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藝術家，我只能說是文藝的愛好者。其實嚴格地說，我也不能算是作家，說我是寫家倒更恰當些。寫家這兩個字是老捨同志在重慶時經常使用的字眼，那個時候還沒有見過作家這個詞組。我們曾被稱為小說家。記得一九三三年上海《東方雜誌》徵文欄發表了老捨同志和我的書面意見，兩個人的名字上都加了小說家的頭銜。老捨同志不用小說家的稱呼而自稱寫家，只能說是他很謙虛。我稱自己為寫家，也有我的想法，一句話，我只是寫寫罷了。對於寫作之道和文學原理等等，我是說不清楚的。最近有幾位法國漢學家到我家裡做客，閒談起來，一位年輕的客人知道我就要著手寫一部長篇小說，他問我倘使寫成它將是一部什麼主義的作品。我回答說我寫小說連提綱也沒有，從來沒有想過我要寫什麼主義的作品，我只想反映我熟悉的生活，傾吐我真摯的感情。至於我的小說屬於什麼主義：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批判的現實主義？或者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的結合？應當由讀者和評論家來講話。作為寫家，我講不出什麼。但作為讀者，我還是有發言權，對自己的作品也好，對別人的作品也好。因此對寫作的事情，對具體的作品，我還是有自己的意見。我並不敢說自己的看法正確，但有時候我也要發表自己的意見，即使它們和評論家甚至長官的高見不同，我也會保留自己的看法。
前兩年有一兩位過去在《上海文學》或《收穫》做過編輯的朋友對我說，張春橋在上海做官的時候，對他們罵過我。我又想起在批鬥我的會上有人揭發刊物編輯用了我的稿子受到張春橋的責備。當時張春橋是被認為無產階級革命左派，是好人，他罵了我就說明我是反動派，是壞人。在四人幫及其爪牙的心目中，文藝也好，作家也好，都應當是他們的馴服工具。他們隨便胡說什麼，都有人吹捧，而且要人們照辦。我記得一九七五年徐某某忽然心血來潮，說出版社的首要任務是出人。出版社不出書，卻出人，那麼學校幹什麼呢？可是徐某某是長官，大家都要學習他的新的提法。本來是胡說，一下子就變成了發展。三突出、三陪襯等等的三字經不也是這一類的胡說嗎？想想看，一個從事創作的人發明了種種的創作方法來限制自己，等於在自己的周圍安置了種種障礙，除了使自己行路難之外，還會有什麼樣的效果呢？又如張春橋過去大吹寫十三年【註一】的高見，北京有人剛剛表示懷疑，他就大發脾氣。他在上海的時候，你要反對大寫十三年，那可不得了。其實誰也知道這種高見並不高明，也無非使自己的路越走越窄而已。我還記得還有一位主張寫十三年的長官，有人請他看話劇，他問，是不是寫十三年的？寫十三年的，我就去看。不幸那齣戲偏偏比十三年多兩三個月。他一本正經地說：不是寫十三年的，我不看。
【註一】十三年指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二年。
這並不是笑話。上面一段對話是我親耳聽見的。雖然請看戲的人和被請看戲的人都已離開人世，但那位只看寫十三年的人因為是長官，人死了，餘威猶在，還可以嚇唬一些人。的確有一些人習慣了把長官意志當做自己的意志，認為這樣，既保險，又省事。所以張春橋和姚文元會成為大理論家，而在上海主管文教多年的徐某某也能冒充革命權威。當然這有許多原因，張、姚二人五十年代就是上海的兩根大棒。難道這和既保險、又省事的人生哲學就沒有一點關係嗎？
我最近翻了一下中國文學史，那麼多的光輝的名字！卻沒有一首好詩或者一篇好文章是根據長官意志寫成的。我又翻了一下俄羅斯文學史，尼古拉一世統治時期出現了多少好作家和好作品，試問哪一部是按照長官的意志寫的？我家裡的確有按照長官意志寫成的小說，而且不止一部，都是在四人幫橫行時期出版的，而且是用三結合的創作方法寫出來的。所謂三結合，說清楚一點，就是一個人出生活，一個人出技巧，一個人出思想。聽起來好像我在說夢話，但這卻是事實。一九七五年十月在一個小型座談會上，我聽見上海唯一的出版社的第一把手說過今後要大大推廣這個方法。最後他還訓了我幾句。他早就認識我，第一次當官有了一點架子，後來靠了邊，和我同台挨批鬥，偶爾見了面又客氣了，第二次上台就翻臉不認人。他掌握了出版社的大權，的確大大地推廣了三結合的創作方法。那個時期他們如法炮製了不少的作品，任意把四人幫的私貨強加給作者。反正你要出書，就得聽我的話。於是到處都是走資派，大寫走資派成風。作者原來沒有寫，也替他硬塞進去，而且寫進去的走資派的級別越來越高。我說句笑話，倘使四人幫再多鬧兩年，那位第一把手恐怕只好在《封神演義》裡去找走資派了。更可笑的是有些作品寫了大、小走資派以後來不及出版，四人幫就給趕下了政治舞台。走資派出不來了，怎麼辦？腦子靈敏的人會想辦法，便揪出四人幫來代替，真是戲法人人會變。於是我們的文壇上又出現了一種由反走資派變為反四人幫的作品。這樣一來吹捧四人幫的人又變成了反四人幫的英雄。長官點了頭，還有什麼問題呢？即使讀者不買賬，單單把書向全國大小圖書館書架上一放，數目也很可觀了。可能還有人想：這是古今中外文學史上的了不起的創舉呢！
讓我這個不懂文學的寫家再說幾句：為什麼在國民黨反動統治時期，三十年代的上海，出現了文藝活躍的局面，魯迅、郭沫若、茅盾同志的許多作品相繼問世，而在四害橫行的時期，文藝園中卻只有一花獨放、一片空白，絕大多數作家、藝術家或則擱筆改行，或則給摧殘到死呢？這難道不值得我們深思嗎？
一月二十五日