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所說的毛澤東和周恩來,為著罷相問題的明爭暗鬥,從歷史哲學的觀點來解釋,實在也是近代中國文化轉型中一計過眼雲煙的轉型現象。我們不是不斷地說過,轉型問題,在政治上,便是從帝制轉向民治的問題嗎?這一轉型是個任誰也改變不了的歷史的必然。只是這一轉,要把皇帝轉成總統的程序是很慢的。他要先從大皇帝、真皇帝(道光、咸豐),轉到半皇帝和大獨裁總統(袁、蔣、毛),再遞減到假皇帝和半獨裁總統(蔣經國、鄧小平),漸次轉到家長總統或總理(李登輝,也包括李光耀吧),慢慢才能轉上依法辦事、為人民服務的公僕總統(像為好色而遭彈劾的小公樸,在轉型中國尚未出現的,柯林頓)。朋友,這一轉,需時兩百年,工程浩大呢。
我們不也是說,轉型是一轉百轉的嗎?那麼皇帝轉型,皇帝以下的宰相,也就要跟著轉,從封建帝王朝廷中的宰相,轉成代議政府中的國務總理。可是宰相的轉型卻是和皇帝的轉型,同步進行的。皇帝是皮,宰相是毛。要轉,則毛與皮得同時同步轉變,不能皮轉毛不轉,也不能毛轉皮不轉。筆者在拙著中曾討論到袁世凱和唐紹儀的關係,那就是個毛轉皮不轉的關係。所以唐紹儀內閣只維持個把月就倒了。
我們也談過黎元洪和段祺瑞的關係。為著參戰問題,段祺瑞自認是責任內閣制中的國務總理,總統只是個劃押蓋章的虛位元首,所以他獨斷獨行,非參戰不可。可是黎元洪和一般反段的政客(包括孫中山),尤其是當時去古未遠的社會大眾,則認為段只是個宰相,宰相要挾天子,才能令諸侯。如今天子反對,而宰相專橫,成何體統?在轉型期間,各說各話,是非不明,雙方都有口難辯,最後還是靠槍桿來解決,就天下大亂了。但是這個天下大亂、軍閥混戰的本身,也是個轉型現象,從巫山之巔,俯瞰三峽中的順流、逆流,和從不停止轉動的亂流,及大小漩渦,我們就會了解到夫子之言,曰:逝者如斯乎,不捨晝夜。但是它最後還是要慢慢地向東方流去。人類的歷史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不管它是怎樣的迂迴曲折,進三步,退兩步,它的總方向是不會變的。明乎此,我們就不必大驚小怪了。縱遲至毛澤東時代,這個總方向也不會變的。
不是路線問題,是權力問題
以上所說的是從宏觀歷史著眼,看的是歷史潮流的大趨勢。我們如再從微觀歷史著眼,來看看共黨本身權力的變化,那就有另一種的啟示了。大體說來,在中共的早期黨史中,一九三五年一月在長征途中所舉行的遵義會議,實在是個分水嶺。在此之前,中共的黨內鬥爭基本上是路線問題。因為那時的中國共產黨,還是個百分之百的第三國際的中國支部。根據第三國際的黨法,全世界的國際支部,對設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ECCI)都有絕對服從的義務。因此在中國支部裏,代表國際的領導人,不論他是華裔或外裔,都是欽差大臣。他所執行的國際路線,中共全黨都得無條件奉行的。例如最早的家長陳獨秀,和後來挾天子令諸侯的李立三和王明。所謂立三路線、王明路線,事實上就是國際路線。全黨都得跟著這路線打轉,不得有違。
不幸的是,列寧死後之所謂國際者,事實上便是史達林和托洛斯基二人,雙頭馬車的平行領導。而他二人對中國情況也是一知半解。因此他二人的領導,事實上也只是一套瞎指揮。指揮出了毛病,二人就互相攻詰。他二人的矛盾反映在中國支部裏,因而中國共產黨也就分成托派和史派了。等到托洛斯基在俄國被鬥垮,逃往墨西哥另組其第四國際時,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國托派,就變成反革命了。以故三十年代初期,中國共產黨所執行的政策,便是史派的政策,第三國際和中國共產黨也就是史派的共產黨了。史達林雖是個了不起的中國問題專家,他對遙控中的中國工農紅軍,難免也是一派瞎指揮,終於在蔣介石的五次圍剿中,一敗塗地,在遵義會議前後,紅軍殘部數千人,被逼向川黔山區流竄,眼看就要步石達開太平軍的後塵,集體消滅了,才舉行了一個起死回生的遵義會議,讓毛澤東取得了軍權,而扭轉了黨的命運。
自此,一個以毛澤東為中心的權力系統,便逐漸的形成了。在這一系統的成長期間,也就是在遵義會議與七大的十年之間(一九三五|一九四五),它始則對第三國際陽奉陰違,漸漸的它就擺脫國際對它的直接控制。七大之後,中共就變成一個真正獨立的毛派政黨,而自訂其獨立的革命政策了。再更進一步,則黨內凡是與毛派有牴觸的其它系統,如原先掌握中央黨權的國際派(張聞天、王稼祥、秦邦憲、陳紹禹),和有意自立中央的第四方面軍(張國燾、徐向前),以及單獨發展、自成方面的第二方面軍系統(賀龍)、留守贛南蘇區的零星游擊武裝(項英、陳毅)、早在自己故鄉就紮寨為王的陝北土共(高崗、劉志丹)等等,不是被慢慢的吸收融化(像賀龍、徐向前、陳毅),就是被迫靠邊站(像張聞天、王稼祥、項英),乃至乾脆驅逐出黨(像張國燾,和早先的托派),或被迫自我流放(像陳紹禹),這種為著權力集中而發生的清黨運動,現在我們也可叫它為黨的淨化運動(party cleansing movement)吧。原是所有的革命政黨和極權政黨都有的,不限於中共一家也。解放軍打了天下,毛公進城不久(一九五四),就發生了所謂高饒事件,高崗自殺,饒漱石瘐死獄中,黨內外許多觀察家都認為這是毛澤東殺功臣的開始,其實更正確的說,那只是這一淨化運動的延續。殺高饒非毛一人之意也。毛派從龍之士,人人皆欲誅之,因此毛之有意誅戮自己系統之內的功臣、近臣,實在只是在開國九年之後,從他企圖把周恩來罷相開始的。這是起於毛派的窩裏反,毛要在他自己的系統之內,搞拉一派,打一派,來自清君側,那就與高饒事件在性質上大異其趣了。
所以在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全大會之後,毛澤東在他自己的政權系統中所策動的一系列的運動,只是一種他自己系統之內的權力淨化的內爭,這也就是傳統帝王在打平天下之後,所實行的誅戮功臣的老套路。與黨的路線無關;與共產黨的意蒂牢結,更無直接關係也。或問草莽英雄在打平天下之後,做了皇帝了,為什麼一定要大殺功臣呢?此雖非關本題,我們也不妨三言兩語的代為舉例解釋一下。因為這也是個有現代意義的歷史問題,近代中國轉型運動如不能於短期內完成,它可能還會繼續,所以我們有義務要了解一下的。
政權政策的轉換問題
