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終究沒有籌措足那筆錢，我不得不將哥哥從精神病院接回了家。哥哥一回到家裡，不但全家，全院的人都跟著感覺不安。
也許被社會所刺激的緣故，哥哥的病情發生了變化，由陰鬱型而轉為政治狂想型。
我從精神病院接他回來那天，就細心地觀察出了他這種變化的苗頭。我和他是從江橋上過江的。在精神病院關了幾個月的哥哥，像被從籠中放出那樣高興。一過江橋，城市的政治喧囂便撲面而來。鑼聲、鼓聲、口號聲，聲聲入耳。城市正在被大標語和大字報披掛起來。毛澤東思想宣傳車和遊鬥黑幫的大卡車駛來駛往。打著紅旗舉著貼在三合板上的毛主席像到市委或省委去請願或抗議什麼的人們，才走過一批，又走來一批。大中小學的文藝宣傳隊在街頭和廣場演出打倒三家村的活報劇。
這都是在幹什麼？哥哥東張西望地問。
我說：全國開始文化大革命了！
擁來一支隊伍，高呼：打倒鄧拓吳晗廖沫沙，誓死揪出哈爾濱市的三家村！
很好，很好！哥哥點頭不止，喃喃自語，兩眼中就閃耀出一種光芒來，竟神情恍惚地跟在隊伍後面走。
我費了好大勁兒才把他扯上人行道。
回到家裡，哥哥見了母親，第一句話是：媽，我要參加文化大革命！
母親直愣愣地瞅哥哥。
母親背著哥哥問我：你大哥的病好些了吧？醫生怎麼講？
我說：醫生並沒講他好些了。
母親說：我看像是好些了，不然他怎麼也會要參加文化大革命呢？這可是明白人的話呀！
我說：路上他還要跟著人家的隊伍遊行呢！
母親說：謝天謝地，謝天謝地，我大兒子可是沒白住院啊，知道捍衛毛主席了！滿臉頓時煥發喜悅。
媽，給我找來筆，找來紙，我寫大字報！哥哥在裡屋興奮之至地大聲說。
哎，媽聽見啦！母親從兜裡掏出一卷角鈔塞給我，吩咐：快去買。我責備道：媽，你怎麼能這樣啊！
母親朝裡屋瞥了一眼，隨即在我胳膊上擰了一把：讓你去買你就去買！聲音壓得很低，惟恐哥哥聽見。
我違心地去買回了一支毛筆和幾張大白紙。母親替哥哥在一旁研墨，哥哥就將大白紙鋪在床上寫起來。哥哥從初中至大學一直未間斷練書法，還獲得過高中書法比賽的名次，字是寫得很漂亮的。哥哥寫一句，我唸給母親聽一句。母親越聽越高興，後來就高興得哭了，因為哥哥寫的詞句都非常革命。
大字報寫完，哥哥署上姓名，對我說：二弟，你替我貼到市裡去吧！
我說：不去！
哥哥問道：你為什麼不去？你對我參加文化大革命究竟抱什麼態度？！
母親慌了，將我推出屋去。
我在外屋聽見她與哥哥商量：兒呀，媽看還是貼在家裡吧！貼在家裡好，別人來了，就知道咱們全家是站在毛主席一邊的了！
又聽見哥哥說了一個字：行！
母親也走到外屋，打開糧食箱子，從麵口袋裡抓了一把麵放在一隻小鋁盆裡，燒起糨糊來。
母親燒好了糨糊，將那張大字報貼在了牆上。
剛貼好，街道主任來了，說：老梁家，下午在你們院開全居民組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表忠心的會，你老頭子是正牌工人階級，你是幾代貧下中農出身，你必須得帶頭發言呢！
母親急急地說：不成，不成，我一個家庭婦女，又是個文盲，活這麼大歲數也沒在什麼會上發過言，豈不是作踐我嗎？
家庭婦女就不批判資產階級啦？文盲就不批判資產階級啦？街道主任嚴肅著一張腦門上拔出三個火印子的臉質問，發現我的哥哥正虎視眈眈地瞪著她，不禁吃一驚，往後退了一步。
打倒黑幫！哥哥猛地大聲說了一句。
對，對！黑幫嘛當然是要打倒的一個也不留！街道主任一邊謹慎地往母親身後躲，一邊討好地訕笑著。
毛澤東思想戰無不勝！哥哥又來一句。
是的，是的街道主任一迭聲地附和。
