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了黑色的孔廟
東京對我好像是一個很熟悉的城市了，因為我曾經在那裏停留過多次。然而我所知道的東京，仍然是觀光客所知道的東京。一個龐大的國際性都市，有一千多萬人在裏面過著各式各樣的生活，而數百年的發展史，留下來的無數的時代的痕跡，對一個外來的過客，即使要了解一鱗半爪也是不容易的。所以這次偶然聽到東京有一座孔廟，我居然不曾去拜訪過，並沒有感到非常驚訝，只覺得有點慚愧而已。
一位日本朋友帶領我自新宿的旅社搭火車到秋葉原方向，他們的公司裏去辦事。在前一站停站的時候，我看到河川的對面山坡上是一片蓊鬱的樹木，樹叢中有些灰灰的廟宇的屋頂。他告訴我，這是孔廟（圖３）。真慚愧，來東京這麼多次，為甚麼沒有想到他們也應該有座孔廟？我大感興趣，一連問了他幾個問題，他一無所知。這只是一座孔廟而已，有甚麼好興奮的？他一生沒有進去過。然而為我的興趣所感染，同意安排利用午飯的時間，到孔廟一遊。我欣然道謝。
（圖片：東京孔廟的正門）
原來東京的孔廟，當地人稱為湯島之聖堂，難怪中國朋友在東京留學的也很少知道這裏。湯島是地名，聖堂就是聖廟。他們當年不曾把孔廟建造在東京城裏，就可說明日本人雖然尊崇儒學，並沒有把孔子神化。陪我的朋友說，在戰前這座廟非常突出，戰後東京急速發展，大廈林立，就逐漸不為人所注意了。
我們先到明治大學附近的一個小館子裏吃了午飯，乃沿著河岸步行到孔廟來。河，就是湯島川吧！雖經過都市化的嚴重破壞，還可以看到一些綠油油的楊柳。門前是一個碎石舖地的小廣場，立著一座石鋪，是大正十一年史蹟湯島聖堂碑。根據記載，湯島聖堂是十七世紀時建造的，相當於我國的明末清初。為德川幕府提倡儒學的具體措施。與一切古老建築相同，湯原聖堂經歷了多次災禍，修建了多次，早已面目全非。在三百年間的變遷，比較重要的改變，是把正殿改名為大成殿，同時卻把柱梁架構原有的紅色改為黑色。對一個中國人而言，最令人感觸萬千的，莫過於看到這些漆黑的大柱子。這樣的深沉，這樣的不可測度，為甚麼中國人從來沒有想到用黑色來建孔廟呢？
大門乃由四根粗壯的大柱子支撐著一個厚重的屋頂，黑灰的調子相當肅穆敦重，略顯得頭重腳輕。匾額是金色的仰高二字，襯在結構的黑底上，特別醒目。這座大門其實是三間，只是兩側的便門甚為矮小，易為人所忽略。這裏原應該是我國孔廟的櫺星門，通常是面闊三間並列，以氣派勝。比較起來，這裏顯得局面不夠壯闊。走近了，知道粗大的結構是鋼骨水泥改建的。
進了大門，要走幾十公尺略加曲折的石版路，登幾十步石階。右轉才是孔廟中軸線上的正門，入德門。大殿背山面河而建，前低後高，正門已經接近河岸了。然因地勢高，自仰高門進來，還要上登幾十階。沿途的環境感覺綠蔭相夾，靜寂之至，倒像一座佛寺。
入德門是孔廟中僅有的一座木造建築，是十八世紀最後一次大修時的遺物，被列為重要文化財，附近不准吸煙。也許因為是古物，這座門的規模與氣派不如仰高門遠甚。同樣的黑色木構架，灰色瓦屋頂，單開間，但顯得細緻輕巧些。而尤其是木構造的若干接頭使用銅件，梁架上、柱頭上，及搏風板都有精美的雕刻，與我國的建築相近而不相同，而尤有古風。可惜為了保護該建築而加的銅質天溝與水落，影響了建築的外觀。這在我國，恐怕是不能為大眾所容忍的。
