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當年中共中央監委（即中紀委的前身）派往河南調查的李堅對我說，河南餓死人最多的有三個地區，一是信陽，二是南陽，三是許昌。當時信陽影響最大，成為震動一時的信陽事件。
信陽地區位於河南省東南，與湖北的孝感、黃岡和安徽的安慶、六安、阜陽五個地區接壤。在一九五八年，信陽地區轄信陽、息縣、固始、潢川、新縣、羅山、淮濱、商城、光山、確山、西平、汝南、新蔡、泌陽、遂平、上蔡、平輿、正陽十八個縣和信陽、駐馬店兩個市鎮（當時駐馬店為鎮）。全區面積二萬八千平方公里，八百五十萬人口。這個區的一大半面積曾是大別山、桐柏山老革命根據地，戰爭年代為革命犧牲了數十萬人。當地的老人說：對共產黨來說，大別山樹有功，草也有功。這裡是河南省的重要糧棉產區，還盛產茶葉、木材、毛竹、油桐、藥材，素有青山綠水、魚米之鄉的美稱。著名的雞公山風景區就在信陽。人們說河南省三陽開泰（信陽、南陽、洛陽），是指這三個地區是河南經濟條件最好的三個地區。就在這樣一個地區，在一九五九年冬到一九六○年春，至少有一百萬人因飢餓而死，餓死的人佔總人口的八分之一以上。然而，多年來，這個重大事件一直秘而不宣，時隔四十年，外界還不知其中內幕。
一九九九年九月，為瞭解信陽事件真相，我專程赴信陽調研，陪同我的是新華社河南分社高級記者顧月忠和大饑荒年間常駐信陽的新華社記者魯保國（後在中共駐馬店市委宣傳部長的位置上退休）。由於顧月忠在當地有著良好的關係，信陽市委對我們接待十分熱情，但得知我們這個調查題目以後感到為難，他們讓宣傳部把我們送到雞公山，希望我們在這個著名的旅遊勝地玩幾天就打道回府。我們在山上待了一天後就下山，並利用一個多星期的時間完成了調查任務。
我們在住地獅河賓館召開了幾個信陽事件當事人（健在的當年地委和縣委幹部）的座談會，同幾位關鍵人物進行了個別交談，還下鄉訪問了一些農民。回到鄭州後，又查閱了歷史資料，終於弄清了信陽事件的基本情況。
一，政治高壓下的胡言亂語
在中國這樣的政治體制下，上行下效，上面有什麼政治鬥爭，下面也會搞同樣的政治鬥爭，而且越到下面鬥爭越擴大、越殘酷。河南省在批判潘、楊、王（見後文）之後，接著是反右傾運動。
我們可以從信陽地區光山縣看到河南省反右傾運動的殘酷性。一九五九年月十一月十一日，光山縣召開縣委擴大會議批判縣委書記處書記張福洪。張福洪被扣上了右傾和蛻化變質分子兩頂帽子。在批判會上，縣委書記馬龍山帶頭踢了張一腳，群眾就一湧而上，揪頭髮，打耳光，踢膝蓋。十二日以後的縣委擴大會議上，對張鬥爭了兩天，打得他鼻子，嘴巴，耳朵流血，頭髮也被揪掉了一塊，身上的黃軍裝被撕得一條一條的，行走很困難。十三日又把張交給縣委機關幹部批鬥。馬龍山又在鬥爭會上打了張兩個耳光，鬥了一天，張已經不能走路了。十四日又鬥了一天，是縣直屬機關鬥的。十五日交給公社幹部鬥，這時張只能趴在地上，鬥他的人用腳踢，頭髮一塊一塊地被拔光了。十六日張福洪又交給公社鬥了半天，張快死了，才拉回住室，大小便失禁，不吃不喝。十七日說張裝病，又鬥了一次。十八日說張盼望蔣介石來，又組織幹部把張從床上拉下來鬥一次，張要喝水沒人給，十九日中午張福洪死了。據信陽地區專員張樹藩後來的回憶中說，一九五九年春天，為了解決農民飢餓問題，馬龍山曾讓張福洪到一個生產隊搞包產到戶試點（當時其他地方也這樣做，中共中央沒有批評）。廬山會議以後，把包產到戶當作右傾機會主義的罪行。馬龍山不承擔責任，說是張自己搞的。張不服，堅持說是馬書記派他搞的。在專制制度下，官大一級壓死人。所以，張福洪落得這樣悲慘的結局。
其他各縣的反右傾鬥爭也很殘酷，如息縣批鬥縣委副書記豐佩然，說他否定三面紅旗。縣委書記徐錫蘭主持。徐錫蘭坐在上面，手槍放在旁邊。豐佩然站在下面，有人按脖子，有人用拳頭打，有人用腳踢。
據信陽地委副書記、專員張樹藩回憶，全區為此挨批鬥的大約有一萬二千人次。在政治高壓下各級幹部不得不胡言亂語。
一九五八年六月八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遂平縣衛星農業社第二生產大隊五畝小麥平均畝產二千一百零五斤的新聞，消息傳開之後，六月十二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了遂平縣衛星農業社第一大隊二分隊平均畝產三五三○．七五斤的消息。七月十二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了西平縣城關公社出現了小麥畝產七千三百二十斤，是更大的浮誇典型。
這三顆大衛星都是信陽地區放出來的，是反右傾鬥爭的碩果。在高壓的政治氣氛中，誰要對高產提出懷疑，就給誰帶上給大好形勢抹黑、懷疑派等政治帽子，誰要說高產典型是假的就要挨批鬥。
一九五九年信陽出現旱災。在當時全國一片狂熱的情況下，信陽地委提出大旱大豐收的口號。明明受災減產，卻要說產量超過一九五八年。主管農業的地委副書記、專員張樹藩在八月初開了一個各縣負責人會議，讓大家實事求是地估計形勢，認識災情，及早採取措施如多種蔬菜等，預防饑荒。這個會議引起不同看法。不久，廬山會議精神傳了下來，政治壓力越來越大，地委讓各縣報秋收預計產量。在這樣的氣氛下，產量越報越多，後報的比先報的多，各縣領導不敢先報，怕報少了挨批。據當時大會工作人員余德鴻四十年後向本書作者回憶，開始報了三百億斤。當時張樹藩和邱進敏二人不相信這麼多，讓大家再報，報了一百五十億斤，最後落實到七十二億斤。地委常委討論時，九名常委中有八名認為一九五九年比一九五八年更豐收，一九五八年是五十六億斤，一九五九年七十二億斤也是很正常的。但張樹藩只相信三十億到四十億斤。
八月底九月初，中共河南省委召開貫徹廬山會議精神的擴大會議，信陽由張樹藩帶領縣委書記出席（地委書記路憲文沒有出席）。會議一開始就讓各地委書記報產量。張樹藩先報了地委常委討論的七十二億斤，然後又講了他自己的意見（三十億到四十億斤），省委對張樹藩很不滿意，問地委書記路憲文：你們信陽是怎麼搞的？在省委的逼壓下，路憲文又召集到省裡開會的縣委書記重新報產量，縣委書記們都低頭不說話。在路憲文的一再逼迫下，有人不得不大膽地反問：不是在家裡都報過了嗎？路憲文說：有人對家裡報的產量有看法。有人就是指張樹藩。接著，召開擴大會議，按照省委的意圖要各地區找右傾典型，並對右傾典型開展批鬥。對說過實話的平輿縣長曹明展開了批鬥，隨即撤了曹明的職務。
二，根據胡言亂語確定徵購指標
浮誇不是數字遊戲，最終要由農民來承擔實實在在的惡果。高產量必然帶來高徵購。河南是糧食大省，糧食徵購的壓力很大，對所屬地縣，能多徵購就多徵購。張樹藩在上引回憶錄中寫道：
擴大會議以後，我回到地區抓秋季糧食徵購任務。省委仍按一九五八年大豐收的標準徵購，我們地區又完成了十六億斤，將農民的口糧、種子糧都交了徵購。秋收剛完，很多地方就沒飯吃了，開始出現逃荒要飯現象。很多公共食堂開不了伙，群眾無奈，就在家裡以紅薯葉、野菜充飢。
