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梁曉聲 　　◇謹以此書獻給我親愛的讀者◇ 　　 　　屈指算來，我這一本書，業已出版整整二十個年頭了。 　　二十年來，它一直被讀者認為是我的代表作之一。 　　我自己亦願這麼承認。 　　一九八七年它初版時，曾引起方方面面的關注；也曾被方方面面調審過。在當年，它無疑是一本已經寫到了審查邊緣的書，因而也可以說是一本僥倖出版的書。 　　今天，文化藝術出版社再版它，意味著我們的出版規則比之於當年更加寬鬆，這是很值得作家欣慰的。 　　不久前，它已在台灣出版，並有幸印上了台灣最權威的出版業刊物《誠品》之封面，而且是《誠品》向台灣讀者重點推薦的大陸文學作品，好評多多。這也令我欣慰。 　　按說，一部對文革進行尖銳批判的文學作品，若出版於文革期間，才更有它的價值和意義。

　　但，那又怎麼可能？ 　　如果在文革期間我就居然敢於白紙黑字寫下這一本書中的任何一章；如果還不幸被發現被揭發的話，那麼今天我也就斷不能坐在家裡為它的再版寫序了。 　　在文革期間，即使我不顧自己死活，為家人著想，也是沒有絲毫勇氣闖下那一種鐵定的殺頭之禍的。 　　二十年後的今天我自己重讀它，也還是會被書中所寫的林林總總的文革現象所震驚。儘管書是我寫的；那些現象是我親歷的；而且還算不上是文革中最為駭人聽聞的現象。 　　身為作家，我為我在二十七歲時寫出過這樣一部書尤其感到欣慰。 　　畢竟，作為文革的親歷者，我留下了我的一份文字見證。 　　我欣慰於我不僅僅是一個擅於以故事娛樂大眾甚或取悅於大眾的作家；我畢竟還多少奉獻了我的一些思想。

　　我欣慰於我不僅批判了文革；我對自己的心理剖析、言行批判，也是同樣坦蕩和尖銳的。 　　我欣慰於我不僅剖析和批判了文革時期的自己，還以同樣的勇氣剖析和批判了文革中的所謂革命群眾的愚惡和邪狂 　　但我還是要強調，我的這一部作品儘管具有紀實的色彩，但也不過就是在風格上呈現了那麼一種色彩而已。歸根到底，它是小說，而非紀實。 　　比如書中的班主任老師，並非現實生活中的我的班主任老師。她實際上表現出的是眾多老師在文革中身不由己的行狀。 　　實際上我的班主任老師孫桂珍她對我是極其關愛的。當年她作我們班主任時，僅大我們六歲。在我下鄉前的許多個夜晚，特別是一九六八年冬季的許多個夜晚，我常到她的家裡去，向她傾訴我內心的苦悶。那苦悶既是個人命運的，家愁的，也是關乎社會正義的，人道主義的，國家前途的

　　有時我們師生二人竟至於長談至夜裡十一點多。她的丈夫趙老師對我也很關愛，每次我離開時他們都把我送到樓外，送到馬路上，目送我走出很遠。 　　從老師家到我家，要走半個多小時。踏厚雪，頂寒風，一路走，一路思想 　　如今回憶起來，覺得倒有了詩意似的。 　　想想吧一名已畢業兩年，既不能升學也找不到工作的十八歲的中學男生，與他的二十四歲的女班主任老師，在非常年代交談非常話題，而且每至深夜，箇中憂己憂國憂民的情愫，真是一言難盡！ 　　在當年，我的思想自然是反文革的，我的許多言論自然是極其反動的。倘我和我老師的交談被暗中錄了音，那麼我肯定被打成小反革命無疑，我的老師也肯定將從學校裡被掃地出門 　　但我在當年實無勇氣發出公開的反對吶喊。父親遠在四川工作；哥哥患精神病；弟弟妹妹尚小。母親體弱多病