進了入德門之後，要爬一個臺階，才能到達正殿的廣場。臺階兩側林木茂盛，但因為自門口即可看到遠處最後一進大成殿的匾額，空間的連續感還是很緊湊的。而中國孔廟中所沒有的高差，卻予人一種仰高的感受。爬上臺階，就到了我國孔廟中大成門的前面。而在這裏，臺階上是一個花崗石鋪的廣場，正面的建築，為五開間三門歇山頂，匾額上金書杏壇二字。我孤陋寡聞，從來沒聽過孔廟中有用這兩個字為額的，覺得很新鮮。
杏壇的三間門，只有中央一間是開著的，因此可以看到大殿及其兩廂的外貌，但卻用繩子攔著，不准參觀。如果沒有日本人陪我，說不定偷溜進去瞻仰一番大成殿中的景象。
大成殿是五開間單檐歇山頂，屋頂比例相當舒展，正脊兩端有非常特殊的鴟尾。灰綠色的屋瓦，黑色的柱梁，灰色花崗石的正庭鋪面，整個感覺是溫和而又嚴肅的。大殿前沒有月臺，又沒有前廊，所以顯得臺基不夠寬大。在造形的意味上與我國明清以來的孔廟確實有相當大的距離，與本省孔廟的繁瑣裝飾來比較，距離更遙遠了。
杏壇與大成殿的這個四合院是大正年間由日本的中國建築權威，伊東忠太教授所修復的。伊東博士在我國也很知名，也是我國古建築研究的開拓者之一。他修孔廟，據記載是依原樣修復的。但民國初年的修復觀念與今天大不相同，他修孔廟乃用鋼骨水泥取代木材，顯然只保存了當時的形貌。可見古建築的修復在觀念上見仁見智，有相當歧異。混凝土的柱梁上很久沒有塗油漆了，多處斑駁，不太順眼，我就與同行的日本友人談到這個問題。他們不能了解我的觀點，也看不出為甚麼木結構的古建築不能用耐久的混凝土修理。但他們笑著說，他們是外行，所以表示的是外行意見。
自杏壇前的廣場返身回顧，只感到下面一片綠色，靜寂之感與寺院相近。我不禁在想何以日本的孔廟會有如此大的差別。就以色彩來說，日本江戶時代的建築並不是崇尚黑色的。有名的觀光區日光地方的佛寺，其色彩之絢麗與裝飾的堆砌，即使是中東地區的宮殿也比不上。把孔廟改漆為黑色，顯然是經過深思熟慮，有意要與一般寺廟所流行的紅色劃清界線。
推測起來，也許孔子的祭典在日本並不是國家正式祭典的一部分，孔廟又不是官學，所以孔廟的建築就沒有一定的限制。他們稱之為聖堂，就表示發自內心的尊崇，超過了制度與形式。他們使用的仰高、入德、杏壇等名稱，反映了知識分子的見解，與他們對孔廟建築的看法。或我國，由於孔子被追封為王位，連皇帝都要做形式上的祭拜，孔廟的制度相當官樣化，在主軸上使用櫺星門、戟門、大成門、大成殿、啟聖祠等名稱。櫺星門外尚有泮池。日本人沒有這樣的包袱，反而可以就他們自己內心的感受，及對儒學的體會，來解釋孔廟的建築。坦白的說，異邦人發自精神的表現，比起我們純形式的孔廟來，要動人得多了。
在仰高門與入德門之間，有一講堂，是純日式的建築，相當於明倫堂吧！在這裏有定期的中文或儒學課程。講堂旁邊，有一座高大的孔子立像，遠看去，覺得面貌與造形都很熟悉，原來是三年前臺北市贈送的，使我有點遇到故舊的感覺。該像坐落的背景很恰當，以綠色的枝葉為襯，是很受看重的。
松岡美術館的古陶瓷
