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七年綜論
中國共產黨在中華民族史上,所建立的政權,中華人民共和國,自一九四九年十月開國以後,至一九九九年十月是整整的五十年了。為紀念這個不平凡的半百大壽,大陸上和海外若干地區,均將有極大規模的慶祝活動。《傳記文學》社社長劉紹唐先生有鑒及此,乃電囑筆者撰文隨喜。我們都是這個時代的過來人。五十年來,禍福身受,真是感慨萬千,一言難盡。尤其是我們學歷史的老兵,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人相食,眼看他打砸搶,再眼看他改革開放,起死回生。我輩雖偷生海外,難管中原興廢事,但是身為中華民族的一份子,對母族的興衰禍福,也是永遠擺脫不了的心事。安危他日終須仗,甘苦來時要共嘗。縱無劉社長的吩咐,我們能無骨鯁在喉?
記得遠在一九二三年,當時炙手可熱的中原霸主吳佩孚將軍,在洛陽大做其五十大壽。那位對帝制復辟,情有獨鍾的康有為,趕去溜鬚,並送了一副壽聯,曰:牧野鷹揚,百歲勳名才一半;洛陽虎踞,八方風雨會中州。我們如果未能免俗的,把中共用槍桿打下的這個政權,也當做一個傳統的朝代來看,從傳統朝代的興亡規律,和現代革命政黨盛衰的前例來推論,今後如不發生嚴重的紕漏,則中共的紅朝,應該也有個百歲勳名才算正常。但是今日我們要為人民政府這個階段,在民國通史中,記一筆流水賬,我們就只能記其過去的史蹟與功過。至於它下一個五十年要變成個什麼樣子,將來的史家自別有著錄,後事還須問後人,毋須吾人預為操心。所以今日史家為人民政權結賬,只能算是半途而論之,斯即拙篇標題半論(編按:本文發表時原有副題半論中共政權五十年)的意義之所在也。
回憶鄧公小平在一九七八年三起之時,那個被老毛搞得要死不得活的人民中國,頓時氣象一新,國內國外,眾口交贊,許為小平中興。當時鄧也曾說過,由於年老的關係,他只預備掌政十年,即行交班。海外聞之,頗為之扼腕。我們真希望,鄧公當國,萬歲萬萬歲也。因此在鄧公執政五年之後,筆者不揣淺薄,曾著文評之,說他老人家,十載功勳才一半,希望他能全始全終,一竿到底,把小平中興晉級為光武中興,不要搞成個同治中興,半途而廢就好了。但是筆者讀史數十載,對歷代聖主昏君,也可說是閱人多矣,若是當年身便死,此身真偽有誰知的個案太多了。從周公攝政流言,王莽謙恭下士,到老蔣及身而敗,老毛死有餘辜。都是突出而並不稀罕的例子。蔣、毛二公,若是當年身便死:蔣若死於抗戰勝利;毛如死於建國初期。朋友,他二公在中華民族史上的地位,誰能相比?不幸二公都健康長壽,結果弄成蔣公死後,幾無葬身之地;毛公也落得個萬民鞭屍的下場。他這個紀念堂,將來如何關閉?讀史者批覽往例,偶念及此,能不廢書三歎?因此當年筆者對鄧公的觀察,也覺得他老人家正在歷史上走鋼索。成敗之間,在鄧氏蓋棺之前,史家固不敢預做論定也。果不其然,時未期年,鄧公就搞出,中華國史上前所未有地血洗天安門的敗筆來。終於弄得真偽難分,前功半棄。時代的悲劇和歷史的殘酷,一至於此,真警人肺腑。
應有百年之壽的中共政權
現在話說回頭。吾人根據何種星象,而敢說當今的中共政權有其百年長壽也。記得他們貴黨的毛主席不也曾說過,一個革命政黨的生命,正和一個人的生命一樣。它也有其青年、壯年、中年、晚年諸階段;最後也逃不了生老病死的自然定律。毛主席生前,被全國人民不知叫了幾萬萬萬次的萬歲。最後還不是只活了八十四歲就龍馭賓天了?他的政黨和政權,能活到一百歲,也就夠長的了。君不見,那個功在國族的老大哥國民黨,不是活了一百歲就完了?一個革命政黨原有它的革命任務要完成。任務完成了,沒有再生存的必要了,它會自然的壽終正寢。反之,它如果違反歷史規律,胡作非為,它也會被時代和人民所遺棄,不能享其天年,自招橫死。君不見二戰前,西歐的納粹黨、褐衫黨,和二戰後東歐的布黨、勞動黨、工人黨等等不都是如此?
中國共產黨也是個有機體。他如果完成了它的歷史任務,百年後,它自會壽終正寢。它如胡作非為,重蹈其故主席毛某的覆轍,那歷史家就無法逆料了,這在歷史學上便叫做偶然,偶然是上帝也掌握不了的。因此今後中國歷史的發展,是循常規的必然道路前進;或是中途轉折,發生了偶然的頓挫,將來歷史家自然會有更詳細的交代,我們今日就不能越俎代庖了。再重複一句,我們今日只能半途而論之也。
可是今日的歷史,卻是將來歷史的背景。吾人如能看清了今日歷史的特性,那麼對歷史轉型的下一階段,也未始不能略探端倪。這種預測,古史家和宗教家名之曰因果。現代社會科學史家,則視為歷史形成的造因(Historical Causation)。知其因,原可測其果,只是在因和果之間,要沒有變數才好,而變數也是歷史發展之常規,任何向前發展的歷史,皆無法完全避免之也。
余嘗面告張學良將軍曰:您一時衝動,搞起了個西安事變;西安事變不但改寫了中國歷史,也改寫了世界歷史。嗚呼,西安事變就是個歷史學中的偶然,星象學中的變數。舉一可以反三也。因此吾人之所以能預祝人民政府百年長壽者,期其一帆風順,富貴壽考也。下世紀中,如半路殺出程咬金,搞出另樣的西安事變來,則一切自當別論矣。
人民政權在轉型末期的特性
然則今日大陸上的人民政權,在近代中國社會文化轉型史中,又有些什麼特性呢?回答這個問題,吾人要知道,過去五千年的一部中華通史,實是一部帝王專制史;而今後五千年(至少一千年吧)的中華通史,將是一部民主政治史。此一轉變,實是任何人力、物力,皆不能逆轉者也。這就是吾人所謂的歷史的必然。
但是帝王專制,所牽涉的非帝王一人而已也。它是個政治社會文化相互配合的特殊制度的集體運作。也是一部統治機器的有效操縱。民主政治亦然也。它是一種制度;也是杜威、胡適師徒,口口聲聲的所謂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是也。所以從帝王專制,要轉變成民主政治,不可一蹴而幾。二者要從政治經濟轉型開始,而一轉百轉,要全部轉完,實非數百年不為功也。所以筆者在不同的拙作裏,曾一再批駁,主張畢其功於一役的一次革命論,為胡說幻想也。
在中國近代歷史上,這一轉變的程序,大致始自鴉片戰爭(一八三九|一八四二)。要歷經兩百年以上的艱苦歲月,始可粗告完成。換言之,時至二十世紀之末的今日,我們已轉了一百六十餘年了。今後如不橫生枝節,亂出紕漏,再過四五十年,至下一世紀中葉,我們這一歷史轉型就可結束了。
明乎此一宏觀歷史的大潮流,我們就不難看出,大陸上今日當權的人民政府的特性之所在了。謹條列四項如下:
