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海關人員是世界上最認真仔細，但也是最勢利眼的人。他們很能靈活運用毛澤東要區別對待的說法，對不同身份的旅客擺出不同的面孔。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上海海關。
看慣了紐約、巴黎和倫敦等地飛機場的龐雜擾攘，大陸的飛機場確能一新耳目，主要是靜得出奇。首先，機場是保密單位，設置了重重關卡，非工作人員不得入內。除了達官貴賓能在機場受到親迎和恭送，普通旅客一般是在城裡的航空公司辦事處與親朋見面或話別。我們到上海乘的是法航的飛機，每週一次來往於巴黎和上海之間，想是稀客，上海的機場嚴陣以待。飛機在虹橋機場上空盤旋下降時，我憑窗下望，場內杳無人影。飛機在跑道滑翔時，才見到機場大樓前一字排開的十幾個工作人員，膀子上纏著紅袖章，手持一本紅色的毛語錄，作揮手歡迎狀。這就是機場的紅衛兵。當時自然想像不到紅袖章所象徵的威力和破壞性，還同機上寥寥幾名外國旅客一樣，大讚紅衛兵是新生事物。
行李驗關時，我們才第一次品嚐了這新生事物的厲害。
我們行李不多，但世堯喜愛畫，經過歐洲，參觀美術館時，買了幾本畫冊。海關人員把每本畫冊都打開一頁頁檢查。除了一本中國古畫外，其他每本都有一兩張半裸或全裸的人體畫，一律斥為腐朽的資產階級意識，當場沒收。我從小就愛集郵，離美前共蒐集了上萬張郵票，洋洋八大本。走的時候，我挑了些自己以為珍貴的郵票，如清末和民初的郵票，帶在身邊，其他就託運。這些隨身攜帶的郵票，加上沿途購買的，如蘇聯和外蒙古的，也全部沒收。那個時候，阿爾巴尼亞以親中共出名，據說只有它的郵票才能倖存，可惜我從來不蒐集它們。
事後，我越想越不服氣。自己中國的郵票也要沒收，未免過分，難道否認歷史的客觀存在不成？一九四九前的中國就不是國家嗎？我終於寫了一封信，委婉地要求他們退回所有的中國郵票。過了一個多月，上海關的回信轉到了北京的旅館。信裡附了兩張清末的郵票和幾張民初的上面有孫中山和廖仲凱的像但引用了三四段毛澤東語錄，教訓我要批判性地吸取精華，揚棄糟粕。後到的一批郵票當然也是同樣的命運。從那以後，我再也不蒐集郵票。
上海的海關人員雖然厲害，百般挑剔刁難，但臉還掛著微笑，滿嘴的原則和政策，一副奉公守法的神色。天津的就不是這樣。
六七年，黃金地夫婦經由日本到大陸，乘的中國船。剛泊在天津港，還未上岸，負責邊防的解放軍立刻上船盤問旅客。問到黃的省籍，一聽說是臺灣，眼光便如同電棒般在他身上掃射，大聲質問他：臺灣人為甚麼到這裡來？
黃金地當場幾乎氣得發昏。不過，他以為這個士兵見聞閉塞，不知道臺灣是中國的一省，不能和他這個師大史地系的高材生相比。於是，他滔滔不絕地說了一通愛國和回歸的血肉關係。這時，邊防軍才點點頭，露出一絲諒解的笑容，但已嚇呆了站在一旁的黃太太。
解放軍又指著她問黃金地：你的愛人？
黃金地淵博的知識寶庫裡恰巧缺乏愛人的時代意義，一時瞠目不知所對。黃太太早已羞得滿面通紅，連忙挺身辯解：我們結婚已經五年了！
好不容易上了岸，海關人員又把他們嚇了一跳。由於在日本等候批准回國，等了半年多，他們多少知曉些大陸的物資供應情況，遂乘坐船的便利，帶了很多行李，從貴重的照相機、幻燈機等等到毛巾拖鞋，生活用品可說十分周全。天津關臨時加派了幾名關員來查行李，衣服件件抖開，連內衣也不例外，把黃太太窘得直想找個地洞鑽下去。行李查完了，最後要查她的手提包。她很驚愕，卻不敢違逆，忍氣吞聲地把皮包打開，內容傾數倒出。海關人員一一查看過，仍不放心，拿過皮包，倒翻過來，用手拍打皮包兩邊，看看有沒有夾帶東西。黃太太氣得眼淚奪眶而出。當晚，她在天津的旅館裡就吵著要回日本，眼睛哭得核桃大。