東京的門牌系統，在臺灣的中國人是很熟悉的。那就是先有區，再有丁目，再有號碼。若干年前，我第一次到東京，住進旅館就拿出一份友人的地址，請櫃臺的服務人員告訴我怎麼可以聯絡。他們說除非有電話號碼，在東京找一個陌生的住址是很困難的。東京的門牌好像只有郵政局當地的郵務員熟悉。他建議我最快的聯絡辦法是打電報。這辦法果然有效，我的朋友當晚就接到電報，第二天就打電話到旅館來了。（當時我的朋友尚在念書，家裏並沒有電話。）
以後雖去東京多次，訪問參觀多半在事前安排好，或有朋友帶領，沒有遇到過找地址的問題。這次去東京，機票的安排困難，不得不多逗留一天，因此行程稍鬆散些。為充分利用機會，決定自行訪問幾處與中國文化有關的民間文教機構，雅興有了，就不得不面對尋訪的問題了。
原來日本有些文教機構是私人設立的，規模不大，所典藏的圖書與文物卻很珍貴。研究中國文物的專家大概對他們都耳熟能詳，而一般的日本人知道的卻不多。在我們寄榻的旅館附近看到松岡美術館的一張廣告，正展出中國古陶瓷，覺得應該是很適合的去處。向日本朋友打聽，他們都率直的表示一無所知。看他們毫無興趣的神情，不打算再麻煩他們陪行了。試試自己在東京訪古的本事如何。
東京的門牌系統傳承中國古代坊里的觀念，是用行政區劃的名稱來做綱領，是面的系統，與後世用街巷的名稱做綱領之線系統大不相同。面系統只能告訴你約略的位置，很難按圖索驥，是很古雅，也相當落後的。我很佩服日本人保存傳統的精神，直到今天，大街竟都沒有起名字。
松岡美術館在一條大街上的高廈裏，離華航辦公室不遠，照說不難找。但是我們能夠順利找到，乃因向沿途的一家文物店打聽的結果。說來也是運氣，我們幾乎要轉向了，竟看到這家古董店。
松岡的中國古陶瓷收藏很了不起（圖４）。尤其最近幾年，投入了很多資金，大量收購高品質古文物。展出的量雖然不大，但品質非常好，堪稱世界第一流。不但大陸展出的僅具有考古價值的東西無法與它相比，即使歐美大博物館中的展品，恐怕也略遜一籌。我國的故宮博物院，元代以上的收藏很有限，像這樣高品質的唐、宋、元代作品，實在應該大量的編列預算去收購，尤其是最近若干年，由於中共的大量發掘，世人對中國陶瓷的興趣，早已自明清上推到漢唐。中國古文化的盛期展現的壯闊的創造力與灑脫的風韻，實在令人神往，比較起來，明清的官窯之纖細軟弱，實在不足以引為驕傲的。
松岡博物館在中國文物收藏上是比較新的機構。松岡先生是一位成功的商人，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就發了戰爭財，成功的企業家收藏美術品是世界的通例，松岡也不例外。年輕時喜歡現代繪畫，可惜其收藏在東京大地震時被焚。年事較長，才喜歡古代美術，對中國古陶瓷發生興趣還是最近的事了。至於他公開收藏品，設立博物館，也不過六、七年的歷史。
這使我想起即將關門的國泰美術館來了。
在歐美，私人開設的博物館很少。有錢人的收藏品早晚都捐到大規模的博物館去了。有些很有錢的人，甚至捐給博物館加蓋展示廳的費用，以展示自己的收藏。日本與我國的情形近似，有錢的企業家，購藏的美術品或古代文物，喜歡自己保存，因此每人都在想建造一座博物館。這樣做原也未可厚非。但是博物館是慈善性服務大眾的組織，雖收門票，卻是賠錢的。企業在賺大錢的時候，維持一座小博物館是輕而易舉的，一旦經濟情況發生變化，很可能面臨關門的命運。