一、它是轉型期(歷史三峽)中,最後一個有階段性的政權;
二、它具有中間性:前有帝王專制的遺傳,後有民主政治的遠景;
三、極權政府和獨裁領袖的權力遞減,從絕對權威,遞減至依法治國;
四、它具有其千載難逢的機運,來結束這場轉型運動而駛出歷史三峽。
以上所述,當然只是今後中國歷史發展之常規(natural course);四十年時光,白駒過隙,一瞬即逝,或不致橫生枝節,亂出紕漏,則阿彌陀佛矣。反之,則今後國運、族運如何,就不知伊於胡底了。
今且根據上述這個轉型末期政權的特性,對這段中共政權五十年的史蹟,妄師庖丁之解牛,略做梳扒,以就正於高明。
毛前毛後兩大階段
近五十年的中共政權,很清楚的可以分成毛前毛後兩大階段。毛澤東生前當國,前後凡二十八年(一九四九|一九七六),從完全正確,到完全錯誤,最後把八億人民,都整到家破人亡的絕境;古老民族也被他弄到了人相食,和亡國滅種的邊緣,自成五千年國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個特殊階段。毛死後迄今又已二十三年(一九七六|一九九九)。從華國鋒的凡是派,鄧小平的開放派、兩制派,再到江、朱、李三雄接下去的兩制派、走資派,讓苦難的人民大喘一口氣,雖不免也有過坦克上街,殺人不眨眼的惡劣嘴臉(這原是個極權遺傳下,絕無必要的敗筆),但是大體說來,還是相對的國泰民安,頗具昇平氣象。也自成一個完整的、起死回生的、值得讀史者歌頌的第二個階段
吾人如果把這懸隔霄壤的一國兩段的歷史連接起來,做個鳥瞰分析,我們就可以約略地看出近代中國,從帝制轉向民治地清楚的階梯,和明顯的脈絡。它前一段顯然是兩千年帝制的尾聲,和迴光返照;後一段則分明是社會經濟變質(從農業經濟轉向工商業經濟),獨裁制隨之滑坡,獨裁者權力也隨之遞減,極權政府更是亦步亦趨地,走向法治民主之必然的方向也。
老江今日似乎頗有點不甘心,還想試試來個自我核心化,回頭向紀念堂學習一番。老江,這一著是屎棋,碰不得也。這種和尚摸得我摸不得的心理,原是阿Q公時代之時勢也。如今中國政治轉型,已進入一個法制民主的新階段,您如果還要回頭向和尚學習,也去試摸一下,可能就要挨性騷擾的官司,而吃不了兜著走也。今後中國的政治問題,是如何建立一個有永久性的接班制的問題;諸公如誤為只是共產黨培訓(第四梯隊)接班人的問題,那就為毛、鄧二公的人治思想所誤導了。轉型期中,各個階段自有其不同的主題,不可照抄也。願當政者慎,毋河漢斯言。
兩部法律治天下
請先談談,由毛氏當國,為帝王專制,做迴光返照的,這個第一個階段。
這一階段的特點便是毛澤東一人當國。在毛氏一人當國的二十八年中,全國疆土遠大於歐洲和美國,中國的人口也從六億增至八億。他一人統治了這樣的一個大國至二十八年之久,竟荒唐到全國只有兩部法律:一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另一部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憲法在毛氏時代,只是一張廢紙。其中一條也沒有真正實行過。連那位依憲法選出的國家主席劉少奇,最後竟然被紅衛兵抓走,失蹤了事。一部憲法連個國家主席的性命,也保護不了,其為廢紙可知矣。
至於婚姻法,在百法皆廢的情況之下,何以能一法獨行?寫歷史的人懷疑這是毛氏羈糜開國功臣和老幹部的手法之一。大家既然打下了天下,進了城,食色性也,在這花花世界裏,大小功臣自然都應該享受點歌兒美女(趙匡胤的話),鄉下的黃面婆也得讓讓位才好。中國歷史上宋太祖杯酒釋兵權的方法便是這樣做的。蔣氏父子敗退臺灣,早年在臺灣也搞了一段性開放,其作用也在此。所以中共進城之後,迫不及待地便推出一部新婚姻法來,這顯然是經過毛澤東特別許可的,甚或是他特意設計的,也是含意深遠的,雖然後來證明,並無此必要也。
一國無片紙之法,如何加以治理呢?筆者初次回國,還是四人幫當權時期,我曾很誠懇地向接待我的幹部們請教,他們也很得意的說:我們雖然沒有法律,我們的黨,自有政策。我們用政策代替法律。可是政策又是如何制定的呢?現在我們研究國史的和黨史的都知道,中國共產黨長征以前的政策,原是共產國際制定的。長征結束,直至解放前後(大致是從一九三五|一九五六),則是黨的中央政治局,集思廣益,集體制定的。到一九五七年反右以後,漸漸的,則是由毛澤東一手炮製了。到毛氏生命最後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時期(一九六六|一九七六),則毛的片語隻字,都是法律。由於毛氏年高,言語不清,還要透過一位一腳踢的娘姨張玉鳳女士的獨家傳譯,才能傳達於中央政治局,再佈達於全國。
再者,在毛氏獨裁初期,他所強加於全國的個人意志,還可叫做政策。漸漸地就變成荒淫暴君的意氣用事了。到他最後的十年,那簡直是語無倫次的胡作非為了。對這種胡作非為,毛未始不自知。所以他在文革後期,告訴他的美國朋友斯諾(Edgar Snow,一九○五|一九七二)時,也苦笑地承認他自己是和尚打傘。不意斯諾這個中國通,居然不懂這句中國歇後語,回美國之後竟大做其獨家報導,說毛氏自述是個帶著傘旅行的孤獨的和尚;一時歐美中國通和媒體,都為之大驚失色,大家對這個孤獨的和尚,所做的不同的評估,也一時俱來,把我輩流落海外的老華裔,弄得啼笑皆非。
因此毛澤東這個孤獨的和尚,一人治國的政治模式,不特是中華五千年史所未有,近代世界史上(除非拉兩洲中少數原始部落國家之外),也是聞所未聞的。
毛氏獨裁的主客觀條件
中國為當今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古文明大國也。五千年來,它出了多少聖賢豪傑,和才智之士。就是共產運動在中國初起之時,也是志士如雲,殺身成仁的青年烈士,隨處皆有的,怎麼到頭來,竟讓這麼個打傘的和尚,亂搞一泡呢?其實這也只是個社會文化轉型的短期現象。在這轉型期中,傳統的典章制度是被玉石不分的全砸掉了。新的典章制度還要經過兩百年,才能慢慢的磨鍊出來。在這個真空時代,你叫我們這個大權在握的打傘的和尚喳辦呢?毛氏曾公開的說過,他壓根兒不相信什麼法治。他說只要在《人民日報》上寫篇社論,然後推行起來,一竿到底,要啥鳥法律呢?他更不相信民主選舉。他知道在他自己的經驗裏,所有的選舉都是假的,只有槍桿出政權才是真理。共產黨的天下,是解放軍打下來的;他的主席,是中央派的,啥鳥選舉?