　　是少年的我便崇敬沙俄時期的十二月黨人，崇敬那些敢於指出俄羅斯病了因而被發配往西伯利亞的俄國知識分子 　　然而在文革中，十八歲的我卻絕不敢便學我所崇敬的那些人 　　是以苦悶更成苦悶。 　　我是當年的一個憤青，但與今天的憤青大有區別。今天的憤青們，也許還憤怒於別人怎麼就成了名人，當年的我，卻是特別同情那些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的名人們的。哈爾濱市的他們中的某些人，在文革後期成了與我相差二三十歲年齡的忘年交 　　在我的班主任老師家裡，在我下鄉前幾天的一個夜晚，老師囑我下鄉以後，不要記日記；不要與人談政治思想；不要在各種會議場合主動地作率直的發言 　　老師最後說：你這個學生啊，看書太多了點兒。只看看也就罷了，還太愛想。我不擔憂你任何方面，只擔憂你犯政治錯誤

　　她的目光中既有愛護，也有理解 　　同學們湊錢為我買了些生活用品，但是卻沒有也送我一支筆。 　　後來我知道，是老師不許 　　此書初版面世後，老師也是看過的。因為我寫了自己真實的母校，卻寫的非是一位真實的班主任老師想來，我的老師她一定因而頗受過無端猜疑 　　然而我的班主任老師以及她的丈夫趙老師每次到北京來，照例擠出時間與我一晤。 　　他們從未對我說過一句責備的話。 　　但與我關係親密的幾名中學同學是責備過我的你這傢伙，怎麼能那麼寫？ 　　是啊，怎麼能那麼寫？ 　　當年輕薄，不知文字落在紙上，一旦印成為書，再改就難了 　　索興保持原貌吧。 　　但這點是心有懺悔的，幸而老師依然關愛我這個學生，不忍言責。

　　補記以上，才像個學生的樣子。 　　至於吳叔，有老鄰居盧叔的某些性格影子。但也只不過就是影子，非現實生活中當年的盧叔本人。當年的盧叔對我及我全家也極友善，而且是全院最喜歡和我討論天下興亡的一個長輩。書中所寫的關於吳叔的那一種悲慘下場，是真實發生在哈爾濱市某工廠的事件。我將那事件嫁接在吳叔身上了 　　大小二小是盧叔的兩個兒子。 　　二小已不幸身亡幹臨時工出鍋爐灰不慎從跳板上摔下，磕裂了頭顱。可憐我這一個鄰家的弟弟，死時才四十來歲，並且在財產方面一無所有，連穩定的住處也沒有 　　我曾以《關於二小》一篇文章祭奠過他。 　　大小至今一逢難事，仍打電話或親自到北京來向我求助。 　　我是一名建築工人的兒子。在當年，我的出身屬於紅五類。

　　當年我已頗善文字，倘有什麼野心，靠一支筆，是很可以為自己向革命撈到些實際的人生好處的。 　　然而我沒有用筆那樣過。 　　故我對自己的當年比較滿意。有時，甚至比對現在的自己還滿意。 　　這我要感激書。感激文學。感激作家。在我所感激的作家中，雨果、司湯達、哈代、托爾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訶夫等是我最愛。 　　他們是我的人性的教誨者。 　　正是由於有幸接受了他們的早期教誨，我雖曾是紅衛兵，但從不曾兇惡過。 　　倘沒有他們那樣一些偉大的人性教誨者，當年的我也許會是另一個張鐵生。 　　這就是我何以會一談到文學，動輒十八十九世紀西方文學的原因。 　　我是喝那種奶才成為作家的。

　　我對政治其實毫無興趣；我只不過被我所接觸的文學影響成了一個人道主義者而已。 　　我的文學理念，幾乎不曾從人道主義立場移動過。 　　這固然膚淺，卻也無害。 　　我只不過是一個膚淺又無害的作家而已。 　　我已沒了再深刻點兒的可能。 　　最後我要說，二十年間，此書每隔五六年必有幸再版一次。這對我是勉勵。 　　我非幹部子弟，非名人之後，亦無書香血統。我是老百姓的一個兒子。呈現中國一個老百姓的兒子在文革時期的行為和心理的狀態，是我寫此書的初衷，也是它的一點點價值。 　　情懷漸覺成衰晚，鸞鏡朱顏暗驚換。 　　現在的我，看我當年寫的書，幾乎一向是既欣慰又沮喪的因為，總不滿意 　　　　二○○六年八月十五日

　　　　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