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潮》一九九九年第四期發表了中共鎮原縣委黨史辦公室寫的文章：《大躍進期間的鎮原冤案》。這篇文章寫得很好，我在這裡摘要引用。鎮原縣曾是陝甘寧邊區革命根據地的一部分，一九四九年以後屬平涼地區。實行統購統銷以來，年年都徵購過頭糧。一九五四年，實際徵購糧佔總產量的三十．五％；當年回銷糧食佔購糧數的二十七．一％。一九五五年受災減產，仍徵購了二十二．九％的糧食；當年回銷糧為購糧數的一百零六．三％。一九五六年收成較好，但完成徵購後，當年回銷糧仍佔購糧數的四十三．六％。一九五七年，大旱將近二百天。加上凍、雹、蟲災，糧食減產四至五成，平均畝產只有八十二斤。縣裡怕向上級交不了差，虛報為畝產九十五斤，後又被加碼到一百一十五斤，並據此定下徵購任務。結果，當年回銷糧三千三百多萬斤，為購糧數的一百三十．三％。一九五八年，因大部分勞力被抽調去大煉鋼鐵，大搞水利，豐產沒豐收，當年回銷糧食仍佔到購糧數的七十五．六％。由於年年都徵購過頭糧，農民家中毫無儲備，經常青黃不接。農民不得不亂找代食品，吃苜蓿稈、洋芋蔓、棉蓬籽、穀衣子、蕎麥衣等。浮腫、中毒、死亡現象不斷發生。縣政府一面派幹部下鄉組織群眾生產自救，一面向上級報告災情。縣長許國和、副縣長張萬壽還以個人名義，向省、地領導機關寫了報告。省、地領導和有關部門負責人也多次到鎮原縣調查瞭解情況。一九五八年一月，平涼專署副專員賀玉卿帶領工作組來鎮原檢查生產救災工作，針對許多區鄉已經出現的餓死人現象，決定還沒有完成的一百萬斤購糧任務停止入庫，以穩定局面，安定人心。賀玉卿還批判了虛報、冒進的做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四日，省委常委、新任平涼地委第一書記李正廷、副書記魯踐、專員崔世俊等率領二十多名幹部到鎮原縣的屯宇、臨涇、開邊、肖金等區鄉調查瞭解群眾缺糧情況後，報請省委批准，撥給供應糧食指標一千八百萬斤。縣上立即召開三級幹部會議，作了安排。但是，由於地委領導在三幹會上強調，鎮原的糧食問題，根本原因是反革命在作怪，要徹底追查反革命的破壞。於是，糧食問題便成為製造一起重大反革命集團案的主要起因。一九五八年七月，平涼地委派出以副書記潘煥傑、檢察長胡禮新為首的工作組進駐鎮原縣，從糧食問題入手，發動群眾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拔白旗、反右傾、反瞞產私分，打擊階級敵人的破壞，尋找鎮原落後的根子，搞起了所謂政治大革命和組織大革命。工作組負責人一到鎮原縣，就奪了縣委、縣人委的一切權力，縣級領導人都被派到農村工作。同時，讓縣裡的公、檢、法合署辦公。在七月初召開的縣人代大會上，潘煥傑點名批判大會執行主席許國和，並把鎮原的過去一概否定。說鎮原縣解放前地處敵我短兵相接的鬥爭前線，反革命勢力相當雄厚；解放後土改、鎮反、社會主義改造、整風和反右派鬥爭都極不徹底；農村兩條道路辯論不深不透；幹部隊伍嚴重不純，不少政治不純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混入黨內，爬上了各種不同的領導崗位。甚至還說鎮原縣是一個反革命的大本營。所謂的政治大革命運動，成了全面打擊迫害幹部群眾的運動。
就在這次人代大會上，工作組負責人以右傾保守、地方主義等罪名對許國和、張萬壽進行了批判鬥爭，並宣佈免去其縣長、副縣長職務。七月下旬至八月中旬召開的中共鎮原縣三屆一次代表大會，會期十四天中，就以九天時間批判許國和、張萬壽、慕宗乾、范學俺等縣、鄉領導幹部三十多名，會上被批判並撤銷職務的農業社幹部達四百多名。潘煥傑在會上說：許國和的問題很嚴重，他認為購糧任務太重了，供應指標太少了，這是政治問題，給許、張等戴上了右傾機會主義、右傾反黨集團的帽子，並撤銷了慕宗乾的縣委常委和副縣長職務，開除了一九三七年入黨的縣民政科長劉自的黨籍。