以後，他們在北京等待分配，工作地點或性質不如意時，總是要求再出去，幹部局先是充耳不聞，繼而顧左右而言他。我記得頭一回是派他們去教英語。黃金地在美國進修博士學位時，專攻人文地理，但據幹部局說，中國首先就不缺地理人材，尤其不搞人文地理，讓他去教英語已是黨對他的最大照顧。可惜黃金地偏不識抬舉，抗拒不去。七十年代初，我輾轉聽說他在北京的旅館裡堅持了四年之久，打破了留學生歸國住旅館的紀錄。
黃太太當時嚷著要回日本，真有先見之明，可惜被她丈夫大方向正確的勸說打消了念頭，竟蹉跎了四年光陰。
六六年夏天，有個女學者自巴黎回去。上海的海關倒是沒有刁難她，接待人員把她送到觀光旅館去。因為對祖國嚮往已久，她放下行李，就迫不及待地獨自逛街去。那時正值紅衛兵上街破四舊，手持利剪，碰到長髮或鬈髮以及任何有奇裝異服之嫌的，一律剪掉。這位小姐穿了裙子，走到南京路上便被紅衛兵抓住，裙子當眾被剪得四分五裂。她氣得欲哭無淚，任何事後的賠禮和解釋都不理會，第二天乘原飛機離開上海。
我由巴黎飛上海的前一天，從一個左派人士口中聽到此事。當時我熱情如火，還以為紅衛兵敢一視同仁是有魄力，立刻向友人要了一條長褲，第二天穿著上飛機。常聽人家說，女人比較能夠面對現實，富有第六感，我似乎是個例外。
話說天津的苛刻，其實還比不上深圳。深圳是中國最大的人口進出口地，等級劃分得最清楚，而且隨著政治氣候而流轉升降，敏感度不亞於股票市場。剛解放時，港澳同胞最吃香，以後轉向東南亞統戰，才淪為第二。六十年代後期，日本的華僑抬了頭。七十年代起，要打開美洲的局面，形勢才改觀；歐美華僑是頭等，臺灣同胞被發現了統戰價值後，已逐漸躍為上賓，其次是不入外籍的華僑，最末才是廣大無產階級的港澳同胞。也就是這些勞工階級，平日省吃儉用，逢年過節就扶老攜幼地回鄉探親。他們為了給親友捎些吃穿用品，用扁擔籮筐，肩挑或背負地，在深圳排長隊，有時一站幾個小時，等著填表上稅，被盤查審問，備受刁難。最近中共破天荒發行人民幣旅行支票，何不慈悲為懷，也發售實物用品券，旅客在香港付錢，到廣州領取，省得同樣一件貨品用火車運出，再用肩肘扛回去。我看到六七十歲的老太婆被擔子壓彎了腰，總覺於心不忍。
我有個朋友是新加坡的珠寶和地毯商人，幾乎年年要到內地訂貨。她因為愛國，五十年代就把長子送到國內唸書，捐錢給家鄉修蓋禮堂和澡堂；一度被捧為愛國華僑，進出深圳時優禮有加，僑委總要派小轎車接送。到了六十年代，便降為普通歸僑，行李接受檢查（以前據說只打開來行個注目禮而已）。六七年，華僑身份降到最低點，她的行李不但翻查，連皮包也不放過。更有甚者，當眾進行搜身當然是找個女海關人員來，這種地方就嚴行男女授受不親，絕不批孔。這個老太太一向是國貨的擁護者，身上的棉襖和毛料褲子全是北京買的。檢查人員搜索了口袋後，又在褲腳和衣襟處摸，唯恐夾帶甚麼。老太太傷心得很，見了兒子先抱頭大哭一頓。以後向我說到這一段時，還忍不住淚汪汪的。
這當然是失去統戰價值的華僑遭遇。我另外一個同年朋友由臺獨轉左派，當過周恩來的客人。他過海關時，剛自己打開一隻手提箱，海關人員立刻幫他蓋上，原來是多此一舉。這是官僚作風兼洋奴買辦，周恩來的客人左中右都有，難道個個都那麼可靠？