中央和省委工作組一九六○年六月十八日《關於河南省信陽地區人口死亡和糧食問題的調查報告》中講的徵購數比張樹藩說的十六億斤小一些，但也認為徵購過多帶來了嚴重的問題：一九五九年信陽旱災。全區糧食產量三二．五八億斤，比一九五八年減產四六．一％。而當時信陽地委把產量估計為六四．二七億斤。省裡根據這個產量安排信陽徵購任務為九．六億斤，比一九五八年多徵四千三百萬斤。地委又向各縣加碼五％，徵購任務總共一○．四九億斤。全區完成徵購任務之後，除了種子、飼料之外，剩下的口糧每人平均全年只有一六四．五斤（原糧）。按每人每月三十五斤計，可吃四個月。當時沒有副食，沒有油，三十五斤原糧只有二十五斤左右糧食，也是半饑半飽。加上全區有一百八十萬人搞水利，吃掉了相當一部分糧食。
中共河南省委事後檢查說：去年信陽全區秋季糧食總產量估計只有二十多億斤，卻誇大為六十四億斤，省裡給信陽地區分配的徵購任務是九．六億斤，而地、縣、社又層層加碼，比省裡任務又多了二十％以上。十月中旬徵購任務完成了七億多斤，就有三千七百五十一個食堂仃伙（三十七萬人），在這種情況下還搞反瞞產，認為瞞產私分具有普遍性，幾乎社社有，隊隊有。從而進一步加大了反瞞產私分的力度，加劇了飢餓。
一九五八年，信陽地區組織了一百二十萬勞動力大辦鋼鐵，佔全地區勞動力總數的三十％。商城縣放出日產鋼鐵六千噸的超級衛星，冶金部在商城開現場會。土爐子裡煉不出鐵，就把農民做飯的鍋，門上的鐵鼻，廟裡的鐘，全都化了鐵塊向上級報喜。大煉鋼鐵消耗了一些糧食。五十多萬勞動力大辦滾珠軸承，水利工地上的二百萬人，這些上工地的勞力曾一度放開肚皮吃，也消耗了一些糧食，留在生產隊的糧食就更少了。
三，血腥的反瞞產私分運動
徵購指標太高，徵購工作就很困難。農民交不起糧，政府反而認為是生產隊隱瞞了糧食產量，私分了糧食。為了完成徵購任務，就在農村以開展兩條道路鬥爭的方式反瞞產私分。用政治壓力、精神折磨和殘酷的暴力，搜刮農民留下的口糧和種子。農民稍有不滿就要挨打，甚至被打死。一九六○年十二月六日，信陽地委第一書記路憲文在電話會議上推廣了確山縣召開萬人大會反瞞產鬥爭的經驗。
雞公山現場會把反瞞產私分推向了高潮。二○○一年三月，七十七歲的李瑞英（張樹藩夫人）向我介始了她親身經歷的雞公山現場會的情況。她當時任信陽地區婦聯主任。一九五九年六月，地委讓婦聯主任李瑞英帶一個工作組去雞公山公社總結畝產萬斤水稻的經驗，這是信陽縣委書記徐國樑的試點。李瑞英等在那裡待了一個月，發現這個典型是假的，農民都在挨餓。她沒有總結經驗，以工作組的名義向地委書記路憲文寫報告，要求給這個公社二十一萬斤糧食。路憲文不但沒給糧食，還給李瑞英扣上了右傾的帽子，又派地委副秘書長王秉林去。王秉林到雞公山公社也發現社員挨餓，回來對路憲文說了實話。路憲文說：王秉林也動搖了。王秉林怕被打成右傾，按照路憲文的意見，在雞公山公社組織了一個反瞞產私分成果的現場會。會上展示查出來的瞞產私分的糧食。在這些箔屯裡，上面只有薄薄的一層糧食，下面都是稻殼。在雞公山現場會上，地委提出，為了完成徵購任務，幹部要過三關：群眾叫喊關，人口外流關，食堂停伙關。接著，又組織幹部參觀羅山縣四攤子反瞞產私分會（四攤子：幹部會，貧農會，統計會計會，富裕中農會），在這以後，大部分縣召開了貧雇農大會、現場會，開展了聲勢浩大的反瞞產私分運動。在這場運動中，誰要是說沒有糧食就要被扣上否定三面紅旗、否定大豐收、右傾等政治帽子，並進行批判鬥爭。還把食堂缺糧停伙說成是群眾威脅幹部，把群眾遺棄子女、餓死路旁說成是向黨進攻。
在反瞞產私分中，對幹部和群眾採取了種種刑罰，僅光山縣就有二千二百四十一人被打，其中一百零五人被打死，被撤職幹部五百二十六人，在反瞞產後期打死人更多。喬培華根據有關檔案撰寫的《信陽事件》（未刊稿）中記錄了光山縣槐店公社大樹大隊發生的血淋淋的事例：一九五九年月底，汪小灣小隊社員汪平貴被迫交出家裡的一點糧食，還遭到扁擔毒打，因傷勢過重，五天後死去。汪死後不久，全家四口人相繼餓死；一九五九年十月，羅灣小隊社員羅明珠無糧可交，被捆綁吊起來毒打，並用冷水淋凍，羅第二天死亡；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三日，陳灣小隊社員王太書因無糧可交，捆綁後用扁擔和大棒毒打，四天後死去，留下十四歲的女兒王平榮，也被餓死；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五日，熊灣小隊社員張芝榮交不出糧食，被捆綁後用劈柴、木棒毒打後死亡，大隊幹部還用火鉗在死者的肛門裡捅進大米、黃豆，一邊捅一邊罵：要叫你身上長出糧食來！張被打死後留下八歲、十歲兩個小孩先後餓死；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九日，陳灣小隊社員陳小家及兒子陳貴厚因交不出糧食，被吊在食堂的房樑上毒打，後又扔到門外用冷水淋凍，陳家父子七天內先後死亡，家裡留下的兩個小孩也活活餓死；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日，大栗灣小隊隊長劉太來，因家中無糧可交，被捆綁起來毒打，二十天後死去；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四日，晏灣小隊社員鄭金厚、羅明英夫婦，在反瞞產中，從家中搜出銀元二十八枚，遭毒打致死，留下三個小孩無人看管全被餓死；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五日，陳灣小隊社員陳銀厚被誣陷家有存糧，脫光了他的衣服，吊在食堂的房樑上，毒打後用冷水淋凍，兩天後死去；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八日，熊灣小隊社員徐傳正被誣陷有糧不交，被吊在食堂房樑上，殘酷毒打，六天後死亡。徐一家六口隨後全部餓死。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八日，晏灣小隊社員鍾行簡因被認為違抗領導，被幹部用斧頭砍死；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日，熊灣小隊社員王其貴，因無糧可交，遭到毒打身受重傷，十天後死去；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晏灣社員徐林生交不出糧食，被吊在食堂房樑上毒打，兩天後死去；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三日，晏灣小隊社員余文周，因交不出糧食，余文周及其十五歲的女兒余來鳳都遭到殘酷毒打，因傷勢過重，十天內父女二人先後死亡；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三日，熊灣小隊隊長馮首祥因沒有向來這裡的大隊幹部讓飯，被看成瞧不起大隊幹部，就將馮吊在大隊食堂的房樑上毒打，並將其耳朵撕掉，六天後死亡；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徐灣小隊社員張芝英，因交不出糧食，慘遭毒打後又用冷水淋凍，致使張當場死亡。