【附註】在今後十年二十年之內,所有毛澤東的選集和未選集,都會電腦化的,上引毛語錄,在秒速億次的檢索程序上,一撳便是,有心的讀者將來自可查閱,縱在目前,檢索亦觸手可得,筆者自己,亦每有前論。本篇因篇幅有限,就不細註了。讀者諒之。
總之,形勢比人強。毛澤東這位小學國文教員出身的農村知識分子,和農民起義的領袖,本質上他是和陳勝、吳廣、劉邦、劉秀、黃巢、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等英雄好漢們是同一種動物,只是時代不同,在思想行為上,略加點時代色彩罷了。他們的心理狀態,都永遠脫離不了中國式的做皇帝,那套老底子,和以農業經濟為基礎的那個老社會。如今皇帝是不能再做了,但是從傳統的帝王專制,轉向現代化的民主法治這項必然演變的程序,他老人家就無此視野了。至於現代政治家所應具備的,有關民主法治的一般常識和基本概念,例如人權、法理這些觀念,在他腦海裏也是連影子也沒有的。毛對現代人權的認識,實在是連權力、權利都搞不清楚。遑論其它呢?毛氏對法律的認識,也停滯在兩千年前傳統法家的層次。他所知道的法律,只是懲人之法的王法和刑法而已。他對現代法理學(Science of Jurisprudence)中的保民之法(保護人民不讓惡政欺壓,孟子所謂保民而王)的基本概念,可說是一張白紙。但他強辯足以飾非,硬說這套西方的正統文明,只是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不值一顧。至於馬克思主義的法理學,又是什麼個東西,則他連寫標語的知識也沒有了。自己不知,卻強不知以為知,以天縱英明自許,絕無任何虛心來向他人請益。
【附註】列寧就不同了,列寧原是西方傳統法學訓練出來的律師,他對這兩造不同的法理學,自有他的另一套列寧主義的詮釋。雖然也流於偏激,卻遠非毛氏所能及也。在虛懷若谷、禮賢下士的學習態度上,毛甚至不如蔣介石,當然與孫中山就更不能相比了。
不過毛對現代社會科學之無知,在早期中共的領導階層中,也並不是個太大的例外。那時在共黨組織中最為驕傲、最抓權的國際派,像王明、博古、李立三、瞿秋白、張聞天等人也無不如此。而且他們反而沒有毛的篤實、苦幹,和對中國社會本質,所具有的調查研究的精神。跟他們相比,毛反而有鶴立雞群的領袖形象。
毛澤東還有另一套本領,非若輩所能及:毛公善讀中國線裝古書,精通中國傳統的帝王學,尤精於玩弄古法家的權術,以及打原始農民戰爭的那套土兵法。毛對這套傳統帝王學的藝術之掌握,那才是英明天縱,雄才大略,文武雙全,全國無兩。他就是靠這一套先天的稟賦和後天的經驗,終能在黨內壓倒群雄,異軍突起,最後竟能趕走蔣氏,而統一大陸的。起阮籍於地下,可能他又要說,天下無俊傑,使豎子成名了。但是,朋友,我們第三世界,搞工業化,曾有個名詞叫恰當技術(appropriate technology)。你引進科技,要恰合你當時社會國家的條件。時間未到,你就躐等的大搞其高科技(high technology),過猶不及,那您就反而是製造瓶頸,而開其倒車了。毛澤東那一套,在落後的中國,反而比胡適等人權派那一套更恰當,更appropriate,所以他能打天下,而人權派不能也。但是,時變而思想不變者臭。等到人權派那一套,逐漸變成適時的恰當技術了,毛還未死,卻頑固不變,那他就變成封建落伍,成為結束帝王專政時代的最後一個荒淫無道的暴君了(事實上,中共在八全大會中發生的反毛暗潮,就是因為毛在這一新階段,已變成了一個阻撓進步的反動獨夫的結果,見下節)。這原是轉型時代政治的特徵啊。毛也是一個時代的犧牲者,夫復何言。
毛的個人崇拜,劉是始作俑者
根據黨史上一般的說法,毛之竄升至全黨一人,實始自一九三五年的遵義會議,讓他當上了軍委主席,取得了軍權,從此抓住槍桿,至死方休。其實它真正地變成全黨一人,卻是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中共七全大會期間,由劉少奇搞個人崇拜,一手推上去的。蓋中共經過八年抗戰的迅速發展,至此已擁有半壁河山。那時以劉少奇副主席為首的毛派若干高幹,為著與黨內國際派爭黨權,和黨外國民黨爭政權,乃突出毛氏,為獨攬大權、超出全黨之上的最高黨魁,來領導對外鬥爭,和對內清黨,劉少奇的第一著棋,便是樹立毛澤東主義為全黨最高指導思想,其地位僅次於馬列主義。但毛氏那時正在謙恭下士之時,不願亦不敢與馬列平坐,乃自請改毛澤東主義為毛澤東思想。這一個由七全大會一致通過並載入新黨章的毛澤東思想的權威之樹立,毛澤東就不再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個普通黨員了。他在一夕之間就變成蘇聯布黨的列寧、中國國民黨的孫中山了。
且抄兩條七全大會後的中共新黨章,以見毛在黨中的超越地位:
(總綱)
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做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
(第一章,黨員)
第二條:凡黨員均有下列義務:
一、努力地提高自己的覺悟程度和領會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摘自黨章原文,載劉少奇等著《中國共產黨與共產黨員》,一九四八年香港紅棉出版社再版,新民主出版社經銷,頁一|三)。
毛澤東經過七大在新黨章中樹立了特殊地位以後,很自然的便發生兩項後果。第一便是中國共產黨自此以後,就變成毛派的極權政黨,和毛氏個人的政治機器了,其它黨內反毛非毛的派系和個別黨員,不是被關被殺,被清出黨,就是在黨內靠邊站(像朱德元帥那樣)。這項發展正和與它鬥爭最尖銳的敵黨國民黨的發展,殊途同歸。自此以後,發生在戰後中國的兩黨鬥爭,就逐漸變成蔣、毛之間的(和劉邦、項羽一樣的)兩人之爭了。第二個後果便是,這種極權式的革命政黨中的獨裁領袖,他的獨裁權力是只能上升,而不能下降的;同時他的政治特權,也未有不被濫用的。這就是麥克斯.韋伯所說的,絕對權力,絕對腐化的必然後果也。
劉少奇在中共七大之時,把毛某踢到瓊樓最上層,雖不無黨同伐異之私,但他的動機也是為他的黨,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前途著想。劉在七大上歌頌毛的領導為完全正確。我們以筆則筆、削則削的史家標準旁評之,筆者就曾說過,劉的頌毛之言不算太過分。可是到十一年之後(一九五六年八大期間)解鈴還是繫鈴人,同一個劉少奇,又想恭請毛主席下樓休息,可就請不下來了。相反的,他卻激怒了這位大獨裁者。為著保權衛冕,毛所施展出的不擇手段的反擊,和其後所發生的骨牌效應,不但把劉某自己弄得家破人亡,它幾乎也把一個輝煌的人民政權,和十億善良的人民,都一起陪斬,而弄到萬劫不復之絕境。有的大陸史家,就誤認為劉有野心,志在提前接班,偷雞不著蝕把米,而自貽伊戚。海外史家有的則譏笑他,木匠頂枷,自作自受。其實他也是出諸善意。劉曾說:現在不再搞毛澤東個人崇拜了,改搞鄧小平個人崇拜。雖是戲言,亦是讖語。筆者不學,在鄧氏三起之前,即曾撰長文評之。此是後話,下節再另做交代。
可以做皇帝,不能做主席
劉少奇搞起的毛澤東這個獨裁班子,雖有其必然的不良後果,可是在它對付蔣介石那個同樣的獨裁班子,卻有其摧枯拉朽的效率。在抗戰後,蔣、毛二公逐鹿中原,那一盤楚河漢界的象棋上,不出三年,它就吃掉蔣公的老將,而統一了大陸。其效率之高,也確是驚人的。共產黨人,像鄧小平就常說,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信不誣也。吾人寫歷史,固不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
在中共取得政權以後,長話短說,它開國初期的氣勢,也確是不凡的。且看那天安門頭,群雄揖讓,四海之內,萬眾歡騰。中國人民是站起來了,帝國主義和封建殘餘是一去不復返了。何等氣勢?誰又知道,時未兼旬,九州之內,又人相食、打砸搶,哭聲震野呢?