去年，有個抱佛腳左派這麼說是因為他從前當過十幾年的國民黨軍官，中共眼中標準的反動派，而且多年來也以反共人士自居作返鄉遊。中共讓他在所有的開放城市自由旅行和探親，還提供車船之便，沿途派人接待。進出海關時，禮遇之至，幾十捲未沖洗的膠捲毫無檢查就放過（周恩來傳的作者許芥昱教授訪問大陸半年，離開時，據說海關便沒收了他所有的彩色照片，筆記都不放過！想是許氏前不夠反動，後不夠左傾吧？）他出來後，對中共感激之至，連我聽了也受到感動。以他的背景，若生活在大陸，早戴上劊子手、歷史反革命的帽子，而且是牛欄和豬圈的常客；就是他的子女，手上未沾一滴共產黨人的血，這輩子也甭想出人頭地。但這正是毛澤東矛盾論的巧妙應用：殺人越多，在一定關鍵時刻越多宣傳和使用價值。這個新左派想必有所知覺，雖然口口聲聲中共偉大，抱怨在美國做寓公是寄人籬下，卻沒有半點回去歡度晚年的打算，到底還是知己知彼。
我離開大陸也是經由深圳。由於文革，前後有六年之久處於門戶關閉狀態，基本上禁止放人出國探親或移民。七二年開始解禁，結果形成一股去國的浪潮，到處交頭接耳地打聽移民加拿大的途徑。七三年春夏，每天由深圳到香港的就有好幾百人，游泳偷渡的還不算在內。香港政府相當緊張，派人和中共談判，要求克制。到秋天我們要走時，出境名額已降為一百人，實際放行八九十人。這樣，深圳囤積了不少人，住在旅館裡，每天一早去排隊等候名額。我生平沒有逃過難，倒是住在深圳的兩天有些逃難的感覺。我們一家四口由南京下來，一直有個老幹部護送。理智上，我相信自己一定走得掉。然而看到大家手中拿了千辛萬苦才撈到的出入境證，人卻走不掉，個個神情惶惶然，自己也跟著忐忑不安起來。同來的老幹部見我們第一天走不掉，連忙四出奔走，第二天終於得到保證，當天准許離境。他的細心周到以及辦事的老練給我留下極深的印象。
出去的人行李都很少，只有我們帶了大量行李，計有兩個大鋪蓋捲，五六隻箱子。因為有護送的幹部打過招呼，海關人員相當客氣，趕緊找個女同事來幫忙檢查。他們把行李攤開了一地，掩藏不住一份失望和好笑的神色。除了兩瓶茅台酒和很多瓶雲南白藥（我有很多醫生朋友，不約而同都送我白藥）外，就是大陸上穿用的舊衣服和六床棉被棉被太多了，幸好只看看，沒有拆開檢查（請別笑，海關拆被是確有此事）。其中有一床光被胎就重五公斤，難怪這兩個廣東佬嘆為觀止。我離開南京時，拆洗被面，委託一個朋友代訂。她知道我怕冷，悄悄把自己最暖最厚的一床好棉胎與我的掉換，訂好被面時才點破。這床被子便跟著我飄洋過海，目前還蓋著，除了保暖，它還充滿了溫馨的人情味。
回想起來，我和北京的海關來往最多。六六年底，美國的朋友分批寄出了我們的書籍。科技書全收到，有關文學的則沒收。我其實早有思想準備，雖然修了很多美國文學的學分，約有兩百本英美文學書籍，臨走前都贈送給一個希臘朋友，只保留二十多本法國小說和文學批評的書。我當時是有些投機的意思，心想英美是帝國主義，中共視作眼中釘，但是剛和法國建交，簽了文化交流協定，可能會容忍法國的文學作品。豈知不然。朋友分三批寄，我便前後接到三張書面通知。通知上羅列了郵寄的書名，最後一行是油印字：以上書籍均屬於資產階級反動思想，特予沒收。
那時，我在北京已住了半年。眼看舉國上下在破四舊的口號下，不但批評莎士比亞，連傲慢和偏見也列為大毒草（北大的大字報說，學生讀了它，態度更傲慢，偏見更深！）我知道西洋文學在中國不會有前途，倒也死了心。遺憾的是，我曾花了半年研讀普魯斯特的作品，而普氏全集是夏志清所贈，沒收了再購置也難。第三張通知上有本臺北出版的臺灣風土誌，是當年綽號紅狐狸的巴特斐送的，由於是僅有的一本有關家鄉的書，我特意要帶去大陸。這本書沒收，頗使我不服氣。它又不是文學作品，而純粹是地理和風土人情的介紹，臺灣是中國的一省，自己領土上的知識還要封鎖不成？我寫了一封信向北京關抗議。