張的三個小孩也先後餓死；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四日，徐灣社員塗德芝，因無糧可交，被捆綁到食堂，毒打成重傷，十天後死去；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四日，徐灣小隊社員簡明秀，因交不出糧食遭到毒刑拷打，再用冷水淋凍，十天後死亡；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五日，熊灣小隊社員鄭中林，因無糧上交，遭毒打後不省人事，四天後死亡；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徐灣小隊隊長徐志發，因沒有從村裡搜出糧食，被大隊幹部用劈柴、棍棒毒打，十天後死亡；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徐灣小隊社員塗德懷，因無糧可交，遭毒打，十天後死亡；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羅灣小隊社員李良德，因無糧可交，被連續毒打五次，直至死亡；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九日，陳灣小隊社員陳富厚因無糧可交，被繩子穿耳，並捆綁吊在樑上用扁擔打，冷水淋，當場死亡。為防止其子陳文勝（十七歲）聲張，誣陷其宰殺耕牛，捆綁起來毒打致死；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九日，陳增厚，因無糧可交，被毒打成重傷，五天後死亡；一九六○年一月八日，陳灣小隊五十四歲的社員李陳民，在家煮飯被幹部發現，以糧食來源不明罪，對其毒打，第二天就死亡。
光山縣縣委書記處書記劉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瞞產運動，連續拷打四十多個農民，打死四人。光山縣公社一級幹部中親自主持和動手打人者佔九十三％。關於這個槐店公社，河南省委書記處書記李立一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向吳芝圃的報告中提供了更加重要的情況，現摘抄如下：光山縣槐店人民公社一九五九年秋災，全社平均畝產一百七十二斤，總產一千一百九十一萬斤。公社黨委報畝產六百二十六斤，總產四千六百一十萬斤。縣裡分配徵購任務是一千二百萬斤。超過了全公社的實際總產量。為了完成徵購任務，他們不惜採取一切手段，大搞反瞞產，把群眾僅有的口糧搜刮一空。徵購入庫一千零三十九萬斤。食堂普遍停伙，死人現象相繼發生。劉文彩和公社黨委把食堂停伙死人歸於富裕中農進攻，階級敵人的破壞，歸結為兩條道路的鬥爭在糧食問題上的表現，反瞞產鬥爭持續八個月之久。六七十天內粒米全無，造成人口大量死亡。全公社原有三萬六千六百九十一人，八千零二十七戶。從一九五九年九月到一九六○年六月，死亡一萬二千一百三十四人（其中，男七千零一十三人，女五千一百二十一人），佔原有人口的三十三％。全家死絕的有七百八十戶，佔原有總戶數的九．七％。姜灣一個村原有四十五人，死亡四十四人，只剩下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太太也瘋了。全社有社、大隊、小隊幹部一千五百一十人，打過人的就有六百二十八人，佔幹部隊伍總數的四五．一％。被打的有三千五百二十八人（其中幹部二百三十一名），當場打死群眾五百五十八人，打後致死的六百三十六人，致殘的一百四十一人，逼死十四人，打跑四十三人。除了拳打、腳踢、凍、餓以外，還採取了冷水澆頭、拔頭髮、割耳朵、竹籤子穿手心、松針刷牙、點天燈、火炭塞嘴、火烙奶頭、拔陰毛、通陰道、活埋等數十種極為殘忍的酷刑。原公社黨委書記江某等指使炊事員把十三個到公社要飯的小孩拖到深山，全部活活地凍餓而死。公社機關食堂分三種灶別：書記吃小灶，委員吃中灶，一般幹部吃大灶。小灶頓頓有肉、魚、雞蛋、油炸花生仁。這裡打人有歷史。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時沒有一個右派不挨打的。他們別出心裁地在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頭上剃上右字，把犯錯誤的人集中起來用豬槽盛稀飯，讓他們用手抓著吃。廣大群眾處於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的絕境，骨肉不得相顧。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遺棄子女，拋屍路旁。全公社有三百八十一人因飢餓難當破壞屍體一百三十四具。（作者註：這裡說的破壞屍體就是從屍體上割肉回家吃）
在政治高壓、殘酷鬥爭的情況下，說假話成了人們的一種生存本能。潢川縣委委員宿世良、農工部長徐從在傘陂寺公社搞社會主義教育，他們白天在生產隊裡吃不上一頓飯，被迫晚上回公社吃一頓，但不敢說生產隊已經停伙的情況。傘陂寺公社黨委書記莫懷光在下面工作一天半沒有吃到飯，回公社不敢說下面的情況。公社黨委第一書記賈新元在信陽事件發生後對省委工作組說：當時我不是不知道，去年報名服兵役的二百人當中，體重合格的只佔四十％，一天死一二百人我也知道，自己思想鬥爭很激烈，曾經三次到縣裡反映情況，但因怕戴右傾帽子，走到縣委院裡、門口，返回來了。回來還不得不搞反瞞產私分運動。公社書記宋士九到傘陂大隊督促徵購，這個大隊的隊長對他說：下面實在沒有糧食了。宋書記批評大隊長：你這是右傾思想，你看問題太簡單了！這個大隊共召開了四次的反瞞產、查漏洞的大會，四個生產隊長都被批判，三個隊長被大會鬥爭，二十四個作業組長人人過關，其中十九人被鬥。這個大隊被迫報出藏糧二十四萬斤，但驗收時一顆糧也沒有找到。
一九九九年九月，淮濱縣防胡鄉高油坊老農民余文海（他一九五八年曾任生產隊會計）向本書作者回憶當時的情況說：把生產隊幹部集中到張李開會。讓報糧食。不報就集訓、批判、鬥爭、拷打。結果說出這裡有一倉庫穀子，那裡有一倉庫黃豆。報了糧食就要上交，明天幾點鐘送到。為了過關，我們隊也說了假話。第二天我守在隊裡的電話旁，十點鐘，電話響了，問：糧食送來沒有？我說，正在裝。十二點鐘又來電話；糧食為什麼還沒送到？我說正跑在路上呢！後來又來電話催，我說，我是會計，不知道！晚上又集中開會，不說假話就挨打。怕挨打，多數人都說假話。