第一是在打天下和共患難期間,革命夥伴,同生共死,親如弟兄,沒啥尊卑之分。漢朝的劉邦已經做了皇帝了,在慶功宴會上,有些老粗,酒喝醉了,還要拔劍擊柱,胡鬧一通,使新皇帝惱火不已,所以他以後要起朝儀,分尊卑,搞三跪九叩,來加以約束。一九四九年後的新中國,幾乎是完全一樣的。在五星紅旗升起之後,滿朝文武,都一致主席長、主席短之時,彭德懷那個張飛,卻改口不了,還是老毛老毛的亂叫,成何體統?據說當彭大將軍(毛給他的封號)從朝鮮血戰歸來之時,有要事要晉見主席,適逢主席正擁豔晝寢,彭德懷這個樊噲,不耐久等,竟推門直入,就更不成話了(《史記》上相同的故事則說劉邦正枕宦者而臥,意思是劉邦正在搞同性戀,樊噲卻排闥直入)。彭樊噲最不可恕的,還是把岸英未保護好,被美帝飛機炸死了。原來,高麗戰爭爆發之後,毛主席為鼓動士氣,派長子毛岸英從軍入韓。這在古代原叫做太子監軍,何等嚴重,想不到彭德懷這個老粗,竟讓美帝飛機把個監軍給炸死了,豈不令人浩歎(抗戰期間,蔣公介石也曾把緯國派到胡宗南部下當連長,胡則派了一團精銳來加以保護,後來國共徐蚌會戰時,緯國已升任裝甲兵團團長,率部參戰,前線指揮官也特派蔣團長在空中指揮)。彭德懷最不可恕的還是他濫用國防部長的權力,解散中南海文工團,干涉禁城宮闈瑣事,更是是可忍而孰不可忍?所以彭德懷這個海瑞,最後被罷官時,毛公實在把他恨得牙癢癢地,並親撰文告,質問這個人粗心細的彭樊噲,何所恃而無恐?朋友,毛公之黜彭,實在不是因為彭德懷上萬言書、寫諷政詩才罷他的呢。很多歷史家堅持這個觀點,那對歷史三峽中,人治政權的歷史,就未搔著癢處了。
第二,傳統皇帝之殺功臣,多半也是因為功臣功高震主,潛力深厚,怕他們遲早會造反,影響小皇帝接班,因此許多功臣縱使是老朋友、老同學,絕不會造反,但是皇上也會怕功臣的功臣,為著功名富貴,像宋太祖趙匡胤被部將強迫他黃袍加身一樣,不得已而篡位做了皇帝。既做皇帝。趙匡胤也還怕他的功臣的功臣來如法炮製,所以老趙要搞杯酒釋兵權。其實毛澤東和劉少奇的關係,和毛與林彪的關係,也正是如此。尤其是在八大(一九五六)以後的劉少奇和九大(一九六九)以後的林彪,都已羽毛豐滿,派系顯明,不但他二人自己對黃袍有心,他二人的家臣夥計,也都摩拳擦掌,躍躍欲試,足使毛公寢饋難安。縱使像彭張飛這個聖人,對毛主席絕無二心,但是他在解放軍中有統兵作戰的光榮歷史,有將士歸心的崇高聲望,這也就不得了也。
記得李宗仁先生以前曾告訴我一則有關白崇禧的故事。李說蔣介石對白崇禧的才能最為欣賞。但是對白也最不放心,就是白雖屬桂系,卻也能指揮蔣的中央軍,蔣對他就不能推心置腹了。毛對彭德懷也正是如此。毛氏明知老彭對他絕無二心,但是老彭在解放軍中有崇高的聲望,解放軍除主席之外,也可以跟彭老總走,此毛之所不欲也,彭氏不黜,毛亦寢饋難安也。但他們都是數十年肱股近臣,彭是有名清苦簡樸、不近二色的張飛,甚至是關雲長;林彪則是有名的好權而不好色的病號;劉少奇已貴為儲貳,第六位夫人又是中外有名的校花,所以毛公要學《續通鑒》上的趙匡胤,來頒佈一個新婚姻法,奉獻點歌兒美女、保健護士,對他三人就完全是失去效應。因此要清除這個三人幫,他就只有搞拉一派,打一派,來分而制之了。二桃殺三士,毛這個法家高手,雖然是完全成功了,但是歲月原是白駒過隙,一瞬即逝,以致毛公生命的最後的二十年,除掉連續的殺人、整人、搞拉一派、打一派之外,其他的功業,歷史家對他,就一無足書了。這段歷史寫下來雖然可惜可歎,但是這也是從帝制轉民治的轉型過程中,兩千年帝王專制的迴光返照中,不可避免的自然現象吧。
罷相企圖的後遺症
再者,上篇所述的毛周之爭,我們如從政治學的觀點來看,它也是民國初年的歷史之中的袁世凱和唐紹儀之爭,以及黎元洪和段祺瑞之爭的翻版。只是毛主席比袁、黎二總統顯然更為強暴;周總理比唐、段二總理,則更為柔順罷了。因此毛澤東不願從一人獨裁,轉回集體領導(在西方政治學上則是從Autocracy轉回Aristorcracy或Collective Leadership),周恩來學了乖,也就順水推舟,聽其獨裁;甚至你要向後轉,我也同步向後轉:你要冒進,咱也跟你冒進;你要殺人,我就做劊子手。總之,咱倆好,咱倆綁在一起,寸步不離,同生共死,這種綁在一起的關係,在最新的航天科學上叫做同步。搞不好這同步技術,就不能使用精密武器(precision weapon)。在太極拳家的術語,則叫做沾綿拳,一旦你被我沾上了,你縱有九段摔角高功,你也休想把我甩掉。這在美國江湖上的俚語則叫做If you can not lick him,join him(你搞不過他,就和他合夥;搞不過他,就賣身投靠;搞不過他,就和他狼狽為奸。)說來算是褻瀆聖賢吧,周和毛最後二十年的關係,就是如此度過的。對周來說,伴君如伴虎,為公為私,為主義理想,為身家安全,為保護老同志和知交好友,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乃至中國共產黨的前途,他都是不得已而為之,其痛苦可知也。內心煎熬太久了,所以周氏死時,四癌併發,實在是醫學史上所少有的,至可憫也。
【附註】周恩來這個名字,筆者在孩提時期,就很熟悉了,因為他是我三舅父韋光煊在南開中學時的同班同學。我在幼兒時代,在他們的同學錄上就見過周恩來的名字。抗戰中期,我自己的一位中學同班周小姐和翁文灝的兒子結婚,我也被請去參加婚禮。在那紅綢上簽名時,我赫然發現周恩來也在我後面排隊,真為之大驚失色。抗戰末期某次一個青年集會上,舉行戰後對聯合政府的假投票,我也投了個多數票,總統蔣中正;行政院長周恩來。想見當時中國青年對周某期望之高也。後來筆者在美國教授中國現代史近四十年之久,對周氏之觀察,就更是從職業角度出發,而認定他是中國近現代史上,兩個半外交家之一,另一個半是李鴻章和顧維鈞。而李周二人都是外扼於強寇,內制於昏君,未能盡展所長,為之惋惜與歎息,未嘗斷也。
英雄識英雄的最後二十年
至於最後二十年的毛周關係中的毛澤東,就不然了。在表面上看來,從土法大煉鋼到文化大革命的二十年間,中國一切的政治運動,都是毛澤東一手推動的,劉少奇和林彪只是他的兩個棋子罷了。但是一旦牽涉到周恩來,毛就無一而非被動了。就以一九五八年罷相這個運動來說罷,毛顯然是準備有素,用心良苦。但是在六月九日的政治局會議上,周卻輕輕鬆鬆的就過了關,毛也只好乾瞪眼,而無可如何也。
後來毛把整肅的矛頭指向彭德懷,周反而是毛要爭取的對象。毛在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上搞拉一派,打一派手法,以圖去彭時,他第一個要拉的,雖然是劉少奇;周恩來雖未積極的助毛黜彭,至少也是棄車保帥,坐看黜彭以自存。周本可彭溺而援之以手的,但是周卻為了趁勢自保,而見死不救。彭後來之慘遭迫害,傷殘致死,周氏對此顯然是心疚終生。