母親卻說：主任您聽，我大兒子的病好了，我大兒子說的不是句句明白嗎？
明白著呢，明白著呢！街道主任這才膽壯了些，一眼見到那張大字報，問我：你寫的？
不待我回答，母親搶著說：是我大兒子寫的，他也要參加文化大革命呢！
街道主任看了一會兒，雙手就啪地拍了一下，對母親表示祝賀：這可真是大喜呀！寫的好著呢！幹嗎不貼到院子裡呀？貼到院子裡嘛！讓你們全院人家都署上名，開會的時候也算有階級鬥爭的氣氛！我正犯愁哪兒去找這麼一張大字報呢！字寫得多秀溜哇！
革命無罪！批判資產階級有功！哥哥兩眼又閃耀出特異的光芒。
有功，有功！有大功呢！街道主任居然斗膽走近哥哥，想拍哥哥的肩，她身材矮，夠不著哥哥的肩，只好在哥哥胸口拍了幾下：真是工人階級家庭的大學生，今後就在咱們居民委員會參加文化大革命吧，還正缺你這麼個能寫的人哪！轉而對母親又說了一句：這可真是大喜呀！不知她是因物色到了一個能寫大字報的人而喜，還是因哥哥的病好了替母親而喜。
母親完完全全從後一種可能理解她的話，說：托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福唄！有外人支持母親認為哥哥的病好了的判斷，母親感到那麼欣慰。
我暗想：哥哥的病果真好了，毛主席我給您老人家磕三萬個響頭！一輩子感激您老人家發動的這場文化大革命！
街道主任離開我家時，叮嚀母親：千萬別忘了把大字報貼到院裡去呀！全院人家都得署上名，就告訴他們是我親自部署的！
小小一個街道主任也竟敢妄用部署二字！我認為她簡直冒天下之大不韙，褻瀆了毛主席他老人家！
我無心對她的褻瀆行為問罪，放她去了。
街道主任親自部署的事，母親只有堅決照辦的份兒。
我極其違心地幫母親將大字報貼到了馬家煤棚的門上，母親就挨家挨戶叫鄰居女人們出來署名。
女人們非常樂意地也照辦了。署的卻不是她們自己的名，而是遵循習慣署戶主她們的丈夫的名。
哥哥從家裡出來了，眈眈地注視著她們的革命行動。
男人們中只有吳叔這個流氓無產階級在家，他讚揚地對母親說：我大侄子回來得真趕趟，回來就給咱們四好院爭了一大光！
哥哥猛地又是一句嚴峻得令人驚慌萬狀的話：你站在哪一邊兒？！
吳叔頓時一怔，半晌才吶吶地說：我我站在毛主席他老人家一邊啊！瞧瞧這個女人，瞧瞧那個女人，又補充了一句。難道我還能站在黑幫一邊嗎？抬手一指他那收破爛的手推車：大家看嘛！
裝滿破爛還未及卸下的手推車上，右邊寫著：誓與黑幫不兩立！左邊寫著：誓與毛主席不二心！
兩個口號，哪個寫右邊，哪個寫左邊，我都是經過一番思考的，不是隨隨便便寫的！吳叔他感到受了極大的誣蔑。
假的就是假的！偽裝應當剝去！哥哥冷冷地又向他進攻。
這這大侄子，這話是從何說起呀！吳叔異常狼狽。
哥，你回家去！我往家裡推哥哥。
盧嬸往家裡拽吳叔：你認哪份真啊！他的一句話就能把你打成黑幫呀！
吳叔掙著胳膊嚷嚷：我是不是站在毛主席一邊的，全院人得給我做主！
女人們齊聲說：是，是，我們心裡有數！
母親也賠著笑臉對他說：你是的，你是的，要是誰來調查，咱們全院的人都給你打證言！
我將哥哥鎖在家裡後，走到吳叔家去替哥哥道歉。
吳叔冤枉地嘟噥：也怪了，他怎麼單瞅著我眼眶子發青啊！
我說：興許因為上次送他住院時，是吳叔你幫忙捆他的吧？
吳叔說：下次再送他住院，我可不幫忙啦！他要是久記著我的仇，我在他眼裡不成了個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了哇！
母親說：他吳叔你可千萬別往心裡去！他那都是些一半明白一半糊塗的話母親對哥哥的病情所抱的盲目樂觀，受到了挫折，神色不免憂鬱起來。