就在大量餓死人的時候，各級幹部並沒有想到救人，而想的還是如何完成徵購任務。潢川縣任務完成得不好，省委讓他們寫一個報告。潢川縣委一九五九年十月三十日的報告認為，糧食徵購困難的原因，首先是縣委和公社黨委領導思想不夠明確，對糧食問題上兩條道路鬥爭的艱苦性、複雜性和長期性認識不足，對糧食問題是我們同資本主義在農村鬥爭的焦點缺乏深刻的理解，思想麻痺。其次，黨內外一部分幹部右傾思想成了糧食工作的主要危險，突出表現是不承認大豐收。第三是幹部作風不夠深入，抓得不具體，不細緻。這個報告提出要通過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大辯論來搞徵購。其實，寫這個報告時，潢川縣已經大量餓死人了，報告對此隻字未提。
然而，中共河南省委很喜歡這個報告，並於十一月十七日向全省轉發，提出了要組織糧食入庫的新高潮。怎樣掀起高潮呢？省委在轉發潢川縣委的報告的按語中寫道：
省委認為這個報告很好，提的情況很具體，不僅找到了糧食徵購完成不好的根本原因，而且以反右傾鼓幹勁保衛總路線為中心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作了材料準備。
潢川縣桃林公社，食堂停伙、社員挨餓不僅沒有放鬆徵購，反而更加緊了。縣裡說，下面有糧食，就是不拿出來，別看白天食堂停伙，晚上吃乾飯，讓各級查漏洞、查隱瞞，見糧就往上送。吳集大隊楊樓生產隊留了二十五斤泥巴蘇稻種（水稻的一個品種），也拿去頂徵購任務入庫了。縣、公社幾乎每天開電話會議，要進度，搞評比，讓任務完成不好的隊在大會上作檢查。有的大隊書記聽說要開電話會議就嚇得發抖。何陂大隊為了查漏洞、查瞞產，搞車輪戰術，大隊幹部輪流值班，一連開了十天十夜生產隊幹部會，動員，辯論，自報隱藏糧食數量，下去驗收，驗收沒找到糧食就再動員，再辯論，再自報。最後把全大隊所有的草垛都扒了一遍，才搞出了三千多斤糧食。
縣社幹部這種態度是上級逼出來的，更是那種政治體制下的必然結果。信陽事件發生後，中共潢川縣委在一九六○年六月三日的檢查中寫道：我們的想法是，要千方百計地完成徵購任務，保持連續三年潢川在徵購工作中的紅旗。在徵購任務完成了六十％進展很困難時，地委召開了電話會議，我們排到了倒數第三名，省委宋致和書記在電話會上點了潢川的名。我們分不清實事求是和右傾機會主義的界限，個人主義思想嚴重，患得患失，不敢說實話，怕把產量報低了，說是否定大躍進、大豐收，怕受批判，怕戴右傾機會主義帽子。官員是上級任命的，上級滿意，官運就亨通，上級不滿意，就會丟失前程。所以，迎合上級，不顧老百姓死活，也就是必然的了。為了討好上級，就逼下級完成上級交給的任務，一級逼一級，逼到下面就不擇手段了。打人，就是最常見的手段。
息縣的徵購工作也很殘酷。十一月初，在食堂停伙、人口大量死亡的情況下，強徵購、反瞞產仍在繼續進行。公社代理第一書記錢慶懷，在他主持的十個大隊中，每天夜裡十二點開匯報會，凡是徵購任務完成排在後三名的，當夜進行批鬥。據這個片八個大隊統計，被鬥的大隊幹部二十二人，小隊幹部三十九人，作業組長四十四人，當場打死一人，打後死去的七人。對講實話的幹部一律扣上否定成績、右傾分子的帽子，進行無情鬥爭。葉莊大隊黨支部書記劉炳智說沒有糧食，徵購任務完不成，當場被鬥，四個人抬起劉的四肢，像打夯一樣往地面上摔打，鼻流血，腰被摔傷。四十年以後，我到息縣採訪，這裡的老農民還記得這位錢書記。老農民說，錢慶懷原來是副書記，公社書記熊永寬到縣裡開會去了，讓錢留下來搜糧食，他帶領十員大將（公社武裝部長等打手），一個大隊一個大隊地搜，有一點糧食就弄走，搜走了上萬斤糧食，因此他有政績，由副書記升為代理書記。息縣在反瞞產私分的鬥爭中，對被鬥對象施行了慘無人道的刑罰：捆綁、吊打、揪頭髮、炒鹽豆。
我在調查中發現，山東、甘肅在反瞞產中也有這種刑罰。什麼叫炒鹽豆？一九九九年，我問了不少河南人和山東人都說不知道。二○○○年八月，我在甘肅省通渭縣找到了一位被炒過豆子的老幹部，他向我介紹了這個刑罰的情況：執行者有很多人，他們站成一個圓圈，被炒的人（一個或多個）站在中間，四周的人把他們從這邊推到那邊，又從那邊推到這邊，這樣不停地推來推去，被炒的人倒在地上，再命令他站起來繼續炒，直炒到站不起來被抬出去。一些有心臟病的人被炒死了。四川省把這種刑罰稱為洗毛芋頭。
據不完全統計，在反瞞產過程中，息縣全縣共打死、逼死群眾一千零六十五人，其中當場打死二百二十六人，打成重傷以後致死的三百六十人，自殺的四百七十九人。基層幹部被打死二十九人，打殘四十六人。據防胡公社九個大隊統計，二十九個幹部打死群眾九十一人。大隊支書王心月親自打過一百五十多人。副支書朱炳堂手拿皮帶見人就打，打過四十四人，打死人數未查清。大隊團支書王鳳才共打過三十六人，據群眾反映，他打死了十六人，他自己只承認三人。
一九五九年冬天，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遂平縣嵖岈山人民公社（原稱衛星人民公社）第二任黨委書記郭書志（第一任書記陳丙寅被上級派遣組成中國嵖岈山人民公社農業代表團出訪印度）接任時，糧食已被徵購一空，他正發愁沒糧食吃的時候，接到了地委書記路憲文的電話，路書記火冒三丈地吼：當前糧食問題上兩條道路的鬥爭十分激烈，你死我活。大豐收是客觀存在的，是事實，不承認是不行的。嵖岈山人民公社是聞名全國、全世界的地方，怎麼也發生鬧糧問題？這是兩條道路的鬥爭，必須狠狠打擊鬧糧的不法分子。私分瞞產是普遍的，多數是在幹部有組織有領導下進行的，他們藏糧食從天空到地下，從山坡到河溝，從村內到村外，這是造成糧食緊張的主要原因，要開展對觀潮派、秋後算賬派、極右派的鬥爭，不要手軟，要狠狠地鬥，狠狠地批，把糧食挖出來。明天，你們遂平縣要組織一個挖糧報喜的高潮，向地委報喜。否則，以違犯黨的組織原則論處。
在路憲文的命令下，遂平縣委書記蔡中田急忙趕到嵖岈山人民公社，對郭書志說：開會，召開三級幹部會，快。很快，全公社的大隊和生產隊幹部都集中到公社辦公處前的空場上。他們的講話很嚴厲：我們要下決心、下狠心把糧食挖出來，不留一點死角。該鬥的鬥，該捕的捕，不能手軟，更不能姑息遷就。誰庇護他們，就連他一塊鬥。接著分組討論，自報糧食。