彭去之後,劉少奇惡有惡報,變成毛澤東拉一派,打一派的第二個對象。這次毛拉的主要同夥是林彪,但是周恩來卻被迫做劊子手。劉少奇最後被判成工賊內奸而遭永遠開除黨籍的決議案,就是周恩來所親口宣讀的。周是保不了劉的,他也無心保劉。相反的,在毛劉之爭中,他反可在夾縫裏,勉圖自保。可是被迫做劊子手來親口宣佈劉的罪狀,顯非周之本意也,被迫昧良心而為之,亦是不得已也。
按順序來,毛的第三個整肅的對象,就輪到林彪了。這一次,毛要拉的主要夥伴,則是周恩來了。這次周也心甘情願地下海,做全心全意的劊子手,沒有這個劊子手,毛要單獨對付林彪,也甚為吃力。因為林彪也不是個省油燈。英雄識英雄,林彪對老毛這一套領教已久,也早有防範。林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是全力助毛除劉的,但在除劉的過程中,他也留了一手來養寇自保。毛為除劉而發動其血淋淋的文化大革命,本來計畫,六個月就可大功告成。但是林彪也是一代英雄嘛。他知狡兔一死,走狗必烹,他也就學會了美國流氓的秘訣:搞不過他,就和他狼狽為奸。把個反革命、走資派留著慢慢宰割,這一來毛澤東原計畫只要六個月的文化大革命,就變成十年浩劫了。在拖延十年的漫長歲月中,為著對付林彪,毛澤東對周恩來就只好言聽計從。而周之事毛,也是忠心耿耿。他知道兩害相權取其輕,對毛他還可沾於一時;副統帥一旦當權,他這個可恨的老狐狸、可怕的白面虎,必然是首在開刀祭旗之列。因此周之助毛除林,雖不動聲色,卻用盡心機也。
據說某次突傳毛主席一口氣不來了,周竟為之嚇到大小便失禁的程度。論者或說周某工於表演藝術;此事不論其發生於九.一三之前或之後,不才均信其實有其事也。蓋林彪這個副統帥,是好對付的?毛周合力,未必能制之也。主席突然歸天,總理一人如何應付得了?驟聞噩耗,怎能不屎尿直流?此事如發生在九.一三之後,周之驚惶失措,亦不難理解,蓋林家餘黨未清,林四(四人幫)餘情猶在,老毛驟去,他們兩幫合力挾恨尋仇,亦是不得了也。主席皮也,總理毛也,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九.一三前夕,毛之能避掉五七一(武起義)的噩運;林彪之所以折戟沉沙,毛周合力,缺一不可。而在實際運作中,周之指揮若定,實遠大於毛也。五年之後,汪東興奉命捉拿江青時,曾對奉命執行的張耀祠說,要像以前對付林彪一樣,不動聲色。其實林彪事件,九.一三之前已醞釀有年,而能絕對的不動聲色者,周丞相的羽扇綸巾之調度也,汪東興算個屁?
林彪一死,毛還要搞拉一派,打一派,來對付周恩來,他就無派可拉了。最後黔驢技窮,把個潑辣的老婆也拉出來搞批林批孔,再來罷相一番,那就是失盡人心的天大的笑話了。毛氏橫行天下數十年,蓋世英雄也,死前被老周制得服服貼貼,窩囊到如此程度,而於青史長留笑柄,亦是二十世紀中的天大趣事。迨周先他而死,毛公餘憤未了,竟拒絕參加周恩來的喪禮,也真是阿Q之甚矣。可笑也。以後如篇幅多餘,當再一樁樁、一件件,分別做較詳盡之處理,以留信史。此處只籠統的交代一下,言其大略,讀者諒之。
也是毛公和四人幫的不幸吧,周公用巧計過多,心力耗盡,終於先毛而死。他如死在毛後,四人幫何敢奪權?四人幫不奪權,以周之一貫的作風來推斷,江娘娘也不致鋃鐺入獄。如此則毛死周繼,開放改革,匕鬯不驚,多好,哪又會讓畫虎不成的鄧小平把坦克開上長安大街呢?若論政治策略之運用,實在是毛不如周也。鄧小平承繼周公衣缽,然與山高水長的老宰相相比,小平,小平,儂只是個五尺之童的小潑皮。在五千年國史上,蕭規曹隨的一幕喜劇演員而已,沒太大經緯也?
找不到治天下的藍圖
總之,毛澤東從一九五七年反右以後,直到他一九七六年壽終正寢的二十年中,除整人殺人之外,未做一件歷史家可以大書特書的善政。海內外一般毛評家,大致都可同意說,毛澤東只能打天下,而不能治天下。但是大家都未能說出個所以然來:毛澤東何以不能治天下?
筆者本人曾一再說過,毛澤東在近現代中國史上,最大的成就,就是自袁世凱以來中國所有的統治者,都要做而沒有做到的武力統一。武力統一本身,就是個最大的成就。它是中華民族在現代世界上,能否復興再起的最基本的條件。有此,就是百分之八十的成功。捨此,則一切免談。中國一分裂,則一切完蛋。這也是目前江、朱等當政者,念茲在茲,曲不離口所謂穩定的實際內容。這個武力統一,就是毛澤東這個歷史人物對中國歷史最大的貢獻。可是他的貢獻也就到此為止。其它都是負面的。
但是武力統一了這麼個大國(論人口是世界第一大國,論土地是世界第三大國),如何治理呢?總得有個藍圖嘛。毛公在打平天下之後,最有興趣的藍圖,便是他所最嚮往的,也是我們老祖宗,行之兩千年未變的秦制度,但是這個焚坑事業待商量的秦制度,毋待多說,畢竟不能再用了。毛有時雖也戲稱寡人,戲稱朕,並把丁玲封為貴妃(見丁玲回憶錄);對尼克森、季辛吉說他是中國古帝王的繼承者,但是他只能在心中口中,過過乾癮,自我陶醉一番,真皇帝畢竟再也做不成了。
既然如此,那麼毛公的第二套藍圖,便只有向老大哥學習的蘇聯模式了。開國之初,在農村、在都市,從集體農場、自留地,到友誼商店等等。蘇聯的確提供過數百十種模式,讓中國來學習。不幸這些模式在四十年後,經實驗證明,多半是不切實際的破產模式。學習這些破產模式,讓中國浪費了數十年的時間,也就罷了。最糟的卻是蘇聯的黨政平行地兩頭馬車的制度,而糟中之糟,卻是他們自己也一直不能解決的黨政領袖權力轉移的問題和繼承的問題。從二十年代的中期開始,蘇聯模式由於解決不了這個權力轉移的問題,史達林為爭接列寧的班,就開始殺人了。不出十年,老史把蘇聯第二代的領袖,幾乎殺得精光,他把他在列寧時代,聯共中央主席團(Presidium)(編者按:當時叫做政治局)中的資深同僚同志,幾乎殺得一個不留(莫洛托夫和伏羅希洛夫二位是倖存的例外)。因此一部二十年代的蘇聯黨政名人錄,幾乎就變成史達林殺人的名單。在這一名單的背後,受他們牽連的數百萬古拉格勞改犯的悲慘命運,就不必多提了。
