼手段，我們心中有底，頂住了這股歪風，絲毫沒有被假象所迷惑。縣委召開全縣電話會議，要求公社召開萬人鬥爭大會，生產隊召開千人鬥爭大會，開展兩條道路的鬥爭，批鬥要求政府供應糧食的農民和說真話的基層幹部。還提出對富裕中農要來個雙倍打擊、加倍賠償，算清不勞動、破壞生產、不合法收入三筆帳，把他們壓在泰山底下，叫他幾輩子翻不過身來。
通渭縣委這麼做，是上級逼出來的。高徵購指標是國家定的。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又是一位只對上級負責、不對群眾負責的官員。在他的高壓政策下，幹部不敢講實際情況，不敢講（餓）死人，不敢講指標高，不敢講公購糧食任務完不成。定西地委書記竇明海說：黨的歷次鬥爭的勝利，都是反右傾的勝利，防左容易，防右難，在反右傾鬥爭中，不怕姓左的，只怕姓中的，要革姓中的命。定西地區從一九五八年以來產量一年比一年低，而徵購任務一年比一年高。定西地委書記竇明海在電話會議上說：公購糧入庫時，是非常時期，要採取非常手段。一九六○年春季，農村斷糧時，竇明海說：寧餓死人，也不能向國家要糧食。竇明海是省委書記張仲良十分看重的幹部，是全省有名的積極分子、先進人物。正在糧食緊張的時候，省委決定將席道隆調往岷縣任第一書記。岷縣的條件比通渭要好一些，人口也多一些，這一調動對席道隆來說是一個好消息。但是，省委有一個附加條件：完成糧食徵購任務以後才能到岷縣上任。為了早日到岷縣上任，席道隆就採取了更加嚴厲地手段加強徵購。
一九五九年八月開始，通渭縣反右傾鬥爭，有一千一百六十九名生產隊長以上幹部因反映農村真實情況而被說成是右傾，遭到批判鬥爭。縣長田步霄到基層搞調查，回到縣裡講了真話，席道隆把田步霄打成反黨分子，小彭德懷，多次批鬥。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九日田步霄自殺身亡，時年三十五歲。田死後，縣委以徹頭徹尾、誓死不改的右傾機會主義首要分子為罪名，上報中共定西地委批准開除黨籍，並組織機關幹部對著屍體開批判會。
反右傾鬥爭是完成徵購任務的主要手段，對講真話的幹部動輒批判、鬥爭、撤職、開除、法辦，在鬥爭中普遍推、撞、打，進行肉體摧殘和人格侮辱。
一方面睜眼不看餓死人的事實，一方面向上級說假話。碧玉公社趙河生產隊已死亡五十多人，生產已經停頓，席道隆等卻在向上級報告中寫道：社員情緒飽滿、牲口體力壯，生產搞得較好。
在隴川公社召開了一次整社徵糧的千人現場會，席道隆在講話中強調說：要繼續反右傾，鼓幹勁，特別是在糧食問題上，無論阻力有多大，困難有多少，糧食徵購任務一定要完成，對於那些頑固不繳的，要想盡一切辦法迫使其繳出來，必要的時候，我還是那句老話，要政治掛帥。政治就是革命，革命就不是請客吃飯，不能文質彬彬，要有革命的鐵的手腕和鐵的行動。縣裡向公社下達命令：完不成糧食任務，提頭來見！常河公社書記趙殿京聽完全縣電話會議以後，已經是凌晨兩點了，還坐在床邊不說話。縣團委書記孫毓業看他神情不對，問道：怎麼啦？趙殿京說：明天完不成任務，讓我提兩個人頭來見。我趙殿京只有一個人頭，哪有兩個人頭！他們只好連夜下鄉搜糧食。
會後，縣裡成立了萬人整社團，到各生產小隊和農民家裡搜糧食，挨門挨戶，翻箱倒櫃，普遍搜查，斤兩不留，有的地方挖地三尺。搜查中見什麼拿什麼，連婦女的針線包也拿走了。如隴陽公社搜查了六百三十七戶，無償拿走了農民雜糧四萬三千八百三十三斤、麵粉三千二百三十五斤，洋芋三萬一千零八十九斤，菜一百五十斤，銀元二百七十二枚，銅四百零四斤，布三十匹。農民說，萬人整社團實際是萬人搜糧團、萬人搶劫團。