勝橋大隊黨支部書記高德，在縣裡召開的三天反瞞產私分大會上嚇病了，在家吃了幾天藥剛剛見好。聽到通知他開會，心裡就很緊張。聽說要留下來討論挖糧食，心裡一急，眼前發黑，一頭栽倒地上，口吐白沫，下意識地說：沒糧食真的沒糧食人們七手八腳地把他抬進屋子裡，仍然渾身發抖。一位叫包根的小隊會計，被當作重點突破的對象，對他開展批鬥。包根經不住拳打腳踢，就說生產隊長朱遂平和他本人藏了糧食五百斤。朱遂平立即就成了批鬥對象。他開始看不起包根的軟弱，昂首挺胸地站在人群中間。一陣拳打腳踢之後，朱遂平倒在地上，又被人揪頭髮拉了起來。有人拿來一條凳子，讓朱用一隻腳站在凳子上面做金雞獨立。沒待朱站好，就有人衝上來一腳踢翻凳子，朱遂平倒在地上。人們衝上去又是一暴打。打過，又讓他做金雞獨立。朱被打得血流滿面，還沒承認藏糧食。於是，就用一根細麻繩把朱捆了個結實，麻繩勒進肌肉裡，再把繩子搭到樹上，使勁一拉，朱遂平就被吊在空中。不到一袋煙的功夫，朱遂平滿臉豆大汗珠往下滾，臉呈豬肝色。朱遂平開始求饒：放了我吧，我說，我全說。參加會議的生產隊幹部看到這勢頭紛紛交待：這裡藏糧食多少萬斤，那裡藏豆子多少萬斤。三級幹部會大獲全勝。中共遂平縣委立即向信陽地委報喜：三天挖出糧食四萬五千九百多斤。會後按照大家交待的去挖糧，一兩糧食也沒有找到。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已經是餓死人最多的時候了，河南省委還念念不忘徵購任務。省委副書記宋致和十二月四日給省委的報告中寫道：農村生產情況很好，在逐步認清農村階級鬥爭形勢、強調依靠貧農和下中農、發動群眾深入工作後，部分縣（新蔡、上蔡、汝南）的徵購進度有較快的進展，完成了任務，而有些徵購進度仍然遲緩，至今完成情況很差。他認為沒有完成任務的原因大致可分三種，一是大豐收，徵購任務不重，能夠完成任務，基層幹部存在思想問題；二是有思想問題，也有工作問題；三是工作努力，但生產差。他認為凡是大隊和生產隊貧下中農佔優勢、掌握了領導權的，既能完成徵購任務，也能安排社員生活；凡是生產大隊和生產隊為資本主義思想嚴重的富裕中農篡奪了領導權的，瞞產私分嚴重，既不肯完成徵購任務，社員生活也沒有很好安排，因為他們瞞產私分的真正目的是要搞垮食堂。，不過，宋致和在這個報告中還是拐彎抹角地為農民說了兩句話：這些地區目前不應該單純地抓糧食徵購了，必須全力轉為抓好分配，安排好社員生活，．．．．如果再硬突糧食徵購，就有脫離群眾的危險。
光山縣城關公社李堰灣大隊，農民的口糧、種子、飼料全被徵光了，食堂普遍停伙斷炊。食堂停伙以後，大隊幹部還規定三大紀律：不准社員家中冒煙，不准挖野菜，不准外逃。大隊組織了一個由十二個人組成的搜查隊，對社員家三天搜查一次。這個大隊二十五個黨員中，有二十一打過人。社員稱大隊辦公室是閻王殿。全大隊原有三百四十六戶，死絕了的有三十九戶，原有人口一千四百九十六人，死亡五百五十五人，其中，餓死四百九十人，打死五十五人，逼死十人，遭受毒打的有四百三十八人。
中共河南省委事後報告：全區大隊以上的幹部共有五萬人，犯有種種違法亂紀的幹部估計不下五十％，一時打人成風，成千上萬的人被打死、逼死、打殘，絕大多數公社、隊設立監獄和勞改隊，亂捕、亂扣成風。
四，恐怖的飢餓和死亡
糧食強行收走了，一九五九年九月份就出現食堂缺糧現象。當時就多吃菜，少吃糧，勞動力吃糧，非勞動力吃菜，一天吃一頓或兩頓，後來有的食堂幾天吃一頓。到了十月和十一月，食堂普遍停伙。十一月中旬，潢川縣桃林公社十二個大隊一百二十二個生產隊的二百九十一個食堂，缺糧的為一百％，斷糧八十多天。吳集大隊在九月中旬（農曆八月十三，離中秋節兩天）就停止向食堂撥糧食，十月中旬全大隊所有食堂全部停伙。全公社連一棵活的榆樹也沒有，全被吃光。桃林公社從一九五九年九月有七千六百四十五戶，三萬四千八百九十七人，其中男一萬五千三百四十九人，女一萬九千五百四十八人。一九六○年五月剩下六千九百五十三戶，二萬九千四百三十八人，其中，男一萬四千三百四十九人，女一萬五千零四十四人。人口死亡五千四百五十九人，死亡率為一五．六四％，絕戶六百九十二戶，絕戶率為九．二七％。何陂大隊死亡率為二四．九％，其中勞動力死亡率為四十九％。斷糧八十多天，斷糧後社員先瘦，後浮腫，再瘦，直到死亡。瘦弱死亡者臨死時吐水。兩種死亡的特點是死時不發燒，反而體溫下降，臨死時都能吃東西，有的甚至大喊要吃飯。吳集大隊馬路生產隊社員楊春山，怕兒子沒人管，在自己即將死去的時候，把兩個三四歲小孩扔到坑裡淹死，以後自己死去。群眾死亡率達十四％以上。
在斷糧以後，公共食堂尋找了各種代食品：
吃稻草。稻草是餵牛餵馬蓋房搓繩的材料。現在，人們先用鍘刀把稻草鍘碎，放在大鍋裡炒乾焦，再用石磨磨，磨完再過籮成麵狀，再摻上百分之三十紅薯乾麵再做成窩窩頭。
吃玉米桿。玉米桿是農民燒火做飯的燃料，平常年景連牲畜也不吃，現在也成了食品。吃的辦法是，去掉外皮，放進鍋裡炒乾切碎，磨成麵，摻上紅薯乾，做成窩窩頭。
吃白鷺屎。白鷺是一種水鳥，以魚為食。屎呈青白色，不臭。飢餓的人們把白鷺屎挖回家，用水洗洗，放在鍋裡蒸熟了吃。
野菜、花生芽、老鼠、麻雀、草根、樹皮、蚌殼、棉絮等都是很好的代食品。
一九九九年九月，當年新華社常駐信陽記者魯保國陪我到信陽瞭解當年情況，他回憶：一九五九年下半年我乘長途汽車從信陽經羅山到固始，從車窗向外望去，看到路旁的溝裡一具一具的屍體。車上的乘客誰也不敢談論餓死人的事。在羅山縣城西門外我看到一具屍體，就給羅山縣委打電話反映了情況。光山縣餓死人最多，死了三分之一，整家整家地被餓死，成了絕戶。雖然到處有餓死人，但領導幹部還是大吃大喝。我住在固始縣委招待所，縣委書記楊守績請人吃飯，喝皮絲湯。
我問魯保國：作為新華社記者有責任向中央反映情況，你為什麼不寫內參呢？
他回答說：親眼看到說真話的人受那麼多的摧殘，我哪敢寫內參？一九九九年九月十日，在信陽獅河賓館，七十一歲的余德鴻（一九五九一九六○年任信陽地區專員張樹藩的秘書）向本書的作者回憶說：
糧食被徵購走了，秋收剛過農民就沒糧食吃。我們到遂平縣石寨鋪檢查農業生產，路經青石橋大隊，想住在這個大隊裡。大隊長慌得不得了，我們說：簡單一點，隨便弄點吃的就行。一直到晚上九點半他才端上吃的來，是幾塊南瓜做的糊糊。大隊長說：瞞也瞞不住了，你們不來我們南瓜糊也喝不上了。食堂停伙幾天了，我找遍了全村才找到這兩個小南瓜紐紐。我們到息縣東嶽廟公社王廟大隊，已經下午五點半了還沒有人下地。為什麼不下地？農民說：今天的飯還沒吃呢！我們還看到兩棵榆樹被砍倒，樹皮被剝光，有人還一邊剝一邊吃。第二天到唐坡，高粱還沒有打苞，就把秫桿青的吃了。這還是秋收過後不到一個月的情況。以後的情況更慘了。不久，食堂基本都停了。到了農曆十月草根樹皮吃光了。以後就大量餓死人。我家在淮濱縣防胡，回去兩次。陰曆年前從包信到防胡幾公里路邊看到六具屍體，回到離我家五公里的防胡兩邊死人一片，一百多具屍體在野外沒人埋，走到河塘兩邊的葦塘裡，又看到一百多具屍體。外面傳說屍體被狗吃了，還說狗吃人吃紅了眼。這是不符合事實的，狗早被人吃完了，那時哪有狗？
開始死了人就抬出去，放在門板上用牛拖走，後來就抬不動了。防胡西邊的劉長營村，一家姓楊的，大人死了沒抬出去，剩下三個八十二歲的小孩靠吃大人的屍體維持了幾個月。後來從他家清理出一堆人骨頭，孩子說人的腳跟和手掌最好吃。
信陽到底死了多少人？信陽地委向省委報告上寫的是三十八萬多人（本書作者註：信陽地方志上寫的是四八．三萬人）。據中央調查組李堅、李正海兩位處長在這裡調查，向中央報告是一百零五萬人。我認為，一百零五萬這個數字不算多，我是淮濱人，這個縣四十多萬人死了十八萬，防胡公社（我家所在地）五萬人死了二萬多，死了四十二％，我家所在大隊吳寨大隊死了五十二％，我家所在的生產隊共七十五人，一九五九年冬天兩三個月就死了三十八人，我家裡死了六口：我父、二伯父、二伯母、三伯父、三伯母、三伯父的繼子。