這個蘇聯模式顯然是個一團糟的模式,當初孫國父的以俄為師,和後來毛舵手的向蘇聯老大哥學習,如今已過去五十年到快一百年了,讓一些事過則知的聰明的司馬懿們,今日再回頭一看,才知道當年拜錯山門,而大呼負負,但是為時已晚,為之奈何?可是讀者賢達,你我能錯怪當年的孫公毛公嗎?你我今日也都是一些不大不小的司馬懿也。我輩當年,如果也有幸地加入了孫公蔣公的青年團、救國團;或做了毛公毛婆的紅衛兵、三八式,還不是跟著去起鬨,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臺灣的名作家柏楊,原來不就是這樣的革命青年嗎?後來頭腦清醒了,才恍然大悟。乖乖,這一恍然大悟,對他有多大的代價啊。筆者不敏,近十年來在海外、在大陸,也碰到過幾十幾百個柏楊。大家痛定思痛,今日也都恍然大悟了。一錯三十年、五十年,一輩子也就過去了,恍然大悟有屁用?個人如此,國家民族就慘不忍言了。
毛公是老一輩人物,他活到七十年代就翹辮子了;轉型階段未到,所以他是至死不悟的,也是真正的死不改悔的。他至死也不知道他找錯了鬼谷子,拜錯了山門,畫錯了藍圖,所以就只能打天下,而不能治天下了。我們貴國從君權神授的絕對帝制轉向高度代議民主制,為時至少要兩百年。在這兩百年中,我們不斷的犯錯,不斷的迂迴,原是歷史發展之常規,怎能怪得少數英雄人物呢?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毛之不幸是他掌權於轉型中期,歧路亡羊,不知道轉型後的中國是怎樣的一幅遠景,可說是終身尚未聞道,就溺斃於三峽之中,做了個糊塗鬼。悲夫,我們這些後輩司馬懿,怎能以現時觀念(present|mindedness)來厚責古人。歷史發展的階段未到,雖賢者不知也,知之奈何?只是我國古史家,有所謂誅心之論。毛氏晚年為其方寸之私,要保權保位,而把個現代中國,弄到真正的人相食和易子而食、父子相鬥、夫婦告密的絕境,冤死者數千萬人,受害者逾億,那就是其心可誅的無賴和獨夫了。在十二億同胞之前,歷史家這樣評毛,不算不公平吧。
只有較好,沒有最好
再重複一句,在現代的文明世界中,所謂民主政治和極權政治,最顯明的區別,就是政治權力轉移(甚至於政策的轉換)過程中,殺人和不殺人的區別了。人民中國既然選擇了蘇聯的極權模式,那麼政治權力的轉移,乃至正常政策的變換,也就非殺人不可了。因此人民政權在建國之初的七年(一九四九|一九五六)的一帆風順之後,也發生了七年之癢,不但政策要變換,政治權力的轉移也走上檯面。現代政治觀察家不知說了多少遍:集大權於一身的獨裁者,未有不濫用其權的。為著集權不被濫用,所以才有人想出鬼主意,讓他們彼此牽制,來他個三權分立或五權分立嘛。這在現代政治學理上,便叫做制衡制(Check & Balance)。權力有了制衡,有權力的政客,才不致濫用其權。
這宗老生常談的學理,不但毛澤東嗤之以鼻,連喝過洋水、愛吃法國麵包的鄧小平,照樣不懂。鄧就說過,三權分立,等於是三個政府,沒有效率,在中國不能採用。最近朱鎔基總理不也說過,他派出來的人,比選出來的人,更為適當嗎?這話原都是絕對真實的經驗之談,君不見,今日柯林頓大總統煞費苦心所簽訂禁止核試條約,簽了字,還不是被美國參議院的政客,三下兩下就否決了嗎?八十年前的威爾遜總統曾手創了一個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國際聯盟,但是美國國會和法院,卻偏不許美國加入這個國際組織。朋友,這是什麼個國家呢?不是鄧小平所說的三個政府,是什麼個東西呢?
再看看臺灣今日的政治,臺灣今日學美國的三權分立,學的不能再像了。但是臺灣這個蕞爾小島,如今已被幾百個政客,吵得天翻地覆。最近還要把個老頑童李敖哥,也拖出來競選總統。李敖是絕對當不上總統的,但是也可因此名垂史冊,因為他畢竟也是中華五千年史上,沒有當上皇帝的黑頭皇帝之一,跟林彪一樣,縱使是在溫都爾汗折戟沉沙,也是留名青史的。敖之,敖之,憑你這個嘴巴,你應該是下蠶室,遭閹割才對。今日你居然也當起候補皇帝來,跟鄧小平一樣,我輩同行,為爾驕傲焉。
不過話說回頭,大陸這麼大,如果也照臺灣這樣吵起來,那還得了?不說別的,這樣吵來吵去,對財力人力,也是個無謂的浪費嘛。美國這個世界第一富強都浪費不起,暗中還要搞中國獻金,中國哪浪費得起呢?所以大陸上的江主席,望而生畏,因此要提出個四不原則來,不許臺灣用臺灣制度來吃掉大陸。朋友,你說江主席,杞人憂天?臺灣行得,大陸行不得?真的,臺灣吵得,大陸就是吵不得也。臺灣只是個茶壺嘛,茶壺內起了風波,不會把茶壺弄裂也。大陸是個大水缸,水缸攪起風波來,就難免要缸破水流,無法收拾了。所以老江看茶壺而生畏,是不難理解的。試想今日大陸,如果也要找出個李敖哥來競選一番,豈不天下大亂哉?所以老江要恢復立儲舊制,也是另一種實驗也。可是江主席今日在學袁世凱,來搞個金匱石室制,也是令旁觀者擔憂的。學不了威爾遜,就回頭學袁世凱,總歸是不大對勁嘛。這分明就是轉型期所特有的現象了。
總之,一個可行的政治社會制度之誕生,原是智慧與機運相結合,經過反覆地長期試驗,才能慢慢地磨練出一個定型來(像傳統中國的科舉文官制,和近現代在英語民族國家中所施行的選舉代議制)。縱使如此,也沒有哪一宗制度是十全十美的。人類的社會生活中,朋友,只有較好的制度(better system),原沒什麼最好的制度(best system)。我們中國一行兩千年的考試制度,就是個較好的制度,不但孫中山主張加以承繼,今日大陸的共產黨還不是要繼續利用?要在擴大實行之(注意:毛澤東卻把這一制度恨得牙癢癢的反對到底,文革時期,那位教育部長張鐵生原來就是一個在考試制度中繳白卷的爛考生。)因為考試制度,畢竟是比入黨做官,較好的制度。西方民主政治的理論家,一向也沒有說過,民主政治這位德先生是個最好的制度,而只是個較好的制度罷了。一個在文化轉型期中的民族,總歸要通過很長的時間,才能實驗出一項適合他自己的較好的制度來,在目前中國。把李姓兩位總統(李登輝、李敖)都弄得方寸大亂的英美式競選制,和大陸上從電視連續劇上學來的雍正式的立儲制,似乎均有待改進,才能實驗出一個較好的和適用的定型制度來。所以筆者不敢擅自預料,我們要駛出這個動亂不定的歷史三峽,恐怕還有四十年的實驗要做呢。
從集體領導走向個人獨裁
總之,時隔四十年,回頭一看,從毛公於一九五八年所搞的第一次罷相運動之後,直至今日,大陸上還未實驗出一個穩定的、較好的制度來。相反的結果卻是,毛周二人這一無聲之鬥,在人民中國的政治制度的發展上,卻突然劃出一道休止符。自此以後,共產中國的一切設施,皆以毛某的一言為定,舉國上下,就再無政治體制之可言了。落筆至此,我不禁想起,在文革末期,第一次返國時,一位國內教授級的朋友接待我時說,我們雖然沒有法律,我們有政策也是一樣的。