老梁家的，老梁家的你出來！院裡忽然又傳來了街道主任風風火火的叫聲。
來啦，來啦母親慌慌張張地抽身離開了盧家，我不曉得街道主任的叫聲為何哪般帶著股怒氣，趕緊跟隨出去。
街道主任一見母親，跺了下腳吵吵嚷嚷地說：你呀，你呀，你是咋著落實我的指示的呀？
母親一片糊塗，賠著小心問：主任我做錯啥事啦？
你還問我呢！街道主任指著大字報說：怎麼都是男人們的名啊？我一個部署不周到，你們就行動上有差錯！領導你們這些女人參加文化大革命，我可真是操不完的心啊！
院裡的女人們也都聞聲從各家走了出來，一個個神色不安地或瞅著街道主任，或瞅著我的母親。
姜嬸上前替我的母親向街道主任解釋：以前這事兒那事兒不都是戶主的名字才有效嗎？我們是按照以前的慣例做的呀！
以前？以前都是些什麼事兒？統計人口，發購買票兒，能和參加政治運動一樣？你們的丈夫能代替得了你們自己向毛主席表忠心嗎？一個戶主能代替得了一家子的政治立場嗎？丈夫代替不了老婆，父親代替不了孩子，誰也代替不了誰。咱們要召開的是家庭婦女們專門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表忠心的會，公社書記還要來講話，快找半張紙把那些個男人的名字都蓋了，重寫上你們自己的名字！街道主任侃侃地說了一大套。
女人們一時都愣著。
你們還愣著！還不快照我的話做！不想保住你們四好院的光榮呀？
我去拿紙，我去拿紙母親諾諾地急步就往家裡去。
我對街道主任的頤指氣使很有些反感，趁母親不在，用聽起來像是告誡實則是挖苦的口吻說：勸你以後別張口部署閉口指示的，那是只有毛主席一個人能用的詞！
街道主任大張了一下嘴，沒說出一個字。好像一個嗝非打不可又打不上來似的。
母親拿了半張大白紙，卻忘了拿糨糊，我不忍讓母親走來走去的，自己回家取糨糊。
蓋是難以蓋全的。女人們幫著我，將大字報裁下了半張，再用糨糊貼上半張大白紙。我又回家取了一次毛筆和墨。那些女人們就依次用歪歪扭扭的字體重新寫上了她們的名字。
全居民組的家庭婦女們，包括一些小腳老太太，紛紛拎著個小凳，夾著個馬扎子，聚集到了我們院，有七八十人之多。
公社書記果然來了。他默默看完那張大字報，極為讚賞，對女人們說：這個院的家庭婦女們，就是我們全居民委婦女們的榜樣！文化大革命，不但工人階級、貧下中農、解放軍、革命幹部和革命學生們要積極參加，家庭婦女們也要以戰鬥的姿態參加！要把我們這個居民委的每個大院，都發動起來，鞏固成為無產階級的政治堡壘！
街道主任時時帶頭舉臂高呼口號。
晚上，王文琪來了。
他從書包裡掏出一本過了期的《中國青年》雜誌，讓我看封底。
封底畫的是幾個年輕的男女社員，肩扛鋤頭，意氣風發地行進在金黃的麥海中。
題目《社員都是向陽花》。
我奇怪他怎麼對畫發生了興趣，又不願掃他的興，應酬地說：畫得好。
不料他說：好個屁！
我這一驚非同小可，愣愣地瞅了他半天，說：文琪，這是很革命的畫呀，你怎麼敢說好個屁？
很革命的畫？革他媽的命！
我真以為他神經有點不正常了。這些日子，文化大革命漸入佳境，所有的中國人都似乎在熱發昏，包括我自己。
哥哥走到了我們跟前，也盯著《社員都是向陽花》看。那種目光不像是在看畫，倒像看一件剛用來殺害了人沾著血跡的凶器。
我抬起頭，接觸到哥哥的目光，不禁從心裡往外打了一個冷戰。
我又注視著我的好同學的眼睛，覺得他的眼神和哥哥的眼神並不相同，才鎮定了些。
你研究我幹什麼？研究研究這畫呀！他急了。
拿槍的敵人被消滅以後，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
哥哥沒頭沒腦地說了這麼一句，冷笑著走開了。