我採訪余德鴻兩年以後，他給我寄來一份他寫的關於信陽事件的回憶，其中寫道：
在全地區十八個縣市中雖然有好有壞，災情有輕有重，餓死人有多有少，但懸殊不是很大的，沒有餓死人的社隊是沒有的，沒有餓死人的農戶比例也不是很大。我對淮濱縣的情況瞭解得更多些，因為我不僅是淮濱縣人，五十年代初期，我還在那裡擔任過土改工作隊的大隊長、區團委書記、縣委秘書、縣委委員、副縣長等職。記得當時淮濱縣有五十萬人左右，有人說死了十八萬，也有人說死了十六萬或十七萬，佔總人口的三十％左右。但從我家住的防胡公社來看，說全縣的死亡三十％不算大。據原防胡公社黨委書記熊任寬回憶，防胡公社五萬人左右，共餓死了二．二萬人。佔總人口的四十％多。其中吳砦大隊（我家那個大隊）死亡人數佔人口的五十二％。小余莊生產隊（我的祖居之地）共十二戶、七十五口人，共餓死三十八人。馮莊大隊小李生產隊十三戶人家死絕了九戶。黃崗大隊馬樓村原有四百多人，餓死了三百人左右。楊圍孜大隊王莊生產隊二百零七人，餓死一百零七人，其中死絕了六戶。原地委黨校副校長李心龍在老家的共有六口人，死了四口。總之，凡是我所瞭解的村莊，死亡人數差不多都佔半數左右我於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份在回家的路上，僅包信到防胡的九公里的路旁，見到屍體約十具左右，其中，有的臀部及大腿上的肌肉已被割去，可能是被人吃了。我感到極其難過。從防胡回家的四公里的路旁，發現了更為嚴重的問題。在防胡西的幸福河沿岸，發現大片屍體，可能有百具左右。走到何砦村西的葦塘附近又發現一片，數量也很多。人吃人的情況幾乎村村有之，很多典型的悲慘事例，我實在不忍心再說了。
一九九九年秋，我到淮濱縣防胡鄉高油坊瞭解當年情況。見到了七十多歲的老農民余文海和他的兩個兒子余海龍、余海濱。家裡空空的，余海濱在北京打工，剛回來秋收。余文海當年是小隊會計。他回憶說：
我爺、我娘、大爺、大娘、奶奶、兩個妹妹、一個娃子全都餓死了。村西頭一個坑裡埋了上百人。那時四個莊一個食堂。余莊、高莊、蔡莊、徐莊都集中在余莊吃飯。鍋拿走了，家裡不讓做吃的，連燒開水的東西也沒有，只好用搪瓷缸燒開水喝。在家裡想弄點野菜吃也難。有的家餓死人不抬出去，放在家裡用被子蓋起來。為什麼放在家裡？一是沒有力氣抬，二是想留個名額還可以在食堂領一份吃的。屍體在家裡放一個冬天，鼻子眼睛被老鼠啃了。人吃人的現象不是個別的。我也吃過人。那是在大隊姚莊，我找生產隊長姚登舉開會，在生產隊辦公室我聞到肉香。他說：吃肉吧。我問：啥肉？他說：死豬肉。我揭開鍋夾一塊放在嘴裡，軟軟的。我說：這不是豬肉。他說這是別人割的死人肉，是從地裡死人身上片下來的，他拿來一塊煮著吃。（談到這裡，送我來採訪的司機小陳問：人肉好吃嗎？余文海回答說：蠻好吃的！就是軟一點。）高莊生產隊的高鴻文有三個孩子，高鴻文到光明港修鐵路去了，他老婆把三個小孩都煮了吃了。在外面片死人肉吃的人不少，片大腿和屁股上的肉，餓死的人很瘦，肉不多。片來片去，外面的死屍有的只剩下骨頭架子了。那時吃人大多是吃死人，吃活人是個別的。那是冬天，死屍放在外面沒有壞。
余文海說，冬天過後，將死人都埋在村邊的一個大坑裡（這個坑是一九五八年挖的，原來是作別的用途）他領我到這個大坑邊，指給我看。我順著他指的方向看去，是一大片長滿了莊稼的土地，看不到任何痕跡。誰也不會想到，在這一片令人悅目的綠色下面，竟有幾百具餓殍的屍骨！不過，在原來的大坑附近，人們種了幾棵樹，已經長得很高了。只有這幾棵吸收了餓殍營養的大樹留下了歷史的記憶。
河南省的檔案資料留下了很多餓死人的記錄。
中央工作組一九六○年六月十八日《關於河南省信陽地區人口死亡和糧食問題的調查報告》稱，據地委六月八日統計，從一九五九年十月到一九六○年四月，信陽地區死亡總數四十三萬六千八百八十二人，佔全區原有總人口八百零四萬二千零九十七人的五．九二％，死亡人口中正常死亡十五萬五千六百九十八人，佔總人口的一．九六％。據工作組調查，實際死亡人數可能還要多一些。
報告稱，死亡人數中男多女少。據一九五九年九月底統計，全區共有人口八百零四萬二千零九十七人，其中男四百零八萬一千七百一十七人，女三百九十六萬零三百八十人，到一九六○年四月統計，全區實有人口七百六十四萬七千八百七十四人，其中男三百七十六萬九千四百九十九人，女三百八十七萬八千三百七十九人，改變了原來的男多女少的情況。固始縣死亡的人數當中，男的佔七二．三％，女的佔二八．七％。另據平輿、汝南等八個縣死亡人數統計，男的佔五六．六％，女的佔四三．四％報告稱，壯年勞動力死亡多。潢川縣死亡人數中，青壯年佔五四．七％，固始縣青壯年佔六七．九％，淮濱縣六大隊死亡的一千四百六十四人當中，勞動力佔五四．二％。與此相關的是造成很多孤兒。僅固始縣七一公社就有三百七十多名孤兒，潢川縣傘陂寺公社就有二百多名孤兒。
報告稱，各地有一些死絕戶。據潢川縣仁和公社的陳灣、楊集、彭店等五個大隊統計，死絕戶為二百三十八戶，佔原有二千三百七十三戶的十％。陳灣大隊因死亡人數過多，把原有的五十一個村莊合併為四十一個村莊。
報告稱，社員比基層幹部及其家屬死亡率高。據淮濱縣橋溝公社的萬圍、左圍大隊統計，萬圍大隊、生產隊幹部死亡佔八．八％（二百零四人，死亡十八人），社員一千五百一十五人，死亡四百零四人，佔二六．七％；左圍幹部死亡佔一一．八％，社員死亡佔一五．二四％。該縣城郊公社楊波大隊共有一百五十六戶，沒有死人的三十一戶，其中幹部十三戶，炊事員四戶，磨麵的一戶。該大隊前店生產隊共三十一戶，沒有死人的六戶中就有幹部五戶，炊事員一戶。
五類分子（即歷次政治運動中定的地、富、反、壞、右）比勞動群眾死亡多。據上述左圍大隊統計，該大隊貧農死亡人數佔總人口的十三％，地主富農死亡佔其總人數的三十一％，壞分子二百一十四人，死亡八人。
信陽餓死人最多的時間是一九五九年十月到一九六○年一月這四個月。一月後還在繼續餓死人。
省地縣聯合調查組潢川縣傘陂寺公社小組一九六○年六月三日提供的報告稱：從一九五九年十月到一九六○年四月，全公社共死亡人口六千六百六十八人，佔該公社總人口的比例為一四．五％，談店大隊黃營生產小隊小黃營食堂原是四個村莊二十一戶、九十六人，死五十人，佔原有總人口的五十三％，死絕了兩戶，現在這四個村莊並為一個村莊。徐營子一家四口人，大人先死，沒人埋，後來兩個小孩也死了，四具屍體整整放了十幾天。傘陂寺大隊陳寨生產隊楊大圍子小隊原有二十三戶、一百一十九人，死五十一人，死絕三戶。由於死人太多，沒死的人沒有力氣，死人沒有人埋。楊有蘭一個小孩死在食堂裡整整放了十幾天。後來還是支書程林德找人在一個坑裡埋了三十六具屍體。
全社十月半開始停伙，到十二月七日，共停伙五十三天。縣裡幹部都知道，不敢說。朱崗食堂，三十七戶，共一百三十八人，死亡四十七人，死絕五戶。沒死人的戶是幹部、會計和勞動力多（挖野菜的人多），死絕戶是勞動力少，沒人挖野菜。