在搜糧食過程中，對群眾採用各種殘酷的刑罰。當時的口號是：寧欠血債，不欠糧食。完成糧食任務就是血的鬥爭，決心要大，刀子要快，哪裡擋住，哪裡開刀，向小隊長要糧食，向資本主義要糧，為全縣爭光，為公社爭光。為了搜糧食，把生產隊幹部集中起來算賬，逼著他們交待糧食藏在哪裡。他們提出一個會議，十個戰場的口號，把逼糧食會當成對敵鬥爭的戰場。有的公社開萬人鬥爭大會，民兵帶上機槍、步槍、馬刀警戒助威。馬營公社黨委書記張學聖親自主持鬥爭，毒打群眾一百六十多人，當場扣押勞教的六十六人。在這些鬥爭中，對被鬥的幹部和社員實施各種酷刑：竹籤子插指頭、站冰塊、雪埋人、打夯、拔鬍子、戴紙帽子遊街、男女脫褲子互相戴在頭上、用包穀棒子和先麻（一種毒草）塞陰道、用繩子來回拉陰戶等一百二十多種。在全縣大搜查中，搜出糧食一千一百多萬斤（大部分被萬人社團的人吃喝揮霍掉了），打死、逼死一千三百多人。群眾將這些惡行比作為秦始皇、活閻王、黃世仁、狼狗等。搜糧活動一共搞了四十多天。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三日，通渭縣委第一書記席道隆向各公社發佈指示：凡被批鬥的人，一個也不准回家，編入勞教隊，配備幹部民兵持槍看管。全縣以公社為單位，組織了十四個勞教隊，集中勞教一千六百三十七人。這些人白天勞動，晚上鬥爭逼審，遭受到種種折磨。
一九六○年春天省、地委工作組據揭發材料統計，全縣五十個公社黨委書記當中，有十一人有人命案件，共打死、逼死了七十九人。四十二個公社主任中，有三人有人命案，共打死、逼死二十二人。他們的口號是立場穩、心狠、手快、刀子利。隴陽公社黨委書記李生榮打過五十三人，打死逼死十二人。馬營公社書記張學聖主持召開了千人鬥爭大會，民兵架起輕機槍十二挺，步槍和土槍五十多枝助威。他在會場主持鬥爭、拷打群眾一百六十多人，其中，當場被縛送勞教的六十六人當中因傷致死四人。
農民正在大批死亡的時候，幹部卻大搞特殊化。據定西地委擴大會議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的簡報記載，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到臨洮縣店子街搞試點，不吃農民的苜蓿飯，從蘭州飯店用專車送吃的。定西地委書記竇明海僅一九六○年就從商業、糧食部門要去肉三百三十九．七斤，油二十三斤，雞蛋二百六十多個，糧食四百七十三斤，糖及糕點六十二斤，紅棗三百二十斤，還有火腿、雞、罐頭、粉條、茶葉、水果等。
其實，席道隆也不是完全不顧農民死活的幹部，眼看著大批人餓死，席道隆也允許農民自找生路，一九五九年春，借中共中央一些向農民讓步的政策出台的機會，將一部分土地分給農民，實行誰種誰收；將牲口分戶餵養；給生產小隊下放權力；等。一九六○年一月上旬，隨著餓死人數的增加，席道隆連夜去地委匯報糧食情況和人口外流、死亡等問題，受到批評而回。他的這些良心發現以後的表現，後來為他帶來了災難。
四，省委工作組繼續反右傾
通渭縣大量死人，當時有一些人冒著風險向中央寫信。二○○○年八月，我在通渭召開的老同志座談會上，兩位老人認為是一位學生匿名寫信給譚震林，譚震林讓省委書記處書記、常務副省長王秉祥接待這個學生。但是，幾十年了，誰也不知道這位學生的名字，也沒有人自稱是當年的這位學生。也有人說，中央兩位處長到過通渭，是他們向上面反映了情況。一九六○年二月八日，中共甘肅省委書記處書記、常務副省長王秉祥率領一百多人的省、地委工作組到通渭，還帶了一些糧食。從工作組留下的文件來年，他們到通渭不是反左，而是反右傾。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們去通渭正是廬山會議之後，全國正處於反右傾的高潮之中。
一九六○年三月一日，由省、地委工作組主持，在通渭文化堂召開大會，宣佈省委決定：通渭縣委是一個現行反革命集團。並當場逮捕了以第一書記席道隆為首的十七名縣委、縣政府領導人，說他們是現行反革命分子。