工作組負責人認為縣人委完全變質，成了反革命的中心據點，縣委的幹部絕大多數都有問題，縣公檢法幹部和警察都不可相信，於是讓他們統統靠邊站，連他們的親屬也不得倖免。許國和的妻子王瓏，是鎮原縣委副書記，當時正在省委黨校學習，被勒令回縣，批鬥數月，還逼著她與許離婚。許的岳父王子厚，是一九三六年入黨的老幹部，中共鎮原縣黨組織的創建者、陝甘寧邊區樹立的英雄模範，當時正在中央黨校學習，也被揪回批鬥，並被撤銷了武都行署專員的職務。許的大哥許國福、二哥許國才（均系農民）、五弟許國治（黨員幹部）、弟媳李喜梅等都被無故株連，遭到批鬥關押，許國才死於獄中。許國和七十多歲的老母親也被批鬥，以致一度精神失常。許的年僅六歲的孩子，被趕出縣委家屬院，寒冬臘月，流落街頭，被好心的市民賀老漢收留到他家暫住，才得倖存。集團的其他成員，也都是一人株連一大片。
在農村，工作組則以右傾保守、思想歉收、否定大躍進、替富裕中農叫囂、反對糧食政策、煽動鬧事等莫須有的罪名，批鬥廣大基層幹部和群眾。全縣五十％以上的農業社幹部被批判鬥爭。
許多農民這個時候也被戴上資本主義冒尖人物等大帽子，遭到非法搜查，打罵捆綁。一時間，到處一片恐怖景象。
工作組負責人仍不罷休，又提出：要出幾百萬張大字報，進行全民大辯論，大揭發，開展拔白旗運動。規定機關幹部和企業職工每人每天寫一百張大字報，中學學生每人每天寫五十張大字報，內容還不准重複。於是，人人夜以繼日地寫大字報，沒什麼可寫就挖空心思地胡編湊數；思想不純的人，則乘機捏造事實，陷害好人。隨著鋪天蓋地的大字報揭發批判，許、張等人的問題升級為右派分子、反革命。九月中旬，更刮起了所謂紅色颱風，把問題上綱為許國和、張萬壽反革命集團。縣委每天都召開廣播大會，宣講許、張的反革命罪行。潘煥傑在一次縣委常委擴大會議上說：現在馬上要著手排出反革命集團名單，名單要多排，不斷地排隨即開始大逮捕。據地委工作組十月二日的《鎮原縣兩個月工作情況報告》反映，已貼出大字報五百多萬張，插紅旗兩萬多，拔白旗（撤換農業社幹部）八百七十多名，打擊階級敵人二千多人。其中逮捕了一千零四十一人。至十月二十日，逮捕人數又增至一千零九十六人。
大逮捕時，全縣分為五個片，每片派一名工作組成員或縣委常委擔任工作組長，隨身攜帶蓋好印章的逮捕證，隨時填寫，隨地捕人。一次，工作組負責人在先鋒農業社聽到群眾反映沒糧吃，請求供應回銷糧，即指示隨從人員把反映問題的人名記下來，立即召開群眾大會，一下子就逮捕了四十八人。其中有一地主成分的人同村裡一個貧農社員同姓同名。在捕人大會上叫到這個名字時，那名貧農社員應聲先站了起來，結果就被逮捕，不久即死於獄中。另一次，工作組負責人和縣委一副書記到馬渠一帶下鄉，幾天時間就抓了二百多人，還用麻繩把人串起來，一串一串地往縣上拉。
十月二十二日，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來到鎮原縣，聽取了潘煥傑對當時鎮原縣情況的口頭匯報後，竟然立即表態：事不宜遲，遲則有變，立即逮捕，一網打盡。當晚，他們便從平涼、涇川調來了公檢法幹部和公安部隊。二十四日，縣城戒嚴，到處架起機槍，如臨大敵。然後，分三批逮捕了許國和、張萬壽等縣、社幹部一百六十九名。十月三十一日，省委批准將此案定性為許國和、張萬壽反革命集團案。全縣被定為案內成員和受株連的一千六百五十人，其中逮捕判刑的一千五百零三人（後死於獄中三百三十三人），管制一百四十七人；前後受到批判鬥爭的有三千多人。
被定為許、張反革命集團成員而逮捕關押的人，受到嚴重的人身摧殘。逮捕時壓倒在地，麻繩五花大綁，像捆柴一樣，用腳蹬踩揉捆，有的當場就被捆得昏死過去，有的造成終身殘廢。許國和、張萬壽入獄後，專門給帶上二十多斤重的特製鐐銬，並採用各種酷刑進行折磨。張萬壽因認罪態度不好，還給戴上騎馬銬（即從襠下把兩手銬上），站不起，蹲不下，幾天幾夜疼痛難忍，喊叫聲慘不忍聞。