毛氏這記虎頭蛇尾的政權,大陸上的中共黨史家,曾說他:開國有功,建國有過,文革有罪。我們隔洋觀火的海外史家,包括小可和李敖總統在內,也曾笑過他,只會打天下,而不會治天下。但是我們海內外兩造,都未能說出個所以然來。毛澤東何以不能治天下?這點倒要稍加解釋。
自古帝王多無賴,老實說,毛公雄才大略,他真要做起皇帝來,必是一位頂呱呱的開國之君,不下於劉邦、劉秀、趙匡胤、朱元璋也。不特毛如此,縱是袁世凱、蔣中正,乃至我的朋友李宗仁(我就曾當面恭維過他),都可做一陣好皇帝,而做不好總統、主席,何也?因為做皇帝,我們已有三千年老樣板、老經驗、老社會、老底子,你有本領打了天下,南面稱孤,依照老樣板、老經驗來,雖阿斗、溥儀,也可照本宣科也。
在袁、蔣、毛、李那個去古未遠的時代,打天下也遠比治天下容易。因為打天下只是無賴打無賴,封建殘餘打封建殘餘,都有老套路可循。治天下就難了,老樣板沒有了,依樣畫葫蘆,也沒個葫蘆做樣子了。你要做總統、做主席,你得向洋人取經;美國式、英國式、法國式、俄國式、蘇聯式、日本式,你學得再像模像樣,你沒他那個洋社會、洋底子,也是要畫虎不成,畫出狗來的。人家有人家的傳統,我們有我們的包袱,政治制度,哪可以亂搬?
須知,制度者,機運與智慧之產兒也。而智慧與機運之交配,亦非數百年不為功也。剖腹取子,也得懷胎十月,是急不來的。此筆者之所以擅做三峽之論也。袁世凱的悲劇,是背著個總統的包袱,去做皇帝。蔣、毛二公的悲劇,則是背著個皇帝的包袱去做總統。他們三人,都死不瞑目,也就像我的老學長王作榮院長一樣,自歎壯志未酬也,悲夫。
新政協和制憲建國
現在談談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和制憲。
解放軍在一九四九年,基本上打平了天下之後,中共要組織個新政權了。他們認為在抗戰後,該黨本願意跟國民黨及諸小黨,乃至海內外民主人士,通過政治協商會議,來組織個聯合政府嘛。毛公為此,還著了一本小書呢。可是這一政協決議被國民黨單方面破壞了,如今蔣介石被打垮了,他們要開除國民黨和附國的民社黨和青年黨的會籍,由共產黨領導,包括原有的民革、民盟等諸小黨派,和海內外民主人士,再來組織個新政協,一切從頭來過。
經過一番籌備之後,這個新政協就在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首次集會於北京,到會代表一百三十四人,代表各小黨和各社會團體二十三個單位,並正式分組擬定共同綱領(等於臨時憲法),選定國旗、國歌,以及各級政府組織法和人選的草案。再經過三個月的緊張工作,至九月底再次開會時,代表人數已增至六百六十二人,代表團體也增至四十五個。這就算是新政權的臨時國會和立法機構了。
【附註】在解放前的舊政協時期,諸小黨派為企圖與國共兩大黨爭雄,曾毀黨造黨,把諸小黨聯合起來,組織個足與國共鼎足而立的、聲勢不凡的民主同盟。這個沒有私家軍隊的民主大黨,一時頗為眾望所歸,簡直有取國共代之的趨勢,全民看好,譽滿環球,不幸中國知識分子,原是天下最難合作的動物,再加以國共兩黨從旁搗鬼,這個同盟終於煙消雲散,剩下個殼子,在新的人民政權中,做個小花瓶。按理解放後,諸小黨派,應該再度同盟一下,做個聯合的反對黨,但是聰明的毛主席和周總理是不會讓他們再有個同盟出現了。因此他們也就怡然自得的,做了五十年的花瓶了。
據當事人回憶,在毛澤東主持的會議之中,有關國號的討論時,毛曾主張維持中華民國這個老國名,而為華僑老財東陳嘉庚所激烈反對。陳主張毛的新政權,應當和蔣的舊政權徹底劃清界線,絕不能再用中華民國這個老國名了。幾經辯論,終於接納了張奚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議。年前余訪陳嘉庚墓,見其被紅衛兵砸毀的墓牆上所刻的水滸傳一百單八將的浮雕,不免感慨係之。當年如沒這位熱愛水滸地老華僑的亂干國政,中華民國的國號,如果沒有被廢除,則今日海峽兩岸的兩國論,就說不出口,事情就好辦多了。有地位權力,可以一言興邦喪邦者,動用鳥嘴,可不慎哉。
國號之外,與會者也接受了五星紅旗為國旗(五星中之大星,代表無產階級和共產黨,四小星則代表全國各民族各階層的大團結),老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並選出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周恩來為政務院總理,及以下官員數十位。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下午二時,北京天安門前,禮炮二十八響之後(象徵中共革命二十八年),毛主席撳動電鈕,五星紅旗,冉冉升空,全場一片歡呼,中國歷史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正式誕生了。
毛澤東自歎戰略錯誤
可是這時人民政府雖已在北京成立,中國大陸並沒有全部解放。新中國尚未彌月,解放軍精銳第二十八軍有三師之眾,登陸金門時(十月二十五日),過分輕敵,諸將也爭功冒進,古寧頭一戰,竟被打得片甲不還,使該軍總指揮葉飛,望海痛哭。毛澤東也承認在華南打了敗仗。
這時舟山、海南,和台、澎、金、馬等東南沿海島嶼,尚在國軍掌握之中,不用說了,國民政府遷都重慶時(十月十二日),在西南中國,川康雲貴的半壁江山裏,也還駐有大軍百萬。代總統李宗仁雖已逃之夭夭(十一月一日離渝,十二月五日飛美),國民黨總裁蔣中正還在臺北、重慶之間飛來飛去。中國共產黨如何結束這場內戰,完成中國的統一,也還有好一場結尾的掃蕩工作要做呢。
據毛澤東後來的回憶,他在這項掃蕩作戰中,犯了一記戰略上的錯誤:他不該先解決西南,以後再圖臺灣。他說他應該集中二、三、四野的全部精銳,先把臺灣拿下再說,臺灣徹底解放了,然後再揮軍西上,去解決川康一帶胡宗南和宋希濂的殘部。他不此之圖,先揮軍西上,川康之間正打得勢如破竹之時,東北海疆,忽然晴空霹靂,一場韓戰在朝鮮半島上突然爆發了。原把臺灣和朝鮮,都已劃在美國防守線之外的美國總統杜魯門,這時未加思索,便把美國第七艦隊調入臺灣海峽,把大陸和臺灣之間憑空建起了一條好鳥難飛的鋼鐵長城。那原是危如累卵的臺灣,這一來,一夕之間,就安如磐石,固若金湯,以迄於今了。
毛澤東事後歎息他戰略錯了。但是先打西南,後打東南,朋友,偉大的毛主席錯在何處呢?他並沒有錯嘛。尤其是在古寧頭一戰之後,毛氏可能意識到,海上戰爭,他未可輕發,所以才決定,先打那較有把握的山地戰,而捨東就西,但是可能影響他決策的古寧頭之戰,也是個天大的偶然嘛。兵驕者敗,兵哀者勝,國軍守將湯恩伯、胡璉最初也並無必勝的把握呢。
抗美援朝的複雜後果
至於高麗戰爭的爆發,那就更和當年的西安事變一樣,純粹是一個歷史上的偶然了。當年的西安事變,改寫了中國歷史,也改寫了世界歷史,但在垂死的邊緣,卻救活了一個奄奄一息的中國共產黨。