讀者同意否?人民政府自一九四九年定鼎北京之初,制度上雖未盡如人意,然趨勢上則一切看好也。至少在中央人民政府最高決策層次,看來是團結無間、行動一致的集體領導也。人民政府不是個民主政治,但至少是個現代化的集體領導制(a modern aristocracy)。在中央政治局內,高層的領袖們,為國為民,還可集思廣益的,制訂和執行一些有效的政策,可是在這次一九五八年的罷相爭執之後,毛澤東雖驅周未成,卻樹立了他個人的絕對權威。自此以後,在國政決策中,連國務總理周恩來,都不敢隨意發言(見前篇末節),他人可知矣。如此一來,毛澤東就逐漸走向唯我獨尊、荒淫無道的暴君行列,歷史三峽之水,在漩渦中倒流,中央人民政府就變成變相的帝王專制的朝廷了。
本來嘛,對去古未遠的中國來說,帝王專政,正如民國初年,來自美國的憲法顧問古德諾教授所說的,不但不是個壞制度,而且是個可行的制度。但是要採取這個制度則必須有兩大前提:第一是人選的問題。做皇帝的人一定要具有中國古代傳說中深具聖賢資質的堯舜。不幸在中華五千年史中,也只出現了這兩個傳說中人物,以後就再也沒有了。要不那就出個希臘哲學中所要求的哲學家皇帝。而在中國歷史傳說中,除掉周文王之外,也就再沒有第二個皇帝哲學家了。毛公坐在此龍座上,顯然兩者皆不是。
搞帝王專制政體的第二個前提則是,帝王專制,一定要有個鐵定的接班制,庶幾在老王死後,小王可以和平接班。沒有這兩個關鍵性的前提,那末帝王專政,就是現代文明中最壞的制度了。不幸的是,在我國第二次文化大轉型中期,出現了帝王專制的迴光返照的毛澤東政權。毛澤東基本上是個沒有帝號的皇帝,甚至比皇帝還要皇帝呢。我想我們這項看法,今日大陸上千百位黨史專家,也會完全同意的吧。
封建王朝的宰相是怎麼回事
再者,在中國有兩千年之久的帝王專制史上,唐太宗李世民應該說是最好的皇帝之一吧。但是一部《資治通鑑》也告訴我們,縱是聖主明君像李世民那樣,有時也曾濫用其權的。世民就時時自吹他身兼將相,偶爾也就有點得意忘形,可是他一看到那位守正不阿的宰相魏徵,他就會立刻收斂的。有時他也為這個礙手礙腳的宰相,感到厭煩,要把魏徵罷掉。想不到李世民卻有個賢淑而有見識的老婆長孫皇后,他每次要把魏徵罷相時,都被皇后苦諫而止,所以唐朝的貞觀之治,卒能全始全終,造福萬民,永垂史冊。這和它那較好的宰相制,也是分不開的。
再回頭檢討檢討我們及身而見的,紅色帝王毛主席。中國今日已非帝制時代,搞搞集體領導的政府,已經是不得已而為之。統治者實在不能再模擬皇帝了,而我們毛主席卻熱中為之。真的要做皇帝,那麼您就學學好皇帝李世民也好嘛。毛公原來也的確有個魏徵嘛,可是他偏把這個魏徵,糟踏成一個和稀泥的周恩來,最不幸的他還討了個糟糕透頂的老婆,她不但不能像長孫皇后那樣,來致君堯舜上,她還要助紂為虐,把個老公弄得桀紂之不如,桀紂之君,荒淫無道,也不過搞點酒池肉林,逞逞私欲罷了。不像毛主席還要唱高調,來搞什麼大躍進,把無辜的農民,餓死數千萬,接著再搞個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又把另外的幾千萬人弄得家破人亡,這就是傳統史家所說的桀紂之不如了。我們實在無心要詛咒毛主席也。但是這也是過去五十年中,鐵一般的歷史事實,我們既吃寫歷史的這行飯,又怎能昧著良心,硬說它不存在,視而不見的加以迴避呢?一直被寫歷史的人,承認為國史正統的當國者(legitimate rules),也不應該諱疾忌醫,否認這些鐵的事實嘛。歷史就是歷史,任何人想迴避都是徒勞無功的。身為當國者,更應引史為鑒,不為暴君、昏君惡政護短,才能開闢出一個真正的民主政治的新世紀來。如反其道而行,在歷史三峽中逆水行舟,那就永無出峽之望了。
大躍進的序幕
現在再讓我們回頭大略的看看,毛主席的大躍進是怎樣搞起來的。得機再闢專題做較詳細的處理。大躍進的前奏曲,最早發端於一九五五年的冬季一五計劃接近尾聲之時。第一個五年計劃是中共在毛氏有生之年,所搞的所有的五年計劃中,最成功的一次;也可說是唯一做出結果來的一次。一九五六年全國工業增長指標,竟高達十八.七%,農業也增產至三.八%。這項高指標的成就,雖然也包括恢復生產(rehabilitation)的數據在內,但是全國工農業生產,史無前例的增長則是鐵的事實。
【附註】在大躍進進行期間,中國大陸對國家經濟情報,高度保密。當年海外(包括港臺)學人,大都根據不完備的數據,對大陸經濟成長,加以推斷。結果與實際情況亦頗為接近。近年大陸上有關新書迭出,新史料亦源源而來,但數據也大致相同,參見《劍橋中國史》,卷十四,人民共和國篇,第七章。
加以社會安定,動亂減少,全國也確有其海晏河清的遠景,一九五五年底既然一切看好,人民中國的朝野兩方,難免都有些由滿足而走向驕矜的心態,中央自毛主席以次,多認為五年計劃尚可加快,因此發生一些急躁情緒。而各方面執行幹部,有的則由於片面加速生產,以致數據供應不足,而發生生產失調現象,影響了全國性的整體規劃。這些現象在工農業向前發展的過程中,都是正常而不難解決的小問題。因此以周總理和陳雲為首的經建領導中樞,乃實行了一些所謂既反保守、也反冒進的實事求是的措施。這在任何正常發展中的國家,都應該是最正常的運作嘛。不幸在五十年代中期的人民中國,由於政治問題日趨嚴重,反保守和反冒進,甚至如上篇所述的反反冒進都變成了政治皮球,被踢來踢去,終至演成個死人數千萬的政治經濟的大災難,這就是所謂總路線、三面紅旗和大躍進了。這大躍進反映在城市的工商業裏面,就走火入魔的搞出個千古笑柄,以鋼為綱的土法大煉鋼;它反映在鄉村的農業方面,則是所謂以糧為綱的人民公社了(對這兩個題目做深入研究,資料豐富而可信,文筆也十分瀟灑流暢而公正,可讀性亦至高,可供一般參考者,下列專著,頗值一讀:丁抒著,《人禍:大躍進與大饑荒》,一九九六年,香港:九十年代雜誌社,全新增訂本。共三七八頁,作者為一科技教授。因成長於大陸,對書中故事有親身體驗,故旁及之,亦甚難能可貴也。專業讀者有意接觸第一手史料,入門之學,則下列薄一波著,《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問題》,一九九三年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分上下兩卷,學術性與可讀性均高,值得推廣)。
謹分類述其大略,以後再及專題,先談談土法如何煉鋼。
土法大煉鋼的歷史鬧劇