工作組負責人王秉祥當時給省委寫的《關於通渭問題的報告》中反映了他們的工作情況：二月九日，我們到通渭動員所有的幹部給社員送麵粉、糧食上門，突擊安排群眾生活。二月二十一日到三月三日，召開一百多人參加的縣委擴大會議，充分發動群眾徹底揭發了席道隆為首的一批破壞分子在領導通渭工作期間所犯的嚴重罪行。接著，各公社召開了黨委擴大會議，傳達貫徹縣委擴大會議精神，解決公社領導核心問題。同時向全縣人民公佈了席道隆等破壞分子的罪行，進一步發動群眾大張旗鼓的揭發批判。
通渭問題之所以如此嚴重，總的根子是右傾機會主義和反革命勾結一起，嚴重地破壞了三個萬歲（即三面紅旗作者注）。
席道隆等的主要罪行是：
反對走社會主義道路，解散人民公社，破壞農業生產。早在一九五六年初級社轉高級社時，他們就提出分隊（小隊）生產，按隊分紅的辦法縮小集體規模。將分配單位由原來的三百二十七個（初級社）變為六百四十四個。公社化後實行四級核算以小隊為基礎，分配單位縮小為一千一百九十五個。並給小隊規定了許多不應有的權力。他們提倡大量土地誰種誰收，誰收歸誰，牲口分戶餵養。碧玉公社黨委書記李廷傑還把土地分給社員，強迫大量解散食堂。
包庇、重用五類分子，與他們勾結一起殘害人民。席道隆一再強調說通渭的鎮反很徹底，五類分子破壞已經沒有什麼了等等，一九五六年，席道隆就一次釋放一百六十多個犯人。在公社以上領導核心中有十六名五類分子。
嚴重違法亂紀，對勞動人民實施打擊報復。去年秋冬，他們為了掩蓋右傾機會主義和反革命罪行，以極左的面目出現，假借整社和完成徵購任務的名義，在全縣大搞萬人鬥爭大會、大兵團作戰搶劫群眾的糧食和財物，並設立社辦勞改隊，關押拷打群眾。
破壞統購統銷政策。去年夏收和秋收，席道隆號召社員收割社裡的莊稼，並宣佈誰收歸誰，在全縣幹部和群眾中瞞產私分和貪污盜竊成風，直接影響徵購任務的完成。
開闢資本主義自由市場，進行走私活動。在一些城鎮市場上，投機商販活動十分猖狂。商業局兩次從新疆（不是從國外作者注）走私我省缺乏的物資。
工作組負責人之一的李坤潤二月十九日給甘肅省委書記張仲良的報告中說：縣委第一書記席道隆為首的縣委領導，在兩條道路鬥爭的問題上犯了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如在所有制上實行四級制，以包產小隊為核算單位，五十九年春耕時提出小隊種不完的土地由社員誰種誰收。造成富裕中農的資本主義大發展，地、富、反、壞分子破壞活動囂張，抗拒公糧入庫，偷盜、私分、瞞產普遍發生。對此嚴重的問題，縣委又採取了極端錯誤的作法，以整社檢查團為名，組織大兵團不分貧富逐門逐戶進行大搜糧，組織萬人鬥爭大會，把貧下中農和五類分子一起鬥爭。
包產到隊、讓農民開荒種小片土地，本是擺脫饑荒的重要措施，而工作隊把這些作為資本主義大加批判。李坤潤上述報造中批評這個縣一九五九年以來的反右傾鬥爭不徹底：縣委幾個主要領導成員本身存在著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他們怕運動（指反右傾運動作者注）深入，將自己的錯誤暴露出來，因此在去年十月縣委擴大會議上，只解決了以田步霄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問題後，就草草結束了會議，企圖將他們的問題遮掩下來，混過關去。
據通渭縣委一九六○年三月十日電話報告，他們發動群眾對有嚴重問題的七十八人進行揭發批判。說這些人千方百計地推行了席道隆為首的反革命綱領。這個電話報告中列舉他們的罪行，主要是劃小核算單位、解散公共食堂、任用階級成份不好的人等。