天道好還。這次的高麗戰爭,也改寫了中國歷史,改寫了世界歷史,但在垂死的邊緣,它也救活了一個奄奄一息的中國國民黨。若談在生命的最後時刻,能死裏逃生,高麗戰爭和西安事變,對國共兩黨所發生的作用,真是異曲同工。兩黨都是在槍斃之前,突然獲救,五十五十,彼此彼此,十分公平。
朋友,這一連兩三個改寫了人類歷史的偶然之發生,雖云人事,豈非天意哉?您能說我迷信?歷史本是必然和偶然交互為用,慢慢地製造出來的呢。可是由於這些偶然的影響,中國的內政外交,也隨之同時改轍。最明顯莫過於中共在外交上搞其一邊倒,在內政上走極左路線,和美國對蔣家政權的心回意轉,讓這個垂死的國民黨政權,死灰復燃。因此中共那一場轟轟烈烈的解放戰爭,也就和國民黨當年的剿匪戰爭一樣的,功虧一簣了。
一場韓戰,打了三年,中國單方死傷超過百萬人(官方只說三十六萬,筆者近周在紐約曾與一位來美探親的韓戰老兵,細說當年。他說中國志願軍在朝鮮戰場,是整營整營的死亡。雖毛澤東的兒子,亦不能免。戰況之慘烈,非常人所可想像也)。其後遺症至今未滅。長話短說,那就是它打出美國共和黨的極右政權,產生了瘋狂的麥卡錫主義,竟至把美國國務院中的親華、知華,和會華語的專家,一網打盡,並以中國代替蘇聯,成為美國天字第一號的敵人,而加以圍堵圍剿。蘇聯反退居第二,有時且向美國討好,謬做中美兩仇之間的調人。北京反要向莫斯科賠償戰債。搞國際外交,天下還有比這更笨的笨蛋?言之可歎。
更可怕的是,一場高麗戰爭,也打出個中國極左路線的內政,和一邊倒的外交政策來。最可歎的是,美國向極右發展,只是短期的和政策性的,其主要運作也只限於外交界。等到他們發現了錯誤時,解玲還是繫玲人,最後逆轉此項極右政策的,還是那個共和黨極右派政客的尼克森。
中國向極左發展就不然了。中國的極左路線則牽涉到,有永久性的意識形態。它不但影響了外交上的一邊倒政策,在內政上更是極左政策的一竿到底。終至血流成河,屍骨堆山,死人數千萬,受害者數萬萬,歷時二十餘年,至毛死後而已。其遺患至今未了也。
歸根結柢,其關鍵在那個偶然發生的韓戰。但是韓戰真是偶然發生的嗎?它是不是經過史達林的精心設計,想利用金日成那位莽夫的魯莽行動,來拴住北京的老毛,以防他在美蘇之間渾水摸魚,而取其漁翁之利呢?遠在淮海戰役期間,史達林曾特派米高揚去西柏坡警告過毛澤東,認為解放軍不可渡江,藉口是怕美國介入,會引起第三次大戰,為毛氏所婉拒。一九四九年末,毛澤東在莫斯科謁史時,曾為此違命而道歉。史達林莞爾說:勝利者是沒有錯誤的。
中共解放軍渡江未幾(一九四九年四月),金日成就揮軍南下(一九五○年六月),金某竟敢瞞住史達林而單獨行動?常識令人不能相信也。史達林如先知金軍南下,為何不派米高揚前往阻止?也難令史家釋疑。各種跡象顯示,韓戰分明是經過史達林精心設計,至少是默許才發動的。史氏之目的蓋在拴住毛澤東,免其變成亞洲之狄托也。而毛澤東也就甘願陷入史達林之圈套,而不能自拔,也真是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這也是俗語所謂棋高一著,逼手逼腳吧。
高麗戰爭與懲越之戰
但是抗美援朝也有其歪打正著的一面。第一是它大大的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記得國共之戰打到尾聲時,有一新聞記者訪問我們哥大的老校長艾森豪威爾將軍曰,假如美國要出兵援蔣,需出兵幾許,始能逆轉戰局?艾氏伸出兩個指頭。記者曰:兩軍?艾氏微笑說:兩師。可見其對中國之輕蔑也。但是韓戰卻給這位趾高氣揚的美國元帥一記大耳光。也足使整個世界媒體對中國刮目相看。中國做了一百多年的世界帝國主義的共同殖民地,今日稍微抬一抬頭,誰說不宜?
高麗戰爭對中國內政,所發生地建設性的影響,那就和一九七九年鄧小平所發動的越南戰爭,有其異曲同工之處了。自秦始皇而後,中國軍隊一向都講求系統,近代尤然。國民黨軍中就有所謂中央系、桂系、西北系、東北系,和數不盡的所謂雜牌軍。共軍中始則有所謂方面軍,國共內戰時,又分為四個野戰軍。表面上是屬於中央軍委統一指揮的,骨子裏各野戰軍也各有其系統,中央軍委對他們的指揮,也只能因勢利導。尤其是像鄧小平這樣二野出身的軍委主席,他指揮二野或可如臂使指,指揮其它系統,就難免有些不順手了。但是為著打一場嚴重的對外戰爭,這就給中央軍委提供了法理根據,來抽調各系統的精銳,做集中訓練,並加以混編(混編是國民黨裁軍時,設法消滅雜牌軍的老辦法),這一混編出的新系統,就是人民政府精銳的中央軍了,雖然在解放軍體制中無中央軍其名,然有其實也。
五十年代的解放軍系統當然更為複雜,縱以毛澤東的聲威來指揮,也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可是為著打這場生死存亡的抗美援朝,他們就要認真的打散各野戰軍,抽調各系統的精銳,加以混編,來統一指揮。三年韓戰,打得四野全銷,解放軍就真正的統訓統編,軍委毛主席指揮起來,也真就如臂使指了。所以一場韓戰,對毛澤東的整軍裁軍的計劃來說,也真是若有天助也。鄧小平後來打越戰,也是如此的。
在中國歷史上的任何朝代裏,開國之後,裁軍整軍都是第一難題。而人民中國在建國之後,未費太多氣力,賀龍(一野副)就乖乖的去打桌球,當體委;劉伯承(二野)也繳出兵符去辦學;陳毅(三野)遵命去搞外交;林彪(四野)安心去俄國養病。只有一個毛主席最信任、最親密、過去合作關係也最好的彭大將軍,彭德懷(一野正)保存了軍職做國防部長,抗美援朝時奉旨出任中國志願軍司令員。這計杯酒釋兵權,固然是老毛通天的本事,但也是諸將識大體,和對美帝作戰的生死交關,有以致之。毛當時對彭老總寵信最專,誰知伴君如伴虎,這也是彭德懷這位有聖賢資質的愛國軍人,一生最大的不幸呢。朋友,彭德懷憑什麼要死於非命,而死得那麼慘?但是中共的解放軍就是經過韓戰這場血的洗禮、血的訓練,而成為一支真正的世界級的武力。一九六二年那位不知輕重的文人學者尼赫魯,居然也想抹抹老虎屁股,解放軍才稍微動一動,印軍就全軍覆沒,全國震驚。解放軍如真的傾巢南下,全印也就要被解放了。那時筆者曾被哥大派往新德里公幹,目睹印度朝野之舉國惶惶也。
中國是毛澤東思想的實驗室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一九四九年十月正式建國之後,在文治上,也頗有開國氣象。首先,那原是代替國會的新政協,就改為中央人民政協,做為安撫小黨派、民主人士,與少數民族的顧問機構。各省也各有其省級政協,以安撫只有地方性的民主人士和被改造釋放的國民黨戰俘。這一安排也頗為成功,以迄於今。早期新政協所制定的共同綱領,原是做為臨時憲法之用。建國五年之後,幾經制憲委員會的努力,至一九五四年,就正式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取代了。北京的所謂聯合政府,也就變成正式的中央人民政府了。人民政府中最高領導的班子依舊,只是原先的政務院則改名為國務院了。