原來在一五計劃完成時的一九五七年,中國鋼鐵生產量已達五三五萬噸,這正是日本發動珍珠港事變時的鋼鐵產量,因而這也說明中國在解放後十年之中,鋼鐵產量已接近日本明治維新後七十多年的成績,因此在二五計劃中,國務院乃把一九五八年的鋼鐵產量訂為六五○萬噸。這項指標已屬超額。但是為著十五年趕上英國(見上篇),則這一指標,就未免太慢了。所以在毛主席的心目中,鋼鐵生產應該翻一番才好。但是當時,中國重工業的基礎,能否在已屬超額指標之外,再來個超超額,甚或超超超額呢?這在經濟學家的知識範圍裏(不論是計劃經濟或自由經濟),都屬於絕對不可能做到的神話,可是人民中國的建國本身,卻原是神話變成事實。加以建國初期全國各行各業,在黨的領導之下,內政外交、司法立法、經濟財政、輕重工業等等,無一而非(如羅章聯盟所說的)外行領導內行。在勝利者是沒有錯誤的(史達林安慰毛澤東的名言,見上節)心理狀態之下,不但毛主席不相信那些專家學者、小資產階級的鬼話,全國上下那些做領導的行外幹部,對專家的意見,就更是不屑一顧了。在一般幹部的眼光裏,蔣介石四百萬大軍,都可以摧枯拉朽的拉掉,那樣兇狠的美帝,都可以打敗,煉幾百萬噸鋼鐵算個什麼呢?毛主席既然說得到,就應該做得到,再從毛主席的角度來看,群眾的力量,是無堅不摧、無病不治的萬應靈藥。階級鬥爭,一抓就靈,何事不可為?在早期國際共產運動中,就曾有勝利沖昏了頭腦(二戰後毛的批蔣名言),和假話說多了就變成真理;騙人騙久了,自己也會相信(十月革命時期的俄國流言)一類的話題,在五十年代之末,大躍進期間,黨內各階層中這類潛意識,顯然是十分氾濫的。群眾相信主席,主席依賴群眾;主席完全依賴群眾,群眾完全相信主席這個良性大循環,或惡性大循環,發起燒來,上帝就叫整個中國大陸上千餘萬的中共黨員,和數萬萬黎民百姓,一道發瘋了。
長話短說,二五計劃中,原已超額的鋼鐵生產指標,終於被毛主席的新指標代替了,這新指標對鋼鐵生產的預計是,一九五八年的生產量是一九五七年生產總額五三五萬噸的翻了一番,成為一○七○萬噸了。這一個鋼鐵產量大翻身,據當時實際主管鋼鐵生產的國務院副總理薄一波事後的回憶,也是出於一個天大的偶然。原來毛主席在一九五八年的六月初,為想提高鋼鐵生產量,曾召見薄一波到他中南海游泳池去,一起游泳,並提供口頭諮詢。毛在池中問薄,一九五八年的鋼鐵產量的指標能否翻一番?剛好薄一波正在游泳池中翻了個身,因而隨口說翻一翻。毛聞言大悅,就說翻一翻吧。他二位決策者,因而就這樣決定了。把一九五八年的鋼鐵產量翻一番,就訂下了一○七○萬噸的指標了。
【附註】這個在游泳池裏翻一翻的故事是根據國務院體改所前所長阮銘教授,聽薄一波在文革出獄後親口說的。見阮著《中國大陸無程序決策》,載於一九九三年五月號的《中國之春》,復被丁抒教授近著《人禍:大躍進和大饑荒》增訂再版所引用,見該書頁五七、七九。然薄一波在其自己的回憶錄裏,雖然也承認他確是制訂這翻一番計劃的重要決策者,甚或是心甘意願的幫手,他對毛的冒進橫行,倒頗有恕辭,蓋當時盲目樂觀,因而具有冒進心態的高幹太多了。薄一波本人,甚至劉少奇,皆在所難免。這大概就是所謂謊話說多了,自己也相信起來的心理問題吧,見薄著前書,下卷,全民大辦鋼鐵的由來,頁六九一|七○九。
根據薄一波的回憶,以及其它相關官方紀錄,他們所訂的一九五九年的指標,則為更荒唐的三千萬噸;六二年則為八千萬噸到一億噸。這個指標訂得太高了,鋼鐵廠辦不到,毛主席乃號召,為完成一九五八年鋼鐵生產的指標,乃於是年秋季開始,搞全民大煉鋼,這也是因為當時各省的省委書記,都在主席面前誇口,他們各該省地方的鋼鐵產量是如何如何的茂盛。總合起來竟有七七○萬噸之多,使毛主席龍心大悅,這現象在封建帝王時代便叫做承旨(康熙皇帝以前為體恤漢族婦女纏足之苦,下詔放腳,立刻便有漢族大臣,專折上奏說,臣妻先放大腳,此次各省書記承旨,便是先放大腳的現代版或人民版)。毛主席既然發動了全民大煉鋼,各省市和自治區的土皇帝書記,乃蜂起競爭,大煉鋼鐵,終於把各地人民的鐵鍋、鐵床、鐵門、鐵鎖、鐵條、鐵鏈、鐵欄杆、鐵絲網鐵釘、鐵皮,凡是屬於鐵的東西,照單全收,投入土製小高爐,送九千萬人上陣:上自大將軍、大部長、大使、大教授,乃至國母宋慶齡、國妻江青。下至販夫走卒,擔柴、賣漿,以及幼兒園的小毛頭。總之,農民不下田,學生不入校,夫妻不上床,一齊上陣,沒晝沒夜的來他個全民大煉鋼。朋友,這就是人類歷史上空前絕後的土法大煉鋼了。終於把幾百萬噸有用的鐵沙和鐵製器材,煉出了幾百萬噸在工業上一無可用的鐵疙瘩,筆者本人於一九七二年回國探親時,還親眼見到過。
土法大煉鋼一詞,今日已變成世界性的成語了。它在中國語言裏,勢將和後主阿斗劉禪所製造的樂不思蜀的成語,和魯迅所製造的阿Q一樣,在中國日常詞彙裏,永垂不朽了。
土法大煉鋼這一命題,在下一個世紀的中國大學裏,一定會有許多本最詳盡的博士論文出現。縱是筆者手頭的史料就足夠一個博士生來寫篇論文初稿,有暇不才亦當自理之。此處限於篇幅,姑且說個大略,乞讀者諒之。下節再談談以糧為綱的人民公社。
回看一下傳統的土地制度
咱們中華大帝國,在江澤民、李登輝出現之前,從盤古開天地以來,一直便是以農立國的。我國古語說有土斯有財,土與財是分不開的。這種對土地的佔有欲,不只是人類如此呢,禽獸亦不能免也。京戲的唱詞裏,有什麼豔陽天春光好,百鳥爭喧,其實會唱歌的鳥,都是單幹戶。她們唱歌都是先劃定一塊疆土(territory)來單鳴獨唱的,同一疆土之內,牠絕不許第二隻鳥來同聲合唱。鳥兒們是不搞什麼黃河大合唱的。那些不會飛的獸類,那就更是如此了。君不見狗兒歡喜零星撒尿?牠撒尿的目的往往是在劃定疆土界限,不許別的獸類入侵呢。非洲的黑猩猩(chimpanzee)是一種群居動物。她們的群(herd)都是有一定疆土的。群群之間,劃疆而居,互不侵犯。偶有疆界之爭,各群為著保疆衛土,發生內戰,往往也殺得屍骸滿山,慘不忍睹的。人類原是群居動物之一種,初民的部落也都是各有其劃定疆土的。他們之間所發生的部落戰爭(tribal war),十九也都是由疆土糾紛所惹起的。等到人類文明進入農業時期,一個部落的土地就為各該部落所公有。大家同吃、同住、同勞動,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這在馬克思主義歷史學裏面,就叫做原始公社(primitive commune),是為人類社會發展史中的第一個社會形態。
等到人類社會發展到奴隸或封建社會時,土地則屬於國王和封建領主。在這塊土地上工作的奴隸或半奴隸(農奴),則是和土地分不開的(在中國近現代史裏面,達賴逃亡前的西藏,還是如此的)。奴隸或農奴自己本身和家屬,都和土地一樣,是國王或封建主財產的一部分。在這種奴隸制或封建制之下的奴隸或農奴,都是在主人的鞭子之下工作的,他們自然不會發揮出最高的生產力。