我說：這畫到底有什麼好研究的？我看不出名堂來！
這畫反動到家了，畫中藏著一條反標！
反標？！我目瞪口呆。
蔣、介、石、萬、歲！他大聲地一字一句地說。
你瘋啦！我低聲吼道，開著窗戶哪，你想給我家惹是生非呀！
他微笑著從容不迫地說：看你嚇得那樣兒！這畫裡藏的那條反標是蔣介石萬歲！
幸好哥哥到另一間屋去了，否則他那分裂了的神經一定會為之萬分衝動的。
我拿起那本《中國青年》，瞪大眼睛一個細部一個細部地研究，可還是看不出半點反標的蛛絲馬跡。
唉，你這雙眼睛呀，剜掉算啦！我的好同學忍不住一個字一個字地辨析給我看：瞧這些麥穗兒，橫著呢！為什麼橫著？
我說：風吹的嘛！這姑娘的短髮不也是快被風吹得飄橫了嗎？
他說：錯！麥子是什麼？草本植物！象徵草字嗎！介石的蔣是什麼字頭？草字頭嘛！再瞧這些麥稈兒，這代表一豎，這又代表一豎，加上這片麥葉兒，豎彎鉤兒！上邊這兩片麥葉兒，一撇兒，一捺兒！介字，對不對？你敢認為不對？
雖然他在組合給我看，我還是覺得把那些麥穗兒、麥稈兒、麥葉兒硬說成是字，總有點騙人騙己似的。
怎麼說也不太像啊！我自言自語。
你還說不像，還說不像！他將畫倒了過來，繼續指指點點啟發我，再看這把鋤，鋤頭是個口字，鋤把兒是口字上面那一橫
橫下那一撇兒在哪兒？在哪兒？沒撇兒算嗎？
一筆一畫也少不了！撇兒在這，這小紅布條兒！鋤上紮個小紅布條兒幹什麼？你見過哪個農民鋤上紮紅布條兒啦？
姑娘扛的鋤嘛！紮個紅布條也是可能的。畫嘛，允許浪漫主義的！有了這一紅布條，畫面的色彩才產生對比效果呀！我竟充起內行來，全不顧自己已是站在反動的立場上替作者進行辯護。
你怎麼偏要和所有的人扭著勁兒思考問題呢？我警告你，這些話你別再對旁人說啦！否則旁人會怎麼看你呢？輪到他以研究的目光注視我了。
我沉默了半天，問：是你發現的？
他說：我有這麼敏銳的眼光嗎？中央大街的宣傳板上，都將這幅畫放大幾十倍作為階級鬥爭教育的實例啦！我也是經過啟發才看出來的啊！隔了一會兒他又說，咱們頭腦中階級鬥爭這根弦繃得是不夠緊，太缺乏識別能力啦！
我感到慚愧，說：是啊是啊，幸虧你今天晚上來告訴了我。要不然，我蒙在鼓裡，哪天到中央大街去，興許還會在宣傳板前與人辯論呢！那可就後悔也來不及了啊！
因為哥哥回到了家裡，也因為停課鬧革命了，我十幾天沒到學校去。我恐怕自己落後於迅猛發展的文化大革命，將來的畢業鑒定中被寫上不突出無產階級政治一條，便同他約好，明天一塊兒到學校去。
當天夜裡下起了大雨。全家正睡得酣，突然被一陣敲窗聲和喊聲驚醒了。
二哥，二哥！快出來幫我爸忙！院裡的大字報得遮蓋遮蓋呀！是吳叔的小兒子的聲音。
小二，你快先起來！母親立刻把我捅了起來。
一種近乎神聖的責任感使我只穿著褲衩就光腳跑到了院子裡，雨下得可真大！嘩嘩嘩像從天上傾倒的。院裡積滿了半尺深的水。
吳叔和我一樣，只穿褲衩，雙手撐開一塊塑料布護在大字報前，任憑雨鞭抽打光脊樑，一動也不動。
我慌忙到吳叔家找錘子、釘子、木條什麼的。他家已灌水了。我本想先幫盧嬸堵住門坎。她卻對我說：別顧我家灌水了，先去幫你吳叔保護大字報吧！你哥寫的那些大字報可是咱院的一件聖物了啊！
我和吳叔就著馬家的棚簷搭了個簡單的框架，用塑料布圍嚴，將大字報罩在裡邊。
吳叔抹一把臉上的雨水，似乎對我，又像是對自己說：究竟站在哪一邊兒要看一個人的實際行動，這就是行動。
我手背上被錘子砸了一下，這會兒才感覺疼。冒雨忙了半天，我忽然不能理解其中意義。吳叔證明自己的願望顯得那麼荒唐可笑，而我是他的盲從。
這場文化革命中站在毛主席一邊兒真夠不易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