原信陽地區專員張樹藩在《信陽事件：一個沉痛的歷史教訓》中寫道：信陽五里店村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女孩，將其四五歲的弟弟殺死煮了吃了。因為父母都餓死了，只剩下這兩個孩子。女孩餓得不行，就吃弟弟。這個案子送到我這裡我很難辦。法辦吧，是生活所逼。我想了一個晚上，第二天還是把這個小女孩抓起來了。我的想法是，不抓起來也是餓死，不如讓她進派出所，還有口吃的。
《百年潮》發表張樹藩這篇回憶時，刪去了這一段。本書作者依據張樹藩夫人李瑞英提供的原稿補上這一段。信陽死人數量最多的是光山縣，死人比例最大的是淮濱縣。信陽的老幹部對本書作者說，省監委書記劉名榜、地委書記路憲文的小車是從死人的屍體旁邊開過去的，但他們卻沒有向上反映情況。省委書記處書記楊蔚屏調查報告說：光山縣死亡人口佔全縣總人口的二十％以上。槐店公社大梨樹大隊死亡六十％以上，潢川縣雙柳公社新華大隊死亡六十五％以上，十三個村莊沒有人煙。
餓死這麼多人，沒有人哭。死屍冬天沒處理。一直到春節發糧食，公社出面組織人，一人發一副手套往土井（一九五八年挖了不少這樣的井）裡拖，屍體都變形了也分不清誰是誰，拖到一個土井裡集體埋了，一般是一個土井埋一百多人。
中央和省委調查組李振海、陶陌生、賀棣忠三人在一九六○年十月九日寫的關於息縣的報告中說：
據縣委的不完全統計，從一九五九年十月到一九六○年四月，息縣共死亡十萬四千五百二十三人，佔全縣原有人口的十四％，實際上死亡人數不只此數。這是因為，第一，時間上卡頭去尾，實際上十月以前就死了不少，一九六○年三季度還在餓死人。第二，正常死亡人數界限定得過高，不少非正常死亡納入了正常死亡。我們估計息縣死亡人口在十二萬到十四萬之間。縣公安局統計數是十三萬。人死了，就合併村，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有村莊五千四百八十九個，現在只有四千八百零五個，減少了六百三十九個。張陶公社溫圈子大隊社員張文儒於去年十一月間到野外剜屍體當牛肉賣，每斤三角，被發現後遭毒打致死。貧農李世平和其子李心泉、其女李小妮三人夜間到墳地扒屍體，因與中農社員王振宇爭奪屍體，李世平父子將王振宇打死，並將王的屍體抬回家煮吃，被幹部發現，用刀背對著李的頭部狠打，當即致死。陳登常，三十八歲，息縣項店公社人，中農成份。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將他病重的六歲親生女兒掐死煮吃，五月二日，又將隊裡的兩歲男孩屍體吃掉，被捕後判二十年，已死於獄中。
在群眾大量餓死的時候，幹部多吃多佔的情況比較普遍，淮濱縣湯坡大隊前店生產隊的社員說：我們餓腫了，幹部吃胖了。就是這個湯坡大隊，在一九五九年十月上旬，每人每天半斤紅薯，另加紅薯葉大人一碗，小孩半碗；十月二十一日到十一月二十五日，每人每天四兩紅薯和少量的紅薯葉，十一月二十六日到十二月上旬，全吃青菜，大人一碗，小孩半碗；十二月中旬，五天時間每人一天只吃一頓菜，在這以後連續停伙五天。就在這種情況下，抗旱二十天，每天只睡兩三小時。省委檢查中心桃林小組《關於潢川縣桃林公社因生活安排不當發生死人情況的檢查報告》中說，潢川縣何陂大隊死亡率二四．九％，其中勞動力死亡率為四十九％。全大隊六十個生產隊幹部只死兩個人（群眾反映這兩人是好幹部，沒有多吃多佔）。二十三個大隊幹部不僅沒有一個死亡，而且連浮腫病都沒有（後來查明，大隊幹部自去秋以來，到一九六○年五月十三日，多吃和往家裡拿，計牛豬肉三千斤，鴨子三百餘隻，魚一百五十斤，羊十五隻，香油五百七十斤，糧食五千多斤）。
由於反右傾，幹部們都不敢說真話。信陽專署機關黨委書記李文耀，其妻姓文，回老家看到煮人肉吃，她沒有吃，帶給孩子吃。李文耀的父親餓得走不動了餓死在街頭。但李文耀還是說形勢大好，還積極批判張樹藩、余德鴻。余德鴻說：你老婆吃過人肉，你爹餓死了，你還批我，你有人性沒有？
信陽地委副書記王達夫分管反右傾運動，態度很堅決，整人很厲害。他是新蔡縣人，新蔡餓死人不少，他家不少親戚到他家，他是知道真實情況的，但他反右傾越反越有勁。信陽事件以後他還是當地委副書記。余德鴻等到省委告他，說他在信陽事件中有責任，省委才給他記過處分並調動工作。
就在信陽大量餓死人、人相食普遍發生的時候，《河南日報》還宣傳形勢一派大好，連續發表七篇向共產主義進軍的文章。
余鴻德說：當年信陽庫裡有糧十億多斤，當年產量二十九多億斤，共四十億斤。守著這麼多糧食還餓死人，真不應該。如果開倉放糧，就不會餓死人。後來還是信陽自己庫裡的糧食解決的，沒有從外面調糧食。饑民看著糧庫裡有糧，也沒有人想到搶糧食。有的農民坐在旁邊等著政府開倉放糧，他們坐在糧庫旁邊喊：共產黨，毛主席，救救我們！有人就餓死在糧庫旁邊。
尤太忠將軍是光山縣人，他老家餓死人最多。他回家探親後回部隊說了真話，挨了批評。湖北省長張體學是新縣八里畈人，他家有親戚餓死了，他回家看過，回去反映過情況沒起作用。在那種體制下，連這樣的高官說真話都沒人聽，老百姓就更沒有地方說話了。
信陽到底餓死多少人？一九六○年六月的統計數是四十三萬六千八百八十二人，十月的統計數是五十四萬九千一百七十一人，十二月的統計數是一百萬人：
中央調查組引用的地委六月八日統計，從一九五九年十月到一九六○年四月，信陽地區死亡總數四十三萬六千八百八十二人，佔全區原有總人口八百零四萬二千零九十七人的五．九二％，死亡人口中正常死亡十五萬五千六百九十八人，佔總人口的一．九六％。
河南省委在一九六○年十一月關於信陽事件的檢討中是這樣寫的：據今年十月分統計，信陽全區去冬今春死亡五十四萬九千一百七十一人，佔全區總人口八百四十萬人的六．五四％。死人最多的是光山、固始、息縣潢川、商城、正陽、羅山等七個縣。在全區四千四百七十三個生產大隊中，人口死亡佔總人數二十％以上的有五百二十個大隊，其中有些大隊死亡人數佔五十％以上。光山死亡九萬七千一百五十四人，佔總人數的一九．八七％，死絕戶五千六百三十九戶。
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在一九六○年十二月六日在中共河南省委常委會上說：整個死亡數字還在增加，破壞實在嚴重，八百萬人死了八分之一的樣子。
一九九九年以後，我在信陽、鄭州、北京訪問了當年信陽事件的當事人，他們幾乎一致地認為，信陽事件中，非正常死亡人數至少是一百萬人，可能更多。
五，成千上萬的人被活活打死
本書前面已介紹過，在反瞞產私分中打死了不少人。此外，餓得沒辦法的農民如果偷吃了一點東西就可能被活活打死。講真話的，不聽話的，都有可能被活活打死。河南省委書記處書記楊蔚屏寫的《關於信陽事件的報告》中提供了這樣的數字：光山縣和潢川兩縣被打致死二千一百零四人，被打致殘的僅潢川一縣就有二百五十四人。光山縣被打死的一千零八人中，縣委書記處書記一人，大隊幹部四人，小隊幹部四十七人，黨員十一人，團員六十一人，基本群眾八百四十八人，五類分子（地、富、反、壞、右）八十七人。