在我國東周列國時代(公元前七七一年|前二二一年),基本上是個封建時代(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則堅持此一時代是奴隸社會,但證據不太充足,筆者曾有專篇另論之),也是中國歷史上最動亂的時代,動亂之源則是諸侯國之間搞土地兼併的戰爭。這戰爭一打五百五十年不斷,把原先的數千個(據《漢書.地理志》所記錄,至少有一千八百個)大小諸侯國,兼併成七個。到公元前二二一年,就被秦始皇獨家統一成為大秦帝國了。在這歷時五五○年的長期內戰中,西周封建式的土地公有制(部落公有制的延續),就被徹底的破壞了。老的制度被破壞了,必然就有新的制度出現。事實上,秦國在統一六國時的一百三十多年前,就開始試行一種新的土地制度,這就是所謂商鞍變法了。商君試行的這計新土地法,果然改善了這個落後的秦國的經濟條件,使它一躍而為七國之首的超級強權,終於統一了東亞大陸,開創了中國通史中的帝國時代。
秦國的新土地法,所謂廢井田,開阡陌,我們如果用中國最新的詞彙來解釋,那就是秦國把個原先已經癱瘓了的同吃、同住、同勞動、土地公有制的人民公社廢除了。改行責任田、三自一包、包產到戶、借土與民、擴大自留地,甚或乾脆賣土與民,使農民可以私有土地相互買賣,相互租佃,相互競爭,搞農業市場經濟,鼓勵農業生產。這個秦制度經過數百年的反覆試驗,幾經改良,終於在漢初落實成為一個兩千年沒有原則性改變的土地制度的定型。
毛澤東說千載猶行秦制度,這樁土地制度,就是這個秦制度主要的內容。其後兩千年中,多少次,多少人,多少朝代,想改變此一制度,一個王家就出了兩個重要人物,王莽(前四五|後二三)和王安石(一○二一|一○八六),尤其是王莽,要徹底恢復古制,化私為公,可是二王都以失敗告終。再如隋唐之間的均田制,乃至自漢以後歷朝的屯田制,尤其是佔天下土地七之一的明朝的軍屯制,也都沒有對傳統的土地私有制,做出原則性的改變,太平天國史家曾大吹過洪秀全天王的天朝田畝制。事實上,那從頭到尾,只是一張紙而已。
若論真要把這宗千載猶行的秦制度(土地制度)加以原則性的改變,王莽而後,實在只有我們親眼看到的毛主席了。毛澤東要向王莽學習(王莽原是近代中國馬克思史學派的英雄),復先秦之古,化私為公,最後竟然搞起同吃、同住、同勞動的共產主義的人民公社來,表面看來很新奇,說起來更是玄妙無比的。土地革命的高潮,什麼真正實現了共產主義,什麼超越了馬列主義地,毛澤東思想的天才發明,其實在熟讀古書的中國歷史家看來,毛氏的一切構想,皆未脫古人框架也。所以我們才敢大膽的說,毛公的政權是傳統帝王政治的迴光返照,小子豈敢謬評朝政哉?但是真理愈辯而愈明,我們倒竭誠歡迎各派同行史家嚴肅的指教。
再看看目前的資本主義
以上所說的傳統土地制度,不是個好制度。甚至是個壞制度,但也不是左翼史家所說,是封建反動的萬惡之源。上節已略述之,治制度史的人,不能說什麼最好的制度或最壞的制度。他們只能在較好、較差、可行,和不可行之間,做其比較的詳述。鄧小平先生在發動他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初,有句名言叫做讓少數人先富起來。其實,在兩千多年前的秦漢之際,那批了不起的政治家像劉徹(漢武帝)、公孫弘等人,所搞的農業市場經濟,其目的也是讓少數人先富起來。但是這先富起來的少數人,卻有個發展的極限,那就是,你不許發展到壟斷(monopolization)的程度。
最近兩個世紀的世界經濟史也告訴我們,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可怕,便是它一開始就要搞壟斷,不壟斷,哪還有什麼資本主義呢?所以美國人要不斷地推行他們的反托辣斯法(Anti|Trust Laws)。這一法令稍一放鬆就不得了也。君不見小毛頭比爾.蓋茲之竄升為當今世界的第一富豪,十數年之間事耳。對這些小毛頭不加管制,那還得了?
可是回看我們傳統的農業市場經濟,就不如此了。農業不比工業,工業集中在城市裏,管理問題不大;大規模生產(mass production)也易於推動;利潤以等加速度遞升,也不難做到(蓋茲就是這樣成長的)。我國傳統的農業市場經濟就不然了。它分散於農村,管理不易,農產品生產緩慢,利潤不能遞增;加以交通不便,運輸困難,大規模生產,利潤反要隨業務之擴大,而做反方向的遞降呢。加以農業經濟中,不能實行獨子繼承制(Primogeniture),中國民間也無此傳統。父死財分,三代而盡。所以中國歷史上土地集中的問題,並不如想像中的嚴重。真正能搞土地集中的,歷史上也只有官僚地主,差可為之。但這不是經濟上農業市場經濟制度的毛病,而是政治上官僚制度的毛病。
官僚制度才是個壞制度,它侵入農業經濟,就會出現官僚地主;入侵工商業經濟,就會出現官僚資本。這一制度的遺毒,在臺灣至今亦未能根治,所以才出現黑金。在毛澤東政權下的大陸,則正是方興未艾,吉拉斯(Milovan Djlas,一九一一|一九九五)所謂新階級是也。但是毛澤東所製造的新階級,重點在權,而不在錢。所以今日大陸有個頗為凡是派所樂道的順口溜,叫做毛澤東幹部,兩袖清風;鄧小平幹部,百萬富翁。殊不知錢與權本來是一樣的東西。毛澤東幹部,雖然是兩袖清風,卻掌有生殺之權,所以才枉殺數千萬。這比錢所引起的惡政,就無法相比了。
鄧小平幹部百萬富翁,他製造了千千萬萬的面團團富家翁。至少不會殺人嘛。再者讓他們少數人先富起來,擁有了斗大的元寶,我們多數人至少(且引用一句南京土語)也可啃點元寶邊嘛。兩相比較,朋友,這就叫做較好的制度(a better system);較好的制度,更可晉級為更好的制度嘛。這就是江朱二公今日看好的遠景所在了。好自為之,全民利賴,至可嘉也。後篇再續論之,這兒暫時煞車。
所以話說回頭,歷朝農民暴動,原因複雜;中國傳統社會之生產力偏低,原因也不單純。把他們一古腦兒歸咎於土地集中,泰半都是於史實無據的。在中共主政以後,我們在海外也讀過不少有關傳統中國土地史的新著,就很少不帶有政治宣傳的偏見。近五十年來,大陸上社會經濟史家在這一方面的研究,相當深入,但對土地集中問題,則始終還在假設的邊緣打轉也。所以中國傳統的土地制度,縱使是個壞制度,但是並不是一個不可行的制度。因此它才能千載猶行,長期不衰。消滅這個制度,本是社會經濟轉型的問題,社會轉型成功,它會自動消滅。社會轉型不成,而誤認為是社會主義改造的問題,或意蒂牢結的問題,那就吠非其樹了。明乎此,我們就可以談談人民中國的人民公社的歷史了。
土改分田完全正確