這種博物館要保持永久，實在是很困難的。國泰美術館關門後，恐怕美術品都要出售還債了。這當然表示我們沒有法令的約束。日本人有博物館法，執行似乎也不太嚴格，但他們成立財團法人式組織，使博物館具有脫離企業的地位，使它不至於受到經濟情況變動的影響。即使如此，長久的投入人力物力，除非有相當穩固的基金，是很難辦得到的。這在我國，幾乎無此可能。大企業家都希望在回饋社會的事業上，能收能放，所以大多仍只能把這些事業抓在自己的手上。因此私人博物館到目前為止，談得多，做得少，即使未來大量的設立，恐怕都難免國泰美術館類似的命運。
大倉集古館的石刻
自松岡美術館出來，想順便到附近的大倉集古館看一下。大倉集古館是很有名的私人古文物收藏機構，很久就想去瞻仰一番而找不到機會，難得此行有點空閒，就不打算錯過了。
剛巧天公不作美，竟下起雨來了。我們趕緊搭上一輛計程車，請他帶路，一時忘記日本計程車的本領是有限的。這位司機先生不知大倉集古館在何處，但知道有一家大倉旅社，就向那個方向前進。由於語言不通，就把該館的地址拿給他看，上面寫著區、丁、目等，他老兄顯然茫然不知如何走法。甚至連大倉旅社的大門也找不到。轉了半天，依我推想他找不到的，就請他停車在一座教師會館之類的建築前面，冒雨進出詢問。警衛室的人員很客氣，但看了地址仍然無法指出方向。難得他熱心幫忙，打了電話給大倉集古館，又搬出那一帶的地圖，才弄清楚地點。我們按照地圖，找到自己的位置，發現計程車帶我們繞了一圈，距離並沒有縮短。索性買了把雨傘，踏著雨滴去尋雅了。
大倉集古館果然在大倉旅館的前面，是自一個小巷子進去。該旅館是很有名的，也算是車水馬龍，但很少幾個人注意到大門旁邊那座小博物館的。這也難怪，集古館的圍牆上寫了斗大的英文字，是大倉旅館，甚麼人會去注意小牌子上的字呢！
創館的大倉先生是明治時代的人物，為當時的大企業家，也是受封的貴族，對明治維新似乎有相當的貢獻。生前收集了不少的文物，去世後，由其第二代設館公諸於世，為日本第一座私人博物館。館的四周為院落所圍繞，陳列著來自中國與泰國的石刻，相當可觀。其中也有大倉先生的雕像（坐著讀書的銅像），及紀念其豐功偉業的碑文。依大倉當年的氣魄，局面顯得侷促些。恐怕因為後代有經濟的問題，不得不以大部分的土地建造旅館之故吧！但卻不免使我感到，即使在如此尊重文化資產的日本，在現實的壓力下，文化的設施也是很寂寞的！
該館是二層樓的建築，也是在大地震之後，由伊東忠太博士所設計的中國式的建築。屋頂是廡殿式，瓦為銅綠色，脊上的吻飾很簡單。伊東對中國建築非常熟稔，如果有些不合規矩之處，也是他有意修改的。地面層為石砌面，並有拱圈，是所謂東西合璧的作品。大倉把集古館蓋成中國的式樣，可知對中國文化的尊崇。我注意到入口處的匾額是民初中國的政要徐世昌寫的。
與外觀比起來，內部的陳列品多少有點使我失望。既然館的式樣是中國的，裏面應該陳列著中國文物吧！事實不然，中國古物只有少數幾樣而已。記得在過去讀過的介紹文字中，敘述大倉集古館曾受東京大地震的災害，損失了不少寶貴的古物。中國古物的收藏是否因此而遭到破壞呢！