過了一個星期，北京海關回了信，說他們審查了這本書，肯定它是四舊，因為裡面有一章敘述了各族山地同胞的風俗和生活習慣，而這些都是舊的，不合乎毛澤東思想，因此沒收無誤。我立即回信指出，這些舊風俗的習慣是客觀存在，不正視和研究它們，將來便不得改善。這封信是泥牛入海，迄無回音。
不久，郵差忽然送來一本莫泊桑小說選集。大概是朋友寄漏了，事後補寄。莫泊桑的小說與被沒收的巴爾札克小說相比，資產階級思想絕不會少，我猜想這本書是漏網之魚。中共檢查雖然嚴密，但不時還有疏漏的。七六年三月，香港南北極雜誌就曾收到北京寄來的一張油印傳單，末尾署名是恩來行動委員會正大光明戰鬥團。根據傳單透露，周恩來是在醫院裡被謀殺的。油印這種傳單在當時就是反革命行動，檢查時勢必扣下，能寄到香港，疏漏的可能性大過有意放行。據說明報收到更多類似漏網的信件，可見人心不死，高壓之下，敢試刀鋒的比比皆是。
六七年，郭子加夫婦給我寄了一個包裹，北京關通知我去領。郭太太先來信說寄了點小孩的衣服。我恰巧布票不夠用，正為孩子衣服發愁，接到通知，即刻興沖沖地跑去。海關人員卻遞出一張條子，要我先去納稅五十六塊人民幣。我吃了一驚，摸摸身上只有七八塊錢，不夠支付。海關人員倒客氣，說一個月內可以隨時交稅領取。我回到旅館時，興頭已大減。只要想想：一個中學畢業的學徒工是每月十六元工資；一個工作十年的大學教員月薪也就是五六十元；一隻包裹的稅等於大學教師一個月的薪水未免荒唐！夫婦商量了一夜，決定放棄。
第二天，我又去海關，說明我不想領取，請他們退回去。這回碰到的海關人員是個中年女人，態度很和藹。她說：行呀，但是你要付回程的郵資。我又是一驚，連忙問她郵費多少。她到庫裡把包裹取出已經打開過的模樣秤了秤，算算要五塊錢。中國對外的郵資很貴，我早有所聞，但平白要付五塊錢又有些不甘心。正在猶豫的當兒，她把包裹打開，抖出四磅毛線，一件新的嬰兒睡衣，一條牽拉孩子用的尼龍帶子以及幾件舊的嬰兒衣服舊衣服不打稅的，她特地聲明。
你別傻了！海關人員乘四周沒人注意，就低聲勸告我。幹麼要退回去？五十六塊錢哪裡能買到這些東西？這次稅打得一點不重，算你運氣！
她是肺腑之言。北京上好的毛線，由澳洲進口的羊毛紡成，當時賣一斤二十八塊。按這價錢算，光毛線也值一百塊錢（當然，我若留在大陸，畢生也不會去買這種高價毛線）。於是我又回去，湊夠了錢，第三趟跑來把包裹取走。當天我給朋友去信，請他們再也別寄包裹來。
近來，稅率似乎有些上漲的趨勢。去年有個朋友給北京的親戚寄了兩件毛衣和一些西湖藕粉（四人幫猖狂的時候，北京還賣藕粉，不知怎麼會跟四人幫一塊兒消失了？），結果抽了合二十美元的稅。我朋友獲知，趕緊寄了錢補償。把衣服和食品當奢侈品抽稅已是不合理，限制藥品進口的措施尤其不得人心。這兩年大陸藥品特別短缺，海關反而變本加厲地限制旅客攜帶藥品的數量。急救用的葡萄糖也課以重稅，如此苛刻，當今世界恐怕是只此一家。
本來，有經驗的華僑都是往內地寄舊衣服，親友可以免掉上稅。但七三年開始，中共忽然禁止收受舊衣服，理由是加強衛生，避免疾病的傳染。這理由當然牽強，從來就沒聽過誰穿海外寄來的衣服而害病的。真為老百姓健康著想，大可在香港扶植幾家左派洗衣店代洗代寄。明眼人都清楚，這是中共增加稅收的殺手鐧耗費時間來檢查一包包的舊衣服，結果分文不能收取，心情肯定不舒暢。
鄧小平三度上臺以來，大力恢復六十年代的僑務政策，海外華人乘機批評海關人員的作風。據說態度已有好轉，至少收起了一副把旅客當假想敵和準特務的僵硬面孔，輿論奏效，也是新鮮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