冤案的製造者不僅把矛頭對準鎮原縣的廣大幹部，而且對於在鎮原縣糧食問題上說過公道話的省、地幹部，如平涼地委第一書記薛程、專員崔世俊、省委副書記霍維德、省委財貿部長張天、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吳思宏等，也都進行了批判。鎮原縣的歷任縣委書記、縣長，也都被集中回縣進行檢討，接受批判。
三十年代曾任國民黨鎮原縣縣長的鄒介民，在紅軍援西軍駐防鎮原時，曾與劉伯承、張浩、李達、宋任窮、羅炳輝等紅軍將領友好合作，對支援紅軍有過重大貢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鄒在陝西寶雞任職，肅反運動中，劉伯承、李達等證明他是民主人士。他與許國和、張萬壽沒有任何關係，也沒有見過面，卻被定為許、張反革命集團成員，從寶雞押回鎮原，判處死刑，未及批准執行就死在獄中。解放戰爭時期參加起義的董其武部下團長慕介夫，一九五八年在家養病，也被定為許張集團成員，逮捕關押，慘死獄中。他死前在獄中哭訴：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共產黨自食其言
正是在這場政治大革命和組織大革命運動所造成的嚴重政治壓力下，上面一言堂，下面隨風倒，誰也不敢再說實話，報真情，自然也就順利地很快形成了大躍進的局面。兩個月時間內，就將全縣八百七十五個農業生產合作社合併成為十個人民公社，實現了人民公社化；全縣抽調七萬勞力（佔總勞力數的七十二．五％）到華亭等地大煉鋼鐵。在農村開展收繳廢鐵運動時提出：交一把鐝頭就是消滅一個帝國主義，藏一個鐵釘就是藏一個反革命。把群眾家中凡是鐵的東西，從飯鍋以至婦女的頭髮卡子，統統收繳了。大煉鋼鐵之後，緊接著又集中八萬多勞力（佔總勞力的八十三％）大搞農田水利建設。口號是：斬斷三河，水上五原，大戰百日，完成五渠三池一庫，打井十萬眼，挖窖八千六百個，實現井窖星羅棋布化。與此同時，又提出幾個大辦，並很快宣佈實現了萬廠縣，七天掃除文盲，辦起了七百所大學等等。
當時，各地競相放衛星，牛皮越吹越大。什麼千斤鄉、千斤社、萬斤川、萬斤塬，深翻地十五尺、畝施肥二百萬斤、畝下籽一百八十斤、畝產糧四十萬斤、耕一余十三（即耕種一年所產糧食夠吃十四年）等名堂，都出籠了，以至於把一九五八年全縣的糧食畝產確定為比上年的實產翻兩番。與此同時，還大刮共產風，提出有飯大家吃，有衣大家穿，有錢大家使，有債大家還，勞動不記工，分配平均攤等口號，任意平調勞力、土地、牲畜、家禽、農具、房屋、樹木、生活日用品等，有的地方甚至連為老年人準備的棺材都平調去了。如此大躍進，弄得群眾苦不堪言，生活越來越艱難。
廣大農民群眾在政治上遭受打擊迫害，經濟上被肆意掠奪，生產積極性嚴重挫傷。據一九六一年統計，一九五八年以來全縣人口不但沒有增加，反而減少了六千七百零八人。根據縣委在馬渠公社三個大隊的調查，三年死亡人數佔總人口的十二％。由於人口死亡和逃荒外流，使全縣勞動力由一九五七年的十二．八萬，減少到一九六一年的十．三萬，三年多時間減少了十八．八％。同期，全縣牲畜減少了四千三百四十六頭，存活的也都瘦弱不堪。
其實，所謂許國和、張萬壽反革命集團純係子虛烏有。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四日，平涼地委向省委報送了關於平反此案的報告。省委於一九六二年七月十七日批覆同意地委的報告和結論。但是，由於當時的甄別平反工作仍在某些冤案製造者的參與主持下進行，大部分問題只作了內部糾正，未公開平反，而且結論材料還都不同程度地留了尾巴。儘管大多數冤獄的幹部安排了工作，但不少人使用不當，繼續含冤受屈。直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慶陽地委協同鎮原縣委對此案進行了全面複查。一九八一年三月十九日，甘肅省委發出為此案徹底平反的通知，指出：所謂許國和、張萬壽反革命集團是根本不存在的，純屬一起重大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