所幸我最關心的一件石刻仍然陳列在那裏。我知道大倉集古館的名稱，乃因伊東忠太所著的中國建築史上首次提到這座佛像。這座像特別之處，在於其背後刻著甚多建築物之形象，簷角起翹誇張，如同牛角一樣。據伊東當時的推斷，認係東晉之物。由於該像來自河北涿縣永樂村東禪寺，應該是前燕所轄之地，時當紀元四世紀。由於建築史家一直認定中國建築的飛簷開始於南北朝末或唐初，這塊牛角形出簷的石碑，就使他們大傷腦筋。伊東認為誇張的簷角只表示簷端之彎曲裝飾物，相當於鴟尾，並不能推翻南北朝末期產生飛簷的學說。
後來我在伊東另外一篇文章中，看到對此碑年代的推斷，向後延伸了兩個世紀，認係六世紀時北齊之造物，有多種遺物顯示中國建築已有翼角起翹之現象，這樣歸類，當然可以便利於支持已有的界說。我曾在拙著《斗栱的起源與發展》一書中，根據此碑上屋頂的造形，討論其宗教意義的可能性。
這次親眼看到這座雕像，以重要文化財的資格被維護著，心中充滿了不虛此行之感。但是看說明簽上指示的時代則改為五世紀的北魏，必然是有根據的。最近幾十年來，由於遺物發掘的數量很大，南北朝時代的文物斷代多了不少證據。這座石碑刻有大量的圖案與人物，推斷正確的時代應該是不成問題的。然而這可以說明對古代人物的研究是很困難的。
我在雕像的前前後後走了幾遍，覺得應該攝影以供參考；而大倉集古館是禁止攝影的。與守衛人員商量，他們要我與管理員商洽。幸虧遇到一位物理學教授也在參觀，他能說英語，可以經他的翻譯說明來意。管理員表示同意後，我使用了最後兩張底片，留下了值得寶貴的紀錄。
（圖片：大倉集古館的北魏石碑）
靜嘉堂的木刻版書
這次去靜嘉堂文庫則是很偶然的。知道它的存在乃因翻閱讀書目錄時，發現它有相當數量的中國古版書。我並不是讀古書的人，但近年對古典風水有興趣，不時注意這方面的古書，曾在它的目錄中發現有兩部明代中葉前的木刻版風水書，因此靜嘉堂這個名字就一直記在我的腦子裏，後來在翻閱中國古代美術的著作時，有兩個精美的唐三彩器，下面註明屬於靜嘉堂文庫。這當然加深了我的印象。
前些時候我曾打聽取得那兩本古風水書複印本的可能性。由於與日本的學術界毫無淵源，隨便打聽一下，並沒有甚麼結果。因此使我感嘆做點研究是很困難的。這次去日本另有公務，雖然抱著渺茫的一點希望，並沒有訪問靜嘉堂的計畫。只是在聊天時，一位日本朋友問我公餘有無其他的打算，我不經意的說，如果可能，很想去靜嘉堂找兩本書，他大為驚訝，我為甚麼知道這樣一個偏僻的所在？
實在巧合，他的家就在靜嘉堂文庫附近。大部分的東京市民都不曾聽說過這個名字。因為這個機構坐落在住宅區中的一個公園裏，只有住在當地的人偶爾去散散步，才會注意的。當然，我的朋友大概不知道這文庫有厚厚的一本中國古書目錄，在漢學界可能是世界聞名的。他聽了我的解釋之後，表示可以利用午飯前後的時間，順便訪問一下。他認為我的訪問路線相當配合。
靜嘉堂坐落的住宅區，道路狹窄曲折，七彎八轉，才到達那座近似原始林一樣的公園。如果不是朋友帶路，無論如何是找不到的。走上濃蔭夾道的一條小路，再轉一個彎，才看到兩座飽經歲月的老房子。車子就在砂子鋪地的停車坪上停下來，使我感到繁華的、處處標榜二十一世紀的東京市，忽然在眼前消失了。
其實這文庫的房子並不真老，看樣子也不過二次大戰前的建築，只是在叢林之中的極靜，予人以時代的錯亂感而已。靜嘉堂與大倉集古館相似，都是日本現代化初期的貴族知識分子的積藏，後經公開者，所以建築環境都代表當時的趣味。