人民中國這第一本憲法,也是包羅萬象的。舉凡現代政治學理上,所有的新鮮事物,無不應有盡有。尤其是它明文規定了,五年一任的國家元首(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制度。這一制度如果認真地執行起來(像美國開國時的華盛頓、亞當斯、傑弗遜一樣),由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開國領袖,一個接一個的接下去,未始不能替人民中國慢慢地建立出一個穩定的接班制度來。在一個國家強於社會的國度裏,先把中央政府穩定下來,其下各種制度,隨之漸漸的納入正軌,如此,則轉型期的中國,就可迅速的駛出這個可怕的歷史三峽了。不幸的是,在這段帝制轉民治地轉型運動的中期,接班(帝制時代叫做立儲)問題,便是個最難解決的問題。原先的真皇帝都解決不了,如今半皇帝、假皇帝,所謂主席、總統者,就更難解決了。下章再專論之。
建國初期的黨政組織和意蒂牢結
人民中國在建國初期,究竟做了些什麼事呢?一般說來,它和漢唐宋明等傳統朝代,也是大同小異的。大同者,還是毛澤東所說的千載猶行秦制度:一個皇帝高高在上、中央集權的北京政府,由三公九卿組成一個龐大的職業官僚(Professional Bureaucracy)體系。地方政府則郡縣鄉鎮三級制一竿到底。下級服從上級,全國服從中央,這一制度,兩千年未變,而人民中國繼承之也。只是在遴選候補官吏的制度上,它所採取的卻是一種帶有時代性的入黨做官的辦法。推行起來,比帝制時代的九品中正制和科舉考試制,還要落伍一點罷了。
另外疊床架屋,他還有一套,和政府機構平行,而更具決策權力的黨的機器。在通常的情況之下,一省的行政首長應是省長;一校的首長應是校長;一個公司的首長,應是總經理。可是在共產中國,則一省首長卻是共產黨的省委書記;一校則是校委書記;公司工廠,也是廠委書記。甚至學生自組的學生會,也是書記當家。六四在天安門領導鬧學潮的王丹,原來便是黨中派出管治學生的黨小組的書記。他年輕氣盛,卻承繼了北大自由主義的傳統,捨魚而取熊掌,才在黨內造起窩裏反,而享名世界的。
這種以黨為大,黨指揮槍,黨指揮政,指揮一切,在進城前,都是必需和有效的。進城以後,富有天下,把一時權宜之計,當成永久性的制度,就要出紕漏了。毛公所以在歷史上,以獨夫終篇,便是打不開這個死結的結果。國民黨還有個還政於民的口號。共產黨則是在全世界共產主義還沒有實現,全世界資產階級還未消滅之時,則是一黨專政到底,決無還政於民之心。這也可能就是共產主義極權政治的死結罷。
不過話說回頭,當年國民黨搞以黨治國,還搞不到共產黨這個水平呢。蔣介石以前曾批評過王安石,說王安石變法之所以失敗的原因,便是他少了個中央政治學校,沒有訓練出足夠的幹部,來執行他變法的政策。但是在訓練幹部上,毛公可能就要暗笑蔣公是小兒科了。在搞土法煉鋼時,毛就吹牛說,他一次能送九千萬人上陣。蔣介石搞土法煉鋼,中央政治學校能訓練出多少幹部呢?
蔣、毛二公俱往矣。青島康有為墓裏,老康遺骸的頭骨,也被紅衛兵弄丟了。他們三位都是畢其功於一役的一次革命論者啊。現在我們不叫變法,叫轉型。從帝制遺規,轉出個民主法治,要智慧加機運,再加實驗時間;橫的好的要移植,縱的好的也要承繼。如此,至少要兩百年,才能慢慢地變出個新法來。哪能一蹴而幾?讀者公婆,請稍安毋躁,中國還要再實驗四十年,我們就可能有個像樣的民主制度出現了。否則就再等一百年,它遲早是要出現的,急有何用?
農村土改和都市工商改造
至於土地政策,人民政府所採取的也只是王莽的新朝(公元九年|後二十四年)所實行地復井田的土地公有政策。它先搞土改,從事分田。分久必合,然後進一步組織合作社,和吃大鍋飯的人民公社。這本是共產主義的基本理想,甚至也是傳統儒家所謂大同之治的教條。國共兩黨都列為最高理想的。中共建國以後,按照憲法和黨章,也是要亦步亦趨,加以推行的。不幸的是中國共產黨迷信和曲解了馬克思階級鬥爭的理論,和偏信了列寧主義階級仇恨之說,建國以後,以政府統治機器,泰山壓頂的力量,關門殺狗,一舉把地主屠殺了八十餘萬人(實際數目顯然遠大於公開的數字)。這種階級淨化的革命手段,和近時科索伏的種族淨化,實是異曲同工。如此以濫殺方式來解決社會和政治問題,近百年來的人類歷史已充分證明,不但不構成一項解決問題的辦法,它的併發症和後遺症,尤其可怕。因為殺人是有癮的。我好殺人人殺我,頭顱一樣滾瓜紅,殺仇人殺紅了眼,下一步就要殺自己的人了。據說張獻忠每天都要殺人。等到殺得無人可殺時,他每天就要在自己的隊伍裏撥出人來,以供屠殺。共產黨當年把階級仇人殺光了,就開始殺自己的同志了,可能也是同樣心理變態的結果。尤其是毛公迫不及待,為私為公,他都要立刻冒進,來大搞其公社化,終於演出一場餓死三千萬貧下中農的大悲劇,更是不堪設想。此是後話,到時再說。
至於都市工商業的改造,周恩來、劉少奇、陳雲和一些經貿專家都主張,先從公私合營做起,實事求是,慢慢化私為公,反對冒進。在第一個五年計劃(一九五三|一九五七)中,謹慎執行,全國經濟隨之復甦,實頗具開國氣象。不幸二五計劃(一九五八|一九六二),墨瀋未乾,便被毛氏一手推翻了。結果弄出三面紅旗,土法煉鋼等,勢將傳之千古的歷史笑話。記得筆者於一九七二年返國探親時,所見一家國營照像館,那架最主要的黑白照像機,比我身邊所掛的廉價的彩色照像機,還要老二三十年,我和外甥到一國營餐廳去排隊買油條,等了半個小時,只買到數根冷油條的情形,如在目前也。
關於建設重工業的政策,中國向蘇聯學習,先搞軍事工業,倒頗有可觀。它集中全國力量,正如陳毅外長所說的,沒褲子穿,也得發展原子彈。在一九六四年中國果然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兩年不到,又爆炸了氫氣彈,速度之快,足使美蘇側目;接著北京又搞起航天,發展二炮,送衛星上天。更是震動全球。這種成就,確是打破世界紀錄的。也使海外華僑,挺起腰桿,揚眉吐氣,從此不再做落後的支那曼(Chinaman)矣。但是這也是變相的一將功成萬骨枯,我們的原子彈爆炸於大躍進之後。朋友,以二十萬顆頭顱換一顆原子彈,歷史家執簡書之,心頭也是萬般沉重的。
凡此,論者已多,經貿科技專著,亦所在多有,筆者今後有暇,當再略為分類綜括之,以留信史。本篇就一筆帶過,不再多敘了。
極權領袖的統治藝術
現在再談談建國初年的那些有名的鎮反、肅反、三反、五反和反右諸種運動。毛澤東當國二十八年,最大的特點就是搞運動。二十八年中可憐的中國老百姓簡直可以說沒有一時一刻不在膽戰心驚的運動中討生活。孔子的大門徒宰我先生就曾形容過,周朝建國初年的政策是使民戰慄。在毛澤東治下的中國也正是如此。到毛的晚年,不特人民戰慄,連黨的老幹部和超級老幹部像劉少奇、彭德懷、鄧小平、賀龍、林彪、陶鑄、彭真、郭沫若、潘漢年、陳伯達和他們的夫人們、子女們,甚至周恩來和鄧穎超,也都無時不在戰慄之中。周恩來就感歎地說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鄧小平說他能活下來,實在是命大。小心翼翼,靠命過日子,能不戰慄?