楊蔚屏報告說，從一九五九年十月到一九六○年六月，光山縣的五十三個生產大隊被打死的群眾就有四百零四人（其中活埋一人），這四百零四人當中，生產隊以上的幹部一百九十九人。幹部打社員更是家常便飯了。潑河公社陶灣大隊，十一個大隊幹部、十六個小隊幹部打過社員。支部書記黃某，在正月十五這天早晨就打了社員四十七人，並把一位縣人民代表活活打死。斛山公社團委書記胡某親手打過九十二人，並用點天燈的殘酷手段燒死二人。
我採訪的當事人說，楊慰屏提供的數字比實際情況要小。
中央調查組成員李振海、陶陌生、賀棣忠三人一九六○年十月九日提供的關於息縣的調查報告描述了當時的慘狀：
據不完全統計，全縣共打死、逼死社員一千零六十五人，其中，當場打死二百二十六人，打後死亡三百六十人，被逼自殺四百七十九人。其中，基層幹部被打死二十九人，打殘四十六人。
夏莊公社羅圈子大隊隊長楊某和統計員羅某於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將偷耕牛的七名社員用一根鐵絲穿七個人的耳朵，每人披上牛皮，在各村遊街，一邊走一邊打。該大隊有兩名社員因殺牛被打死。
張陶公社溫圈子大隊三個幹部打死八名社員。
遂平縣嵖岈山公社劉寶和生產隊社員趙強，餓得兩腿浮腫還得趕著牛下地幹活。他在地頭昏了過去。醒來，他爬到收穫了的玉米堆裡，大口大口地吞吃已經幹得發黃的玉米葉子，把嘴扎得直流血。他意外地發現一個沒有收盡的玉米，如獲至寶，想起家中餓得奄奄一息的小孩，他強忍飢餓，把玉米藏在懷裡。誰知被隊長閆某發現了，閆某把趙強捆了起來，手拿扁擔沒頭沒腦地往趙強身上打，打得鮮血直流。打了以後還讓趙強幹活。趙搖搖晃晃地站了起來，剛走到地頭，就一頭栽倒地上死了。
一天夜裡，遂平縣嵖岈山公社李堯大隊死了一頭老母豬。飼養員宋和看到四下無人，就把死母豬扛回家裡。用刀子一開膛，發現豬肚裡還有十二隻粉嫩的豬娃子。宋和十分心疼。他想，先把豬娃子吃了，把母豬埋起來以後慢慢吃。然而，他還沒動手，大隊長翟某帶了一夥人闖進來，二話沒說先劈頭蓋臉地給宋和一記耳光，打得宋和滿嘴流血。接著把他五花大綁送到大隊部，吊在大隊辦公室的樑上。大隊委員們連夜把母豬肉吃了，宋和被吊了一夜，疼得大叫也沒人理。第二天，宋和脖子上吊著豬娃子和豬頭，被隊幹部押著遊街示眾，一邊游一邊喊：我是賊，我偷殺了豬。遊街一天，宋和滴水未進，倒在路旁死了。
遂平縣嵖岈山公社韓樓大隊一個老頭餓得沒辦法，偷殺了一隻羊，煮到半熟時，被民兵營長發現了，當場被抓了起來，把羊肉用布包上，掛在老頭的脖子上遊街。遊完街後，用繩子捆起來吊在樹上。從上午一直吊到晚上。老頭不停地慘叫求饒，沒人理睬。老頭慘死在樹上後，民兵營長把屍體拉到河坡上，蓋上麥稈，點一把火燒了。
嵖岈山公社袁莊大隊飼養員劉志蘭和袁志紅，弄死了一頭小豬崽，被生產隊長發現後，一個人脖子上掛一塊豬崽肉遊街。接著開會批鬥。兩人在批鬥會上被活活打死。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光山縣城關公社李堰大隊黃西店小食堂停伙兩個月了，全小隊社員共同商議，把本隊一頭牛殺了分吃，由隊裡十七名社員執行。此事被大隊幹部發覺後，率領打手隊，把十七名社員綁到大隊部，一起吊起來毒打了一整天，劉太國、黃蘭友、黃國孚、王申喜、王聲召、王元福六人被打死。
喬培華根據檔案寫的《信陽事件》中記錄了光山縣槐店公社大樹大隊發生的事例：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八日，幹部發現徐灣小隊社員方正義家中有一小塊牛肉，方正義立即遭到毒打，六天後死亡；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晏灣小隊社員胡德厚，沒有按幹部派的活去拔菜，遭到殘酷毒打，兩天後死亡；一九五九年十一月日，晏灣小隊社員晏家心，因欠隊裡款未還，遭到毒打，五天後死亡。晏的妻子黃秀英在家裡炒麥子吃，被幹部抓住，以偷糧的罪名開群眾鬥爭大會。然後將黃捆綁，用冷水淋凍，不久死亡。家中五個小孩，除十四歲的大女兒逃到親戚家外，其餘四個全都餓死；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日，韓灣小隊社員阮祥海，因沒有聽從幹部的安排去撿牛糞，遭到捆綁毒打後不讓吃飯。阮餓得沒辦法，到食堂拿點花生米吃，被當場打死。
河南打人的情況如此嚴重，是因為從中央到省裡制止不力。早在一九五八年，長葛縣坡胡人民公社有一封群眾來信送到了毛澤東手裡。信中反映，該社的社隊幹部打人罵人現象十分嚴重，被打的不僅有普通群眾，還有黨、團員和隊幹部，許多人偷跑在外。沒有打人的幹部被扣上了鬥爭性不強的大帽子。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毛澤東將這封信批給吳芝圃。在批語中，毛澤東雖然提出要處理，但態度極不堅決。怎樣處理呢？他寫道：要分析原因，講清道理，不要以使人害怕的態度去公佈和處理。處理要細緻，否則犯錯誤者，主要是那些犯了較輕微錯誤的同志們，會感到恐慌。他這裡說的犯了錯誤的同志們就是打人兇手。毛澤東怕這些人恐慌，不怕老百姓恐慌。
一九九九年秋天，信陽一些老幹部向本書作者回憶說：你不打人，別人就打你。那年頭，打人是一種勇敢行為。打人打得越狠，就越證明你立場堅定，對共產黨忠誠。不打人不是好人。不打人你就是右傾分子，馬上就有人打你。
六，各級黨委都極力掩蓋死人真相
農民挨餓，還向外封鎖消息，不讓向外面寫信，所有的郵局都由公安局控制了。中共信陽地委讓郵局扣了一萬二千多封向外求助的信，有一個黨支部二十三個黨員餓死了二十個，剩下三個黨員給河南省委寫了一封血書，請求省委救救他們村裡的農民。這封信也被省委秘書長扣壓，並下令查處。光山縣一位農民找醫生看病，醫生說，這個病好治，有兩碗粥就好了，結果這個醫生被逮捕法辦了。為了防止饑民外出走漏消息，各縣縣委常委分片包幹，分頭佈置，嚴防死守。縣城四門持槍守衛，公路要道設崗把關，縣境沿邊流動巡邏，汽車站由警察把守，長途汽車要求黨員隊長駕駛。各公社按縣裡要求，派民兵在村頭設卡，如發現有人外出，就奪走隨身攜帶的東西，甚至剝下衣服，進行拷打。信陽靠近鐵路，南北有兩個火車站。鐵路公安局兩個局長，分別把車站看住了，農民只能在家裡等死了。
把外流社員一律稱作流竄犯，強行收容關押勞改。信陽市設立了數百個收容站，先後共堵截外流人員十九萬人，被強制收容後又不給飯吃，飢餓、拷打和虐待，使各收容站人員大量死亡。
光山縣白雀公社楊砦大隊的幹部，組織十名基幹民兵攔截逃荒群眾。從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到一九六○年春節，共毆打來往社員四十多人，其中打死十二人，剝掉了一百九十五人的衣服。潢川縣設立收容所六十七處，把外逃者抓到裡面後過三關：一審訊，二搜查，三毒打，然後是強制勞動，不給飯吃。這六十七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