靜嘉堂分兩部，一座日西合璧住宅形式的建築，規模較小，是中國陶瓷的陳列室。此非我此行的目的，但既來了，就順便看一下。當時正展覽唐三彩。數量不多，但品質甚高（圖５）。靜嘉堂展出的三彩馬、駱駝、神將與鎮墓獸等，原是相當常見的器物，但其尺寸特大，雕塑精美，為國內所無。故宮博物院並無唐三彩藏品（有三、二件贈品），歷史博物院所藏品質中等，如馬，不過一尺左右的高度，靜嘉堂所藏屬於二尺半以上的大件，實在驚人。這裏的一件不太起眼的白底貼花滴藍彩罐子，被指定為重要文化財。又有一只真物大小的三彩鴛鴦，一對守護獅子，被指定為重要美術品，都精美異常，令人感動。看了這樣水準的東西，不免覺得當年我們自己不懂文物的可貴，為外人廉價取得，實在是很丟臉的事。政府應該編夠預算，設法搜購國外民間的重要文物才好，不可再任其流入外國的博物館裏了。
靜嘉堂的文庫是一座外觀平實的三、四層建築，大約是書庫的面貌吧！進口處亦很不顯眼，門是緊閉著的。按門鈴數次，才有一位女士出來詢問來由。我遞上名片，由同行的日本朋友解釋，終於得到管理人員的許可，容我們入內。
室內陰暗，是深色木板鑲裝的西式建築，一邊有壁爐，上懸創辦人的畫像。面積不大，應是明治時代的遺物。因係西式地板，我們要脫了鞋才能進去，靜嘉堂文庫為重要文化財，室內不准抽煙。我搞不懂是指這座房子為文化財，還是指庫內的藏書？請教那位朋友，他搖頭笑笑，根本不知道文化財為何物。
我們被引進一間明亮的大房間，有兩個大窗戶面對院落，很像當年的書房。裏面有二、三人踞案研讀。我們進門後，先要登記，然後填寫單子，要求取書查閱。這個手續似乎與中央圖書館的珍本書取閱方式相類，只是日本人在形式上顯得更加謹慎小心而已。
因為時間匆忙，我就不客氣的說明來意，自目錄中查出那兩本風水古版書號碼，請她拿出來看看。我以為她會像中央圖書館一樣，讓我看微粒影捲，那知過了一會，她把原書捧出來了。並告訴我說，其中的一本是很珍貴的。
她指的那一本是很普通的《葬書集註》。在目錄上寫著明新刊本。我想看這一本書，乃因《葬書》流傳甚廣，各版本均來自明末，也有文字的不同。同時我很懷疑這本書的來源，一直想知道是否明新人所杜撰的。明新刊本應該可以解答我部分的問題。經看到原本，發現這書不是明新刊本，恐怕至少屬於元代的遺物了，因為明新儒者宋濂先生在書前有夾頁的批文。照常理推斷，他在書前寫批，在當時應該已是古書，所以靜嘉堂把它歸在宋版書一類裏。這樣說來，南宋已經有《葬書》是可以肯定的了。
她同意我可以申請影本，但因他們沒有影捲，沒有現成的複印本服務，影本的製作非常昂貴。尤其是宋版書，每複印一本再加約臺幣一千之費用。折算起來，印一本沒有多少頁的書，竟要數千元新臺幣了。考慮了一會，覺得也沒有選擇，只有拜託她代印了。我們辦了手續，辭謝出來，她把我們送到門口，行禮如儀的，才告別而去。我感到了卻一樁心事的愉快，公園裏的鳥聲居然也很入耳了。
（後記）本文發表後，承中央圖書館蘇積先生指正，靜嘉堂文庫之《葬書》仍應為明新版，後再向該堂查詢，同意不照宋版書收費，蘇先生的意見是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