但是毛主席究竟有什麼神通,一個人能把全國全黨,都弄得生活於戰慄之中呢?社會科學家對這一問題的解答,就十分簡單了。那是極權政治,尤其是現代化極權政黨的基本性質嘛。極權政黨是一部無堅不摧的統治大機器。任何強人,搶得了這部大機器的操縱權,誰就可以和尚打傘,為所欲為。始則是為國、為民、為黨、為革命、為主義,運用此一大機器來清除異黨和異端。但是絕對權力,絕對腐化,掌握絕對權力者,未有不濫用其權的。尤其是掌權過久,孤獨多疑,老年昏聵,發生偏執狂(Paranoia)的大獨裁者,更會胡作非為。為著清除異己,那就白刀進,紅刀出,無惡不作了。
當然,權力濫用,也是個絕大的政治藝術。我國古代的法家,和西方現代的馬基維利主義(Machiavellism)都曾把這一項藝術發展到最高峰,而大獨裁者們,都是這一行道的好學徒和最高手,否則他們也吃不了這行飯。在近現代中國裏,袁世凱、蔣介石、毛澤東三雄,都是這一行的九段高手和掌門人。他們手段之高明,耍起來,往往令歷史家,甚或他的政敵,都拍案叫絕。我記得李宗仁往往鬥不過蔣介石。在鬥敗了之後,他反而佩服蔣制勝的本領。說到精彩之處,李德公當時把大腿一拍,然後翹起拇指,向我說:蔣先生這著高明。其實李宗仁先生在此行道並不低能也,但他自歎不如蔣。其實蔣的本領到毛,還差得遠呢。朋友,相信嗎?
鎮反、肅反、三反、五反
毛澤東就憑這部大機器取得了政權。他也就靠這部大機器來建國治國。在建國之初,他是利用這部大機器,來清除國民黨留在大陸的殘餘勢力,即所謂鎮反、肅反是也。中共在奪取政權,尤其是志願軍入韓之後,從一九五○年十月開始,一搞兩年,其鎮壓反革命和肅清反革命分子運動之徹底和殘酷,真是古所寡有,今亦無雙。雖德蘇兩國亦相差遠甚。數十年來北京的官史家為此一政策辯護,說是國民黨和美帝不甘失敗,在大陸留下大批特務,從事破壞和暗殺,猖蹶到陰謀炮打天安門的荒謬程度。據說中國人民抱怨政府寬大無邊,有天無法,政府不得已而為之,才開始鎮反肅反的。
其實,戰敗了的國民黨,當時之不服輸,信或有之。但是國民黨尸居餘氣,敗兵之將不足以言勇,衰邁的老K,當時無此潛力與氣焰也。美國想派遣間諜向大陸滲透,也是事實,然碧眼黃鬚者,究係異族,搞搞調查研究,竊聽收買,行有餘力也。搞炮打天安門,若非編導偵探演義,就是撰寫科幻小說了。此陰謀如為事實,則愚蠢不堪矣。
當時中共搞殘酷的鎮反、肅反的真正原因,則是報仇雪恨。國民黨當政時殺的赤匪也夠多了,毛、周也虎口餘生,幾遭不測。如今變天了,以牙還牙,辱其大,殺其小。非盡屠萬惡的項氏之臣,不足以雪心頭之恨。再加以向蘇聯聯共學習,把革命進行到底成一時風氣,中共對異黨異派之殘酷鎮壓,一殺數十百萬人,就青出於藍了。凡此,將來公正的歷史家,都會做專題處理的,本篇就三言兩語的帶過了。
國民黨和美帝的特務,趕盡殺絕之後,共產黨整肅矛頭就指向黨內的異派和貪污幹部,以及黨外的奸商。這就是所謂三反、五反了。
三反是: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一九五一年年底由毛澤東下令推行的。在運動進行中,處決了貪污有據的高幹劉青山和張子善。前者是中共天津地委書記;後者是天津地區行署專員。二人都是三十年代就出生入死的地下黨員,解放後位據要津。二人的處決,使全黨全國耳目一新。政肅風清,新朝究非前朝可比。
五反則是三反之擴大。反的是所謂五毒:行賄、偷稅漏稅、偷工減料、盜騙國家財產、盜竊國家經濟情報。五反目的是整肅市場上之不法商人的。大都市中的各級商場和各樣商人,本來是最複雜的一個社會階層。商人有錢,官僚有權,再加個黑社會從中勾結,這就是臺灣今日之所謂黑金了。黑金猖獗,那任何革命政權都要腐化了。中共初進城時,就立刻體驗到這腐蝕之可怕。五反運動雖然也是血跡斑斑,卻頗收一時之效,為所謂過渡時期總路線之提出與施行,與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之擴大,鋪平了道路。
總之,開國初年的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在毛澤東領導之下,確有其一番朝氣。當時朝野兩方對社會主義制度之優越性與可行性,也從不懷疑。毛氏利用其無堅不摧的共產黨那部大機器,來雷厲風行地施行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全國上下也無不俯首帖耳、心悅誠服地跟著共產黨走。到五十年後的今日再反思之,吾人固知,社會主義,尤其毛派社會主義,實為一大空中樓閣的烏托邦也。但是,朋友,不是五十年前呢。那時的中國人,尤其是知識分子,包括國共兩黨的全部黨員,很少不是所謂社會主義者。二戰之後,我輩中國人的最高理想便是:政治自由、經濟平等。在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初,中共雖殺人如麻,但是治亂國用重典,一時居然也達到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理想境界。加以物價穩定,社會平安,雖粗茶淡飯的清教徒生活,人民也甘之如飴矣。
因此這三五年的太平盛世,時至今日,仍有歷盡滄桑的若干父老緬懷不置也。當年海內外絕大多數人民,對北京人民政府,也都抱有最高的幻想。認為自此海晏河清,中華民族百年苦難,總算是出頭了。
筆者這一輩的過來人,親身體驗者,那時都還是最愛國的理想青年也。我們所最為入迷的口號便是:軍隊國家化,政治民主化,經濟社會化。嗚呼,一轉眼,半個世紀過去了,誰知這三大理想,都是一場空哉?言之可歎。
承繼問題仍是政治死結