省委工作組負責人之一、中共定西地委書記竇明海一九六○年四月二十日給省委書記張仲良寫的《關於通渭、隴西問題的檢查報告》中列舉了席道隆的幾個錯誤：第一，在政策中推行了一條完整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在這一條中列舉了劃小生產隊的經濟核算單位、對空閒土地誰種誰收等事例）；第二，在政治上同情、包庇和放縱五類分子（這一條中列舉了席道隆一九五六年親自主持釋放了一百六十多個犯人等）；第三組織上拉拉扯扯，宗派主義；第四，在手段上嚴重違法亂紀（這裡列舉的是萬人鬥爭大會批辦勞改隊等事例）。竇明海這個所告中還說情況大為好轉，糧食全部安排下去疾病基本得到制止，外流人口往回走，群眾情緒穩定，把壞事變成了好事。實際上，通渭的饑荒還在發展，大批農民正在死亡。一九六○年四月六日，《甘肅省委關於通渭縣委完全變質情況報告》中說這個縣不是一般的落後縣，而是全縣潰爛，問題的性質非常嚴重。以縣委第一書記席道隆為首，包庇重用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把持了縣委領導權。從上到下，徹頭徹尾的推行了一套完整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這個報告也列舉了席道隆的四級核算小隊為基礎、牲畜分散到戶、種籽分散到戶、誰種誰收等一系列復辟資本主義的政策。
省委工作組對制止打人抓人方面起到了一些作用，也發放了一些糧食，但未能扭轉形勢。通渭問題本來是左傾錯誤造的問題，省委工作組卻認為是右傾造成的問題，這加劇了人口死亡。一九六○年死亡人數相當於一九五九年的三．八十六倍。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王秉祥在甘肅省政協主席的職務上離休。我在甘肅調查三年大饑荒時，不少人提到他的錯誤。甘肅省原婦聯主任李磊的《悠悠歲月》中，記述了王秉祥在三年大饑荒中不少的惡行。但是，九十年代出版的《通渭縣志》上，王秉祥卻是一位救饑民於水火的好官的形象。二○○○年，本書作者到通渭採訪時，《通渭縣志》的編輯張大發對本書作者說，一九九八年，《通渭縣志》編撰定稿之後，送到甘肅省地方志領導小組審查，當時任省政協主席的王秉祥，兼任地方志領導小組組長。《通渭縣志》的審查稿一送到，就引起了他的注意。由於對一九五八一九六○年發生的通渭問題，《通渭縣志》較為真實地記錄了王秉祥的功過。王秉祥看了之後，《通渭縣志》上不僅刪去了記錄的他錯誤的一段文字，還加上了這麼一段：一九六○年二月八日，中共甘肅省委書記處書記、常務副省長王秉祥率領省、地委工作組百餘人到通渭。他瞭解情況後，如實向中央、省委報告了通渭大量死人的問題，並及時供應糧食，組織幹部、教師下農村搶救人命。
由此可見，在大饑荒年代主政的幹部，如果在八十年代繼續在當地主政或在中央擔任重要職務，這個地方的人口數據和歷史記載，就可能被篡改。
省委工作組除了加大了反右傾的火力以外，還以階級鬥爭眼光對全縣幹部時行了分類排隊，排隊的結論是：從通渭縣的領導核心和基層幹部政治情況看，問題是很嚴重的。該縣歷年來在鎮反、審幹、肅反、反右派鬥爭、整社、整黨等一系列政治運動都搞得不徹底，五類分子沒有從幹部隊伍中和黨內清查出去，仍然進行隱蔽活動，隨著社會主義革命的深入，他們就乘機大肆破壞，現在敵人已露出水面，這次必須乘此機會，由內到外，內外結合，狠狠打擊，否則通渭的面貌不會改變。一九六○年四月六日，甘肅省委認為通渭縣委完全變質。中共中央批轉了甘肅省委關於通渭縣委完全變質情況的報告中共中央在按語中寫道：甘肅省通渭縣委完全爛掉，反革命分子、壞分子篡奪和反持縣委領導權，公開實行一套復辟資本主義的政策。這個看法的提出比信陽事件以後提出的民主革命不徹底早八個月。
五，揭蓋刨根運動
通渭形勢繼續惡化，死人越來越多。一九六○年十二月在西北局蘭州會議以後，中央、省、地委，派了二百五十人的工作組和一百二十八人的醫療隊。調來糧食三千三百七十多萬斤，救濟金三百三十多萬元，藥品一百三十六噸，棉布一百一十多萬尺，棉花六萬多斤，還有食糖、蜂蜜、紅棗等。工作組用這些物資安排群眾生活，把瀕臨死亡的八萬多人搶救過來了。並成立孤兒院，收養孤兒一千二百多名。在搶救災民的過程中，醫療隊員王俊、劉春華（女）付出了生命。在安排群眾生活的同時，還組織恢復生產。為此，國家先後發放各種貸款和補助款一百四十二萬元，無償投資二百七十多萬元，購買了牲畜四千七百多頭，添置修補農具四萬多件。