在中國近現代史上,主張土地革命的激烈,莫過於中國共產黨了,其實中共在建黨之初,那些城市小資產階級出身的領導人,和他們背後的第三國際的決策者,沉迷於馬列主義,對農民參加革命都是不太有興趣的。馬列二公都曾認為農民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動的,不足與言階級革命。共產革命是工人階級(Working Class)的專業;所謂普羅階級(Proletariat),原義是古羅馬的市平或市貧,是不包括農民的。所以那一時期的中共領袖們,像周恩來、李立三、劉少奇、高語罕等人所策動的群眾運動,都以工運為主。劉少奇就是在安源煤礦,搞工人組織起家的。只有從農村出來的極少數青年共產黨員,像彭湃和毛澤東才是以組織農民為專職的,熱情甚大,在黨中的影響則有限。文革中劉少奇被打倒了,劉氏歷史被抹黑。在安源煤礦組織工人的光榮歷史,就被派給農民領袖毛澤東了。那幅有名的毛主席在安源油畫中的青年毛澤東,多麼英俊瀟灑。但是與事實有違也。
【附註】文革期中大陸上還有另一幅有名的關於井崗山會師的油畫,畫中人物應該是朱德和毛澤東,卻被畫成林彪和毛澤東了。據說朱德初見此畫時,看到畫中沒有朱德,卻有一拉著馬的馬夫,便笑著說,那個拉馬的應該是我了。因此當年在大陸上搞黨史和國史的職業人士,由於個人的恩怨,和政治的壓力,述史畫史,都難免有曲筆。縱是心存公道,也每因身在此山中,而難於掌握其全貌,我輩流落海外,雖史料不全,見聞有限,體驗不足,但有失有得,在當代史學上,旁觀者清,固亦不無其致力之處,而自覺心安理得也。
可是上述這個重工輕農的開始,長征以後就全面逆轉了。八路軍建軍以後直至進城,以農村為基礎的中國共產黨,幾乎就是個百分之百的農民政黨了。土地革命因此也就變成中國共產黨革命的主要內容。但是吃一塹,長一智。第二次國共合作初期,中共聲明停止土地革命,所以在整個抗戰期間,中共在其民主根據地中,所搞的土改只限於減租減息。可是日本一旦投降,毛公就立刻訓令各解放區,把原先的土改,晉級為打倒地主,搞分田運動。不但地主與富農之田要分,中農之田,也不能保留。根據中共戰後新政策,不但各級幹部要忠實推動,土改還要從下向上,由貧農和下中農主動執行之。
可憐的中國,二戰後的中貧農和中農,根據人民政府後來的官方統計,要占全農村人口的百分之九十(見《國史全鑑》,一九九六年北京團結出版社出版,卷一,頁一八),也就是全國人口百分之七十上下,經毛主席這一號召。地下消息不脛而走,大家摩拳擦掌,全民百分之七十的人口,就倒向共產黨了。執政的國民黨原來也有它自己的工農政策和土地政策嘛。不幸自蔣以下的派系,這時都被勝利沖昏了頭腦。只顧在收復的都市裡,搞其五子登科和派系傾軋,農民,尤其是貧下中農,是不在他們興趣之內了。老實說,國民黨在大陸的潰敗,便是從失去這百分之七十的人口開始的,不算胡說吧?相反的,共產黨在大陸的勝利,也就是從掌握這百分之七十的人口開始的。朋友,劉少奇在中共七大中說,毛主席完全正確,你怎能說他不是?
高級化前土改後
不過劉少奇所說的正確,實在只是從兩強鬥爭的政略和戰略出發的。可是要真正解決中國農村的實際問題,那就自當別論了。因此中共建國之後,為著完成其土地革命,並把農村建設納入正軌,乃於一九五○年六月頒佈土改新條例,而推行之於全國。
深入研究人民政權的土改史,那將是一本巨著,三言兩語概括之,我們可以說,全國農民在分田之後,所得到的平均地產,根據中外經濟學家的統計,在中國的東南和華南的魚米之鄉,人煙稠密之區,則一家五口,只能分到可耕之地約三市畝(半英畝)。在華北西北一帶貧瘠地區,或可多分若干,而產量則遞減也。不論江南水鄉,膏腴之地,物產是何等的豐盛,以半英畝土地的農業產品,來養活五口之家,在一個先進國家,乃至聯合國所認定的生活標準上,都只能算是在饑餓線以下(below poverty line)。在一個有數億人口的大國,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民,生存在饑餓線之下,則這個國家只能算是個乞丐國家,在這種國度裏搞農民暴動,確可幫助農民領袖們,打天下,做皇帝,但是他不能解決真正的農民問題。
記得就在中國農民分地、熱火朝天的五十年代之初,紐約有位華裔朋友,在郊外住宅區購置一小屋,並招待親友,作詩自娛曰:購得美洲半畝地,移來中國數株桃筆者當時敬陪末座,曾向同席的美國朋友和學生們說:主人這塊半畝地,數株桃,在中國一家五口要賴以為生呢。這一鐵的事實,曾說得舉座皆驚,認為不可想像也。
可是縱使如此,中國農民那時對中國共產黨的擁護,還是火熱的。理由很簡單,中國農村自鴉片戰爭以後已破產百餘年。對一般貧下中農來說,他們已三代五代,上無片瓦,下無立錐。如今毛主席能給與三畝荒田,也往往是三代五代始第一次擁有土地。也算是耕者有其田了,能不對共產黨毛主席感恩戴德?
不特此也。為著耕種這數畝恩田,你得購買耕牛,置辦農具(如水車、犁耙等物),三畝小農,如何能購買得起?為農民著想,兩袖清風的毛主席幹部,乃勸導農民組織互助組,集資買牛、購犁,輪流使用,互助合作。這一德政,真是引得農村歡聲雷動,毛主席萬歲之聲不絕於耳。三年之後,在一五計劃發韌之時,互助組更奉命擴大為初級合作社。蓋在互助組中,互助合作者不過數家。欲集體使用化肥,學習駕駛拖拉機,則非數十家合作不為功。這樣則初級合作社之組織,就在所不免了。
可是中國農民正如馬克思所說是保守成性的。做個日出而做,日入而息的單幹戶,本是農村的傳統。為著購牛積肥,互助合作一下,還可勉強,真搞起合作社來,膽小的農戶,就有點怕怕了。因此初級社之組合,曾偶有阻力,稍久終能相安。加以歷年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真是百年所寡有。因此人民中國開國初期的七個年頭,對中國農村本身而言,也可算是一段,為其後數十年受盡折磨的苦難人民,所懷念不置的,所謂高級化前土改後的黃金時代啊。可惜為時太短。一九五六年實行高級化之後,多難的中國農村便再度墜入深淵,幾至於萬劫不復了(這句高級化前土改後,形容黃金時代的順口溜,原為一九五八年冬毛主席在鄭州會議所引的當時農民的語言。足見毛公其時並非不通下情也,見丁抒著前書,頁四一,引自清華大學學習資料)。
一九五六年是個難關
一九五六年後的中國農村,為什麼又再度遭劫呢?這就說來話長、原因複雜了。我們大致可分為三項,來試做解釋:
第一,五十年後,我們回看歷史三峽中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