今日痛定思痛,從巫山之巔,俯瞰三峽,才豁然有悟。原來毛澤東時代究竟還是帝制尾聲,去古未遠。中國古帝王專制(尤其是開國時期),政治上最大死結,便是帝位繼承問題,今日叫接班問題。讓我們翻翻中國通史。且看從秦二世矯詔殺扶蘇開始,到漢初的諸呂篡劉,初唐的玄武門之變,北宋太宗趙匡義逼死太子,明初朱元璋盡殺功臣為建文太孫接班鋪路,最後還是免不了一個靖難之變。清康熙為中國歷朝最可敬的聖主明君也。臨死病危時,諸子爭位,他自己是否是自然死亡,史有疑團也。縱在民國時代,袁世凱的金匱石室,貽笑至今。孫中山身後汪氏篡胡,蔣氏篡汪,都是影響深遠的政治波濤。蔣中正傳子,也費盡九牛二虎之力。迨毛公打平天下,粗安未及半旬,接班問題之日趨嚴重,已遠邁前朝。其後骨牌效應,毛死未已。毛公生前為賢妻接班鋪路殺人,是何等驕狂?他怎知一朝瞑目,屍骨未寒,武則天就被活捉去者?時至今日,對接班問題,吾人仍未見江公有何善策也。一句空言:培養第四梯隊接班人,說得何等輕鬆。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今日史學博士生,執簡以待之可也。朋友,您認為臺灣今日民主了。李總統的接班人,將依法產生,太平無事了。且看李公今日已方寸大亂矣。其情況之複雜,恐亦非吾輩書生所能空論也。雖然它的局格,只限於一個小島,接班之爭與大陸相比,只是個茶壺風波而已。總之,在我們這個轉型未成的人治國家裏,接班制是眾亂之源,接班搞不好,則一切免談。毛治中國二十八年的眾亂之源的,契機即在此。
現在再讓我們回頭看看,人民中國建國初年,便隱然發生的接班問題:上節已言之,開國五年,毛已做了一任華盛頓。一九五四年憲法頒佈,毛又依法連選連任,當選了第二任國家元首,任期直至一九五九年為止。本來嘛,做國家元首兩任十年,原不算短。殊不知在人治中國的國家元首,尤其是開國之君,都是從馬上得來的。一將功成萬骨枯,踩著一條血路爬上層樓,數十年白刀進,紅刀出,爾虞我詐,仇讎盈野。為本身和家庭安全計,他縱想引退,也是退不得的。何況生就獨裁胚子,都是終身職的職業革命家,豈可半途而廢。如部下的從龍之士,硬要逼宮造反,則尤要不惜一切,衛冕護權到底,絕不甘休。老實說,這一特質是世界上所有獨裁政權皆然,中國並不是個例外也。但是無巧不成書,毛公的第二任元首之職,未及中途,國內和國際情勢都發生了劇變,迫使毛氏不得不使出全身解數,以圖自保,人民中國也就隨之大亂了。
莫斯科鞭史,北京城抑毛
原來,毛公的第二任還未開始,蘇聯政局就已經發生了翻天的變化。大獨裁者、全世界第一號共產黨領袖史達林,於一九五三年突然病死。論國際共產運動的資歷,毛澤東水漲船高,此時理應遞升接替史達林為第一號領袖了。誰知事有不然,蘇聯在史氏死後,幾經權力鬥爭,終由赫魯雪夫,取得了政權。赫氏為一有手腕的修正主義者,在史氏專政之下,久遭折磨。如今一旦當政,不特一反史達林之所為,並於一九五六年二月,在蘇共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對史氏公開鞭屍。他認為史達林三十餘年的個人獨裁,實在是當今蘇聯內政外交、政治經濟落後的百病之源。他堅持把史達林所有的政策,都加以逆轉;說做就做,史達林留在莫斯科紅場、列寧墓裏的遺屍,很快的也就失蹤了。蘇聯人民受史魔之苦久矣。經赫氏登高一呼,全國人心大快,洋溢著一片鞭史(當時西方所謂De|Stalinization)之聲。黨內民主的口號,被叫得震天價響。十餘年來美蘇之間的冷戰,也隨之迅速解凍。
蘇聯這一突變不打緊,一向以老大哥的行為馬首是瞻的北京政壇,就隨之震動了。再者,也真是無巧不成書吧,中共的八全大會,也竟預定與蘇共二十大同年舉行。上節已言之,中共自七大以後,毛澤東已亦步亦趨的走向史達林的獨裁之路。這一下史達林在蘇共二十大中,忽然從聖人導師變成壞事做盡的惡魔了;中共在他的八全大會中,將如何處置毛澤東呢?毛又何以自處呢?
首先,中共黨內一般毛派高幹,本來就是和以陳紹禹(王明)為首、以史達林為靠山的國際派,針鋒相對的。史達林一死,國際派已全部靠邊站(王明於中共八大當選為最後一名中委之後,即潛往蘇聯定居,終於老死俄京),毛派幹部包括毛澤東自己在內,對史早就骨鯁在喉,不吐不快。可是此次赫魯雪夫鞭史,情況就複雜了。北京多數中央領導,包括劉少奇、周恩來、彭德懷和鄧小平等人,顯然都有意與蘇共步調一致,來搞黨內民主,反對個人獨裁。可是毛澤東這個傳統的反史派土共首領,這時卻搖身一變,變成史達林幽靈唯一的魔鬼辯護士了。在中共高級幹部一致附和鞭史聲中,毛則力排眾議,堅持評論史達林的歷史功過,應該是三七開:史達林功大於過。
朋友相信嗎,中共在八全大會中對史達林被鞭屍的反應,其後竟變成人民中國,和中國共產黨本身,接著發生的二十年不停的動亂,尤其是文革的十年浩劫的眾亂之源啊。
八全大會和新黨章
中共的八全大會是在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在北京開幕的。長話短說,大會中最重要一件議案,便是修改黨章,這個新黨章和七大通過的舊黨章,最大的區別,便是把原有的毛澤東思想(見上節)給劃掉了。這一劃不打緊,便把毛主席從瓊樓最上層,降級,降到基層,和其他工農兵黨員沒有兩樣了。
上節已言之,朋友,搞咱們中國的官僚政治,尤其是最高領袖,只能升,不能降也。更上一層樓,您可以去見上帝,像袁世凱;或晉升為太上皇,像鄧小平,您不能真的退居二線,便五六十年代之間的毛澤東,或二三四十年代三度下野的蔣介石。縱使是二級領袖,像五十年代被政敵趕出臺灣的、蔣家天下,陳家黨中的陳立夫。立夫先生在美國新澤西州開雞場時,或問陳夫人何以選此行道,夫人喟然歎曰:雞臉比人臉好看啊。毛主席在退居二線期中,王光美以第一夫人身分出訪印尼,大跳其探戈,不是也把隨老頭退居二線、舞藝比王夫人更強的江青,臉都氣扁了?文革中,劉主席失蹤了,第一夫人王光美被判死刑,豈非探戈奪命哉?真是官高位險,二線豈可久居?
關於這點怨歎,朋友,我們不能專怪我們的失勢英雄,和他們的娘子們呢?我們也要看看我們那些見風轉舵的無恥政客和高級知識分子,我們也要看看我們那久染於官僚醬缸中的社會大眾。文革中在全國最高學府的清華大學上演那幕活捉王光美的鬧劇,還不是清華大學中那批高知師生,觀風轉舵導演的?可恥吧。
讀史者閱人多矣。在中國傳統裏搞政治,一到瓊樓最上層,就得幹到死為止,絕不能退休。曹操不也說過,他如自動退休,欲為長城公,豈可得乎?縱在毛後的人民中國,君不見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