工作組負責人之一的胥起雲向省委的電話匯報說，為了救人，工作組作了十二點安排：一，口糧一律按六兩吃（每天供應量，當時秤是十六進位，六兩即十進位的三．七十五兩本書作者注），不得降低，不能再有斷糧現象發生；二，病人（即腫病和瘦病）每天增加二兩糧食（相當於十進位的一．二十五兩），每月二兩油，停止勞動，免費治療；三，買糧有錢給錢，沒錢記賬；四，發下的棉花棉布立即製成衣服，盡快穿上；五，立即停止整社，集中力量抓好生活安排；六，中央十二條緊急指示信的第九條，要原原本本地向群眾宣讀，關於社員回家做飯問題，由社黨委提出意見，報縣委批准；七，有問題及時解決，公社解決不了的要及時上報；八，對斷頓、疾病、死亡、外流、幹部違法亂紀要立即採取措施，查實情況，報告縣委；九，隱瞞實際存在的問題、知情不報、不說老實話的，要嚴厲批評，不改的要給處分；等等。
這些措施對扭轉局面起了重要作用。但是，救濟糧有九個不供應：地、富、反、壞、右、蛻化變質分子、階級異己分子、富裕中農冒尖人物、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都不供應。
而真正解除飢餓的是一九六二年的好年景。《通渭縣志》記載：是年，風調雨順，夏秋作物全面大豐收，緩解了全縣人民吃的問題。這一年，為調動農民的積極性，給社員增加自留地，並允許社員租借集體的熟荒地，耕畜、羊只分槽分圈，下放私人飼養。這些政策也是大豐收的重要原因。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留下的文件中，認為西北局的蘭州會議是扭轉局面的一次會議。蘭州會議是一九六○年十二月開的，正是在毛澤東批示信陽事件之後，也是在《中央關於山東、河南、甘肅和貴州某些地區所發生的嚴重問題》的指示之後。西北局也按民主革命補課和抓階級鬥爭的辦法來解決通渭問題。當時總的估計是，通渭問題的出現是民主革命不徹底、階級敵人破壞所造成的。一九六五年九月九日，中共甘肅省委報送西北局的《甘肅省委報送通渭歷史經驗教訓的報告》中寫通渭問題的原因時認為：有許多部門和公社的權落到了壞人手裡。一百五十二名公社主任以上的領導幹部中，有敵偽黨、團、軍、警、憲骨幹，特務、一貫道等二十四名，佔十五．二％，三十名縣委委員和候補委員中，有種種政治歷史問題的人八名，佔二十二．六％。這些就是民主革命不徹底的根據。因此，將大批基層幹部當作民主革命補課的對象。
通渭的民主革命補課是以整風整社的名義進行的。在整風整社過程中，開展了全面的奪權鬥爭。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九日，縣委召開三級幹部會議，提出要進一步揭開通渭問題的蓋子，把大根、小根、毛毛根一齊拔掉的口號。接著，全縣開展了揭蓋刨根運動，當時的口號是拔席道隆的根。對各級幹部進行集訓和特訓。被特訓的人被認為是問題更嚴重的人。集訓和特訓都是集中起來進行揭發、批判、鬥爭。除原來逮捕的縣級幹部以外，又對三百六十多名縣以下幹部進行了處理。
由於一九六二年二月中央工作會議（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周恩來等上層幹部口頭上表示承擔責任，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三日，據中央工作會議精神，省地委決定，釋放席道隆等十七名縣級幹部，並重新安排工作。二○○○年，作者到定西採訪時，得知席道隆從定西地區水利局副局長位置上離休在家養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